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回声

敖德萨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明确规定普希金不得路经莫斯科，不得中途停留，所以八月九日普希金便到达了父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警察当局要求诗人的父亲谢尔盖·里沃维奇“警觉而关切地监督儿子”，还要求圣山修道院院长执行同样任务。儿子被送回幽禁，父亲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 于是父子间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冲突。过后，父亲便携眷他往，只留下老奶娘阿林娜·罗吉翁诺芙娜陪伴诗人。

幽禁的岁月是寂寞而又凄凉的。乡村地主们畏惧这反叛的诗人，只有三山村的女地主奥西波娃颇有教养与慧眼，她和她的女儿们都敬重与爱戴诗人。“我周围的邻居很少”，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只认识一户人家， 而且很难得见到他们——我整天骑马，晚上听我奶娘讲故事，她就是达吉雅娜奶妈的原型⋯⋯她是我惟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不感到寂寞⋯⋯”生活中他偶尔也有欢乐，譬如，在奥西波娃家普希金曾遇见了青年时代的女友凯恩。在她离去时他赠予她刚发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其中还夹着那首著名的抒情诗《我记得那美妙的时刻》（1825）。

幽禁，使诗人与上流社会完全隔绝，但同时却使他更加接近人民。这又是愚蠢的统治者们未曾料及的。诗人不但与奶妈和农奴相伴，而且每逢节假日都到集市或教堂广场去，听民间艺人的吟唱，记录群众的俚语村言。他穿着红衬衫，不修边幅，“走到人群里去，那里大家都在玩儿，他往地上一坐， 叫那些瞎眼的叫花子过来，他们给他唱歌，念诗。”人民的口头文学，犹如人民的乳汁，继续哺育着自己的民族诗人。

在所有的痛苦中，最折磨诗人心灵的是他对祖国命运的系念。一八二四

——一八二五这两年正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朋友们的安危，祖国的未来⋯⋯国难和私愁常常使他寝食不安。他生就了叛逆者的性格，却被幽禁在穷乡僻壤，犹如一只猛兽被囚于笼中，犹如一匹烈马，空对着遥远的疆场嘶鸣。终于，在漫长而阴冷的日子中，他迎来了一个光辉的黎明——一八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诗人皇村学校的同学、好友普希钦绕道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探望自己的至友。普希钦是清晨到达的，普希金披着睡衣跑来迎接友人。这是诗人幽禁中最幸福的一天。两位密友倾谈竟日，谈往日基希涅夫的所有的友人；谈被监禁在梯拉斯波尔狱中的彼·弗·拉耶夫斯基少校的坚强不屈； 谈奥尔洛夫将军；谈秘密结社；谈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普希钦暗示了秘密组织的存在，但他不肯说的更多。普希金激动地说：“亲爱的普希钦，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普希钦还特意为诗人带来了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

《聪明误》。当时这部喜剧因其对农奴制批判得辛辣尖刻，正被贵族青年们争相传诵。两人共同朗读着，不时拍案称快或者发出由衷的笑声。直到深夜， 两位挚友才依依惜别。普希饮终于去了，他们哪里知道此一别竟成永诀。普希钦此行带来了战友的音讯，带来了关于祖国命运的重大信息，这使诗人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必然与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正是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普希金才对俄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普希金认真研读俄国历史，并创作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普希金还完成了长诗《茨冈》。茨冈人，通常

