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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觉得他自题的墓志铭也能表现出他的思想和语言特色，恕我不起来啦！——海明威
在巴黎的新生活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他们正好赶上了在欧洲的第一个圣诞节。把行李安顿在宾馆里后，夫妻俩就去吃了一顿丰盛的圣诞节午餐。
“来，哈德莉，为我们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干杯！”
“圣诞快乐，亲爱的！”
虽然身处在异国他乡，但是海明威却十分兴奋。巴黎的酒菜十分丰盛，味道也非常独到特别，令他们回味无穷。
美中不足的是海明威低估了饭钱，结账时才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哈德莉只好尴尬地坐在座位上，等着海明威回房间取钱来付款。
有过这一次的尴尬事情以后，海明威每次出门都多带了一些钱。对于刚刚来到巴黎的这对新婚夫妇来说，巴黎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潘多拉魔盒，总是在吸引着他们的眼球。
“好一个五花八门的城市。”他写信给舍伍德·安德森时说。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穹形咖啡馆吃饭，没完没了地在罗浮宫参观，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各个书店里浏览。
海明威安排了一定的时间去观光，把白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字，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写成有条有理但不加修饰的真实报道。
白俄贵族如今在和平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法国人虽然打了胜仗，但仍不肯饶人，对那些德国兵咬牙切齿、恨之入骨，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找不到工作，他们只剩下一枚战功十字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在巴黎，海明威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这帮人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
他们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的人自溺于塞纳河里，有的人在自己的顶楼服毒自杀。还有的人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以此来窒息生命。
当时聚居在巴黎的各国艺术家们自发搞起了一个艺术家沙龙，沙龙的中心是一个名叫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美国女作家。
斯泰因女士的“玫瑰花永远是玫瑰花”的声誉已蜚声于海内外，她正在促进这个沙龙的发展。同当年的乔治·桑颇有相似之处，后者最著名的保护人和情人就是肖邦。
海明威的手提箱里小心地放着许多介绍信，最重要的是舍伍德写给斯泰因的一封，信上说，希望她能帮助这个“具有非凡才能的青年人”。
在战后时期，法国把各种形式的艺术都看做赤裸裸的和感情上的写实主义，后来便一头扎到精神上写实主义之中，探索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和写实主义的绘画。
毕加索正在震惊着旧世界。这些新时代的开拓者都簇拥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周围。她对别人的鼓励和资助要比她自己的作用更有永久意义。斯泰因家下午和晚上的集会形成了当时巴黎的艺术中心。
海明威来到巴黎，为的是提高他所选定的一种艺术写作。他坐下来恭听格特鲁德·斯泰因及其朋友艾利斯·托克拉斯的谈话，还被介绍给这里常来常往的人。其中有许多都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的，只有少数算是成了名，其中包括诗人埃兹拉·庞德。
年轻的海明威是个记者，同时一心想要创作伟大和不朽的小说，所以初来乍到的海明威被他们新鲜的谈话给吸引和震慑住了。
他们的谈话吸引着海明威，但他插不上话，他只能坐在那里默默聆听。他们谈到什么意识流，谈到什么印象派，还有什么象征手法、写实主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陌生，他得好好揣摩揣摩。
渐渐的，海明威揣摩出味儿来了。他觉得其中有可取之处，但也不能说全对。他在那儿听他们谈话时，心里自然有了取舍。
海明威在倾听斯泰因的独白时，总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尽情地欣赏了她收藏的绘画，在那些画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要用打字机表达的许多东西。
海明威在斯泰因的沙龙聚会上学到了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观点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受。比如说斯泰因最早提出过一个观念，说他们这代人是“迷惘的一代”。
这让海明威实在难以接受。他的确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他的确看见过巴黎那些经历了战争的灾难、至今仍无力自拔的一代人，但是要他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在许多方面受了伤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外，如果说我们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到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不对。我们是坚强的一代。我们受过战争的考验。例如克里奎，他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但是他荣获了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虽然我们中的某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你还是可以信赖他们的。”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迷失方向，海明威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是个小记者。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好一副坚强的男子汉模样！这样一个人哪能属于迷失方向的一代？
然而有意思的是海明威后来不但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还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开篇一句就是“你们都是迷失了方向的一代。”
渐渐地那个当代沙龙的第一阵冲击力不久就消失了，斯泰因再也看不到海明威的身影了。
他到巴黎来为的是写书，而不是来参加聚会。空谈出不了作品，写作总比谈写作有用。巴黎，整个巴黎，才是他的前院。
巴黎，这座塞纳河上具有神奇色彩的名都，数百年来，就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之地。
20世纪20年代初期，巴黎不仅是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物价也相当便宜，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气氛，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地和工作地。
当时，许多著名英文作家和法文作家都定居巴黎，这里还有数以百计刊登新兴作家作品的小型杂志。
在巴黎，海明威学习创作，广交文友，练习拳击，欣赏名画，外出旅行，过着清苦而又充实的生活。巴黎则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艺术上的熏陶，文学上的批评，为他成名、成功铺平了道路。
巴黎是海明威笔墨生涯的起始点，驻欧记者的工作使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锻炼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但是海明威知道，巴黎和芝加哥有两个共同之处，一好一坏。好的是，两地都是文化城，各有各的特色。坏的是，两地都很堕落腐化，而且名副其实，唯恐不及。
海明威夫妇在巴黎安顿了下来，他们从宾馆搬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幢相当简陋的公寓里。
勒穆瓦纳是巴黎醉汉和贫民集中的地区，十分阴暗沉闷。海明威夫妇住的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大套间，浴室是一间小房间，里面有一个盛污水或小便的大桶。
海明威说这套公寓对那些习惯于密执安那种使用户外厕所的人来说会感到够舒适的了。而哈德莉出身富裕家庭，认为居住条件太过简陋。但她性格柔顺，凡事都依从海明威，从不口出怨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人地两生。他一方面希望手中那点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则陶醉于放荡不羁的生活。
海明威给芝加哥的表兄妹写信说：“我们一个月花销250法郎，住在巴黎最古老地区一座高山顶上。这是一个很优美的地方，下面有一座青春舞厅，你可以听到为舞会伴奏的手风琴声，但一点也不干扰你。”
海明威夫妇生活在贫民区，但是他给美国的亲友们说起在巴黎的生活时，总是吹嘘说他们生活得如何豪华，有客厅和更衣室，还有一个女佣为他们服务。
海明威真是夸张得可以。但是他乐观地相信，他的写作前景会是一片光明，巴黎必将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但是贫民区的这个既狭窄而且喧闹的环境，对海明威的创作干扰极大。为此，他又特地在一个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于创作，甚至可以说，海明威更多的时间是在咖啡馆度过的。
成名以前的海明威生活极其朴素，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几杯朗姆酒和一盘葡萄牙牡蛎便可以让他幸福地过上一天。
海明威常去的咖啡馆叫丁香园，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那里，那里简直算是他的写作根据地。
那个时期的海明威有点小迷信，写作时经常在右衣袋里放进一根七叶树枝和一条兔子腿，据说这样能交好运。
海明威白天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对其他一切漫不经心，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浑然忘却了一切，创作顺利时常常熬夜写作。
如果一天预定的工作没有完成，他就不去娱乐活动。如果一天也没写出东西或写得文稿不好，他就会感到很痛苦，脾气也暴躁起来。
