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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部分 促进变革
第二十章 改变国民的心态： 致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迈克尔•费尔班克斯
引言： 繁荣不起来怨牛不好
博德公司（MonitorCompany）曾受哥伦比亚政府和私营企业委托，研究哥伦比亚这个安第斯山区国家的皮革制造商怎样才能扩大向美国的出口，并提供相关建议。我们首先在纽约市采访了产自世界各地的皮革手提包的买主，还采访了美国各地大约两千家零售商。我们收集到的资讯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信息却简单明了：哥伦比亚的手提包定价太高，质量太低。
我们回过头来，到哥伦比亚的皮革制品制造商那边去了解他们的产品质低价高原因何在。他们的回答是： “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说这都怨那些向他们供货的鞣皮厂。哥伦比亚政府却保护这些鞣皮厂，对进口皮革征收15％关税，从而使阿根廷向哥伦比亚出口的皮革变得太贵，难以与国内厂商竞争。
我们再去哥伦比亚农村采访那些鞣皮厂的主人。这些鞣皮厂采用劣质化学制剂，造成了附近土壤和水的污染。厂主们很高兴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解释说，“这都怨那些屠宰场。他们向我们提供的生牛皮太次了，因为他们一心只想多卖些牛肉，既省劲又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把牛皮弄破了却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转到南美草原去采访屠宰场的赶牛工、屠宰工和挥动着秒表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这都怨那些牧场主。他们说， “你们知道吗，他们为了防止那些跟毒枭狼狈为奸的游击队偷牛，就往牛身上打了太多的烙印。”
烙印多，皮弄毁了。
我们最后奔赴远离省城的牧场。牧场主们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既快又不好懂。他们告诉我们， “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这都怨牛不好。”他们解释说，这些牛太蠢了，为了驱赶叮在它们身上的虻蝇和挠痒，老往铁丝网上蹭，把皮都蹭破了。蠢牛不会说话，我们没有谁再好采访，调查到此结束。
我们长途跋涉，行车在搓衣板似的路上，还得在车上不断敲点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鞣皮厂的化学污水和一路的泥泞把我们的鞋都毁了。我们最后得知，哥伦比亚的牛皮手提包难以打进有吸引力的美国市场，原来是因为他们的牛太蠢了。
对问题的多种解释
对于我们的哥伦比亚朋友所面临的问题，人们会作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怨牛不好”的这件事该怎么办，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会建议取消关税保护， “让市场找到新的平衡”。非政府组织（NGO）会争取让那些牧场更换铁丝网栅栏，而工商管理学者也许会研究怎样切分消费市场。社会学家可能说当地的“人际信任度”太低。人类学家也许会说那里的人们不过是处于“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该让他们自然地进步。
对于我们在哥伦比亚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就表明，对于创造繁荣的路上遇到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说到底，要给繁荣下定义也不容易。正像许多人对牛的故事会有不同的见解一样，对于什么是繁荣和如何创造繁荣，也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将分解一下繁荣大体上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说明繁荣为什么重要，以及创造繁荣的变革过程中有哪些因素。
什么是繁荣？
繁荣是指个人、群体或一国国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各种物资需求方面均能过上好日子的能力，至于什么样的生活算是好日子，则依人们当时当地的定义而定。繁荣有助于人们在心灵上开拓出空间，按照自己的爱好发展健康的情感和精神生活，不必为日常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忧虑。
我们可以从流通和贮存两方面考虑繁荣状态。许多经济学家将它视为收入的流动：人们购买一批商品或分享他人创造的价值的能力。我们采用一种更新了的收入概念，叫做“购买力”。例如，罗马尼亚人均收入约合1350美元，但其购买力约近3500美元，因为许多东西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
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这里，我列出以下七种资财，或资本，其中后四种构成社会资本：
1• 自然资源， 如地理位置， 矿藏， 森林， 海滩，气候；
2•一国金融资源，如储蓄额，外汇储备；
3•人造资本，如建筑物，桥梁，道路，电信设施；
4•制度资本，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资和培训的企业；
5•知识资源，如国际专利权，大学容量和思想库能量；
6•人力资本，如技能，智力，能力；
7•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 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 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
不将繁荣概念化为人均收入的流通，我们就可以考虑到在一种更丰富和更有能量的“高效”环境中的一种更广泛的体系和投资的决策。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尔蒂亚•森指出， “资财的观点的好处在于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国在未来生产财富的能力”。
为什么繁荣重要？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个人购买力高低相差悬殊，各国拥有的财富贮存大小也不成比例。托马斯•索厄尔指出， “我们必须面对最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史上已存在千百年之久的事实，即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率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和其他后果也相差悬殊。”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报告表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还因生产率下降而受到威胁。
贫困与营养不良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肌肉劳损，发育不良，更易受传染病感染，儿童认知力受破坏。世界上的儿童有84％生活在贫困之中，当地人均收入每日不足2美元。世界上的婴儿绝大部分出生于贫困状况之中。预期寿命、识字率、饮用水和婴儿死亡率均与一国的生产率和繁荣度成正比。1990年产妇死亡率在低收入国家为607/100000，在经济发达国家仅为11/100000。
可是贫困的危害超过了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程度。贫困能损害人的志向、希望和幸福。在这方面，贫困的影响无法衡量，却感受得到。大量的文献表明了较高的收入有助于积极进取，宽厚待人，支持公民自由权，对外国人持开放态度，对下属持正面关系，养成自尊心，对个人能力有信心，愿意参与社群活动和国家事务，保持人际信任，以及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例如，参加了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曾写道，较高的主客观福祉自我报道率，是与较高的国家繁荣度成正比的。我们应如何谈论信念与繁荣？
对于什么是繁荣和怎样创造繁荣，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信念。承认和理解这一点，是创造变革的基础。斯特斯•林赛和我在《劈波斩浪———在发展中世界培育潜在的增长源》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模式的若干原则：
•心理模式系由第一人称的、具体的和特定的信念、推论和目标所组成。它是反映世界运转情况的心理图景。•信念和态度，有些是有利于创新并为繁荣创造条件，有些则是反创新的。这些信念构成心理模式。
•心理模式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明确的目的予以界定、说明和检验。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人们利用“心理模式••和制度”以“影响经济的运作”。•最后，心理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文化涉及意义的代代相传，但这不大可能是一种遗传过程。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着行动和信念的普遍趋同。他指出，“世界各国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势，即日益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以机械动力为基础，进而依靠现代技术和应用科学。”他指出这些“新的生产安排”造就了新的制度格局和个人所起的新的作用，而且“引出••新的态度和价值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写道， “发展表明社会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对待健康和教育的方式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向现代方式的一种运动。”
既然这些杰出人士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行动日程上却如此缺乏心理模式研究呢？ 为什么各国或各地区如此缺少改变人们心态的正式变革过程呢？ 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在这一点上持何种立场？ 他们无所作为是由于缺乏认识，或没有发达的手段，或内部共识不够，或政治上受制于股东和报界，或治理无方，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心态？ 连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克鲁格曼也承认， “在思考个人及其动机方面，经济学的明显特点是粗陋得惊人……对于人们的思维和感受，经济学家们显然是不感兴趣。”心理模式的研究往往是慢得令人失望，但毕竟发展了五十来年了，能为理解和争取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最好的途径。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劳伦斯•哈里森指出过，这方面的变革将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有能力对于那些触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问题的内在因素进行客观的反省和定性。” 英克尔斯也认为反省是重要的。“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就在于它强调持续不断作自我分析的过程……〔现代国家〕能作自我矫正。”有些国家要求我们帮忙出主意以改善它们的经济，而我们作为实干的人，经常在思索这样的国家能否建立更大的自我矫正能力。变革的过程有许多步骤，我们在向这些要求作出反应时，必须首先采取一个步骤，就是问问它们创造繁荣的模式是什么？
变革过程的因素
变革是一个无固定节奏的过程，永远不会按照一个能轻易描述的序列步步进行。尽管如此，想要构建自己经济变革的人们除了要具备范围广泛的技能和涉及众多领域的真知灼见以外，还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赞成的纲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为促进变革所必需的组成因素。
