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诗杂记

民国十年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谈起新诗之盛，觉得该有人出来选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我们理想的人，是周启明先生。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一是《新诗选》，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诗年选》出版，就像样得多了。书中专选民八的诗；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按语只署“编者”，评语却有粟如、溟冷、愚庵三个名字。据胡适之先生评《草儿》文，愚庵当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评他的诗“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即《年选》里愚庵评语）。

《年选》后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署名“编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来，文学革命的呼声渐起。至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所谓识时务者俊杰，可不是么？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话诗的是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当时还不成什么体裁。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

所记尚翔实。《月夜》见《新青年》四卷一号，诗云：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愚庵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年选》所录，在当时算谨严的：他们有时还删节原作。

《年选》以后的新诗选本，还有《时代新声》，那是在民十七了。编者卢冀野先生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求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又说他所谓“新声”的标准云：

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

这可算得旧诗为体，新诗为用了。这时候新诗已冷落下来，以后便没有选本了；圣陶和我理想的周启明先生也终于不曾动手。

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从前虽然也写过一些诗，民十五《诗镌》出来后，早就洗了手了。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本来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直挨到暑假，两只手又来了个“化学烧”，动不得，耽误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经过约一个月。

《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像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却未誊清；想着只是排印罢了，想不到会作锌版的。不用说，我的手稿最糟，添注涂改，样样有。像片没有最近单照的，起初未寄；后来也终于寄了，民国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条领带早已破了，眼镜也已换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说早期新诗理胜于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次说：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复次说：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新东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说法也是的；总之，是旧诗里没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后的鼓励，是四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有了《新诗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杂志中Acton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