海明威对自己在文学界的前景充满信心。用他的名作《午后之死》中的话说：“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
常驻欧洲记者
海明威在欧洲担任的工作是《多伦多明星日报》常驻欧洲记者，为该报撰写一些稿子，而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会也有必要让他旅行。
“这就是我的大学教育。”海明威曾经评论说。他的短篇小说固然有价值，但是他那些笔记本里有条不紊地写下的见闻录、印象记和记叙文，更成为后来许多年的写作素材的源泉。
海明威去世前不久，他的夫人还说，他找出了在巴黎存放多年的几本旧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记起久远的往事，海明威开始把旧事融合到新的素材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动荡不安。
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这个时期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这有如污泥浊水般的政治旋涡中，作为驻欧记者的海明威必须明确地辨明这些消息的真伪和背后的真相。
海明威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你未曾亲眼目睹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期间，海明威写了有关各种会议、战争和当时各国一些政治领袖的文章。
海明威也写了许多关于欧洲现实生活的社会评论性文章，如瑞士的名胜、法国的衣着、俄罗斯的流亡者、德国的通货膨胀等。
后来海明威还写了一些他喜爱的体育活动的文章，比如一些钓鱼、滑雪的故事等。
海明威对记者工作非常内行，但又有点儿玩世不恭，经常把最好的材料秘而不宣，保存起来作为小说的素材。他的同事为此指责他，他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墨索里尼指使他的黑衫党大举进军拿下罗马。许多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竭力为他涂脂抹粉，大肆鼓吹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头目是意大利人民的救星。
海明威最先去了意大利，并最先报道了墨索里尼拿下罗马的消息。他采访了墨索里尼，他说墨索里尼“是个有着棕色脸庞的男子汉，前额很高，难得一笑，有一双富于表现力的大手”。
但是这个时期的海明威已经展现出来他非凡的政治嗅觉，他没有把墨索里尼美化为意大利的救星，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法西斯头目写成一个危险的“品性很坏的人”。
当别的政治家只看到墨索里尼的优点时，海明威在报道中却一再警告：“墨索里尼不是傻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家。”并且海明威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论断：“我们有足够力量去推翻企图反对或消灭我们的任何政府。”
1922年11月，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后参加洛桑会议，海明威第二次访问了这位领袖。时隔5个月，海明威的洞察力更为尖锐，他看透了墨索里尼的伪装，称他是欧洲最大的骗子。
海明威声称：“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不是意大利的救星，而是欧洲最大的骗子。”
墨索里尼与东条英机、希特勒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元凶，他的性格和法西斯本质现在世人皆知。
而在当时，墨索里尼却伪装得相当好，在国内国际都有着崇高的声誉，很多名人，包括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文豪萧伯纳都对他大加赞赏。
而海明威早在1922年就对墨索里尼的本性观察得入木三分，的确是令人非常吃惊的事。
1922年10月，土耳其的解放者和独裁者凯撒尔把希腊人逐出了小亚细亚。希腊军队在士麦那战败，撤离该城，进占的土耳其军队把士麦那变成了屠宰场。
土耳其军队以无谓的混乱方式排除异己，使无辜的平民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惨状目不忍睹。
海明威让哈德莉留在巴黎，自己赶去观察这场战争。虽然他到达时战争已接近尾声，他仍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形势和物质的贫乏。
针对希腊、土耳其战争的灾祸，海明威为《多伦多明星日报》写了14篇文章，这是他以后成长为作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他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就有3篇关于希土战争的短文，而且都是上乘之作。
海明威和希腊难民一起撤退，对这场战争作了生动的描写：“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打加奇大道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50英里。水牛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缓慢地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方。一辆辆大车上装的就是难民的全部财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透湿，跟在车旁赶牲口。马里查河混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期间一直下雨。”
希腊军队在士麦那战败之后，6名希腊内阁大臣遭到枪决。他们被带到一家医院的墙根旁，一字排开。
其中有一名财政大臣染上了伤寒，走不动路，两个土耳其士兵蛮横地架着他出来。那名大臣站不起来，只好抱着脑袋坐在泥地里，“砰”的一声就被一枪打死了。
海明威的报道感情强烈，有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他在报道完这一事件之后，在末尾处又加上一笔：“有一个被处决的人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
当海明威和同事们说起这些事情，又变得十分自然：“今天看到一个焚烧的村庄，我就拍了几张极为精彩的照片。那场景十分壮观，就像踢翻了一个蚂蚁窝。难民的惨状简直就像是地狱。在这个国家真能看到一些可怕的事。”
海明威在君士坦丁堡得了疟疾，10月18日即在他写的有关难民问题在多伦多发表的前两天，海明威离开色雷斯，筋疲力尽地回到巴黎。他病倒了，身上长满虱子，不得不剃了个光头。
海明威累得筋疲力尽，不得不静下心来用心地调养几天。他于11月22日赶到洛桑，当时洛桑会议已召开两天。这次会议是批准承认土耳其的胜利成果，主要成就是重新确定土耳其边界，以及分配奥托曼公债、交换人质、希腊的战争赔偿。
参加洛桑会议的代表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海明威在会议尚未有任何结果前就不再参加那些记者招待会了，他集中精力采访各国领导人。
在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墨索里尼、英国外相寇松、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土耳其将军伊斯梅尔·帕夏。洛桑会议一结束，海明威就写了一首诗，题为《他们都在谈和平——什么样的和平？》，对国际外交界的道德败坏进行讽刺：
寇松爵士爱孩子
契切林爱孩子
穆斯塔法·凯末尔
也爱孩子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战祸迭起、风云多变。他因工作需要到了德国。“一战”后的德国正在经受着急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在德国，流通货币每小时都在贬值。失业以及对法国这样的战胜国的仇恨像癌症一般摧毁着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德国人民摇摆于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疯狂的法西斯主义之间，软弱和虚幻的魏玛民主政体则还想维护自由的价值。
有时工作不需要他赶到某个指定的地方，他就带着妻子去瑞士，去米兰，去奥斯塔，去里维埃那尽情游玩。
当然海明威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西班牙。那个地方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她像个轻佻的姑娘，激起的感情和冒险千变万化，难以言传。
哪里有行动，哪里就有记者海明威。他天真地访问了科隆大教堂，从塔楼上俯视城市广场上的一场暴乱。
海明威在给《多伦多明星日报》的稿件里写道：“科隆的乌合之众，企图拆除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巨大雕像。这场骚动以革命开始，以小规模的暴乱而告终。”
在莱茵河上，他看到了愤怒的人群同警察搏斗。3个警察被从桥上抛到混浊的河水里。第4个抓住桥栏杆，两只脚吊在半空中，活像一个怪模怪样的木偶。
一个对手抓起一把斧头对准这个警察的双手猛劈下去。只听见一声惨叫，他便跌进了急流之中，立刻冲得看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野蛮？”
“因为从前德国在战争的灾难中从没有吃过败仗。”
海明威问道，然后他又自我嘲讽地如是回答。
将近5年时间，海明威代表《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历了欧洲的许多地方，参加了各种政治会议和经济会议，会见过不少政界要人。
海明威直接与政治家交住，并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他对被流放的俄国人深表同情，还同情被压迫的希腊人、惨遭暴乱的德国人和生活在法西斯机枪下的意大利人。
在《我们的时代里》中，海明威对战争和动乱的受害者充满同情，而对国王、将军和外交家却含沙射影，大加谴责。
海明威既注意看，又注意听，就是不引用政治理论。他也无意装成能预卜吉凶的先知，所以他的观察特别准确。
海明威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树立了自己的声誉之后，便设法采写独家报道的内幕新闻。他会见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此人当时可说是对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咆哮不已的猛虎。
海明威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和激情的文章。但是《多伦多明星日报》拒绝刊登这篇访问记，海明威很想立即辞职。
只是因为考虑到每星期的工资，他才暂且作罢。他向那位法国政治家道歉，回来却向哈德莉发泄怨气。这件事埋下了他对新闻报道工作感到失望的种子，后来终于使他离开报界。
长子约翰出世
巴黎仍然是海明威夫妇的家，也是仅次于西班牙的海明威钟情之地。哈德莉在一所公立音乐学院学习，脑海里总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开音乐会。
白雪飘落在巴黎那些令人眩晕的屋脊上时候，哈德莉在思念出差在外的丈夫。等到杜伊勒里宫的园林里第一棵桃树开花的时候，她还在想念他，因为他不在这里和她同赏美景。
海明威总是撇下她，一会儿去了意大利，一会儿去了瑞士，一会儿又去了希腊。
