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意与《诊籍》

淳于意,姓淳于,名意,临菑(今山东省淄博市)人,西汉初著名医学家。淳于意一般认为淳于意约生于公元前205年,其卒年不详。由于淳于意做过齐国的太仓长(主管仓库的官员),故又被称为“太仓公”。司马迁《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之仓公即淳于意。

淳于意从小喜爱医术,曾拜公孙光为师,因对医方的见解深刻而得到老师的喜爱,公孙光称赞他有“圣儒”风度,“必为国工”。淳于意得公孙光“禁方”之传授后,又投师于同郡公乘阳庆,尽得其《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药论》等之传授。凡此三年,医术日益精良,且名闻于世。

“缇萦救父”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淳于意为人耿直,不肯显名,常匿名而四处游学行医,由于不肯为当时某些以势欺人的王公贵族看病,得罪了他们,于汉文帝四年(一说十四年,或十三年)被诬告而解送长安。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临行之际,围父而泣,淳于意不由心烦不快,说:“没有儿子,遇到了危急之事就无人分担!”小女儿缇萦听后十分伤心,当即愿随父西去。至长安后,缇萦又上书文帝,言其父廉平守法,表示“愿入身为宫婢,以赎父罪”,文帝感其孝诚,而淳于意方得以免刑。获释后,返乡家居,以看病谋生。这则“缇萦卖身赎父”的故事,历代《百孝图》之类书中均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淳于意这样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在当时封建社会中的不幸遭遇,以及缇萦的可贵品质。

汉文帝在召见淳于意时,详细询问其学医经过、治病情况及带徒弟的具体细节,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其中叙述了25位患者的姓名、性别、职业、里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情况,司马迁把这些都如实地记载在仓公传中,这样我们才知道西汉时期我国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医家,这25例病案就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淳于意《诊籍》。

从《诊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淳于意的高明医术,并窥知西汉初年医学发展的一般情况。25个病例中,记有约23种病名,如疽、气鬲、涌疝、热病、风瘅客脉、肺消瘅、遗积瘕、迥风、风蹶、气疝、热蹶、龋齿、不乳、肾瘅、腰背痛、蛲瘕、中热、痹、苦沓风、瘖、牡疝及伤脾气、肺伤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多。所论病因,以房事及饮酒最多,尚有过劳汗出、外感风寒湿邪等。如论齐中大夫龋齿案云:“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这些观察和分析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是很正确的。

淳于意在诊断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精于望诊,而尤精于切脉。诊籍中有多例是通过望色做出准确诊断的。特别是脉诊,他不但记载了浮、沉、弦、紧、数、滑、涩、长、大、小、代、实、弱、坚、平、鼓、静、躁等近20种单脉象,其中大都沿用至今,而且还论述了脉大而数、脉大而躁、不平而代、脉深小弱、脉大而实、啬而不属等兼脉。在论脉理方面还有脉无五藏气、阴阳交、并阴、三阴俱搏、脉不衰等,使我国医学之切脉诊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25例中,有10例完全是根据脉象来判断死生的,如齐中御府长信热病案、齐淳于司马迥风案,虽为久病、重病,但淳于意根据脉象均正确预见其病“可治”、“犹活”。他并且指出,论医者“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强调诊病必须审慎行事,诸诊合参,以避免片面性。由此可以看出,淳于意对中医诊断学做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在疾病治疗上,淳于意以药物为主,辅以针灸、冷敷等法,丰富多样。常用方法包括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含漱剂,以及催乳、冷敷、阴道坐药和外敷等。由此,可知西汉初年时方药治病已占主导地位,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举一个较为典型的外感热病诊治案例如下:“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掣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史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汤液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个案例:“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莨(即莨菪)据载有镇痛麻醉作用,这是用酒服莨菪药作镇静麻醉剂以助产,当为同类应用中最早的记载。淳于意对针灸也比较重视,如济北王阿母热蹶一案,即“刺其足心各三所”,“病已”;齐中大夫龋齿案则药、灸并用而获效。

秦汉之际,服石求仙之风兴起,如诊籍中所载“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亦可见一斑,淳于意在为其诊病时,依据医学理论,认真负责地指出炼服五石的危害性,批评了这种风气,但遂不听淳于意之劝告,终于因疽发而死亡。淳于意是我国医学史上反对服石求仙的先驱者。淳于意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汉文帝问他:“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他回答说:“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个回答是切合实际的。即使在科学昌明、医学发达的今天,也仍然存在一些使医生们束手的不治或难治之症。但历史上也有少数缺乏自知之明的医家,如清代外科学家王洪绪就曾炫耀:“余年七十有二,治经四十余年,用药从无一误”,并命其著作为《外科证治全生集》,这不但不合实际,也反映出他治学态度的片面与偏执。而淳于意的可贵品质,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虽然我国早在周代就有建立病历和做出死亡原因报告的记载,但在《周礼》中语焉不详,所以淳于意的“诊籍”是我国现存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它既保存了西汉以前医学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又反映了西汉初年我国医学所达到的真实水平,并如实记录了他治疗疾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其体例内容,实开后世病历医案之先河,对中医学术的提高与经验的总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提出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对我国医学史研究做出的贡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我国最早的医家传记。司马迁对战国时代名医秦越人和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记述和研究,有着相当高的水平。他用史家的如椽之笔,生动而深刻地刻划了秦越人和淳于意的形象,正确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为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总结了历史经验。他歌颂医学发展中的无神论思想和科学态度,支持先进,贬斥落后,不遗余力。这个传统,历代相沿,未曾中止。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反映了我国医史研究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