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不断奋斗，不断成功

1892 年 8 月，汉堡发生霍乱。科赫动员研究院的全体人员立即投人治服传染病的工作中去。他知道将面临一场严峻考验。

传染病是从印度，经波斯和俄国传到这儿来的，在汉堡爆炸般地蔓延。几周内严重的霍乱病患者达 17000 人，并有 8000 多人死亡。科赫和基森的卫生学教授，由宰相委任为汉堡议会顾问的格奥尔基·加夫基一起短时间内消除了这场瘟疫。这种流行病的特征证实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汉堡居民饮用的易北河水。由于过滤设备差，使霍乱菌渗透进来了。传染途径很清楚是由于人们吃进或喝进了霍乱菌，同时还证实陆地传播霍乱远远不如轮船运输和水路传播那麽厉害，这样就建立了河流监护制度。

l900 年 6 月 30 日的帝国流行病法律就是在“科赫法则”上制定的。1905 年和 1910 年再次出现的霍乱被消除就得归功于“科赫法则”了。1926 年以后欧洲再也没有发生霍乱。事实证明科赫 1908 年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大会充满信心的答复是正确的。当时有人问起他关于霍乱传播的危险性，他简洁地回答：“我们不怕它。”

因为需要专人制定治疗措施，所以在科赫的研究院里为普鲁士医务官员开设了许多医治霍乱的训练班。此外，埃及、美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的医生也来了很多。在早期发现霍乱这样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对于重霍乱病患者，只有这位专家最有发言权。因为很多细菌看上去和霍乱菌特别相近，因而就使人极易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科赫的学生理夏德·普菲伊法尔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即所谓的普菲伊法尔试验， 把细菌区别开来。这个试验原理是把真正的霍乱菌和霍乱免疫血清一起注射到豚鼠的腹腔，那么真正的霍乱弧菌就分解了。与此同时试验动物获得了人工培养的无血清霍乱菌。如果波动细菌呈活跃状态保留下来的话，就可以诊断为霍乱。

这就是所谓的细菌分解，也就是在经受住了传染的人和牲畜的血液中， 证实能产生分解这种细菌的物质。

1896 年 1 月，科赫去埃及疗养，与此同时他委托俄国的细菌学家加哈伏基诺在印度报道他的关于霍乱菌培养的成果。

几个月后，一封电报又把他从结核菌素实验中抽调出来。英国政府请科赫去南非帮助治疗给那里农民造成严重损失的牛的黑死病。科赫立即答应了，他马上启程。他给居住在斯特拉斯堡的女儿写信道：“旅行的确有不少的困难，并且有时要作很大努力，但并不那麽危险。”

科赫经历的危险够多的了，不单在海外，几乎在每天的实验和剖尸检验中都存在着各种危险。他并不知道什麽是害怕。

1896 年 12 月 1 日他在开普敦登陆。按照他的习惯马上就开始了工作。但是他试验过的方法已经不灵了，他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细菌培养法证实牛黑死病病毒。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牛黑死病的病毒是一种很难观察到的病毒。但必须尽快解决问题，因为有的地方大批牛群染病死亡了。在他那位 28 岁的同事威廉·科勒的帮助下，科赫断定，在病畜的血液和胆汁里可以找到传染菌苗。把牛黑死病的血液和健康牛的血清注射给牲畜，他给健康的牲畜皮下注射 10ccm 牛黑死病胆汁，健康牲畜免疫了。用这个方法科赫在开普敦这块殖民地上成功地拯救了 2000000 头牛。

当科赫还在征服牛黑死病的时候，从孟买传来了消息，那里又发生了人

黑死病。早在两年以前，香港遭到从亚洲内陆传来的黑死病的严重蔓延，那时科赫的学生和朋友，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就发现了腺性黑死病或肿疖黑死病的病毒。

黑死病在印度蔓延和从东方传到地中海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关于这种危险的传染病最早的可靠记载就是古代的西波哥拉第在《民族疫病》一书中描述的“鼠疫热”。传说著名的加兰，罗马皇帝的御医就是为了躲避从东方来的黑死病，一夜之间离开了罗马就逃得无影无踪。在中世纪的 1346 一 1351 年间，欧洲就有 0．25 亿人死于可怕的黑死病。那是对中世纪医生们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现在医生和当局通过下达严格的命令，如封锁港口，建立隔离地区，疫情报告制度，隔离病人，以及对卧具、用品、钞票、信件进行消毒，梦烧衣服等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879 年 5 月，当罗伯特·科赫从非洲来到孟买登陆时，他的学生们已经把主要工作都做完了。他们认为，北里柴三郎的发现方法是正确的，他们证明了用杀死黑死病菌培养基做的免疫方法的效果很好，并且完善了这个方法。科赫立刻意识到，施迪克检验传播黑死病的意义。自己患了腺体黑死病的施迪克和其他研究工作者都可以证明，在传染腺体黑死病方面，某些鼠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阿西利阿人早就知道，人患肺结核是由人传染给人的， 而人黑死病，也就是腺体黑死病，鼠疫占首位。鼠疫原来是动物传播给人的传染病，也就是最早的某些啮齿动物的传染病，特别是家鼠和船鼠的传染病。但也有西伯利亚的田鼠、土拨鼠以及其他鼠类的传染病。在鼠类中，鼠疫以两种方式传播：第一种方式，“贪食黑死病”，也就是染重病的或死掉的动物被其同类吃掉；第二种方式就是被带菌的跳蚤叮咬而染病。