一些国家的公私部门领导人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改善经济，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十几年来，我们已认识到，北美和欧洲政界和学术界所设计的宏观经济疗法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方法学是复杂的，是从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吸取灵感，但是我愿将它们归结为十项关键因素，而且用我们在若干国家工作的实例加以说明。在本章，我将着重谈其中的前五条，因为它们为理解后五条创造条件。
解读现行的致富战略
未能高速创造财富的国家，在做法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形，它们都过分依靠自然资源，包括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而且单纯相信气候、地理位置和政府扶助的好处。因此，它们往往不去努力生产那些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那些要求高而又愿意多付钱的消费者的需求。
它们只看重那些易于模仿的有利条件，只看重那些较低级形式的资本，因而只能在价格的基础上从事竞争，从而往往压低工资。靠低工资竞争，就是比赛看哪个国家能保持得最穷最久。这是贫穷基础上的出口，不是创造财富基础上的出口。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同时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既创造以价格表现的价值，又创造非价格表现的价值，才能提高生产率，从而臻于繁荣。被认为是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往往实际上并不富。以委内瑞拉为例，这个国家面积与得克萨斯州相当，拥有丰富的森林、石油和美丽的海滩，人口既包括土著民族，又有来自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中东的群体。许多人认为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潜在的最富国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它的人均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它1997年以石油为基础的利润相当于140亿美元，除以它的2100万人口，就可以看出石油收入平均到每个公民头上一天还不到两美元，更何况这些利润的分配从来不是公平的：
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是最高的。该国的出口90％以上是未加工的自然资源。我们的调研表明，一国出口品中的自然资源比重愈大，它为本国百姓创造的繁荣就愈低。
从本章上文中列出的七种形式的资本可以看出，委内瑞拉自然资源丰富，当相关商品价格高时，它暂时收入高。然而，它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日趋退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质量逐渐
降低；政府机构无能和腐败；高等院校与私营企业关系疏远，不利于创造知识资本。至于人力资本，委内瑞拉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属于南美洲最低之列。最后，委内瑞拉的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是不利于创新和进步的。例如，国家领导人所受到的信任和尊重，在我们衡量过的各国中是最低的。委内瑞拉吃亏于它的虚假成就、自然资源过于丰富以及它未能学会如何作出艰难抉择而努力创新。
形成紧迫感
有些国家时刻准备变革，有些国家却不然。在一定条件下，有些人能形成高度紧迫感，另一些人却形不成足够的紧迫感。当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时，就会形成紧迫感。期望成形于心目之中，靠的是对外界事态的了解及自己的使命感。
我知道的一个非洲国家本来需要变革，但却不那么乐意实行变革。它是世界上人均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1991年以来，它得到的赠款和贷款达80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却每年降低4％。每10人中有3人HIV （艾滋病病毒）抗体化验呈阳性。由于投资不足，消费需求降低和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出口产业破败不堪。70％的人日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
我曾经跟他们讨论过他们的艾滋病预防计划经费不足的问题，问他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艾滋病蔓延，他们的一位政府内阁成员回答说，“我们正在告诉人们停止性交。”当我建议是否参考一下乌干达的措施时，他们对我说，他们对乌干达不感兴趣，因为25年前生活水平在非洲名列第三的是他们，“不是乌干达。”他们说他们的内阁有律师和会计师，“不需要再回到学校去学习”别的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在报刊中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外界事态，例如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和安哥拉的内战。他们的计划是转向出口玉米，因为在玉米方面他们有“自然优越条件”，同时继续从世界银行贷款。他们今年得到的将近4亿美元的贷款中，一多半要用于老债的还本付息。
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行为归因于宿命论，怀念昔日好时光，盲目自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肯虚心学习和创新。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国家注定会蒙受更多的失败，直到有朝一日它的人口增长危机会迫使他们反思一下，是哪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妨碍了他们提高生产率。
理解战略选择的范围并加以适当分析
企业和政府所能作出的众多选择，可以归结为下列范畴：
微观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是一整套选择，其目的在于合情合理而又及时地实现一系列特定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少见到企业战略是以周全调研为依据，明明白白，构成公司领导者们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我们见到过以下七种不利于竞争的行为模式：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爱好缺乏了解；对竞争对手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企业间合作不足；缺乏积极向前融入全球市场的精神；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家长制关系；政府、私营企业、工会和媒体持守势态度。
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偏低又不上升的国家里，以上七种模式在企业界是普遍可见的。其结果是在要求越来越高的市场上，只能出口简单的商品，靠低价格竞争，收益变小，并压低国内的工资。
要减少这些行为模式，就需要在企业层次上作出新的选择，其中心是构建新的学习和决策模式。这样就会有机会创造繁荣。
宏观选择。这第二种选择，就是政府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支持私营企业。有的人说政府应更多地扶助私营企业，有的人则说政府应完全放手不闻不问。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在经典社会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在古巴，政府包揽了老百姓的福利，负责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娱乐和新闻。所有权属于国家，通过集体经办，伴之以中央集中计划，采用定量指标和行政价格。收入分配相对均匀，而经济增长相当慢。
货币主义的做法则是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保持一种简略然而严格的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是说政府将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私营企业则创造经济增长。它强调稳定市场，放开工资和汇率，允许市场发展。它看来会造成较多人的贫困和较大的贫富差距，在短期内尤其如此。它没有认识到政府在创新过程中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进口替代政策）失败以后所作出的过分反应。
我们的意见跟上述两种战略均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业成功，只是不要妨碍竞争。这意味着政府投资于或是帮助私营企业投资于创造较高级形式的资本。穷国政府需要做的事应多于富国政府，关系应随特定情况而定，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公私两部门各自能力而定。
形成高瞻远瞩的眼光
远大的眼光有助于形成使命感，鼓励人们去改变他们的行动。根据我们与乌干达领导人一起工作的体会，一个好的心理模式应包括以下八点核心因素：
1•所有乌干达人应有高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2•认识到世界已在迅猛变化：通信、交通和学习的费用在迅速降低。
3•承认乌干达是过分依靠矿藏、气候、政府扶助和廉价劳动力等这样一些基本的、极易被模仿的有利条件。
4•认识到财富是立足于真知灼见、成熟的人力资本以及聚焦于竞争的态度，后者作为一种力量能促进创新和推动人们发挥首创性，努力学习，建立人际信任和合作。
5•认识到乌干达的战略并不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使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平等，反之亦然。我们在人的方面投入愈多，公司和国家发展的机会就愈佳。
6•认识到生产率不只在于依靠乌干达拥有的自然资源作竞争。竞争力即是生产率，而生产率涉及我们要在哪些产品门类作竞争，我们选择在何处作竞争，以及我们选择如何竞争。
7•承认乌干达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业，只是不要妨碍竞争。它应投资于人力、各种专用基础设施和教学机构，与私营部门、反对党、工会和别的国家进行非守势的对话。
8•认识到乌干达私营企业应投入更多的力量去了解消费者的爱好、竞争对手的活动和新的销售渠道，并投资于自己员工的培训和产品的改进。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自己的水平，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应具有这样的眼光，考虑到以上这些核心因素。
建立新的关系网络
萨尔瓦多人在经历了12年内战之后，如今正致力于全国性的变革，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国内生产者和国外消费者之间，以及在他们自己与移居美国的萨尔瓦多同胞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网络。观赏植物生产商出差到佛罗里达和荷兰，会见那里的销售商，了解销售渠道的情况。蜂蜜生产商调查研究了德国消费者的想法。咖啡是萨尔瓦多最老的出口商品，咖啡生产商原先也是最因循守旧的，可是他们现在也有尝试新事物的表现，开始栽培对环境无害的咖啡，而且与其他产业一起试验开辟新的市场，例如颇具创新性的咖啡旅游业。
萨尔瓦多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全国竞争力计划”，培训了一批工作人员去辅导中小出口商制定其经营战略。政府正投资于教育网络，在农村建立互联网，派一批优秀大学生到印度接受软件培训。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会议和互联网与移居美国的富有的萨尔瓦多人建立联系，邀请他们做生意合伙人，帮助开辟市场和获得知识、技术和资金。
