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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我们的诗
只是铁匠的……
“榔头”……
木匠的……
“锯”……
农人的……
“锄头”……
士兵的……
“枪”（《我们不是“诗人”》）
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
干脆得……
像机关枪在打靶……
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那一颗颗……
火红的曳光弹……
瞄得好准……
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行动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一发无馀，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会来运用想像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
我们的视线……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
我们……
要求着……
“工作”……
热爱着……
“工作”……
需要诗……
我们才写诗……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们的生命……
“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青勃先生说：
要死……
死在敌人的枪弹下……
把胸膛给兄弟们作桥板（《生死篇》）
鲁藜先生也说：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辑）
本集里的《无题》也许可以综合的说明今天的诗：
对于这个时代……
我……
是一个“人证”……
我的诗……
是“物证”……
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的确，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
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