战乱中的希腊固然不是女子该去的地方，德国的暴乱以及许多政治的经济会议，也同样不是女子可以参加的。
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海明威还是愿意陪同妻子一起前往的，但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共同出行，却让海明威深受打击。那次打击和弹片打中他的膝盖一样严重。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海明威应邀前往参加洛桑会议，哈德莉后来也从巴黎赶往洛桑，打算和正在采访洛桑会议的海明威去做另一次滑雪休假。
1922年12月中旬，哈德莉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里面是海明威尚未发表的全部手稿、打字稿和复印本，包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个短篇和30首诗。
哈德莉把装满手稿的手提箱放在她的车厢内，然后离开车厢去看她的衣箱是否装上车，当她返回时发现手提箱不见了。
尽管事后多方查寻，手稿如石沉大海，只有交到出版商手里的那部分保存下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哈德莉好几天不敢把真相告诉海明威，而当哈德莉说明真相时，海明威感到非常难受。
这件事使海明威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伤害。手稿的丢失不仅使他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还给予他可怕的心理影响，以致海明威一度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创作了。
22岁的作家丢失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稿本时的那种难过劲儿大概不亚于80岁的女王丢失自己心爱的钻石头饰。而这一切，大半都要责怪与哈德莉在车站的耽搁。
哈德莉对丈夫的作家生活了解甚少，漫不经心地携带文稿，而不是把它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从而使丈夫感情与思维的成果丢失。
深感内疚的哈德莉理解了海明威当时的悲痛心情：
海明威是那样深情地把自己融化在他的作品中，我认为他一直没有从这个无法挽回的损失的痛苦中恢复过来。
这种打击对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姻缘无疑是一种灾难，给夫妻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海明威是个难以共处的丈夫，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海明威在体育和娱乐上一向大方，但对哈德莉的衣着消费却很吝惜。他一直没为哈德莉添置新衣，并荒谬地说：“不买任何新衣服，你就能省下钱来享受了。”
哈德莉性格温顺柔和，在许多事上都屈就海明威，再说她母亲为她选购衣服时多以便宜为标准，所以她对此保持沉默。
但她的朋友却看不惯海明威不近人情的做法，她叫嚷道：“哈德莉这样逆来顺受也太蠢了！她的衣服破旧得无法上街，何况还是她自己的钱。”
海明威一直认为他母亲控制着他父亲，因此决心主宰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就对妻子很严厉。
他的文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次笑着对哈德莉说：“我注意到在海明威家里，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听海明威的。”
也许海明威并不喜欢这样做，但菲茨杰拉德的话却是事实。
海明威在欧洲工作期间大都是一个人在外面，而把妻子独自留在家中。哈德莉日夜独处，不免怨恨，因为丈夫的冒险热情降低了她在他生活中的地位。
就是人在巴黎，海明威也不会常待在家里陪伴妻子。他喜欢在路旁的小咖啡馆里坐一坐，在卢森堡花园的小径上走一走。那里有伟大的雕像，有福楼拜、左拉和莫泊桑的胸像。
他常常是随便在哪个便宜的餐馆里喝点咖啡，吃点奶油松糕，然后往往坐在那张餐桌上一写就是整整一个上午。
不写东西的时候，要么埋头看书、学法语，要么邀上好友约翰·道·帕索一起喝酒或者去看赛马或拳击。
海明威还骑着自行车周游法国全境和奥地利的一些地方。回来后，他不是向妻子讲述旅途见闻，而是坐在写字台前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哈德莉想必弄不懂到底哪个更重要：她呢还是那架打字机。
夫妻之间的矛盾渐渐地展露了出来。不久之后，哈德莉怀孕了，对于每一个新婚家庭来说，这恐怕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但是对于海明威来说，这却不是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他还在忙着自己的稿件，他觉得这个孩子来得太早了一些，他还没有做好当爸爸的心理准备。
一天海明威又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他独处一隅，不言不语。这时候他虽然不是经常出现在斯泰因身边的那个沙龙，但是因为海明威曾经负责替她卖出一篇在许多编辑部周游过12年之久的稿件，她感激之至。更重要的是，她很喜欢这个青年人。
海明威在那里喝了咖啡，又在闲谈之间吃了一顿午饭，下午也没有表示要告辞，而且接受了留他吃晚饭的盛意。到了夜里22时，他才腼腆地宣布说，哈德莉怀孕了。
“恭喜你呀，海明威，你要做爸爸了。”
斯泰因女士一听就恭喜他，可海明威却气呼呼地顶了回去：“我还太年轻，不该做父亲！”
斯泰因和她的秘书托克拉丝劝了海明威整整一个小时，才使他的情绪安定下来，并且他们还亲自送他回家。她们要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海明威夫妇返回美国，在那里生了他的长子约翰。但是仅仅5个月之后，他就又回到了巴黎。
对于海明威的重新回来，他在巴黎的朋友们无不欢迎。尤其是他还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更加让朋友们惊喜。
小约翰长得十分可爱，也很讨人喜欢。
斯泰因和托克拉丝这两个老处女围住孩子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她们给婴孩做了一把镶有绣花边的小椅子，编织毛衣，还提出一些外行的建议。
到圣公会教堂洗礼时，斯泰因女士和一个上年纪的英国退伍军人分别做了孩子的教母和教父。
但是小家伙哭起来嗓门大得吓人。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的海明威面临着养家糊口的巨大生活压力，但是他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功，而那个时候，世人也必将为他所震撼！
夫妻感情的破裂
用少年成名来形容海明威一点都不过分。在所有的天才作家和艺术家中，海明威在25岁以前就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巅峰，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高的纪录。
海明威带着怀孕在身的妻子回到了美国，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海明威虽然觉得这个孩子来得太早了一些，但是当孩子真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还是和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父爱。
海明威原本计划和妻子到多伦多工作，因为他为之服务的《多伦多明星日报》总部是在多伦多。
恰好在这个时候报社编辑部改组，海明威的好友克兰斯顿被调离到其他岗位，新组成的编辑部把海明威看做一个在欧洲尽情作乐之后回国的普通记者。
新编辑部规定，所有投稿的文章必须符合《多伦多明星日报》的加拿大标准，必须适合他们的版面安排。海明威必须充分迎合这种口味，不得有所创造。
《多伦多明星日报》采用了海明威的几篇关于水灾、地震以及“白菜和国王”的描述文章，但是拒不刊用克列孟梭访问记，这就像一根毒刺一样使他怨愤。继之而来的打击是，海明威交出的一位匈牙利外交官提供的揭露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始文件竟被随意付之一炬。
《多伦多明星日报》这种近乎是歧视的待遇让海明威忍无可忍，他带着还不满5个月的孩子和妻子一同回到了巴黎。海明威发誓要忘掉一切，全力写作他那部构思成熟的长篇小说。为此，他背水一战，把记者工作也辞掉了。
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海明威艰苦写作，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写作在我看来就是建筑，不是室内装饰，巴洛克式的建筑已经过时，我要震撼全球。”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是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海明威一家在巴黎香圣母院路一家很嘈杂的锯木厂楼上租了一个套间。
他们住的公寓在一个堆满木材的大杂院内，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电灯，甚至没有床。
哈德莉把一床褥垫铺在地板上当床，房间在二层，要经过摇摇晃晃的楼梯才能爬上去。环境相当龌龊，来访的朋友都感到震惊。
海明威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有一个安于贫困的妻子，他的打字机上常常没有新的色带，短短的铅笔头得用钝刀削尖。
海明威在经受越来越大的挫折。小说稿件是他最喜爱的，也是他的头脑、心灵和细心修改的产物，可就是卖不出去。
如果海明威已经算得上有名的话，那他也是以其报刊文章著称的，但他认为这种文章几乎人人会写。
尤其伤害海明威自豪感的是，编辑们退回他的稿件时，不屑称之为小说。退稿信提到稿件时总是称为“速写录”、“短文”，最糟的还有说是“逸事”的。
海明威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这样说：“人家不要我的小说，我们靠吃韭菜、喝薄酒和开水过日子。”
海明威没有钱，还要肩担一家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充分认识到了以获利为目的的危险性，所以他在金钱面前能丝毫不动心，仍保持他艺术的完整性。
海明威写信告诉父亲说：“对我来说，在平静安定中写作比陷入金钱陷阱重要得多，这个陷阱已经毁灭了许多美国作家。我要尽力去创作，一点也不考虑销路问题，也从不考虑它会给我带来什么，甚至也不想它能否发表。”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海明威发现写作是一个非常困难和殚精竭虑的过程，也是对作家能力的挑战，是纵然终身以求也难以达到尽善尽美的挑战。
海明威认为写作无法言传身授，只有长时间艰苦地探索实践才能学会。但是在越来越窘迫的生活条件下，海明威不得不屈服于生活。
海明威找到了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庞德，通过庞德的关系，海明威认识了《大西洋评论》的老板福特。这个刊物很难说得上兴隆，但确有雄心，一个肮脏的小小编辑部就设在昂角码头一个印刷厂的楼上。
也许好运就是从海明威认识福特的那一刻开始的，海明威是他们的第一流作者，《大西洋评论》开始刊登他的小说，并且授予海明威助理编辑和“物色人才”之职。
接着，海明威的几个短篇小说被几家法国杂志接受了。然后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乌什丹公司发表了他的几篇特写，另有一个短篇小说《斗牛》发表在《丰收》杂志上。