萨尔瓦多领导人懂得，在农村地区和首都之间、生产企业与国外消费者之间、国内与侨胞之间建立联系，可以沟通信息，加快信息的流通，为提高竞争力和增进繁荣打下基础。
传播新思想
为促进国民心态转变，应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例如电子传媒和印刷传媒，广告，领导人演讲，会议，讲习班，数据库，互联网网址。新的思维方式将按照可预见的程序得到传播和采用。
我们注意到，创新者往往并不是主要的变革行为人。事实上，最早采用新思想的人往往只是给多数国民充当示范的角色。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发现那些乐于接受新思想、能领会有关竞争力、生产率和繁荣的新观念并身体力行的人，让他们当带头人。我们发现，在这传播过程之初最起作用的人通常不是地位高的领导人，但是他们掌握了竞争力和创新的观念以后，就能把它们传播开去。在萨尔瓦多，我们先找到一位咖啡种植者，经过培训，他就去说服他那一行业思想保守的上层人物了。在百慕大，出租汽车行业四分五裂，我们先找到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他再向他的同行做工作，创建一个新的出租车导游团体。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创新精神”。
建立富有成效的联合
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实行变革能促进新的心理模式的形成。因此，我们发起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周会，请大家交流战略意见。我们请本章一开头说到的“怨牛不好”一事的有关单位在一起开研讨会，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增进人际信任，寻求共同的战略眼光。我们通过“有成效推理”的办法，为他们今后解决有争议的难题创造了一定条件。
我们安排过一个地方的旅馆行业的经理们和雇员工会代表们坐到一起，集中商讨如何为新类型的顾客服务。我们约请过收买国有企业的买主和零售商们一起开会，共同研究怎样改善前者的战略计划。我们还让一国政府的部长们与农业生产者坐到一起，激烈辩论该国的宏观经济日程。这种“有成效推理”的实验已导致有关各方拟定出一些试点计划，目标明确，而且经过周密推敲提出了一些衡量计划成就的标准。
及时通报近期成功的事例
当人们看到了成功的事例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态度和行为。政治家们很懂得这一点，在办事过程中充分利用近期取得的成就。在任何争取变革的努力中，我们都要注意发现新的眼光带来了什么好的东西。开发一种新产品，找到海外新顾客而完成一笔大的出口生意，或是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准备投资于职工培训或改善劳动条件等，都可以是这样的事例。近期的成就不一定很大，但它是按新的思维和办事方式取得的，就这一点应让大家都知晓。
使变革制度化
诺思指出，制度就是规范。变革需要构成新的行为规范。
我们注意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而是让那些由于当今的全球化、创建繁荣的方式变更以及由于世界范围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而已经达到自己能力极限的现有制度，得到更新。这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从加强法治和建立民主制，直到改善学校、私营企业和公民组织，这都是需要努力的。
例如，我们曾帮助一个行业联合会实现自身的转变，它原先是一个从事院外游说活动的团体，后来则从事企业管理教育，促进新产品研发，向小企业提供资讯，支持对国外消费者市场的研究。
评估和确认变革
最后，我们还需要建立各国反思和自我矫正的空间。我们要建立全国高峰会议和别的活动形式，让公、私、民、学各界领导人聚在一起。这类活动可以让这些领导人讨论本国正在出现的经济结果和社会结果，以及造成了这些结果的战略方针、体制机制和心理模式。议程可以包括一些具体问题，如采用什么样的量化标准？ 非量化目标有哪些？ 可以改进什么样的工具以进行自我评估？ 哪些变革可较快完成，哪些变革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国家实行变革和创造繁荣的战略，要经得起实际行动的检测。它应使过去和未来求得平衡，应是明确的共识，经受过分析，立足于一整套的选择，能帮助人们成为自己所想要成为的人。
结 论
多数人都相信繁荣是好事。他们也知道实现繁荣不容易。在世界上将近两百个国家中，已经做到大多数公民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即使如何由穷变富的信息是简单明了的，各国人民怎样去做，也不能靠外人告诉他们。对于外人的水平如何，有何道义权威以及有何意图，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关心而且了解这些事情，有义务向各国领导人证明“繁荣是一种选择”，而且说明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何利弊得失。
在大家注重经济发展已达半个世纪之后，现在是时候了，该摆脱简单的规范框架、自上而下地发指示、把繁荣狭隘概念化以及几乎完全用国家数量指标衡量经济成就的做法了。现在该把国家和区域的积极性协调起来，改变心理模式。现在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扩展“创新精神”。
霍华德•加德纳在他的著作中，曾将组织机构和民众的直接领导者和创造学术、左右舆论的间接领导者加以区分。在我们这次“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有一位领导成员是来自世界银行，一位地区问题小组主持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副署长，他们是根据经济发展问题调拨大量财力物力的领导人。同时，我们又有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他们就人际信任、企业层次的竞争力、男女平等、童年时期的发展等这样一些不相同而又相关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通过每天川流不息经过我们的书桌和电脑屏幕的大量社会指标和经济指标以及其他的种种抽象化了的资料，我们看见了贫困。可是你也会遇见这样的贫困：眼见一个聪明伶俐但却是低贱种姓出身的印度小男孩，因为穷而上不了学，这令你感到心酸。
在内罗华的街巷里，你也许会碰到这样的贫困：突然一把砍刀架到了你的脖子上，令你胆战心惊。你还会瞅见这样的贫困：在波哥大的街上，一个少女没有手指和脚趾，因为她一出世就被抛弃到一条古老潮湿的阴沟里，手指脚趾被饥饿的老鼠给啃掉了，见到这般情景，你会非常难受。
如此这般的一些情景一直萦回于我们心头，而本书诸位撰稿人的论述又使我们深受启发，我们不禁琢磨，像东非中非大湖区或巴尔干半岛这样一些地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不是都跟贫富问题有关系。我们在想，对这些地区来说，怎样才能有一个整体的变革过程来补充现有的政治和军事解决办法之不足，甚至是由前者来取代后者。
本书的每一位撰稿人都愿意让世界各地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在发表意见时，观点都强烈受制于我们的学术专业和职业特征，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理模式。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多少是像“怨牛不好”那个故事里所说到的那样，如何全盘考虑综合设法解决那个问题，要做到：把一批见解和另一批见解结合到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当地所适合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应经过周密整合、稳妥引导和卓有成效的讨论，从而开始让各国和各族人民走上日臻繁荣的道路。迄今为止，世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第二十一章 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斯特斯•林赛
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本章的论点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
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为世界各地创造繁荣提供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对世界各地的千百年文化传统构成潜在的威胁。下面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不久前，我在加纳向一批政企领导人发表演讲，谈了经济竞争力以后，一个年轻人找我，问我的演讲是否意味着他的国家若想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他指出，在他的民族，文化传统要求十分尊敬长者，而他那个乡村的许多长者都希望年轻的领导人不要太多卷入商贸事务。
他的疑问表明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不是需要改变他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更有意义地参与全球经济？
一个地区是否有可能既保留自己的历史和特性完整无损而且尊重自己的文化，同时又具有全球竞争力？
这样的问题，本书许多撰稿人都提出过，可是没有明白的答案。本书两大主题是文化和人类进步，要理解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容易。要理解它们二者而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了。
戴维•兰德斯、迈克尔•波特和杰弗里•萨克斯这三位撰稿人谈到了另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如政府政策、地理和疾病等，就它们的作用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另一些人谈到了文化在形成人们对待工作、信任和权威的态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人类进步。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仍有待于回答：在发展中世界怎样才能促进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变革？ 此外，正如理查德•施韦德所问到的，这样做，会不会威胁到当地文化的完整性？ 它会不会限制我们让其他文化照亮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
我们博德公司的同仁和我本人给一些地方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当过顾问，费了不小力气考虑如何创造较有竞争力的经济，提供相关建议。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遗产和制度。一次又一次，我们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指出需要改变某些特定的政策、谋略、行动或人际交流模式。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荣幸地为之出主意的那些领导人都承认我们的看法有道理。然而，我们也明白了，对于怎样发展经济的紧迫问题提供了好的答案，并不足以引出必要的变革而扭转经济运转不灵的势头。人们往往是接受了有理的意见，懂得了他们需要变革，表示决心要变革，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这种回头走老路的倾向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特征，而是表明，那些希望促进一种不同的、较繁荣的前途的人们，面临了更深刻的挑战。
经济进步有赖于人们改变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改变领导者们在作出那些导致经济运转不灵的决策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信念和见解。霍华德•加德纳在谈话中提到，研究认识论的学者们都力图理解人们用以认识世界的心理表象。若要开创持久的变革，就得从这里变起。彼得•森吉等人将这种表象称为“心理模式”，森吉给“心理模式”下的定义是“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和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见解、泛化概念、直至图像或形象”。
