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

最后我觉得他自题的墓志铭也能表现出他的思想和语言特色，恕我不起来啦！

在巴黎的新生活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他们正好赶上了在欧洲的第一个圣诞节。把行李安顿在宾馆里后，夫妻俩就去吃了一顿丰盛的圣诞节午餐。

“来，哈德莉，为我们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干杯！”

“圣诞快乐，亲爱的！”

虽然身处在异国他乡，但是海明威却十分兴奋，巴黎的酒菜十分丰盛，味道也非常独到特别，令他们回味无穷。

美中不足的是海明威低估了饭钱，算账时才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哈德莉只好尴尬地坐在座位上，等着海明威回房间取钱来付款。

有过这一次的尴尬事情以后，海明威每次出门都多带了一些钱，对于刚刚来到巴黎的这对新婚夫妇来说，巴黎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潘多拉魔盒，总是在吸引着他们的眼球。

“好一个五花八门的城市，”他写信给舍伍德·安德森时说。他和哈德莉就象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穹形咖啡馆吃饭，没完没了地在罗浮宫参观，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各个书店里测览。

海明威安排了一定的时间去观光，把白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字，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写成有条有理但不加修饰的真实报道。

白俄贵族如今在和平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法国人虽然打了胜仗，但仍不肯饶人，对那些德国兵咬牙切齿，恨之入骨，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找不到工作，他们只剩下一枚战功十字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在巴黎，海明威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这帮人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

他们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的人自溺于塞纳河里，有的人在自己的顶楼服毒自杀，还有的人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以此来窒息生命。

当时聚居在巴黎的各国艺术家们自发搞起了一个艺术家沙龙，沙龙的中心是一个名叫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美国女作家。

斯泰因女士的“玫瑰花永远是玫瑰花”的声誉已蜚声于海内外，她正在促进这个沙龙的发展，同当年的乔治·桑颇有相似之处，后者最著名的保护人和情人就是萧邦。

海明威的手提箱里小心地放着许多介绍信，最重要的是舍伍德写给斯泰因的一封，信上说，希望她能帮助这个“具有非凡才能的青年人。”

在战后时期，法国把各种形式的艺术都看作赤裸裸的和感情上的写实主义，后来便一头扎到精神上写实主义之中，探索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和写实主义的绘画。

毕加索正在震惊旧世界。这些新时代的开拓者都簇拥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周围。她对别人的鼓励和资助要比她自己的作用更有永久意义。斯泰因家下午和晚上的集会形成了当时巴黎的艺术中心。

海明威来到巴黎，为的是提高他所选定的一种艺术写作。他坐下来恭听格特鲁德·斯泰因及其朋友艾利斯·托克拉斯的谈话，还被介绍给这里常来常往的人，其中有许多都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的，只有少数算是成了名，其中包括诗人埃兹拉·庞德。

年轻的海明威是个记者，同时一心想要创作伟大和不朽的小说，所以初来乍到的海明威被他们新鲜的谈话给吸引和震慑住了。

他们的谈话吸引着海明威，但他插不上话，他只能坐在那里默默聆听。他们谈到什么意识流，谈到什么印象派，还有什么象征手法，写实主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陌生，他得好好揣摸揣摸。

渐渐地，海明威揣摸出味儿来了。他觉得其中有可取之处，但也不能说全对。他在那儿听他们谈话时，心里自然有了取舍。

海明威在倾听斯泰国的独白时，总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尽情地欣赏了她收藏的绘画，在那些画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要用打字机表达的许多东西。

海明威在斯泰因的沙龙聚会上学到了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观点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受的。比如说斯泰因最早提出过一个观念，说他们这代人是“迷惘的一代”。

这让海明威实在难以接受。他的确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他的确看见过巴黎那些经历了战争的灾难、至今仍无力自拔的一代人，但是要他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在许多方面受了伤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外，如果说我们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到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不对。我们是坚强的一代。我们受过战争的考验，例如克里奎，他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但是他荣获了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虽然我们中的某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你还是可以信赖他们的。”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迷失方向，海明威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是个小记者。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好一副坚强的男子汉模样！这样一个人哪能属于迷失方向的一代？

然而有意思的是，海明威后来不但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还对他大加赞赏，并且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开篇一句就是“你们都是迷失了方向的一代。”

渐渐地，那个当代沙龙的第一阵冲击力不久就消失了，斯泰因再也看不到海明威的身影了。

他到巴黎来为的是写书，而不是来参加聚会。空谈出不了作品。写作总比谈写作有用。巴黎，整个巴黎，才是他的前院。

巴黎，这座塞纳河上具有神奇色彩的名都，数百年来，就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苦革之地。

20世纪20年代初期，巴黎不仅是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物价也相当便宜，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气氛，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地和工作地。

当时，许多著名英文作家和法文作家都定居巴黎，这里还有数以百计刊登新兴作家作品的小型杂志。

在巴黎，海明威学习创作，广交文友，练习拳击，欣赏名画，外出旅行，过着清苦而又充实的生活。巴黎则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艺术上的熏陶，文学上的批现，为他成名、成功铺平了道路。

巴黎是海明威笔墨生涯的起始点，驻欧记者的工作使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锻炼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但是海明威知道，巴黎和芝加哥有两个共同之处，一好一坏。好的是，两地都是文化城，各有各的特色。坏的是，两地都很堕落腐化，而且名副其实，唯恐不及。

海明威夫妇在巴黎安顿了下来，他们从宾馆搬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幢相当简陋的公寓里。

勒穆瓦纳是巴黎醉汉和贫民集中的地区，十分阴暗沉闷。海明威夫妇住的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大套间，浴室是一间四进去的小房间，里面有一个盛污水或小便的大桶。

海明威说这套公寓对那些习惯于密执安那种使用户外厕所的人来说会感到够舒适的了。而哈德莉出身富裕家庭，认为居住条件太过简陋。但她性格柔顺，凡事都依从海明威，从不口出怨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人地两生。他一方面希望手中那点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则陶醉于放荡不羁的生活。

海明威给芝加哥的表兄妹写信说：“我们一个月花销250法郎，住在巴黎最古老地区一座高山顶上，这是一个很优美的地方，下面有一座青春舞厅，你可以听到为舞会伴奏的手风琴声，但一点也不干扰你。”

海明威夫妇生活在贫民区，但是他给美国的亲友们说起在巴黎的生活时，总是吹嘘说他们生活得如何豪华，有客厅和更衣室，还有一个女佣为他们服务。

海明威真是夸张得可以，但是他乐观的相信，他的写作前景会是一片光明，巴黎必将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但是贫民区的这个既狭窄且喧闹，对海明威的创作干扰极大。为此，他又特地在一个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于创作，甚至可以说，海明威更多的时间是在咖啡馆度过的。

成名以前的海明威生活极其朴素，一个笔记本、一枝铅笔、几杯朗姆酒和一盘葡萄牙牡螨便可以让他幸福的过上一天。

海明威常去的咖啡馆叫丁香园，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那里，哪里简直算是他的写作根据地。

那个时期的海明威有点小迷信，写作时经常在右衣袋里放进一根七叶树枝和一条兔子腿，据说这样能交好运。

海明威白天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对其它一切漫不经心，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浑然忘却了一切，创作顺利时常常熬夜写作。

如果一天预定的工作没有完成，他就不去娱乐活动，如果一天也没写出东西或写得文稿不好，他就会感到很痛苦，脾气也暴躁起来。

海明威对自己在文学界的前景充满信心。用他的名作《午后之死》中的话说：“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