新的起点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爱伦堡思想上发生新的变化，创作上出现新的起点的阶段。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爱伦堡曾多次回国考察，感受到苏维埃政权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崇高的威信，体验了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革命热情，因而创作出像《损公利己者》（1925）、《在普罗多奇内胡同》等反映苏维埃现实生活的小说，肯定了革命的伟大力量，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的讽刺形象。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还看不到强有力的正面英雄形象。

一九三一年，爱伦堡在西欧各国旅游，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只要法西斯势力存在一天，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斗争终不可免。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使他从固执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一九三二年回国后，他访问了莫斯科——顿巴斯铁路和库兹涅茨克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地，亲眼看到了祖国工业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这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和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1935）里，第一次以苏联社会现实为题材，以建设工地和北部伐木场为背景，描写了苏联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场面，展现了他们忘我劳动、一心为集体的精神面貌。从三十年代起，爱伦堡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方面来。在一九三四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 爱伦堡谈到艺术同生活的密切联系，艺术在政治生活和教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爱伦堡作为《消息报》记者多次到西班牙访问，并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作为苏联的反法西斯作家的代表两度出席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关于法西斯的特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如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

（1937）、诗集《忠诚》（1941），表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口粮》、《我的巴黎》、《西班牙》等特写中，爱伦堡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困苦生活。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爱伦堡当时正在法国巴黎，他亲眼目击了巴黎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沦陷，并以此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

（1941）。在这部小说中，他试图探究法国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败的所谓“法兰西悲剧”的政治、历史、道德的原因。他在《在第一天》（1941 年） 这篇文章中指出：“我看到了巴黎的沦陷。它的沦陷不是由于德国人不可战胜。它之所以沦陷，是因为变节和胆怯毁掉了法兰西⋯⋯”后来，他又以战争为题材创作了《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2）。这三部作品具有一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构成了“战争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和苏联的广阔历史画面。其中，《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分别获得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奖金。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开始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爱伦堡以记者身份到过前线许多地方。一九四一年八月，他到了勃良斯克附近的前线阵地，随后又来到了莫斯科城下保卫战的苏联红军中。在那些战斗十分艰苦的日子里，他到过基辅、戈梅尔、勒热夫；他曾随

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明斯克、波罗金诺；他亲眼目击了在维尔纽斯进行的巷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他的身影活动在德国的许多地区，直到最终攻克了柏林。在战争期间，爱伦堡以锋利的笔触，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立意深刻、富有文采的战地评论和通讯。爱伦堡几乎每天都在报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军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和特写，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念。这些热情而又论述精辟的政论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爱伦堡赢得了世界声誉。它们后来收在以《战争》

（1941—1944）为总标题的三部政论集子里。加里宁同志曾讲过，“⋯⋯爱伦堡的文章在我们的鼓动文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爱伦堡是在跟德国人进行肉搏战，他对敌人左右开弓。”一九八二年我国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戈宝权等同志翻译的《爱伦堡政论通讯集》，其中很多文章就是这个期间写的政论、通讯和报告文学。

一九四九年四月，爱伦堡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达了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我们拥有比一切原子弹更强大的武器——人的觉悟。和平对于我们是宝贵的，因此我们珍爱它。我们珍爱和平并非因为我们软弱可欺，而是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而我们热爱和平，正是因为我们强大有力”。可以说，坚信人民的觉悟和先进思想的巨大力量，坚信人民为争取自身幸福而斗争必将获胜——这些就构成了爱伦堡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的主旋律。战争使爱伦堡在思想和创作上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