本书的许多撰稿人谈到，分析文化价值观和经济进步关系时，“分析单位”不明确。它应是一批具有相似宗教信仰遗产的国家，还是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的单个国家，抑或是国家内部由共同信念联结在一起的各不同社群？ 罗伯特•埃杰顿就指出，可能存在着经济单一而文化多样的情形。
根据广泛的宗教信仰或其他广泛的文化特性来解释经济表现的优劣，并不能帮助我们就文化问题进行有成效的对话。正如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学者们曾经用儒学来解释亚洲的失败，以后又用它解释亚洲的成功，然后还是用它解释亚洲的危机。在基督教方面，对比天主教和新教的职业道德观念，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看法，但这些分析仍然太抽象了，不足以引起变革。何况总有例外情况：在不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天主教徒干得卓有成效，很成功，而在有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新教徒干得很糟糕。因此，我们需要把分析方式弄得比较明确一些。
在理解文化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时，将心理模式用作过滤器，是有助益的。心理模式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基本信念。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宏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则是微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适用于个人和人群，而且是可识别的和可变的。
文化反映的是个人心理模式的总和，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模式的类型。二者相连系于一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之中。
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很可能在于帮助改变个人层次上的心理模式，首先是改变个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心理模式与繁荣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一定强行带来全球文化的均质化。为了理解这一关系，不妨先简要综述一下国家繁荣所面临的挑战。
国家繁荣的挑战
经济增长的引擎
本书总的目的是探讨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在下文中，我们的第一点论断是，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根本。要共同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他形式的人类进步（例如保健、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进步）均有赖于成效好的经济活动。于是，问题就在于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是怎样运作的，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促成卓有成效地利用一国的资源，为人类进步创造机会。
这就引出第二点诊断。我认为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正是在各个企业的层次上创造着财富。产品制造出来，服务提供出来，生产率得到提高，财富就得以产生。没有成功的企业就不会有经济进步，而没有经济进步就不会有人类进步。这些诊断就导致以下的三段论：
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广义的人类进步
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因此成功的企业是人类进步的必要前提。
在作出这些诊断以后，我们讨论的重点马上就转入到企业成功靠什么，如何促进这样的企业。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杰弗里•萨克斯和博德公司对世界各地不少国家经济情况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运作往往不如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 虽然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拥有独特比较优势的国家应当专门发挥它们的优势，可是，自然资源丰富而集中向全球市场销售这些资源的国家，按其人均收入计算，往往是最穷的国家。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运作较差，其原因一般在于，自然资源产品通常是大宗商品，其生产者对这些商品的价格没有什么控制权。事实上，过去25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在逐渐下跌。结果，许多国家是出口更大量的货物，实际挣来的钱却更少。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不会保证经济繁荣。
有的国家想发挥它们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结果也是一样。靠低劳动力成本从事出口，就必然需要保持低工资。
如果提高工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这样就陷于由穷到穷的循环。一旦产品失去竞争力，企业只有改行，或是转到工资更低的邻国去。
依靠自然资源和依靠低工资的战略都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能创造高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取得成功，显然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机构办事的透明度和效率，充足的基础设施，有文化的劳动大军，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等等。这些主题都得到了大量的分析，然而，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层次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如何，却研究得相对不足。
在过去20年，迈克尔•波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企业、地区和国家这些层次上的竞争优势，他的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地考察影响经济成就的微观经济变量。在《199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他提出了用以衡量一国竞争力环境品质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他指出：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政府稳妥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的政府开支，政府在经济中起有限的作用，以及向国际市场开放，能促进国家繁荣。然而，要确保繁荣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虽是必要的，却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或许还是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其根基在于企业的运作方式和谋略，以及企业的投入，基础设施，还有构成一国企业竞争环境的制度和政策。除非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有适当的改善，否则政治上和宏观经济上的改革是不会结出果实的。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对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达成了共识，人们也开始对微观经济的竞争力基础有了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表现欠佳的国家中，为什么实现变革如此困难？ 是不是必须先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健全的经济和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有长足进展？ 显然，具备那些条件，是理想的。然而，经济发展这种现象往往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商界领导人会争辩说，如果政府没有把事情安排就绪，他们是无法筹划更好的谋略的，而政府领导人则争辩说，如果商界没有竞争的愿望而老是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是无法采取什么重大步骤的。
繁荣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也要求人们具有“竞争心态”以促进国民经济中的创新和生产率。
需要有竞争心态
根据我们给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当顾问的体会，对他们面临的谋略问题找答案并不难，即使是在政府政策不高明和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找答案也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办事的想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老一套的比较优势思想，在体制、法律和政策中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表现。这老一套的想法使得领导人很难作出别的不同的选择。
下面，我们把自己在发展中世界观察到的各种思想模式，简明概括起来，列表加以对照。按照格龙多纳和哈里森的分类，左边是企业层次上的“抵制进步的特点”，右边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利于进步的特点”。
再说一遍，企业要改变竞争方式，还会遇到许许多多实际存在的政治障碍和物质障碍，例如国家经济运转不灵，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工人不足，等等。然而，时不待人，企业领导人已不能等到全国基础设施改善了，再改变自己的竞争想法和经营谋略。
如果他们不能本着创新的精神解决自己的经营问题，全国经济也不会有改善。最好是政企双方协商合作，共同改进，搞活经济。
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竞争模式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企业竞争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得它们陷于大宗商品交易，很难赚取高额利润。可是，没有高利润，它们就无力为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不对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它们就建立不了较深的创新源泉。
然而，也有另一种做法，能在可持续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企业发挥首创性，开发较复杂的商品和制定较成熟的经营谋略。这样就可以建立高利润率的企业，有条件为人力资本作更大投资。职工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就会促进较高的创新率；创新率提高了，就有能力提供日益复杂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世界，就有可能设想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取代那老一套的比较优势。