这个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在国外得到了承认，编辑和出版商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美国的编辑先生们为之咋舌，他们再也不能对他置之不理了。《大西洋月刊》率先买下了海明威的《五万美元》。
这篇小说寓深刻的意义于讽刺之中。主人公杰克·布伦南是个拳击家，他同几个赌徒打赌，甘愿出卖自己的头衔和前程，把拳击打输，以便换取最后一笔财富。
谁知他上了那伙赌徒的大当，因为对方是以犯规手段一拳打在他的腰带下面，将他击倒的。他在剧烈痛苦之中仍然不肯承认他是被犯规的一拳打倒的。
报复时，他用显而易见而又十分恶劣的犯规手段猛击他的对手。这么一来，他当然输了这场拳击，但赢了赌金。
《五万美元》说明了海明威的论点：“扒手和妓女中间也都各有道义，只是道义的标准有所不同罢了。”
海明威的名字在美国开始广泛地为人知晓。有些批评家承认他的风格纯正，表达主题思想直截了当。他的作品的某些段落读起来很像诗歌而不像散文，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都反映出当时很受欢迎的“意识流”写作手法。
赫斯特系列的各种报刊表示想同他签订一份待遇优厚的合同，聘他为记者。
对于当记者的建议他连想也不想就断然拒绝了。他不愿再受报馆工作的种种限制。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笔记和构思，他需要时间把它们变成一篇篇小说。
海明威的这个决定在家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夫妻为了这件事情大吵了一架。
“这么好一份差事你怎么就推掉了？你知道我们正缺钱花。大人不要紧，你也得为孩子想想。你可以像以前那样边当记者边写小说嘛！”哈德莉知道后埋怨道。
女人唠叨起来就没个完，说得海明威心头火起。他绷着脸说了句“不干就是不干”，就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这是海明威第一次对妻子发脾气，但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夫妻之间的裂痕产生了，扩大了，有时甚至吵得打起来，骂得哭起来，夫妻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脾气暴躁的海明威夫妇的家庭生活濒于危机。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海明威又传出来了一件桃色绯闻，给原本就越发紧张的海明威夫妻关系彻底画上了句号。
当时有个搞雕刻的女人叫爱丽丝，她长得并不美，身材苗条，弱不禁风。海明感觉得，这个女人活像烟卷上袅袅升起的一缕青烟。
不过爱丽丝却懂得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在海明威面前不多言不多语，自有一种优雅文静之感。这正是海明威在家里发过脾气之后所需要的镇静剂。
海明威在家里总是要面对着妻子那种冷冰冰的脸，和爱丽丝一个对比，海明威的心也就活跃了起来。
两人日久生情，不久之后就越过了雷池。然而当爱丽丝看到海明威赤裸的胸膛上满是枪眼的时候，顿时发出一阵尖叫：“你滚，滚出去，别再让我看见你。”
海明威不明所以，他用力抓住爱丽丝的肩膀，问道：“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了？”
“你丑，你身上都是疤痕。离我远点，你这个丑八怪。”
海明威这件事情在有心之人的炒作之下被渲染成桃色绯闻，消息不胫而走。
至此，哈德莉伤透了心，从前那个爱她疼她的丈夫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海明威再也不是从前她所爱的至宝了，伤心愤怒之下，她带着儿子回到了美国。
没有人知道，当时哈德莉穷得连补鞋的钱都没有，她穿的衣服不仅破旧，而且样式早已经过时。但是海明威不管有钱没钱都不给哈德莉添置衣服。
而海明威有了孩子之后仍然醉心于写作，让哈德莉看不到抚养孩子的前景，夫妻的感情极度恶化。直到海明威闹出桃色绯闻，夫妻的关系彻底破裂。
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夫妻关系至此画上了句号。1927年1月，他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一段感情至此落下帷幕。
第一本长篇小说出版
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件事情对于海明威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可以牺牲感情，但是割舍不下自己的创作。
海明威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只要他继续坚持创作下去，成功的果实很快就能摘到手中。
妻子离开之后，海明威在贫民区租了一间小阁楼，继续他艰苦的创作生活。
海明威的房间摆设十分简单，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床，一把陈旧的椅子，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文稿，看得出来是他工作的地方；还有一张桌子放着脸盆和大水罐。
海明威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写作的。也许在局外人的想象中常常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和吸引力，但是实际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
难忍的饥饿，退稿的折磨。海明威咆哮起来，大骂编辑太愚蠢，出版商太混账。但他勒紧裤带继续写作，一天只吃5个法国铜币的炸土豆作为午餐，极为特殊的场合才喝一点酒。
海明威顽固地用他的头去撞击那铜墙铁壁。他认定了的路要一走到底。他一定要按照自己见到的和认识的人来刻画人物。谁要想让他在风格上让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海明威博取众家之长，逐渐创新文体风格。他的短篇小说自成一家，风格独具，既不是欧·亨利式的，也有别于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写法。
海明威删去小说中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达到最大限度的含蓄和简练。按照他创作的“冰山”原则，他只露出八分之一，其他让读者自行揣摩、体会。
海明威在咖啡馆、旅店的小房间里和自己的公寓中伏案写作，为了写好一小段，海明威经常花去一早晨的时间。
海明威的美学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上：
第一，小说必须忠于现实，但要运用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加以提炼和改造，直至它比单纯事件更真实可信。
海明威一向认为知识渊博的作家都是从现实出发，最后创作出比实际阅历更引人入胜的作品。
第二，小说必须简洁、精练，从而达到强化效果。
海明威认为可以把作者取舍素材的能力作为评价小说优劣的标准。
虽然海明威精彩地发挥了他的写作技巧，按冰山的创作原则进行删节，但他有时删得太多，以致把创作原意淹没在大块冰山中。
海明威文体风格的特征是明快生动，注重每个单词的作用，着重对话体而不注重记述体。
海明威的写作技巧与他的风格相媲美，他自己也对那种淳朴的表现手法感到自豪。他的散文精练、朴实无华，是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散文。
当时，有“意识流鼻祖”之称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正在巴黎进行他的意识流实验。他的作品《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很有意思，也很难理解。
在乔伊斯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就开始写起了导读的书，紧接着，另一些学者又写起指导读者读这些导读的书的文章。
斯泰因的诗也属于意识流的实验品。有人认为，这女人不是天才就是骗子。
如果你说你喜欢她的诗，那么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说不喜欢，那你就会被打上无可救药的无耻之徒的烙印。
海明威无意震惊读者，而只是在人们常说下流话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了下流话，在常会发生两性关系的场合描写了两性的关系，并用语言绘制出有声有色有味的图画。
海明威的味蕾是靠喝酒而变得敏感的，但他从不吸烟。定下这条戒律，是因为他需要保持他那敏锐的嗅觉。
海明威觉得跟那些冒牌的艺术家们往来十分危险。因为在那个圈子里，你可以喝酒喝得醉死，可以乱搞女人，可以喝咖啡闲聊浪费时间，也可以因为吃得过饱和空谈过多而变成懒汉。
他跟那些冒牌艺术家断绝了来往，遍访了巴黎的法国出版商。
就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司各特·菲兹吉拉德和舍伍德·安德森这两位朋友把海明威从穷困潦倒中救了出来。
菲兹吉拉德当时已经同查理·斯克里布纳合作写完了第五本畅销书，他写信给纽约办事处，热情称颂这位“很有潜力的”新作家，想拉他进入这个班子。不约而同，安德森也给他的两个出版商博奈和利夫莱特写了类似的信。
利夫莱特最先提出签订合同，预付200美元，附带条件是对于海明威今后3部著作的出版有优先权。利夫莱特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其中的第一篇《印第安人营地》，写的是一连两天听着妻子在临产时惨叫的一个印第安人，他最后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一位评论家写得好：“在海明威笔下，一个人受不了外界事物时往往以自刎了结。”
《我们的时代》出版后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好评。埃德蒙·威尔逊发现海明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协助他树立了真正的文学威望。
威尔逊说：“他的散文是第一流的。”并把他与安德森·斯泰因相提并论，认为海明威笔下人物所用的语言不避俚俗，能真实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深沉感情和复杂的心理状态。
艾伦·泰勒、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劳伦斯等作家也认为这是一部颇为惊人、独具特色的好作品。这些名家都对海明威早期作品作了扼要的评介。
评价均集中在海明威不同寻常的风格、文风、技巧与道德标准上，并把他当成文学界一支很重要的新生力量。
紧接着《我们的时代》之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海明威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本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海明威也因此成为众人瞩目的作家。
《太阳照样升起》故事情节简单得惊人。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爱上了英国护士布莱特·阿什丽。战争中的一次“事故”剥夺了巴恩斯的性功能，致使他们的爱情变得残缺不全。
阿什丽人长得很美，有教养，有才智，也很倾心巴恩斯。这女人满脑子都是爱情，却又并不真正懂得爱情的含义是要忠诚于自己的伴侣，要维护好婚姻的稳定。她只享受婚姻带来的快乐却不想承担婚姻的责任。
