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欧洲记者

海明威在欧洲担任的工作是《多伦多明星日报》常驻欧洲记者，为该报撰写一些稿子，而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会也有必要让他旅行。

“这就是我的大学教育，”海明威曾经评论说。他的短篇小说固然有价值，但是他那些笔记本里有条不紊地写下的见闻录、印象记和记叙文，更成为后来许多年的写作素材的源泉。

海明威去世前不久，他的夫人还说，他找出了在巴黎存放多年的几本旧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记起久远的往事，海明威开始把旧事掺合到新的素材之中。

一战后的欧洲动荡不安。

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这个时期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这有如污泥浊水般的政治漩涡中，作为驻欧记者的海明威必须明确的辨明出这些消息的真伪和背后的真相。

海明威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你未曾亲眼目睹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期间，海明威写了有关各种会议、战争和当时各国一些政治领袖的文章。

海明威也写了许多关于欧洲现实生活的社会评论性文章，如瑞士的名胜、法国的衣着、俄罗斯的流亡者、德国的通货膨胀等。

后来海明威还写了一些他喜爱的体育活动的文章，比如一些钓鱼、滑雪的故事等。

海明威对记者工作非常内行，但又有点玩世不恭，经常把最好的材料秘而不宣，保存起来作为小说的素材。他的同事为此指责他，他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墨索里尼指使他的黑衫党大举进军拿下罗马。许多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竭力为他涂脂抹粉，大肆鼓吹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头目是意大利人民的救星。

海明威最先去了意大利，并最先报道了墨索里尼拿下罗马的消息。他采访了墨索里尼，他说墨索里尼“是个有着棕色脸庞的男子汉，前额很高，难得一笑，有一双富于表现力的大手”。

但是这个时期的海明威已经展现出来他非凡的政治嗅觉，他没有把墨索里尼美化为意大利的救星，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法西斯头目写成一个危险的“品性很坏的人”。

当别的政治家只看到墨索里尼的优点时，海明威在报道中却一再警告：“墨索里尼不是傻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家。”

并且海明威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论断：“我们有足够力量去推翻企图反对或消灭我们的任何政府。”

1922年11月，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后参加洛桑会议，海明威第二次访问了这位领袖。时隔5个月，海明威的洞察力更为尖锐，他看透了墨索里尼的伪装，称他是欧洲最大的骗子。

海明威声称：“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不是意大利的救星，而是欧洲最大的骗子。”

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并称二战三元凶，他的性格和法西斯本质现在世人皆知。

而在当时，墨索里尼却伪装的相当好，在国内国际都有着崇高的声誉，很多名人，包括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文豪萧伯纳都对他大加赞赏。

而海明威早在1922年就对墨索里尼的本性观察得入木三分，的确是令人非常吃惊的事。

1922年10月，土耳其的解放者和独裁者凯未尔把希腊人逐出了小亚细亚。希腊军队在士麦那战败，撤离该城，进占的土耳其军队把士麦那变成屠宰场。

土耳其军队以无谓的混乱方式排除异己，使无辜的平民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惨状目不忍睹。

海明威让哈德莉留在巴黎，自己赶去观察这场战争。虽然他到达时战争已接近尾声，他仍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形势和物质的贫乏。

针对希腊、土耳其战争的灾祸，海明威为《多伦多明星日报》写了14篇文章，这是他以后成长为作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他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就有三篇关于希、土战争的短文，而且都是上乘之作。

海明威和希腊难民一起撤退，对这场战争作了生动的描写：“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打加奇大道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50公里。水牛和耕言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缓慢地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方。一辆辆大车上装的就是难民的全部财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透湿，跟在车旁赶牲口。马里查河浑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期间一直下雨。”

希腊军队在士麦那战败之后，六名希腊内阁大臣遭到枪决。他们被带到一家医院的墙根旁，一字排开。

其中有一名财政大臣染上了伤寒，走不动路，两个土耳其士兵蛮横的架着他出来。那名大臣站不起来，只好抱着脑袋坐在泥地里，“砰地”一声就给一枪打死了。

海明威的报道感情强烈，有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他在报道完这一事件之后，在末尾处又加上一笔：“有一个被处决的人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