虽然凭直觉也能看出这一模式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改变他们现有的竞争模式却相当困难。迈克尔•费尔班克斯和我过去十年来花了很大功夫去鼓励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采取新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放弃那种虚幻的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种基本因素去竞争的想法，转而设法建立竞争优势。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看到，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经常是沉溺于以下一些谋略模式和行为模式，因而难以创建较复杂的竞争优势源泉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的成就：
我们在世界各国为改变这些行为模式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深信这些微观经济上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有效的经营实践及努力的学习，上述的谋略模式应是可以改变的，可是要看到、认识和改变上述的行为模式，却困难得多。
这些模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不具有竞争力。然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的各个国家，这些模式竟然都会出现，这是为什么，还不清楚。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变量大不一样，可是微观经济模式却惊人地相似。
这些情况表明了文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人们对企业、经济或竞争的想法，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战略选择的质量。
理解领导人的想法
要理解企业领导人为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组织他们的企业和采取他们的谋略，有一个办法，就是理解他们对自己日常紧急问题是怎么想的，怎样采取对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试图理解一国的各个不同群体对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想的。
全国调查。从1992年起，我们博德公司派出一个小组到各个发展中国家，逐一研究如何提高它们各种产业的竞争力，向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相关建议。我们起先研究的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谋略。可是我们认识到，现有的政策环境和现用的谋略与其说是我们观察到的模式的原因，还不如说是那些人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的结果。于是我们安排了一系列调查，了解各关键群体对怎样创造财富的想法。我们在哥伦比亚开始这项工作，调查对象为政界商界领导者近四百人。调查内容是他们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我们的目的是要看出，在哪些关键问题上可以促成广泛的共识。
我们的调研从衡量他们在关键的全国性问题上的态度差异开始。我们设计的一套调查表格是为了看出他们在哪些问题上看法相同，在哪些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结果，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在许多人认为并不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双边贸易协议和促进出口等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而在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汇率和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上，却共识程度很低。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还看不出该从何着手变革。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有利于促进变革，我 们决定把按问题分类改为按部门行业分类，以便能利用分析结果激励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变革。
我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有高度防范心理，所以我们推论，需要得出明确的分析结果才好推动全国性的辩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看出在哪些关键领域意见不一致，我们就可以设法促使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形成共识，共同努力提高哥伦比亚的竞争力。
例如，我们发现，反走私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很重要，他们正在努力反对大量纺织品的非法进口，但是对于别的行业和政府官员来说，这一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控制通货膨胀对于花卉行业极其重要，但是皮革行业不那样重视它。随后，我们按部门行业请这些领导人参加一些研讨会，尽力让他们明白，他们信念中普遍存在的比较优势观念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他们提高竞争力。
以上的这些努力使我们较好地认识到，是哪些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妨碍大家形成共识。但是，看出人们在政治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虽然重要，却仍然无法解释企业层次上的行为。
然而，我们发现，不但政企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而且不同城市的领导人之间意见也有明显差别。于是，我们对哥伦比亚五个大城市的经济表现作了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它们在观念、作风、工作方式以及经济成就方面，均各有特色。
地区调查。我们调查的五个城市是巴兰基利亚，布卡拉曼加，卡利，卡塔赫纳和麦德林。它们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城市竞争力靠的是什么，见解很不一样。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是麦德林，它的领导人认为该市优势在于文化和人力资源，即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资本。五市当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是巴兰基利亚和卡塔赫纳，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优势在于自然资源。这就有力表明了一个地区人们的心态与经济成就高低的关系。每个城市的人总的说来对于本市竞争优势的源泉的看法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可变性。竞争心态最佳的城市麦德林则创造了哥伦比亚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平。
心理模式与变革的努力
我们在哥伦比亚五个城市对领导人作调查的结果使我们确信，一个地区所作出的选择，质量高低不一，其中有影响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该地区领导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认识。这就是他们在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行动方针这几个层面上的信念的总和。总之，我们发现的这些城市的差别是由于它们领导人心态的不同。
注重比较优势的心态，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形成的结果。它是一种抵制变革的心态。
倡导变革的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他们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他们那里的民众并不都很理解的。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得出的明智见解应当足以启发人们去变革。可是，我发现的情形跟彼得•森吉下面的看法是一致的：
新的见解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它们与我们内心深处固有的事物运作图景相冲突，那些图景把我们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想法和做法上面。正因为如此，处置心理模式的学科———研究如何展现、检验和改善我们内心深处的事物运作图景的学科———有希望成为建立学习机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改变心理模式将是一大突破，有助于领导人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首要的任务在于突破那些妨碍人们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建立竞争心态的心理模式。文化上的变化必然会随之而来，但是任务不是要改变文化。任务在于为创建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条件，因为这样的企业将是支持人类进步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我们在国家层次上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所作的调研，使我们识别了是哪些全国性的问题妨碍了建立全国共识。我们在地区层次上所作的调研则使我们识别了地区经济繁荣所面临的挑战。可是，当我们开始试图变革现状时，我们认识到应当着手于一个更有活力的干预层次，这就是识别各种想法相似的人群。
为了创始有意义的变革，就有必要识别什么样的人将从变革受益。笼统地区分一个人是否属于“政府”或是否属于某一城市，是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做法是识别人们对于怎样创造财富所持有的想法，而不问他们是属于哪个部门或地区。
当我们在委内瑞拉工作时，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而想出了一套调查方法，以后在世界各地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单是看当前有哪些问题使人们产生分歧，而且还很仔细地分析各类人对竞争问题有何看法。这样，不是按机构部门或地区作区分，而是按信念体系作区分。例如，在委内瑞拉，我们发现有五类人各自对关键问题持有与其他四类人不同的看法。这“五种委内瑞拉人”不是按所属单位或地区，而是按照他们对影响经济的各个变量所持有的信念，来 加以界定。
1997年，凯亚•米勒和博德公司小组在萨尔瓦多对该国近四百名领导人作过调查，证明就变革因素而言，最有意义的分类标准是心理模式。他们在调查中运用了几十个变量作衡量，这些变量再归结为十一类因素，看出这些人对萨尔瓦多竞争潜力的看法可分为五大类。
人数最多的一类被称作“失望者”。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对政府和私营经济均感失望。至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其境况，这类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见，但他们十有八九认为萨尔瓦多正处于危机之中。
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萨尔瓦多克服现今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由很少几位政府决策人来处理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第三类人是“奋斗者”，他们与“中央集权论者”见解相反，认为应依靠的是老百姓。他们相信，在政府适当支持之下，老百姓能为萨尔瓦多创造较美好的未来。