被称为吉普赛人，是一个失去自己国家、分散居住在欧洲各国的民族。他们那种自由奔放的习性和流浪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作家。他们常常借助吉普赛人表现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愿望。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梅里美的中篇小说《高龙巴》、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等作品，都曾塑造过吉普赛人的鲜明形象。普希金在南方时曾与吉普赛人接触，并写就了长诗的提纲。长诗从描绘吉普赛人自由而奔放的生活场景开始的：“一大群热闹的茨冈，沿着柏萨拉比游荡。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他们的宿营地充满着生机：“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野上放着， 旷场中间，一切都是活泼泼地：小孩子叫着，娘儿们唱着，还有车上的行军灶响着。”长诗的主人公阿乐哥是一个厌倦贵族上流社会并与之发生了严重冲突的人。在一个傍晚，他来到茨冈人中间。茨冈少女真妃儿把他带到父亲面前，说：“我的父亲哪，我得个客人：我在坟场荒地上找着他，我叫他来到我们的营帐，让他在这儿过夜吧，他说，他要做茨冈，跟我们一样。衙门里要捉他。我可要保护他，他名字叫阿乐哥，愿意到处跟着我。”阿乐哥留在茨冈人中间，并成了真妃儿的丈夫。开始时他觉得茨冈人素朴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新鲜；但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无力割断对城市文明和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眷恋。虽然初来时自己曾声明厌倦城市文明：“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出卖着自己的自由，对着偶像叩头；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个锁链。”但实际上在这里他生活得却很烦闷。“尽望着那空旷的荒地，那年轻人是在烦闷，忧愁的原因好秘密，自己却不敢问一问。”这往日的贵公子终于未能成为茨冈人。过了两年，单纯、任性的真妃儿不再爱他了。这，在吉普赛人本是极其平常的事，用老头儿的话说：“谁能指示天上一个地方，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谁又能够对着年轻的姑娘，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但茨冈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却是这位贵公子所难以接受的。当他发现真妃儿与情人幽会时，他竟持刀行凶——杀死了一双情侣。阿乐哥没有遵循茨冈人朴素的自由原则，而是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私有观念衡量事物。茨冈人并未要阿乐哥以血还血，只是用驱逐来惩罚他。诗人通过老头儿——真妃儿父亲的一段话，表达对阿乐哥的谴责。“远远离开我们吧，骄横的男子！我们是野蛮的，我们中间没有法律，我们没有杀戮，也没有刑罚； 我们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泪。和杀人者一起过活，是可厌的！ 你不是为这粗糙的命运而生，你只晓得一己的自由，⋯⋯”普希金即对阿乐哥的叛逆行为表示同情，又批判了这个自私的厌世主义者。对阿乐哥的批判， 也表明诗人对拜伦的厌世主义的否定。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向前滚动，俄罗斯愈来愈临近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塔干罗格病逝。国家会有什么重大变革？革命团体会不会有所行动？个人的命运有无转机？这一切都使被幽禁在偏远乡村的诗人十分不安。普希金曾计划化装前往彼得堡，后因故未能成行。甚至就是在这举国惶惶不安、个人忧心如焚的日子里，诗人仍未停止创作。他用十二月十三、十四两个早晨，完成了诙谐长诗《努林伯爵》。十二月十五日普希金照常去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她们家派往彼得堡采购的厨子阿尔谢尼突然赶了回来，并报告说：“彼得堡发生了暴动，⋯⋯”普希金回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立刻收拾行装，再次准备去彼得堡。但他只走了很短

一段路程就转了回来，他决定等待更准确的消息。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尼古拉一世继位的诏书。又过三天，公布了十二月十四日叛乱的消息。十二月末， 诗人在政府公布的“国家要犯”名单中读到了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普希钦、威廉·久赫里别克尔等人的名字。这些情同手足的少年同窗与志同道合的诗友，竟然成了“罪人”和“要犯”！普希金当夜就把他几年来有关十二月党战友的速描、回忆、日记和信件付之一炬。一八二六年初， 切尔尼戈夫团在南方的暴动也遭到镇压，形势愈来愈恶化。普希金给彼得堡的朋友写信探询有关自己的命运。茹科夫斯基告诉他审判委员会发现几乎每个暴动者的材料中都有普希金的自由诗和政治讽刺诗。七月十三日最高当局公布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判决。帕维尔·佩斯捷尔、康德拉季·雷列耶夫等五名领导人被判绞刑，尼古拉·屠格涅夫、普希钦、久赫里别克尔等大批优秀青年军官被判无期徒刑和长期服苦役。佩斯捷尔、雷列耶夫等五人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处死。死讯传来时，普希金正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他情不自禁地在手稿上画了五个吊着牺牲者的绞架，还写了“我也会、我也会⋯⋯”的字样。

还是在一八二六年春，考虑到最高当权者已经易人，普希金曾给最高当局上书，要求政府作出决议，恢复他的自由。他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宗教观念“暗自藏在心里”，“对必然要发生的事不想作不理智的反抗”。考虑到相当恶化的客观形势，诗人决定缓和同新沙皇的矛盾。恰好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采取了血腥镇压后， 也有意笼络人心，所以决定对普希金采取软化手段。

九月三日深夜，普希金从三山村返回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正好赶上普斯科夫省长的信使到来。省长通知普希金：皇上已经恩准他的“奏请”，普希金可在信使陪同下立即去莫斯科，到达后马上去总参谋部值日将军处报到。当夜，普希金带上简便行装及两部珍贵的手稿——《叶甫盖尼·奥涅金》、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启程了。老奶娘、管家和管家的女儿都猜不透这究竟是福还是祸，第二天一早老奶娘就跑到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去报信。其实， 正在旅途上的诗人，也不清楚明天自己究竟又会面临着何种处境？⋯⋯

九月八日下午四时，普希金被召至尼古拉书房晋见新沙皇。为了政治需要，尼古拉一世决心演出一场精彩的“赦罪”戏。他虽然只比诗人大几岁， 却用长辈的口吻教诲普希金。当话题触到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尼古拉问：“如果您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的话，您会怎么办？”普希金坦率地回答说： “我会站到叛乱者的行列里。”尼古拉问他：今后“你的思想方法是否有所变化，你能否保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普希金不肯正面回答，经过一阵沉默，才勉强同意。沙皇还询问普希金的创作情况，诗人抱怨审查太严。沙皇说：“从今以后允许诗人住在两京或国内其他任何地方，可以任意选择。”接着他又补充说，从今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只由皇上一个人加以审查。这些对话是外交家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听沙皇复述后追记的。谈话结束后，尼古拉挽着普希金的手将他送至书房门口并对敬候在书房门外的重臣和文人们宣布： “诸位先生！这是一位新的普希金。让我们把旧的忘掉吧。”这当然只是沙皇一厢情愿的想法，普希金并没有变新，“旧的”普希金依然故我。

