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弟出走终生遗恨

1920年底，李瑞清先生去世。张大千帮助料理完恩师的后事，不由得想起了年老的父母，思乡之情不可抑制，就返回了内江老家。

回到家里，张大千发现家里的一些变化。二哥已经做了县知事，三哥在重庆的轮船公司也很红火，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合院已经被粉刷一新，檐上的青草被拔去了，换上了黑油油的新瓦。

母亲又老了些，平常也不去店里了，专门料理家务。父亲已经戒掉了鸦片，身体好得多了，但是却变得爱唠叨了。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九弟君绶，他现在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白净的面皮，个子比八哥高出了半头。张大千一回来，他就整天跟在后面，八哥作画的时候，他在旁边不时评论几句。

他的评说，往往使张大千惊诧不已，他看着九弟说：“九弟，我看你对画画非常有兴趣，而且很有点才气，为啥不用功画画呢？”

九弟听了，却低下头长叹了一声。

张大千看到小小青年这副模样，不由得来了气：“你年纪轻轻，却去学阿爸那样唉声叹气，你有什么心事？”

九弟委屈地指了指窗外楼下。张大千一看，母亲正和一个姑娘坐在一起，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做针线活，两个人说说笑笑挺亲热。他心里顿时明白了：“为了她？”

九弟点点头：“她姓蒋，是爹妈为我订的未婚妻，但我不愿意，阿妈非但不听，还把她接到咱家来了。”

张大千想起了早逝的表姐，劝道：“这样可以慢慢建立感情嘛！”

九弟委屈得嘴一撇，都快要哭了：“我不愿意，我一看到她心里就别扭。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要，就是不要！”

张大千默然无语，心想：“都到这个年代了，阿妈却还是用老一套来包办。唉，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一天，张大千趁周围没人，就劝起母亲来。不料母亲却伤心地哭了起来：“你们怎么不懂当老人的心？我和你阿爸，你二哥、三哥、四哥，再加你，不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九宠坏了，你当哥的不说说他，反来抱怨我。”

张大千一下慌了，赶忙向母亲认错，并安慰了好半天。

张大千不理家事，闲来总会约几个儿时的伙伴到外面走走，城西二里远翔龙山下的资圣寺，是他常去的地方。

中秋节这一天，张大千又来到了资圣寺，与那里的住持果真法师交谈起来。果真在俗家也姓张，对常到寺庙来的这个当过百日和尚的本家兄弟相当看重。他也颇通文墨，两人谈起来非常投机。

这次果真看到张大千，老远就高兴地打招呼：“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好几天就等你来。近来寒寺准备修整山门，重塑金身，有一块先人书写的石碑，乃是明嘉靖十四年进士、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书写的，由于年久，又多遭风雨侵蚀，字迹已经脱落不全了。这次我想劳你大驾。”

张大千明白了几分，随即说：“如有报效佛门之处，但说无妨，大千不敢推辞。”

果真接着说：“赵贞吉字大洲，也是我们内江人。现在我们想重刻石碑，要补他的诗文，那就非内江人不可，想来想去，非先生莫属了。”

虚岁才23岁的张大千听了，又惊又喜，略作谦辞，也就答应了。

几天后，张大千写好赵大洲的原文和一幅自己写的对联送到了寺内。那副对联是：

与奇石做兄弟，好鸟做朋友。

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

每个字都足有斗大，魏碑风格的字体，遒劲有力，极见功底。

书法被勒石之后，不少香客看到都很吃惊：“哟，张老八出去几年，本事真大了。平日看他在家闲待着，也不出去做事，原来把字练得这般不得了。”

这件事在内江引起了轰动，此后在赞叹之余，人们纷纷前来，不仅内江县人，就连邻近几个县的人都来求字画。这个不出去做事的年轻人，在家挣得的润笔费远远超过了整天在外奔波的人。其中他给一位朋友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路曲若之字，

山深无驷尘。

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就这样在家写字作画。由于妻子曾氏一直没有怀孕生子，按当地风俗，父母又给张大千续配了一房夫人。这位夫人是内江兰木湾一个16岁的姑娘，叫黄凝素。

1923年，二嫂去世已经两年了，二哥在江苏松江府华亭县认识了松江府太学的女儿杨浣青小姐，并准备结婚。张家人都商量起来，父母年纪太大了，只好让四哥去松江代表家人参加二哥的婚礼。九弟也吵着非要去，张大千就替他在旁边说情，于是父母答应四哥带九弟前去松江。