人数最少的一类是“保护主义者”。虽然几乎各类人都多多少少赞成政府对经贸实行保护，但保护主义者的这一主张最强烈。他们公开主张采取的政策包括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保护主义措施，认为萨尔瓦多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成功地竞争。
与以上四类人显著不同的是“经济开放论者”。这类人认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贸易、教育交流等方式建立国际联系。他们觉得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不够，但是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们也决心努力前进，争取成功。
应当指出，这次调查的对象包括商界、政界、学术界、劳工界等各方面的领导人。调查的地区也广，包括圣萨尔瓦多、松索纳特、圣安娜、圣米格尔等城市。调查结果按职业和地区加以分类，都能看出一些问题，这一点与五年前哥伦比亚那次调查相似。然而，按心理模式作出的上述分类中，每一类都包括了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的人。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家，人们之间的真正分野不在于他们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或从事什么职业，而是在于，对如何创造财富这一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见解和态度。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又饱受长期内战之苦，它有自己的历史，显然有它自己的民族文化。在那里，我们既与担任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领导职务的人们交谈过，也与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这一保守政党的领导人交谈过，从这些谈话中，我们看出，即便是在这个饱经战难的国家，只要对人们作正确的分类，仍可看到人们的共识。从政治、经济、职业或地区上分类，还不足以看出人们对其现实的想法。另一方面，从心理模式上分类，才能突出表明人们态度和信念上的分歧，看出是哪些态度和信念妨碍着创造财富的进程。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向一批领导人说明我们调查心理模式看出有“五种委内瑞拉人”以后，听众中有一个人举手，问我们怎样使他们“再成为一种委内瑞拉人”。他头一次明白，在心理模式基础上创造共识，就有可能实现变革。
结束语
文化重要。但是要在文化的层次中行动起来，那是十分艰难的。本章的论点在于，人们作出自己的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心理模式，才是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再回头看看本章开头时谈到的那位加纳人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改变文化才能适应全球经济？ 无疑，文化会起变化。但是，这里应当讨论的，不是文化本身如何，而是人们对待相应变革层次有哪些信念体系。着力看出有哪些心理模式限制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并加以理解，这就是朝着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我提出以下五点看法，作为本章结束语。
成功的、逐步增长的企业是进步的必要前提，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要进步，就必须能够创造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虽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在继续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一定的政策架构或治理方式是怎样影响着经济进步，但如今日益重要的是要理解，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花更大力气帮助企业提高其竞争力。
有些谋略比另一些谋略更能成功。有一些企业比别的企业更能成功。它们找到了可持续的经营谋略，投资于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和创建竞争优势。每个企业都有潜力这样做，但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却很少。
竞争心态（心理模式）影响谋略。良好经营谋略的限制因素不是教育水平，不是政府政策，也不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良好的经营谋略要求具有竞争心态，即指导着人们如何看待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一套信念、态度和见解。
心理模式分布在各类职业和各地区的人群中间。缺乏竞争心态，不能怪国家政策不好，也不能归咎于总的文化或某一组织机构。我们就心理模式进行调研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各种心理模式都广泛分布于各地和各行业的人们中间。有某些心理模式———笼统地说，是比较优势心态———限制着企业成功的能力。
为促使企业成功，需要调整心理模式。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凡影响到人们对待风险、信任、竞争、权力及其他重要变量态度的基本心理模式，均须得到适当调整。
最后，改变心理模式可能会引起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明显变化。但是为改变文化而努力，并不会改变一国经济的优劣。适当的分析层次应是个人和企业这一层次。应当努力去认识是哪些心理模式驱动着人们作出他们的战略选择，然后将这些心理模式作为变革的焦点。
第二十二章 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劳伦斯•哈里森
美国学术界大体上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一种新的范式：一种内向的聚焦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理论———正在逐渐填补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依附论垮掉以后所留下的理论真空。拉丁美洲近来已经带头阐明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范式，并且致力于将它化作行动，不仅要加速经济的增长，而且要巩固民主体制和促进社会正义。这一文化范式在非洲和亚洲也得到响应。
当然，过去30年来研究过东亚经济奇迹的许多分析家曾得出过结论，说“儒学”价值观———如强调面向未来，强调工作和成就，强调教育和美德及节俭———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相似的价值观，不仅来源于儒家学说，而且也来源于祭祖传统和道教等信仰体系。）东亚在世界市场上的成就与拉丁美洲流行的依附论是格格不入的，曾长期没有受到拉美学界和政界的重视，人们从文化角度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最近几年，拉丁美洲才大体上接受了东亚的经济政策教训，如今正在思索一个问题：既然依附论和帝国主义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欠发达、政治上依然存在着集权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上极其缺乏正义，那么这一切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问题，是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出来的，该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了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本，书名直译过来是？从高贵的野蛮人到高贵的革命者？，以后又出了英文版本，书名是？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恩恩怨怨？。兰赫尔认为，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功”而言的拉丁美洲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拉美的传统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反映这些价值观和态度而又反过来加强了它们的制度。兰赫尔并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第一个拉美人。作过类似结论的人，包括曾给玻利瓦尔当过助手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于18世纪末），玻利瓦尔本人（19世纪20年代），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
包蒂斯塔•阿尔韦迪和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及智利人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于19世纪后半期）以及尼加拉瓜学者萨尔瓦多•门迭塔（于20世纪初）。
西班牙人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费尔南多•迪亚斯•普拉亚、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也作过类似的分析，他们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现代化迟缓（最近几十年有变化），但其见解显然也适用于拉丁美洲。
让•弗朗索瓦•雷维尔为兰赫尔的书写的前言中强调了拉丁美洲缺乏自我批评。兰赫尔此书使他受到了拉美多数知识分子的敌视，北美和欧洲的拉美问题专家大多也置此书于不顾。然而，事实证明此书意义重大。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解释北美和拉美的对比时说： “一个，是讲英语的，继承的是那个创建了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连同其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和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兰赫尔的观点在克劳迪奥•贝利斯1994年出版的《哥特狐的新世界》一书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响应。该书对比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盎格鲁－新教和伊比利亚－天主教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贝利斯在阐述新范式时，引用了著名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言论。略萨断言，拉丁美洲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教育和司法改革是实现不了的，
除非在这些改革之前或与它们同时，也改革我们的习俗和观念，我们整套的习惯、知识、形象和仪式，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我们现今在拉丁美洲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文化，既不是自由开明的，也不是完全民主的。我们有民主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性反应和我们的心态却远不是民主的。它们仍然是民粹主义的和寡头政治的，或者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或教条式的，夹杂着社会和种族偏见，完全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对手，一心想搞最坏的垄断，即垄断真理。