久别的莫斯科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敬爱的诗人。当普希金首次在大剧院露面时，“整个剧场顿时喧闹起来，纷纷提到他的名字；所有的视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剧院门口，许多人围着他⋯⋯”流放归来的普

希金已经是举国闻名的大诗人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大家都对他感到兴趣，最优秀的青年都集中在他身边。”二、三十年代之交，正是“非常恐怖的”（赫尔岑语）年代。社会的最精华部分——十二月党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宪兵、暗探仍然四处逡巡，追查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他们当然不肯放松对普希金的监视。宪兵头子班肯多尔夫警告普希金：他的诗作不经沙皇审阅，不仅不许发表，甚至不能在任何场合朗读。普希金送呈了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要求出版，但沙皇却批复说：“我认为，假如普希金先生把他的悲剧加以必要的修削，改成类似华尔特·司各脱的历史小说，那么，他的目的就能完全达到了。”沙皇及其御用文人敌视、惧怕讴歌人民力量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正好说明了悲剧的深刻和成功。普希金坚决拒绝了沙皇的旨意，并告诉班肯多尔夫说：“我很同意皇上的意见，就是我的诗剧与其说是悲剧，毋宁说是更接近历史小说。惋惜的，就是我没有力量能改写我已经写好的东西。”悲剧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中了，直到一八三一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在普希金归来之初，沙皇及班肯多尔夫都认为用强权与笼络的双重手法，也许会使普希金“转到对政府有利的一边来”。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错打了算盘，于是就加紧了对诗人的监视和迫害。一八二六——一八二八年普希金曾因《安德利·舍尼埃》和《加甫利颂》两次被传讯。他们怀疑《安德利·舍尼埃》中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是影射政府对十二月党人的迫害，普希金好不容易才证明此诗写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之前。而《加甫利颂》一案就更具有威胁性，因为他在这首诗中嘲笑了基督圣胎的神话。仅此一点，普希金就可能被判终生禁闭教堂牢狱之罪。正是在这时候，他写下了《预感》一诗：

静静的、险恶的阴云又在我头上凝聚；

⋯⋯

我是否对它还一样蔑视？ 是否在和恶运的邂逅中 我还能保持青春的骄傲， 还那样坚忍，绝不屈从？

幸亏由于朋友们的斡旋，又加上当局对利弊的多方面权衡，不久之后， 政府就自行停止追查。但是当局认为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的赦罪，是对诗人的莫大恩惠，所以在朝的人士，都认为普希金应有谢恩的表示，但普希金数月之久不肯屈就。对于一个登极伊始犹疯狂镇压十二月党人革命的新沙皇，诗人当然不肯违心地唱颂歌。后来，他只好用一首《四行诗节》（写于 1826 年末），搪塞过关。这首诗前三节都是歌颂彼得一世的，说彼得“以真理招纳人心，以学术挽救了颓风”。“他时而是水手，时而是木匠，时而是博学之士，时而是英雄，他以一颗包罗万象的心，永远当着皇位上的劳工。” 诗的最后一节，是对尼古拉的期望：

请骄傲于宗室的近似吧， 请在各方面和祖先靠近：

像他一样的不倦和坚强， 也像他那样遗泽可亲。

这希望中还包含着诗人对沙皇可能赦免十二月党人的幻想。有几位友人，因此诗责备普希金阿谀奉承沙皇，普希金不得不在一八二八年写了《致友人》一诗为自己辩护：“不，我不是谄媚的人，⋯⋯”“我阿谀！不，朋友，⋯⋯”。但凭公而论，这两首诗也确实反映了普希金这期间曾对新沙皇抱有相当的幻想，这和他既想忠实于十二月党人的理想又能与新王朝和谐相处的矛盾心理相符。但这种摇摆时间很短，进入一八二七年，普希金就重又 “唱起旧日的颂歌”，他的一系列抒情诗篇再次响彻着十二月党人的回声。一八二七年他写下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阿里

昂》，一八二八年又写了抨击专制制度的讽刺诗《毒树》。

于是这骄矜的君王

把他的羽箭浸满了毒， 他就向远近的邻邦， 把这些死亡的箭射出。

这散布死亡的君王，正是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专制王位的继承者尼古拉一世。这证明沙皇威逼和利诱普希金的种种手段，终于不再奏效。

二三十年代之交普希金的创作数量颇高，除《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政治抒情诗外，还写下了《诗人》、《三条泉水》、《回忆》、《我曾爱过你》等优秀抒情诗篇。一八二七——一八二八年间，普希金继续谱写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一八二八年创作了叙事长诗《波尔达瓦》并开始了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又译《黑教子》）的写作。普希金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永远轰鸣着十二月党人，震撼着整个俄罗斯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