她在巴恩斯那儿得不到满足，便去找别的男人鬼混，和他们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胡作非为、酗酒调情。由此又引出了其他一些人物。他们以赛车似的速度出出进进，他们在践踏爱情的尊严。
他们都是战后被生活的激流冲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流落异乡，浪迹欧洲大陆，整日里聚饮、钓鱼、看斗牛，或者在三角关系中争吵斗殴。他们处于一片精神的荒漠之中，感觉到巨大的空虚和迷惘。
《太阳照样升起》成了20世纪20年代那一代人的典范之作。海明威恰如其分地把斯泰因的那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扉页题词，道出了这本书的实质，从而使它和它的作者一道被视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
迷惘的一代指的是那些迷失方向，到处游荡，终日酗酒，学跳查尔斯顿舞和效法达达派的人……也就是熬过了一次战争，不料若干年后又卷入第二次战争的那一代人。他们在战争的影响下成为迷茫的一代，他们因为面对战争的残酷而变得无所畏惧。他们喜欢挥霍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们不知道自己将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觉得在有限的生命里需要体验更多的生活。
这是海明威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传播到全世界，译成许多许多种文字。
这一年，海明威30岁，他忍受住了创作的枯燥和寂寞，终于迎来属于他的辉煌成就。在人生而立之年，他站在了世界文学的巅峰！
品尝成功的芳香
海明威成功了，但他是一个孤独者的成功者。他精力旺盛，年纪又轻。但是哈德莉走了以后留下一连串问题。他们的离婚手续直至1927年才办好，正在成长的男孩约翰失去了父亲。
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畅销世界，大家认为他的讽刺笔法比得上马克·吐温，他的明快风格比得上辛克莱·刘易斯，他的强劲有力比得上厄普顿·辛克莱，他的生动活泼比得上沃尔特·惠特曼，他写死亡主题的手法比得上爱伦坡。
海明威的书在市场上获得了一致好评，但是在家乡，在他的双亲那里，他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早在1923年，海明威的第一本小集子《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在法国出版。橡树园图书馆骄傲地订购了3册并上架出借，这一下子就惹起了轩然大波。
安分守己的老派居民全都吓坏了。那算什么语言，而且海明威写的东西都是想都不该想的，更别说印出来永久流传了。假使这孩子犯强奸罪被绞死在乡村花园里，他家那些朋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瞒住他那悲伤的母亲并且暗暗替她焦急。
家乡的来信严厉地规劝他，但海明威全当耳旁风。
“我一直被认为是个坏孩子”，海明威说，“甚至是个不孝子。从16岁开始，我就力图在许多方面作冠军。写作是我自己选定的归宿。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在这方面常得冠军。那时候橡树园那些批评家当然辱骂不倒我。”
而现在，海明威的畅销书《太阳照样升起》在芝加哥热卖的时候，他的父母却万分焦虑，对这本书大加批判。
过分拘谨、依从习俗的埃德医生坚持说，他宁可看到海明威死去，也不愿见到儿子写这种污秽的作品。
父亲写信劝儿子说：“你把世界描写得兽欲横流。去发掘那些欢欣的、催人上进的、乐观而高尚的主题吧！”
当海明威的畅销书《太阳照样升起》高高摆在书架上的时候，父亲满怀忧伤地惊叫道：“海明威又写了一部龌龊的小说。”
相比于海明威的父亲，他的母亲对此更加恐惧，她宁愿自己的儿子进坟墓，也不愿意他写这些玷污清教徒家庭的事情。
早在很早以前，母亲就对这个思想叛逆的儿子忧心忡忡，甚至在海明威还只是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写的一切令人毛骨悚然。”
当母亲看到《太阳照样升起》的时候，她彻底地歇斯底里了。母亲写信谴责海明威说：“这是当年度最污秽的小说之一。”
而最让父母感到震惊和难堪的事情是，儿子在写作的时候有个不良的习惯，为了更好更真实地描写出他熟悉的人和事，他总是习惯性地把身边的朋友甚至师长都写到他的诽谤性小说中。
在《在密执安州的日子里》这本书中，海明威用他青少年时期的几个朋友和师长的姓名组合在一起，拼凑成了他小说中一个肉欲恋者的名字，这其中就包括海明威的初恋情人和橡树园中一位知名人士。
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怒气冲冲地质问埃德夫妇，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的宝贝儿子，要这样中伤诋毁他们的名誉。
埃德夫妇对此无言以对。儿子的离经叛道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母亲更是伤心欲绝，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橡树园这样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写出这些“从阴沟里捡来的脏字和龌龊思想”。
不仅仅是他的父母，海明威身边的朋友对此也是愤愤不已，与之绝交者不在少数。
在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高高升起》中，所有的主角甚至于配角都能够在海明威的生活中找到缩影，而其中最令人恶心的角色罗伯特·科恩，他的原形竟然就是海明威的一个老朋友哈罗德·洛布。
洛布比海明威成名早。在海明威还默默无闻时，他已经卖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稿。但他并没有歧视当时尚无名气的海明威。
他们曾一道坐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探讨写作技巧，还一起去西班牙参加潘普罗纳斗牛节，他们的友情深厚。
洛布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但那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和他好了一阵又和海明威的另一个朋友混在一起。洛布曾经找上门去，不但没能挽回失去的爱情，还差点和当时在场的海明威干起架来。
“我真是个傻瓜”，洛布耸耸肩对海明威说，“还要去追求那个已经不爱我了的女人，还差点为此和你吵翻了。真对不起。”
海明威当时只是淡淡一笑，并没说什么。但是多年以后当他动笔写《太阳照样升起》的时候，这件事情反倒成为海明威创作的灵感。他把这个人写进了他的小说，塑造成罗伯特·科恩这个形象。
这个人物最后一次在书中出现时正在旅馆房间里独自哭泣，因为他为了女人打了他唯一的朋友。那个女人不要他了。
洛布一看这部小说就知道书中的科恩就是他。他觉得自己遭到不公正的描绘，一气之下便和海明威断了交。
有了这样一次友情绝交的先例，海明威还不知道吸取教训，他依旧固执地坚持着自己那一套再现真实人和事的做法。在《太阳照样升起》热卖之后，海明威又针对美国和巴黎的文学界写了一篇讽刺小说《春天的激流》。
海明威写《春潮的激流》的动机很简单，他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后，许多评论家都提及安德森对他的影响，说“与安德森很相似，只是不如安德森写得好”。
海明威最恨这种论调，他想摆脱安德森的影响，而且为了区别于舍伍德的近作《浑噩的笑》而写出《春潮的激流》。
利夫莱特退回了这部稿子。因为海明威在这篇文章里嘲笑了包括自己朋友在内的一批美国文学界人士。海明威拿格特鲁德·斯泰因开玩笑，暗暗讽刺舍伍德·安德森，对于伟大的门肯也很失敬。
这个冲动的小子！你总不该咬那只喂你吃的手。海明威是个蠢人，他那一本精装书竟给他鼓起了这么大的冲劲！
那部稿子送给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马克斯威尔·帕金斯，他接受了。《春天的激流》猛烈抨击了文学界，这正像旧时的保密杂志抨击好莱坞和温恩一样有力，犹如黄蜂刺得人疼痛一样。
斯泰因一改往日的温良，勃然大怒，骂海明威是个恩将仇报的可笑而无能，妒忌她的成功，而且不敢对付另一派文人的人。
斯泰因称海明威为胆小鬼，说他“活像马克·吐温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中平底船上的水手”。
博奈和利夫莱特说海明威在传播丑闻，是个阴险的作家，因为他故意写了一本违反他们准则的书，其目的就是叫他们退稿，然后让那个较大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接受出版。
舍伍德·安德森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这个当初把海明威推荐给博奈和利夫莱特的人物，现在也淹没在《春天的激流》之中。舍伍德这个人毕竟很有涵养，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没有与他对击，对海明威仍然以礼相待。舍伍德和海明威之间的关系从此蒙上了一层薄荷饮料的薄霜，他疏远了海明威。在晚年，海明威反思了自己这次幼稚的攻击。
返回美国定居
海明威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书《太阳照样升起》成为当年度最畅销小说，而他凭借这本书一举成为知名作家。
但是，海明威又是独孤的。为了更好更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他总是不惜得罪朋友和师长，将他们的影子融入到小说中，导致和他们的关系都紧张。
更重要的，海明威的原配妻子离开了他，他们已经离婚，哈德莉带着孩子约翰独自在美国生活。没有人能够和海明威一起分享这种饱受挫折与艰苦之后才迎来的巨大胜利。
海明威是孤独的成功者，他迫切需要一个宣泄口。他孤身一人，又精力旺盛。他去参加赛车，他去彻夜狂饮。他是体育馆里的常客，那里随时都有朋友一起打拳。
海明威曾经和法国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查理斯·卡彭蒂埃在那里切磋过，并因此促进了对方拳技增长。他还去剧院看戏，去西班牙看斗牛。他那旺盛的精力总要找地方发泄。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进入了海明威的视野，她叫波林·法伊芙，是《时装》杂志的一位作者。
波林根本谈不上美，但像哈德莉一样很聪慧，人也和气，而且出身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
放荡不羁的海明威可以同出没于黑暗角落里的女人一起睡觉，但是一谈到正式结婚，他那良好的基本教养和家庭背景便又促使他只挑选良家妇女。
一天，波林奉派前去请海明威写稿。她要同他接近的意图可以觉察得到，但也并不十分钟情。是的，她读过他的著作，而且十分喜爱其中的某些章节。
“某些章节？”海明威有几分沮丧地问道。
“是的，”她回答，“我喜欢你那些直截了当、句句中肯的段落。我喜欢你那些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段落。当你讲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收敛。”
坦率的女人是很难遇到的。何况她又很有洞察力，语言也这么犀利，海明威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波林对海明威的生活深感兴趣。她定制了几顶当时美国已经时兴的斗牛士小帽。她促进了西班牙式样对服装的影响，这也就是间接地表示尊重海明威对于这个国家的感情。
1927年5月，海明威与波林的感情已经成熟，他再度踏上了婚姻的殿堂，同时跟随波林改信天主教。