拉丁美洲最近有一本书十分畅销，书名是《拉丁美洲十足白痴指南》，它的三位著者是哥伦比亚的普利尼奥•阿普列约•
门多萨，秘鲁的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老作家略萨的儿子）和古巴逃亡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他们在该书内封上写明此书是献给兰赫尔和雷维尔的。此书批评了20世纪一些拉美人士散布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受害者的观点。这些人士包括乌拉圭学者、畅销书《拉丁美洲开放的血管》 著者爱德华
多•加莱亚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前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以及解放神学的创建人古斯塔沃•
古铁雷斯。门多萨、蒙塔内尔和巴尔加斯•略萨有力地说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在于拉美人的心态。
在此书的续集《苦难的制造者》一书中，这三位著者进一步阐述了传统文化对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六类精英阶层人士的不利影响（请参阅本书第5章）。
蒙塔内尔最近的一本书《让我们别再失去21世纪》 着重分析了拉丁美洲在文化上和政策上迄今未认真汲取先进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付出的代价。阿根廷媒体名人马里亚诺•格龙多纳1999年的新书《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 分析和对比了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和阻碍发展的文化（如拉丁美洲的文化）。
诚然，拉丁美洲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正在起变化，过去15年来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就表明了这一点。有几种力量在促进这一变化，其中包括这里所说到的知识界新思潮，通信传播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福音派/五旬节派新教势力的上升（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在危地马拉已超过30％，在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占20％左右）。
论述新范式的书以及蒙塔内尔的每周专栏文章（在西班牙语地区，他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专栏作家）在拉丁美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却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这些地方的一代拉美问题专家一向受到依附论的熏陶，或是持一种不那么极端的观点，认为拉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美国以更加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因此，他们听到有人说应从拉美文化找原因时，觉得简直无法理解。在几次不同的研讨会上，我听到美国一位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说强调文化原因是企图“转移视听”，另一位断言文化与拉美发展毫不相干，还有一位争辩说委内瑞拉令人头疼的政治史根本与文化无关。我想，玻利瓦尔假如尚在人世，也不会同意他们的看法。
我特别重视兰赫尔的那本书。倘若我没有读过它，我就不会写出我的第一本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实例》，该书是1985年出版的。我最近的一本书《泛美梦》于1999年出了西班牙文版本，也是献给兰赫尔的。
文化如何影响进步
在《泛美梦》一书中，我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态度或心态。这一提法与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本书第四章中所作的分类是密切相关的。
1•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面向未来，意味着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影响自己的命运，让美德在今生得到回报，主张双赢的经济学。
2•工作：它在进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关键，而在停滞文化中却是一种负担。在进步文化中，工作构成日常的生活；勤奋、创造性和成就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回报， 而且带来安慰和自尊。
3•节省：它在进步文化中是投资之母，也是财政保障之母；它在停滞文化中却被视为对“平等”现状的威胁，人们往往认为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
4•教育：在进步文化中是进步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却只对精英阶层重要。
5•在进步文化中，功绩是地位上升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地位上升是靠关系和家族。
6•社群：在进步文化中，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超出家族范围而达到广大社会。在停滞文化中，家族局限着社群。认同和信任半径狭小的社会较易出现腐败、偷税漏税和任人唯亲，较难推广慈善活动。
7•在进步文化中，道德准则一般比较严格。在透明度国际的“腐败感指数”中，发达民主社会（除了比利时、台湾、意大利和韩国以外）均名列前25位之内，而前25位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智利和博茨瓦纳。
8•在进步文化中，人们普遍期待得到正义和公平待遇，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在停滞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样，往往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和付得起多少钱。
9•权力：在进步文化中趋向平行和分散，在停滞文化中则趋向垂直和集中。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意大利南北差别的分析是很说明问题的。
10•世俗生活：宗教机构对公民世俗生活的影响，在进步文化中不大，而在停滞文化中往往很大。进步文化中，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受鼓励， 而在停滞文化中受鼓励的是思想正统和顺从。
以上这十条显然是经过概括和理想化的提法，实际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不同颜色彼此渗透。如果按这十条评分，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得满分，也没有谁得零分。然而，几乎所有的发达民主社会———还有一些成就高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如摩门教徒，犹太人，锡克教信徒，巴斯克人，居住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东亚移民———总的说来得分会大大高于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
有人会针对这一结论推断说，真正起作用的是发展，而不是文化。对于透明度国际的腐败指数，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文化与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但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有些国家中，某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成就上远远超过当地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即是一例，这就可以看出文化的作用。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它的经济属于第三世界水平，但民主体制已很发达。帕特南指出，意大利千百年来的演变证明，文化价值观比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
格龙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得出结论说，文化的力量大于经济或政治。
我提出的十条，并不是定论。格龙多纳对于促进发展和阻碍发展的文化作分类时，列出了20个因素，其中有许多与我列的十个因素相互重叠。但是这十条至少表明，在“文化”这一辽阔领域内有些东西是会影响到社会的演变的。此外，拉丁美洲的新范式著述的作者们（到少还另有非洲的一位作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原因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到了这样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他们的观点令人回想起冈纳•默达尔对南亚的分析以及伯纳德•刘易斯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更不用说还有托克维尔、韦伯和班菲尔德等这样一些文化大师的论述。有的人把民主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地理或制度因素，他们尤其该重温一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说：
欧洲人夸大地理对民主制度持久力的影响。太重视
法律而太不重视民德••假如在本书中我迄今尚未能让读者感受到我是何等重视美国人的实际经验，重视他们的习惯和见解，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视他们的民德在维持他们的法律方面的作用，那么我就是未能达到此书的主要目的。
另一些地区的文化诠释
1968年，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问题10年之后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南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文化因素不但干扰企业活动，而且渗透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使它们变得僵硬，而受这种文化左右。缪尔达尔指出，种姓制度“趋向于使现有的不平等变得格外僵化和顽固”，而且“加强了人们普遍轻视和厌恶体力劳动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有限，助长着腐败和任人唯亲。
缪尔达尔批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提供一种有更广泛基础的理论和理念体系，而这种体系却是科学地研究发展问题所必需的”，但是他承认“态度，体制，生活方式和水平，总起来说就是文化……要对它们作出系统的分析，那要比分析所谓的经济因素困难得多”。 他最后呼吁文化变革，由政府带头，尤其是要通过教育系统作这样的变革。
多数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步伐迟缓。许多国家中文盲率，尤其是妇女文盲率，仍然很高，儿童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也高。撇开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和宗教激进主义异议分子的压制不谈，土耳其是唯一的接近于现代多党统治方式的伊斯兰国家———当然它是实行了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相对说来较富，但它的经济成就不成比例地反映出它的华人少数民族（占人口32％）的经济开创性。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等国虽富裕，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很传统，例如沙特妇女半数以上是文盲，就证明了这一点。