当海明威和同事们说起这些事情的事情，又变得十分超然：“今天看到一个焚烧的村庄，我就拍了几张极为精彩的照片。那场景十分壮观，就像踢翻了一个蚂蚁窝。难民的惨状简直就像是地狱。在这个国家真能看到一些可怕的事。”

海明威在君士坦丁堡得了疟疾，10月18日即在他写的有关难民问题在多伦多发表的前两天，海明威离开色雷斯，精疲力尽地回到巴黎，他病倒了，身上长满虱子，不得不剃了个光头。

海明威累得筋疲力尽，不得不静下心来用心的调养几天，于11月22日赶到洛桑，当时洛桑会议已召开两天，这次会议是批准承认土耳其的胜利成果，主要成就是重新确定土耳其边界，分配奥托曼公债，交换人质，希腊的战争赔偿。

参加洛桑会议的代表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海明威在会议尚未有任何结果前就不再参加那些记者招待会了，他集中精力采访各国领导人。

在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墨索里尼、英国外相寇松、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土耳其将军伊斯梅尔·帕夏。洛桑会议一结束，海明威就写了一首诗，题为《他们都在谈和平——什么样的和平？），对国际外交界的道德败坏进行讽刺：

寇松爵士爱孩子

契切林爱孩子

穆斯塔法·凯末尔

也爱孩子

30年代的欧洲战祸迭起，风云多变。他因工作需要到了德国，战后的德国正在经受着急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在德国，十亿马克买不到一个面包，流通货币每小时都在贬值。失业以及对法国这样的战胜国的仇恨像癌症一般摧毁着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德国人民摇摆于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疯狂的法西斯主义之间，软弱和虚幻的魏玛民主政体则还想维护自由的价值。

有时工作不需要他赶到某个指定的地方，他就带着妻子去瑞士，去米兰，去奥斯塔，去里维埃那尽情游玩。

当然海明威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西班牙，那个地方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她像个轻桃的姑娘，激起的感情和冒险千变万化，难以言传。

哪里有行动，哪里就有记者海明威。他天真地访问了科隆大教堂，从塔楼上俯视城市广场上的一场暴乱。

海明威在给《多伦多明星日报》的稿件里写道：“科隆的乌合之众，企图拆除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巨大雕像。这场骚动以革命始，以小规模的暴乱而告终。”

在莱茵河上，他看到了愤怒的人群同警察搏斗。三个警察被从桥上抛到浑浊的河水里。第四个抓住桥栏杆，两只脚吊在半空中，活象一个怪模怪样的木偶。

一个对手抓起一把斧头对准这个警察的双手猛劈下去。只听见一声惨叫，他便跌进了急流之中，立刻冲得看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野蛮？”

“因为从前德国在战争的灾难中从没有吃过败仗。”

海明威问道，然后他又自我嘲讽的如是回答。

将近5年时间，海明威代表《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历了欧洲的许多地方，参加了各种政治会议和经济会议，会见过不少政界要人。

海明威直接与政治家交住，并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他对被流放的俄国人深表同情，还同情被压迫的希腊人、惨遭暴乱的德国人和生活在法西斯机枪下的意大利人。

在《我们的时代里》中海明威对战争和动乱的受害者充满同情，而对国王、将军和外交家却含沙射影，大加谴责。

海明威既注意看，又注意听，就是不引用政治理论。他也无意装成能预卜吉凶的先知，所以他的观察特别准确。

海明威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树立了自己的声誉之后，便设法采写独家报道的内幕新闻。他会见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此人当时可说是对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咆哮不已的猛虎。

海明威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和激情的文章。但是《多伦多明星日报》拒绝刊登这篇访问记，海明威很想立即辞职。

只是因为考虑到每星期的工资，他才暂且作罢。他向那位法国政治家道歉，回来却向哈德莉发泄怨气。这件事埋下了他对新闻报道工作感到失望的种子，后来终于使他离开报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