当海明威的离婚丑闻传到橡树园的时候，他的父母十分担忧，儿子失去了哈德莉在道德方面的约束，无疑将在怂恿他恶习的天主教徒中越陷越深。
1928年3月，海明威携波林返回美国，以便为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的出生做好安排。他们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这是美国最南边的一个小镇。
他在这里买了一座很大的老式木屋。那房子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树林中，4月将满是梧桐树和黄蝴蝶树，风景十分优美。就因为这，有的传记作家夸大其词，说他在基韦斯特的这座住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
海明威的这次返美之旅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他的妻子波林怀孕期间健康状况不佳，儿子快要出生时差点一失两命，最后靠剖腹分娩救了命。
1928年，父亲埃德因为自身健康问题和债务问题，一时之间想不开，用海明威的祖父从部队带回来的手枪自杀身死。
这件事情对于一直都很眷恋父亲的海明威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就在这之前，海明威还给父亲邮去了一封信，说他完全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让父亲不用担心。
可惜的是，这封信在埃德自杀20多分钟后才送到家里。海明威对自己没有及时帮助父亲而深感内疚，对在父亲去世之后他还要资助母亲感到十分恼火。
十分眷念父亲的海明威要为父亲的自杀找一个借口，就如同他为自己所强加的所有理由一样，海明威追溯往事时，修改了自己童年的历史。
在基韦斯特的这座大木屋里，在儿子出世以及父亲自杀的痛苦中，海明威的又一部作品酝酿成熟了。
海明威不停地写，一个劲儿地写，感情过于激动了就去捕鱼，捕累了和衣一躺，随船漂泊，醒来以后再去捕鱼，脑子冷却下来再继续写。
6个星期他就完成了初稿，然后再慢慢润色加工。写这本书的时候，距离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已经10年了。
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描绘的是战后的一个没有优点可言的时期。但是这本书却主要是自传性作品，描绘的故事活生生脱胎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段故事。海明威为它取名为《永别了，武器》。
写这本书的时候，海明威身上的伤疤已经由紫变白，战争的遗患已经消失净尽。
他可以冷静地写那个意大利士兵，写那个贞淑的修女的一双紫色眼睛。中尉弗雷德里克·亨利和护士凯瑟琳·芭克丽是书中的两个年轻人，他们被卷入地狱般的战争旋涡之中，卷入残酷无情的深渊。
两人的爱情是在一所野战医院里开始的，年轻的中尉也就是在那里才得以起死回生，再次学会走路。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在分娩时死去。
写《永别了，武器》之前，海明威曾说：“我读了所有伟大的战争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雷马克，我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谁也不会设想我可能同托尔斯泰先生并驾齐驱，除非我发疯了，或者说我只是精益求精而已。”
今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都已成为经典著作。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谴责参加战争的人，而是战争的种种罪恶和愚蠢。因为很多参加战争的人是被迫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得不作出牺牲。而战争本身确是充满了血腥和罪恶。人类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如此，从来就没有胜利的一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战胜的一方，其实他们失去的是良心的拷问。因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上天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轻易伤害他们。
战争本身毫无目的，也毫无意义。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自杀是随时可以采取的行动。战争一开始，谁也休想逃脱。牺牲只在不用牺牲的人眼里是高尚的。
战争是罪恶的，它不光荣，更没有神圣和荣誉可言；在它的身上，只有暗中痛苦的号叫、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
1929年，《永别了，武器》出版，3个月内狂销售10余万册，再次荣登当年度最畅销图书。海明威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都要从这本书里看一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下一辈也都要看一看父辈的经历。
不仅仅是在图书市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本书的影视版权同样受到重视。
电影业巨头大卫·塞尔尼兹克见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说：“这本书具有一切吸引人的条件：有宏伟的场面，有爱情故事，有男性魅力，有戏剧情节，也有拍摄精彩背景的机会。”
为此，好莱坞为购买拍片权付出了400万美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最高的图书影视版权价格。
塞尔尼兹克请来了当时美国最当红的明星扮演男女主角，又找来他最信任的编剧对小说进行影视改编，反复修改，仍然觉得不满意。最后，影片拍摄小组干脆亲自去找海明威，征询他的意见。海明威与这些影视工作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在几方面共同的努力下，这部小说终于被搬上了荧幕，成为当年度最火暴的电影之一。
从1928年至1938年的这10年间，海明威夫妇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自己的寓所里，3年后又一个儿子格雷戈里在那里出生。
喜欢西班牙斗牛赛
从小就跟随父亲狩猎的海明威果敢、勇猛，擅长打猎；同样的，对于斗牛，海明威一直深深地热衷。
海明威第一次看到斗牛比赛还是在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前往欧洲定居的时候。当时轮船中途在西班牙停歇，海明威得以观看到一场精彩的斗牛赛，从此以后海明威就迷上了斗牛赛。
西班牙的斗牛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他们先是以野牛为猎获的对象，而后拿它做游戏，进而将它投入战争。
18世纪以前，斗牛基本是显示勇士杀牛的剽悍勇猛。1743年，马德里兴建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斗牛场，斗牛活动逐渐演变成一项民族娱乐性的体育活动。
当发疯的猛牛低头用锋利的牛角向斗牛士冲来，斗牛士不慌不忙双手提着斗篷做一个优美的躲闪动作，猛牛的利角擦着斗牛士的衣角而过。这生死之际的优美一闪，让全场的观众如痴如醉。
一场斗牛由3个斗牛士出场，角斗6头公牛，每人两个回合。在西班牙，所有的斗牛表演都安排在下午举行。西班牙人惯有懒散拖沓的习惯，较不准时，唯一准时的事情就是观看斗牛比赛。
另外，斗牛时必须阳光普照，鉴于西班牙多数地方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部分地区的地中海式气候条件，所以只能在每年的3月至11月之间进行斗牛比赛。
这3位斗牛士各有一套助手班子，包括3个花镖手和两个骑马的长矛手。
观众对每场决战都很难预料其结果，因为它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斗牛士的胆略和技巧；但也取决于出场的公牛，一些由著名牧场培养的凶猛公牛直接威胁着斗牛士的胜利，甚至生命。
其实对于斗牛而言，牛和斗牛士同样重要，因为它的受训练程度和凶猛性关系到斗牛士的吉凶。历史上再出名的斗牛士都不免战死沙场，难逃被牛挑死的命运。
整个表演以斗牛士入场拉开序幕，两位前导一律16世纪装束，骑着马首先上场。他们径直向主席就坐看台跑去，请求他赐给牛栏的钥匙。此时全场异常安静，观众静待这神圣又庄严的场面。
尔后，乐队奏起了嘹亮的斗牛士进行曲，乐曲声中3位斗牛士各自率自己的一班人马分三列同时上场。绸制的斗牛士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十分耀眼。
他们摆着特有的姿势绕场一周，随后来到主席面前向他鞠躬致意。斗牛士退场后，主席反手一挥，号角吹响，也就是告示牛栏大门敞开。牛飞奔而出，即斗牛开始。以上的开始序曲部分各地有所不同，但都大同小异。
整个斗牛过程包括引逗、长矛穿刺、上花镖及正式斗杀4个部分。
引逗是整个表演的开锣戏。由此牛野性始发，所以由3个斗牛士助手负责引逗其全场飞奔，消耗其最初的锐气。几个回合过去，骑马带甲的长矛手出场，他们用长矛头刺扎牛背颈部，使其血管刺破，从而放血，同时为主斗牛士开一个下剑的通道。
所骑之马都用护甲裹住，双眼蒙上以防胆怯。受刺后的公牛，会越发凶暴猛烈，因此长矛手稍不留神被掀翻刺伤也屡见不鲜。因此需要由3位助手上前引开公牛，也利长矛手退场。
长矛手完成任务后，由花镖手徒步上场，手执一对木杆，饰以花色羽毛或纸，前端带有金属利钩的花镖，孤身一人站立场中，并引逗公牛向自己发起冲击。
花镖手待公牛冲上来，便迅捷将花镖刺入其背颈部；如果刺中，利钩会扎在牛颈背上，也起放血作用。由于做出瞄准、前冲、刺入的时间很短，而且需判断牛的冲势，因此需要花镖手动作干净利落。
但也时常有人只能刺入一镖，或两镖皆不中，即会招来满场嘘声。但如果一次花镖手双镖均插不中，可以允许其再补刺一次；但再失手，即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这也会增加主斗牛士难度。
最后手持利剑和红布的主斗牛士上场，开始表演一些显示功力的引逗及闪躲动作。如胸部闪躲，即让牛冲向直线冲向自身时，腿一侧滑，牛贴身冲过；另外还有如“贝罗尼卡”，即是以红布甩向牛的面部，以激怒引逗公牛。
贝罗尼卡原是耶稣受难时为其拂面的圣女之名，因其动作的相似性，所以命名。其他还有斗牛士原地不动，引逗着牛围着其身体打转的环体闪躲等。
在最后阶段，也即最后刺杀阶段，也是斗牛的高潮。斗牛士以一把带弯头利剑瞄准牛的颈部，尔后既引逗牛向其冲来，自己也迎牛而上，冲上前把剑刺向牛的心脏。于是，牛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应声倒地。
刺杀是最富有技巧的，斗牛士须将剑与眼睛齐平，踮脚，手水平下压，发力；剑入牛身后必须抖腕使剑稍微左弯，以冲破心脏主心室，这要求很高的速度、力量和准确性。
刺杀动作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人不动而牛冲过来，这时斗牛士在瞄准阶段等都是静态的，有利于准备、瞄准和判断。
第二种是人动而牛不动，即在牛处在观望的时间内，斗牛士向前冲，边冲边瞄准，直至剑入牛身，这时牛也是发力向前顶，借力刺得更深。
第三种是人动牛也动，这是最难把握和最高境界的刺杀动作。即斗牛士冲向牛，逗着牛也从一定距离冲向人，斗牛士在运动中判断运动中的牛的部位并准确下手。这是极其复杂和难掌握的，但如果运用得好，则牛的死亡时间最短，漂亮的甚至可能应声倒地。