年底的一天，“义为利”百货店正准备打烊，张怀忠正在柜台后面清点钱物，突然钻进3个当兵的，手里拿着枪，愣是抢走了两匹绸缎和张怀忠怀里的钱匣。

张怀忠一气之下，在床上躺了两天，整天发呆，一言不发。

张大千就劝他：“阿爸，你不要伤心了，俗话说破财免灾。这几天我忙着给人画画，钱也就挣回来了。要不这样吧，我早就说过，咱们把店子关了吧，四哥来信，他在安徽郎溪置了一些田产，在山上栽了许多树。他还说，那边比四川要安定些，您忙了大半辈子，不如出去享几天清福。而且老九还赖在松江不肯回来，你顺便出去把他揪回来。”

父母点了点头，同意了。就这样，张大千带着父母、妻子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一家人在松江终于又团聚了。

有一天闲来无事，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孖为父母画了一张肖像，善孖画老人像，大千画背景。老人浓眉丰髯，身穿长衫，坐在荷花池边。这是兄弟两人第一次联手作画，当画完细心品味，尽管笔墨娴熟，线条流畅，但都觉得缺少点什么，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天张大千读到南朝谢赫的《六法论》时，看到“气韵生动”一节，古人今人都在绘画过程中追求形象的内在气质与画面整体的章法布局。他意识到：我与二哥所作的那幅肖像，一是神韵不够，尤其缺乏一个艺术家的个性；二是整体的布局不好，我那一池荷花，满满而溢，构图缺乏疏密与虚实的结合，显得呆板。

于是，张大千体会到了“艺无止境”的含义，他决定再回上海。

这次九弟也闹着要跟他到上海去：“哥哥们都在外面见过大世面，为什么非要把我困在家里？”父母只好答应了。

来到上海，张大千兄弟二人住在马当路西城里16号，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洋楼。说来也巧，黄宾虹先生也住在这里，就住在他们楼上。

自从发生上次的“仿石涛风波”之后，黄宾虹就很看重张大千的才华了，而张大千始终如一地对这位书画界的前辈充满敬仰之情。两个人不久就成了忘年好友。

九弟一到上海，就说什么也不回松江了，执意要与八哥一道跟曾熙学书画。张大千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

张君绶虽然任性，但却很有天分，书画方面进步极快。张大千相信，只要他好好用功，将来成就肯定在自己之上。

但是，刚到上海几个月，母亲就来信，催他们一道回内江，让张君绶与蒋姑娘成亲。

张君绶的热情一下受到了打击，学习劲头也一落千丈。有一天曾先生问张大千：“你九弟的才气高过你，将来肯定会有出息。但他这几天就好像丢了魂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张大千含糊其辞，遮掩了过去。

有一天，母亲又来信了，张君绶看了马上脸色就沉了下去，也不与八哥说话，也不给他看信上说了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了。当时张大千以为他出去散心了，也没在意，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九弟还没回来，这时张大千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急忙到几个朋友家里去找，但一天都没有找到。

晚上张大千疲惫地回到家里，思索不出这个任性的弟弟到底搞什么名堂。苦闷之际，他到九弟的房间里一搜，果然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封信：

八哥：

我去了，不用找我，你们也找不到，就当我死了罢。请转告父母大人，孩子不孝，对不起两位老人家，就当没生我一般。八哥，我的心，你是知道的。

张大千读完信，脑袋“嗡”的一声：“完了！”不由眼前发黑，一下瘫在床上，泪流满面地喊道：“九弟呀，你这一去，在外面如何生活？叫我如何向父母交代？”

张大千寻找了很长时间，可人海茫茫，哪有君绶的影子。有人说他上了德国的船，也有人说他去了北平，也有人说他去日本了。

但是，这一切都要瞒过年迈的父母，他只好模仿老九的笔迹，学着九弟的语气，以九弟的名义给父母写信，一会儿说到青岛去了，一会儿说在大连，后来干脆就说到德国留学去了。

一年后，父亲张怀忠去世，母亲也在1936年逝世，但两位老人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君绶失踪的消息。母亲直到去世前，还常对张大千哀叹：“唉，老九不听话，害了蒋姑娘一辈子。”

张大千每次听到，心如刀绞：“是啊，蒋姑娘把自己的希望和终身都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但是，我可万万不能做害别人一生的事！”

因此，日后他虽然与曾氏夫人没有太深的感情，但始终以礼相待。

张君绶从此以后杳无音信，成为张大千一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