患鼠疫的老鼠并不怕人，成群地聚集在住宅里死去。带菌跳蚤离开死鼠爬上人体去，叮咬人后人就染病了。

罗伯特·科赫要求仔细查船只和货物中的老鼠和病鼠。他认为，如果忽略了船上的老鼠，只对旅客及其行李认真消毒就没有什麽意义了。

在孟买逗留了两个月后，科赫又去了德属的东非去了。从维多利亚湖往东有个黑死病的发源地，像非洲腹地那样也会有蔓延的危险。科赫的推断得到了证实，自古以来，在中非就有一个黑死病发源地。同时，在德国殖民地他还研究牛马的传染病，并尽力弄清它的来源。

就在这一年，科赫又开始了他多年没有放弃的疟疾研究工作，正像他所说的，因为他在疟疾寄生物中观察到像细菌里一样的一种有趣和特别的对象。早在 1890 年，他在柏林第十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无数的传染病不是由细菌而是由原生动物（一种单细胞的生物）引起的。

1884 年霍乱医疗队在印度工作期间，他产生了疟疾可由蚊子传染的看法。

1898 年 5 月科赫从东非经那不勒斯和罗马回到法兰克福，然后到柏林。

同年 8 月，他又去意大利研究疟疾。他证实了法国医生拉维的发现，苏格兰医生曼松和罗斯关于疟蚊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为罗马北部的小镇格罗赛托提出洋尽的抗疟计划。当英国人罗斯试图根除疟蚊的时候，科赫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用奎宁治疗疟疾上。今天我们知道，两者结合起来是最奏效不过的了。 1899 年 4 月，科赫领导一个医疗队前往爪哇，然后到德属新几内亚和太

平洋中的德属岛屿。他发现了一个疟疾区（无法根除的）；他还发现，在看

上去健康的人身上可以找到疟疾寄生物。如果这些人遭到任何其他不利情况袭击时，由于高热发作就会突然染病。科赫作了恰当的归纳：“如果要把疟疾当作常见病治疗的话，那麽治疗潜伏的疟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00 年 7 月 20 日，他自德属新几内亚满怀信心地报道：“事实上我已试验成功了，根据已证实的征服其他传染的原则，我也征服疟疾病，并且从而提供了证据， 疟疾病也是一种普通人可以摆脱的传染病，只要人愿意并且真正开始摆脱的话⋯⋯”

罗伯特·科赫在太平洋岛屿研究疟疾工作开展了一年之后，1901 年 7 月23 日重新在医学界露面了。关于这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关于家畜结核病文章的发表像一声霹雳。”

科赫提出了关于结核病的最新看法：一、人的结核病菌和牛的结核病不一样；二、牛的结核病菌可以传染给人，但这种传染病一般来说不严重。原始的肠结核病人的身上很少；三、所以结核病的预防措施，首先应是针对人的结核病菌。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大大偏离了以前的观点，并出现了激烈的矛盾，特别是因为预防牛奶、黄油和肉类传染家畜结核病的措施都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

科赫最激烈的对手是他的学生埃米尔·冯·贝林，他认为人的结核病和牛的结核病是一致的。经过这场使科赫深感遗憾的争论以后，老师和以前的学生之间的桥梁彻底断绝了。后来，1905 年 12 月 5 日，科赫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在他的报告《关于征服结核病时的情况》及其他报告中强调：“我并不是希望别人这样理解我，好像我蔑视根除牛结核病的决定。”

1902 年 12 月科赫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前往罗得西亚的红河研究和治服再度发生的牛传染病。几个月前他光荣地获得了一个极大荣誉，巴黎的科学院选举科赫为国外的成员。

1903 年 1 月中旬，在罗得得西亚的布拉瓦约扎下营地，但对于被他称之为抗“海岸热”病，注射疫苗并没能解决问题。

此外，科赫还想侦踪所谓“马亡症”，但没有成功，因为这是一种极不容易观察到的过滤性病毒。科赫把全部精力投入了研究工作。一天早晨将近5 点时，他叫醒了他的同事克莱诺：“我们得赶紧出发，附近有一匹马得了‘马亡症’，应马上解剖！”疲惫的克莱诺建议推迟解剖，因为他还没有睡好觉。一夜总是梦见病马。科赫奇怪地问：“是呀！如果你不梦见疾病，那麽你以后做什麽呢？”克莱诺听了这话，只得苦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