如果牛被刺后，已失斗性，但由于剑刺得不够深或牛足够强壮，会暂时还不倒地而死。这时，斗牛士或其助手会以十字剑或短剑匕首刺中牛的中枢神经部位，牛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时装束着花饰的骡子车即会出场将牛拖走，斗牛士会接受观众的欢呼致意；也可将帽子抛向观众，也接受观众的欢呼、掌声和投来的鲜花。斗牛士按刺杀水平的由低至高，分别享有保留牛耳、保留牛尾、被从正门抬出的荣誉。
身体强健、精力旺盛的海明威非常热衷于斗牛，甚至他自己也亲自参加过斗牛。他在潘普洛纳斗过牛，但勇敢有余，灵活不足。他在这一行的经历很短暂，而且是以受伤告终的。
“那头混蛋公牛是钢骨水泥做成的。”海明威这样说。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像其他斗牛士一样用长矛或者利剑刺穿那极其坚硬的牛皮。他虽然勇敢过人，虽然敢于冲上去，但是因为身体笨重，很难刺中迅速奔跑的公牛。
海明威在斗牛场上的那副模样与其说是一个灵活的斗牛士，不如说是一部推土机。他的嗜酒使他的体重增加，呼吸急促。他比牛还要笨重，他跑来跑去累得浑身是汗，忙活半天却根本不是牛的对手。
但是海明威总算有了感觉上的体验，看到了一吨重的黑公牛猛扑下来的凶相，看到了滴出黏液的牛嘴和鼻孔以及野蛮地用蹄子扒沙的情景，也听到了牛受伤时的阵阵叫声。
斗牛迷钦佩之至，也就在这个时候，又一部作品在海明威的头脑中酝酿完成了。
任何一个拉丁国家的人，只要星期日常常去看斗牛，只要细心观察过斗牛士的成长、风格和变化无穷的技术，都会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不应该试图写斗牛。
以斗牛为题材的电影给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看了总是笑到肚子痛，因为错误百出，不确切，外行。这恰像让一个天生的瞎子来描绘日落景象。
海明威意识到了他的难题，所以认真对待这次写作。除了自己那次失败的斗牛经验，海明威又去观看了很多场当时西班牙著名斗牛士的斗牛赛。
“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死你。”海明威这样说。
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海明威的又一部力作《死于午后》出版了，这本书成了一本斗牛指南和手册。
在非洲大草原狩猎
海明威是一位闲不住的人，他向往惊险、刺激的生活，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哪里有激情，哪里就有海明威。
海明威刚刚写完《死于午后》，他的注意力又马上从西班牙转移到了非洲大草原，海明威试图在非洲进行一次畅快的狩猎之旅。
打猎，这是海明威从儿童时期就养成的习惯。在他10岁的时候，就陪同在父亲的身边，在密执安州的丛林中狩猎。
而现在，父亲早已经过世，海明威自己也成了几个孩子的父亲。海明威想要将这一好猎的家风延传下去，可惜的是他的孩子才四五岁，年纪太小。
但是海明威的心已经活跃了起来，他向往非洲的天然猎场，那里有的是猎物，或者是猎手。
猎豹、狮子、蟒蛇、野狗，这些自然界的天然猎手们在海明威的眼中无疑就是天然的猎物，海明威喜欢它们，喜欢与它们之间展开的殊死搏斗。
在基韦斯特的10年，是海明威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在这段时间中，他作为渔夫、专打猛兽的人，得到承认的作家以及基韦斯特最受尊敬的公民，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他们家的大木屋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有请来的嘉宾，也有不速之客；有无神论作家，也有天主教神父；有体力衰竭的斗牛士，也有在酒馆里结识的某个朋友。
冰箱里放满了啤酒，食品间里尽是烈性威士忌。海明威随时欢迎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到来。
海明威的心很宽，他迫切地想要到非洲大草原上狩猎。他手中的猎枪已经在“呜呜”作响，他的心已经在急剧地跳动。
海明威给他的老搭档、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主编帕金斯写了一封信，说明他近期要去非洲狩猎的想法。
帕金斯已经为海明威出了好几本书，对于海明威的性格，他十分了解，他也清楚作家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才能写出更加深刻的作品。
帕金斯鼓励海明威去做这次非洲之行，希望他根据此行写出一部从中可以闻到、可以尝到、可以感觉到真实的原始生活的作品。
为了表示最大诚意地支持海明威的非洲之旅，帕金斯甚至提前给海明威寄来了一笔预付稿酬。这可真是天大的信任！海明威的新书都还没有构思书写，就提前支付稿酬，可见帕金斯对于海明威的信任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海明威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到了非洲大草原，领略了一番别样的异国情调。
这时正碰上大群野兽迁徙，遍地都是，起码有30000多头，有羚羊、大羚羊、红羚羊、瞪羚、豹子、猎豹、野狗，还有被称为兽中之王的狮子。
仅仅在第一个星期，他们就发现了48只狮子，还打死了4只。至于羚羊之类的野兽，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捕了不少，光海明威一人就打死了35只野狗。
这个旅行队里有黑皮肤的土著人做向导，还有经验丰富的白人猎手当助手，穆科拉和查德就是其中的两个。
以自然界的猎手作为自己的目标猎物，那肯定就是在生与死之间不断挣扎。狮子、猎豹这些可都是穷凶极恶的肉食性动物，不会眼睁睁地趴在那里等你开枪。
与它们为伴，在做好打死它们的同时，同样也要做好被它们反咬一口的心理准备。
“砰！砰！”两声枪响，海明威准确有力地开枪，一只大雄狮倒在地上死了。
然而还没等海明威表达出胜利的喜悦，又一只狮子威武雄壮地猛冲了过来。
海明威浑身直冒冷汗，心想这下完了。可是那只狮子还没有冲到眼前，伴随着几声枪响，就轰然倒地了。
原来是穆科拉的枪口一直对着那头黄褐色的野兽，看见它冲到海明威眼前了他才精确地开枪。
“嗨，伙计，你又救了我一命。”惊魂未定的海明威拍了拍穆科拉的肩膀，友善地感激道。
海明威受到过鳞皮犀牛的袭击。还有两头“巨大的、畸形的、古代猛兽似的、满身扁虱的”大象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他们扑来。一头肮脏的野牛，险些扑住海明威。
但是即便是充满危机，海明威还是一如既往地兴致勃勃。他不但是在边缘地带狩猎，还深入非洲大陆，直达雅伦戈罗火山以南的裂谷省和马尼亚拉湖地区。
海明威的这次非洲之行硕果累累。他不仅猎到了狮子、猎豹，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兽，更为关键的是，海明威因此写出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当访客问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海明威一脸陶醉地说：“我爱非洲，我喜欢那个地方。一个人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某个地方觉得很自在，就该到那个地方去。那地方有的是猎物，鸟儿多。而且我喜欢当地的人。我可以打猎和捕鱼。以后要是有机会，我肯定还会再去。”
快艇“拜勒号”
海明威从非洲大陆回来了，他带回来了一笔丰硕的成果。非洲大陆的异国情调，让海明威十分陶醉。
非洲之旅让海明威那一向渴求新经历新刺激的意愿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返回基韦斯特之后，他依然满怀追忆之情与思念之苦。
虽然海明威身在打字机旁工作，但是他的心已飞越重洋，回到那青青的群山和灰赤的原野去了。
不过他的归来使波林和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孩子们对于异国风光问个不停，这更使他格外快活。
“爸爸，非洲远不远？”一个孩子问。
“爸爸，非洲有从这里到纽约远吗？”另一个问。
“非洲好玩吗？”
“爸爸，我看到你带回来的象牙了，大象很大吗？”
“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爸爸，我听说草原上有豹子，最厉害了，是不是真的？”
纯真而又好奇的孩子们的问题像连珠炮地向他射来。海明威觉得他有责任和义务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
对于孩子们的疑问他一一做了回答。可以想象，当海明威神气活现地把一桩桩探险故事添油加醋地讲给孩子们听的时候，孩子们脸上的表情该有多么的惊奇。
海明威还有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许多朋友有求于他，他也难以拒绝。出版商也急不可待地向他要新作，为了满足他的老读者，海明威还需要不停地写作。
海明威生活奔放，丰富多彩，他既划船又豪饮，既打牌又写书。现在，他又迷上了一个新宠。海明威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定制了一艘快艇，带卧舱，取名“拜勒号”。
海明威十分热爱这条船，所以在后来写的《丧钟为谁而鸣》中，便给最坚强的一个人物取名为拜勒。在“拜勒号”快艇上，海明威多次参加捕鱼比赛并占鳌头。他每逢心绪不宁时便到体育馆参加拳击。
在一次仓促的蒙大拿狩猎之行中，他还获得野鸭猎手的声誉。海明威喜欢大海，因为海上自有更加有趣的事物，绚烂的色彩，有大鱼和万物的生存竞争。
作为一个丈夫，海明威的小天地变得太有限了。波林成天对他唠叨，说孩子们眼看要长大了，要多考虑他们的需要。
海明威有时亲热地拍拍女招待的屁股，波林看了很厌恶。有时一位在他家过周末的老朋友和波林吻别，他也会责怪她不该如此，波林听了又大发雷霆。
漂亮的妻子对丈夫的放荡生活感到厌倦，而这位作为丈夫的作家又因受到约束而感到窒息。波林总是要疲于接待那些不速之客和应邀而来的贵宾。其中有些生活不检点的女记者，他们总是赖着不走，和丈夫打得火热。
波林讨厌海明威那些有钱的朋友，更加厌恶那些前来借钱的穷人。家里的疯狂气氛让她窒息，即便是雇用女佣前来帮忙，可是女佣也在因为受不了这种氛围而辞职。
波林每天都要强装笑容地侍奉丈夫前去捕鱼，或者听他的键盘劈啪作响。但是丈夫一点都不体贴，相反，还像凶神恶煞一样专横。海明威对于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关怀备至，但是对于波林却漠不关心，就如同对于世界上形成的各种大事也都不闻不问一样。
海明威都不曾关注到，因为他的放荡不羁和专横蛮干，他与波林之间的婚姻已经悄然产生了裂缝。“拜勒号”成了他所爱的“女人”。快艇的飘摇成了他摆脱失眠的良方妙药。
这一天，海明威又准备去下海。他在码头上遇到一个眼神柔和的小青年。海明威认识他，这青年叫乔西，生得矮小而清瘦，却十分强壮有力，是个钓鱼能手。
“海明威先生，”那青年主动上前搭话，“又出海去呀？”
“是的。”海明威说。
“我去帮你搭个手好吗？”
“行呀。”
于是，乔西上了“拜勒号”。
他们一块儿钓鱼，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睡觉。乔西像个畜牧之神，睡在海明威脚边。
他们又钓了整整一天鱼。
海明威把他捕到的3条马林鱼，还有他和乔西用木棍打死的5条鲨鱼送上岸去，然后他俩在充满鱼腥味的船舱中躺下。
“拜勒号”抛了锚，在水面上缓缓摇动，天上新月如钩。海明威醒了。没想到乔西这时已经溜过来，像蛇一样盘在他身上亲热地拥抱他。
“你这杂种，你这满身是虱的肮脏小杂种。”海明威把那个小伙子抓起来，用双手把他举过头顶，“扑通”一声抛进水里。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又回到便铺上睡觉去了。
船上另外三个人被乔西落水的响声惊醒，看他游到海岸边。他们一言不发，回到甲板上的绳索卷盘上休息去了。
从此，乔西在基韦斯特臭名昭著。谁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谁都不理睬他。不过他还是鬼鬼祟祟地溜来溜去，一看见海明威，就像条可怜的癞皮狗跑过来摇尾乞怜。可是，只要海明威看见他跟在后面，就会回头一脚，把他踢翻在地。
