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使爱伦堡的头脑清醒了，他从资产阶级艺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横在他面前的是令人不安而可怕的现实。战争使爱伦堡的社会政治观点起了很大变化。他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而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的倾向。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间，他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堡《市场报》的军事记者，曾到德、法前线去采访。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生涯的开端。在前线，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他看到了战争对一部分人是苦难的深渊，而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憎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认为旧世界即将灭亡，整个世界要发生巨变，可是，他看不到改变社会和制止这场战争的社会力量。爱伦堡后来在《写给成年人的书》（1936）中曾回忆了他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听人家说，我流露过仇恨的情绪；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由于仇恨而变得成熟了。但我看不到前面，我像一头野兽一样顺着脚印追踪⋯⋯”这种迷惘的心情突出地表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爱伦堡说：“我们想要消灭那掩盖世界上骇人听闻的谎言的美。我的理想是用诗歌破坏诗歌。”诗集《前夜之歌》（1914—

—1916）就是他这种美学思想的产物。爱伦堡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是世界发生大变动的前夜，这是世界上那些罪恶势力的终结，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

苍穹下，人们东奔西窜。梦沉沉，似醒非醒——

抖落了，又引来一串串⋯⋯ 一切都将同归于尽——

操着呓语，衰微，枯干。

（《在车厢里》，1915 年 4 月）村子里，狗在哀叫，

使人想到这里还有生灵。狗为那失去的东西哀叫，而此刻，一切都云散烟消。一切⋯⋯

（《暮色》，1915 年 5 月）

显然，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在这本写于法国的诗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献给祖国的诗行：俄国土兵、俄罗斯田野和村庄、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俄罗斯农妇⋯⋯但在爱伦堡笔下，俄国——这是一个愚昧无知并充满泥泞的国家，这是一个笃信宗教而停滞不前的国家，它默默忍受着眼前的一切灾难和痛苦。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爱伦堡这个在异邦、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的游子，带着朦胧的希望，于七月间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回到了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爱伦堡参加了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在社会保障部、学龄前教育组、剧场管理处等单位工作。但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看到国内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十月革命感到不可理解，在他头脑中产生了怀疑、犹豫、动摇的情绪。这种思想倾向在《为俄罗斯祈祷》（1918）、

《沉思》（1922）等诗集中都有所反映。后来，在革命现实的教育下，他对

于创造合理的新社会必须经过残酷的斗争开始有了认识。在一九○二年一月至三月所写的组诗《克里米亚之夜》里，爱伦堡仰望长空，唱出了他的心底的歌儿：这就是我，一个盲人⋯⋯而现在，我要歌颂动乱的时代。他表示要跟自己的祖国一起经受考验：

我们决不离开温暖的母体，我们决不离开苦难的大地。谁离去——他终要归来，

但那时——两腿将沾满稀泥。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爱伦堡还出版了几本诗集：《火》（1919）、

《前夜》（1921）、《随想》（1921）、《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这些诗仍然流露出他那种左右摇摆的思想情绪。他一方面热烈而真诚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赞扬这是“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既欣喜又恐惧”。因此，他把革命比作“血腥的风”、“清洗的篝火”，“毁灭性的爱”。

一九二一年春开始，爱伦堡作为苏联报纸记者，长期住在国外。二十年代初，他住在柏林，为《俄罗斯图书》和《新俄罗斯图书》撰写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并于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俄国诗人画像》和《毕竟还是在转圈子》两本论文集。在这些论著中，爱伦堡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主张艺术家应该脱离生活而独立。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我吟咏诗，这些诗是我的。”他提出，要用建筑美、机器美、桥梁美来代替艺术作品的美。他甚至把人和技术对立起来，提出了所谓“钟表和人何者更为宝贵？”这样荒诞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爱伦堡发表了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以下简称《奇遇记》）。当时，他客居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比利时的一个海滨小镇里亚潘。他住在一间窗户开向大海的小屋子里，从清晨直到深夜不停地工作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爱伦堡便写完了《奇遇记》，速度之快就好像有人在口授而他只是笔录一样。爱伦堡后来回忆说：“有时手写累了，我就到海滨散步。狂暴的海风吹翻了咖啡馆空旷的露台上的椅子。海似乎是毫不妥协的。这种景色很适合我的心境，我觉得我不是拿着笔在纸上写字，而是端着刺刀去冲锋。

《奇遇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复杂的生活；谴责了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揭露了战争，揭露了那些战争犯子的残酷、贪婪和伪善；讽刺了那些为军队祝福的牧师的假仁假义，那些讨论“人道的杀人方法”的和平主义者以及企图为骇人听闻的流血辩护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谴责战争的基调，在他后来的著名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得到了更充分、更深刻的发挥。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读完《奇遇记》后，高兴地对她说：“这个，你知道，就是蓬头鬼伊里亚（爱伦堡的绰号）。他写得不错。”这部作品曾长时间受到苏联评论界的批评。爱伦堡对此一直不服。《奇遇记》是爱伦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说，它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这部作品体现了爱伦堡在二十年代初的复杂矛盾的思想，如：否定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人受到社会的压迫和摧残；世界是一片混乱，帝国主义战争是乱糟糟的事变，是一个张开了大口的深渊；革命社会的铁的纪律、作为它的基础的意志和思想逻辑，都是对人、对人们的爱、欢乐、感情生活的毫无道理的生硬的束缚。在小说中，教师胡

里奥·胡列尼多本来是正面主人公，作者却把他写成一个怀疑主义者。小说对欧洲人民的描写也极为软弱无力。从艺术上说，书中有许多多余的情节，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语言虽然朴素，但有时显得生硬而笨拙。反映在《奇遇记》里的思想矛盾，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另一些作品中，则变为革命义务与个人情感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对立了。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

这一时期，爱伦堡在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并有所突破。在《十三枝烟斗》（1923）《德·叶·托辣斯或欧洲灭亡史》（1923）等作品中，爱伦堡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并开始注意表现正面劳动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