海明威在比米尼岛附近第一次捕到一条真正的金枪鱼，一条重达140千克而不曾受伤的金枪鱼。这样的鱼被钓起来，还是第一次。
钓鱼的成功使他忘乎所以，在以钓鱼为业的人中间大夸海口。他们也承认他的本领，但不想看他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
为了追求刺激，海明威自摆擂台，说是比米尼岛有谁能和他打上4个回合拳击比赛，即可得到200美元的报酬。
这奖金挺诱惑人的。
当地的一名渔夫和他较量了一番，败下阵来。一个甘蔗工和他刚一交上手，就两脚朝天一个跟头跌昏过去。
著名的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汤姆·希尼正在比米尼岛避暑，他接受了这个挑战。拳击场就设在海滩上。
这是比米尼少有的盛会。人门倾巢而出，顽童、瘦狗、几只饿猫、贴在母亲胸前的婴孩和许多成年男子，都要看看这场精彩的拳击。海明威精神抖擞，准备夺魁。
希尼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呻吟说：“咱们算了吧！我们在这儿打，什么东西也得不到，没有奖赏也就没有刺激，别打了。”
海明威直起身子，缩回了略感疼痛的手臂，说道：“这次我打得好开心。本来我在第七个回合就可以把你打败，到第九回合你就得赔上性命。你说不打就不打了吧。遇上一个厉害的高手，打起来真过瘾。”
海明威心满意足地回到基韦斯特，写完了他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
这是海明威最不成功的作品，读者和他本人都不满意。即便如此，这本书却使海明威这位孤立主义者懂得了“在现代世界上，谁也不能孤独地有所作为”的道理。
这对于一向桀骜不驯的海明威来说，真可谓是一大进步。
参加西班牙内战
海明威所指明的迷惘的一代是不幸的一代，他们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走出来，却不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点燃。
就在海明威还驾驶着他那艘最喜欢的“拜勒号”在海上与鲨鱼为伍的时候，世界局势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西班牙发生了内战。一场反法西斯统治的战争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而这，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声和演习场。而现在，内战使海明威所热爱的国家彻底分裂，血流成河。
西班牙内战在早期阶段看来像是一次起事、一次叛乱，但是海明威深刻理解西班牙，他准确地预言说，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血腥屠杀。
西班牙的兄妹们正在佛朗哥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下忍受着煎熬，他们被列队执行枪决，采用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抽签方式——报数！
执刑官喊：“一二报数！”
“一、二，一、二，一、二……”
“数二的上前一步！”
于是，他们被带到墙边，士兵们举起枪，对着他们的脑袋就是一阵狂射。
枪弹齐发，报数“二”的都倒了下去，他们无名无姓也无罪，只因为报的数是该死的“二”。
西班牙，海明威所热爱的西班牙正在遭受宰割。海明威万分不忍。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的苦难。
海明威体会到的不是贫困和经济萧条，也不是作为一种崇高事情的爱，他是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泪，看到了大教堂炸成瓦砾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粗犷的美化为一片荒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斗牛，是另一种形式的斗牛。这是兄弟相斗，牛与牛斗；还有贪婪的列强相助，他们把西班牙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前显示各自军事力量的彩排场所。
美国、法国和英国宣布武器禁运，并大写其措辞文雅的外交函件表示抗议，企图在刚刚目睹埃塞俄比亚遭到蹂躏的世界上保持秩序。
海明威当上了美国民主西班牙之友医务局救护委员会主席。他借得40000美元为西班牙政府军购置了一批战地救护车。
海明威在纽约的卡内基大会堂对济济一堂的听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女士们，先生们，西班牙在流血！法西斯暴徒正在那里分裂那个可爱的国家。为民主而战的勇士们需要我们伸出援助的双手！”
海明威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到西班牙为《北美报》采访新闻。他在短期内还清债务之后便急不可待地要参加战斗。
1939年马德里不幸陷落之前，海明威一直像在意大利时一样，作为士兵参加战斗。如同年轻时作战地记者时一样，他总是争取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
海明威并不孤独，其他国家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志愿参战。他们算不上正式的士兵，称为游击队更合适。
海明威坚定地站在西班牙政府军一方。这支军队虽然是为民主而战，却无法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买到枪支。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佛朗哥作战，只有苏联愿意帮助他们。
海明威的报道充满战争前线的气息。这些报道都是在战场上发出的，在电台上一广播，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见闻。
海明威走遍了弹痕累累的乡村街道，拍下了已死的和垂死者的照片，也拍下了马德里人血肉模糊的尸体。那场景仿佛就是名画家戈雅的《战争的灾难》展现在他眼前。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呕吐。
这时基韦斯特成了海明威旧日的梦境，波林像是某个银幕影像。他完全陶醉在战斗中，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
海明威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啃坚硬的玉米饼，一起喝酸奶。他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出没在马德里以南和以北的山区。
他们的战斗就是他的战斗，他们的自由就是他的自由，他们的牺牲也就是他的牺牲。
海明威头戴编织的绒线帽，学会了制造酒瓶手榴弹。他把炸药装进空酒瓶里，对准进攻的敌人投去。这方法还真见效。这种制造酒瓶手榴弹的方法是一个叫帕布罗的朋友教他的。
海明威还组织一些暗中活动的游击队伏击小组，长时间潜伏于深山老林之中，伺机出击。
游击队炸毁桥梁以牵制法西斯军队的前进时，海明威正和他们在一起。他帮助他们点火药线炸翻列车，把木偶般的尸体抛向空中。他看到身穿整洁军服、满脸伤疤的纳粹和法西斯军官下令枪杀他的朋友。
海明威再次受伤，旋又复原。然而更糟的是，他看到那情景心里难受，为世界各国都没有来援助这些为民主而战的英勇男女而感到十分气愤。
各国外交官虽然通过了一次又一次决议，民主还是遭到了扼杀。纳粹海军炮击西班牙城市，墨索里尼的飞机轰鸣在天空，以保卫法西斯荣誉为名杀害妇女和儿童。
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国会或议会不断发表演说，但是他们的中立立场和无所作为终于葬送了一个民主政府。
第十一旅和第十二旅是海明威主要活动中心。
第十一旅由具有强烈的反希特勒意识的共产党人组成，医官凡纳·海尔布伦负责指挥这支部队。他牺牲以后，海明威把短篇小说《西班牙土地》的稿费支票汇给海尔布伦的遗孀。
第十二旅的旅长名叫卢卡兹，人们都称他卢卡兹将军，是个匈牙利人，来西班牙志愿参战的，也在一次战斗中为西班牙捐了躯。而他牺牲前却仍然怒吼着：“把公牛放出来！”
这种由拙劣的骑马斗牛士。更拙劣的助手和屠夫而非真正的斗牛士来下手的残杀，令人难以忍受。
后来，海明威把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经历和见闻写进了他的《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小说之一。海明威对于其中的心理付之一笑，他还毫不隐晦地说，书中那位在熟悉的国土上作战的外来战士乔丹正是他自己。
《丧钟为谁而鸣》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游击战争的真实写照，美国、波兰、捷克、法国、德国、苏联、以色列乃至古巴的军队都把它作为训练敌后游击战和突击战人员的必读手册，而不把它当成小说。
西班牙政府曾经请海明威出面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援，并劝说法国政府参战。海明威尽了力，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害怕自己的加入把西班牙内战变成世界大战。海明威离开了山区和平原的各个游击队组织，来到马德里。在这个城市被围攻的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他一直坚守在这里。他一边写急报，一边训练衣衫褴褛的新兵。西班牙共和政府崩溃时他十分痛心。
海明威蓄着浓密的小胡子，外貌很英俊，即使因工作需要而戴上眼镜也还是仪表堂堂。大家了解他、崇拜他，称他为“将军”。
在他那凄凉的房间里经常挤满了跑来的猫，无家可归的儿童和伤心过度而迷了路的老妇人。从前富有的斗牛士，如今也在挨饿，找他帮忙。
西班牙战争中死亡和斗牛场上的死亡不一样。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这两个城市陷落之前，街道就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迫击炮弹和大炮炮弹以及空袭日夜不停，成了常规。
墨索里尼和戈林派出的空军不断从云端里往下面的马德里扔炸弹和燃烧弹。而进行殊死抵抗的西班牙共和军用的还是炸药加步枪，就像长矛和弓箭挡不住毒气弹一样。
在马德里垂死挣扎的时候，国际联盟的各个委员会又通过了一些决议，印发了一些抗议书和文件，结果都被扔到各个政府机关的废纸篓里。
结局是注定了的，就如海明威的小说一样，只能完蛋。经过两年的艰苦抵抗之后，马德里终于陷落了。西班牙的民主完蛋了，战事也就结束了。
佛朗哥是个斗牛士，他的最后一次冲刺把鲜血淋漓的西班牙刺死的沙地上。
当然，佛朗哥这个独裁者在后来的历史中要比他的敌人所预料的好些。他和所有的纳粹都闹翻了，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关系交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参加他们一边。
从这点上来说，他无疑作出了一项历史上最明智的选择。但是他又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在他统治西班牙的时候不允许自由选举，不许有反对党，也不许真正的民主存在。
海明威像难民一样越过比利牛斯山，逃离了西班牙，逃进了相对安全的法国。
海明威所热爱的国家西班牙彻底在他的生活中画上了句号。海明威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国家观看精彩的斗牛，他为此痛惜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