伊斯兰教自从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建之后数百年期间曾是进步的力量，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曾是一大强国，可是伊斯兰世界近几百年来却进步缓慢，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人将伊斯兰教势力的下降归因于文化因素，伯纳德•刘易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强调指出，自从伊斯兰教学者于9世纪至11世纪之间关闭了“伊智提哈德” （Ijtihad）之门（不再允许人们作独立分析）以后，事事皆须合正统，这造成了一些后果。刘易斯认为这种后果包括压制兴业、实验和独创精神，加重了宿命论的世界观。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分析了非洲文化（见本书第六章），指出非洲的贫穷、集权主义和缺乏社会公正主要归因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例如：
•权力高度集中和垂直的传统
•注重过去和现在，而不是注重未来
•不抓紧时间
•不爱工作（“非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压制个人首创性、成就感和节约（必然带来的是妒忌别人的成功）
•信巫术，养成非理性和宿命论
埃通加—曼格尔有一句话很有见地，令人回想起托克维尔，这就是：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些人，特别是国际开发机构中的一些人，认为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办法在于“制度建设”，他们最好对埃通加－曼格尔这句话深思一番。
10年前，萨尔瓦托尔•特雷西———欧洲工商管理研究所创建人之一———着手调查西西里岛政界商界情况，其目的首先是要更好地了解该岛不发达的原因。调查的结果与爱德华•班菲尔德1958年对意大利南方村庄调查的结果惊人相似：西西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令人气愤的”个人主义、对人不信任和怀疑心。与埃通加－曼格尔对非洲文化的分析相似，西西里的价值观体系压制合作，但又不鼓励竞争，把竞争视为“侵犯”。取代合作和竞争的是相互勾结，特别是官商相互勾结，与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另一条路》一书中对拉丁美洲“重商主义” 的描述差不多。
这一调查发现的另一些文化因素也是我们听来耳熟的：只注重眼前，很难有战略策划，缺乏创业心，集权主义的尊卑关系。
这次调查的结果令西西里精英阶层受到震动，导致了一项后续计划，其目的是改变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加强管理、策划、协调和兴业精神。
改变传统文化
在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文化态度，这部分地是由于新范式作者们的影响，但有些人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奥克塔维奥•马维拉在秘鲁经销本田牌汽车达30年之久。
他是靠自我奋斗立业，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曾多次去过日本。
大约十年前，他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和秘鲁的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在于，日本的儿童学习了进步价值观，而秘鲁的儿童却没有。1990年，他在利马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所”，倡导他所说的“发展十诫”：秩序，整洁，准时，负责，成就，诚实，尊重他人权利，遵守法律，职业道德，以及节俭。十年来，这个研究所动用了自己在秘鲁的几乎全部人力物力，让两百多万名秘鲁学生参加了它安排的学习班。
“发展十诫”在秘鲁境外也得到提倡。在尼加拉瓜两届政府中担任过教育部长的温贝托•贝利将这“十诫”列入他的教育改革计划核心内容。墨西哥声名卓著的蒙特雷理工学院的蒙特雷院本部的院长拉蒙•德拉培尼亚提倡在该学院各个系统都宣扬这“十诫”。
对文化变革采用讲道的方式，收效还是有限的。正如加拉加斯天主教大学校长、耶稣会教士路易斯•乌加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孩子们在学校学了进步伦理，可是出了校门以后就发现这些伦理与己无关，那么伦理教育就没有什么收效了。乌尔加德深信价值观和态度是重要的，他号召政界、商界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展反腐倡廉的活动。
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与它相关的因素包括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的半径有限，这又表现为社群感有限和道德准则不牢靠。这一结论从利普塞特和伦兹在本书第九章中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在拉丁美洲，腐败问题已很突出。美洲国家组织于1998年3月3日通过了泛美反腐败公约，长达14页的这一文件到1998年底已为13个国家批准。人们并不指望这一文件本身会大大减少腐败行径。批准国中就包括透明度国际列出的10个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中的5个拉美国家之中的4个：巴拉圭，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第五个是哥伦比亚，它尚未批准该公约）。然而，人们显然已经比过去更加注意腐败问题，例如，世界银行和另一些开发援助机构也日益注意到这一点。
性别（男女平等）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提出了挑战，玛拉•赫滕在本书第十四章中谈到了这一点。拉丁美洲的妇女日益意识到世界上尤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近几十年来的男女平等趋势，她们也日益组织起来，争取纠正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少国家都在父母对子女监护权、财产权和离婚问题等方面制定了尊重妇女的法律，还有九个拉美国家规定了议员候选人中妇女应占的比例。这些选举法并不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它们毕竟表明改变传统价值观、实行男女平等的革命已来到拉丁美洲。
近些年来，在拉丁美洲还自发成立了一些组织，它们至少将进步文化变革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例如：
•墨西哥的一个妇女组织“相会于社群” （ENLACE），虽经费很少但会员广泛，致力于公立学校教学改革，提倡家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在教学中强调价值观和品格、家庭稳定、力争向上和重视教育。
•委内瑞拉的巴基西梅托地区中央合作组织，它的领导人深信，若不改变传统的小农价值观和态度，委内瑞拉乡村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都出现了倡导慈善活动的组织。拉丁美洲向来缺少慈善活动，反映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小，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阿根廷的一批以律师为主的专业人士成立了“公民力量”
组织，其主要宗旨是倡导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以及反腐败。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致力于文化变革。哥斯达黎加的精神病专家路易斯•迭戈•埃雷拉提醒人们注意童年时期的人格形成和文化传播。一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调查人们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其中有墨西哥学者巴萨内斯，他是美国重要民意测验机构之一“市场与民意调查国际”（MORI）的总裁，还有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阿根廷办事处主任马里塔•卡瓦略。
倡导文化变革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当中，不少人———包括蒙塔内尔、格龙多纳、乌加尔德等人———彼此都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参加了两次讨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在拉丁美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研讨会，一次是1996年在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工商管理学院举行的，另一次是1998 年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举行的。
1999年哈佛研讨会———本书即由此而产生———的与会人士中，就有些人参加过上述的两次研讨会或其中之一，他们是：蒙塔内尔，格龙多纳，埃通加—曼格尔，费尔班克斯，英格尔哈特，林赛以及我本人。
迈克尔•波特1983年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即博德公司。它成长迅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提供竞争力方面的建议，影响日著。博德公司的“国家竞争力策划活动”是费尔班克斯和林赛二人创始的。他们分别是本书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的作者，二人还在1997年合著了一本书《劈风斩浪》。 这一书名取自玻利瓦尔1830年的遗嘱，玻利瓦尔当时指出谁想要在拉丁美洲发动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革命，就得有“劈风斩浪”的精神。
费尔班克斯和林赛都有在第三世界工作的实际经验———费 尔班克斯是在非洲，林赛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在咨询活动中很快意识到，以传统的态度对待竞争力，即强调市场分析、合适定位、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管理，还不足以保证第三世界具有成功的竞争力。他们得出结论说，首要的障碍是一些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无形”因素，因此他们在咨询活动中注意到“心理模式”。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传统的心理模式，因为它们妨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效率。
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利昂内尔•索萨也主张改变心理模式，不过他研究的对象是移居美国的拉丁美洲人。他针对这些人而于1998年出版的《美国梦》一书指出，有一系列价值观和态度障碍了这些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实现地位上升。它们听起来都是人们所熟悉的：
•认穷：“穷可升天堂，富要入地狱，今生受苦是好事，来世可得永久回报。”
•不重视教育。 “女孩子其实不需要上学———她们早晚得嫁人。男孩子呢？ 最好是去工作，帮助养家。”这里我愿补充一点：美国拉美裔中学生辍学率在30％左右，远远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
•宿命论： “既然抱着‘我们不能违背上帝意志’ 的态度，就谈不上什么发挥个人首创性、争取有所成就、自力更生、远大抱负和积极进取……在美国取得事业成功所必备的美德，在拉丁美洲教会看来却是罪恶。”这就令人想到，拉美裔美国人的自我立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信任家族之外的人，这也是拉美裔美国人的企业规模通常都小的一个原因。
索萨接着提出了“拉美裔成功经验十二条”，它们的主旨与奥克塔维奥•马维拉的“发展十诫”相似。
结束语
一种注重文化和文化变革的重要而且令人抱有希望的思潮正涌动于世界各地，它关系到穷国，也关系到富国中的贫穷少数民族群体。它其实并不新。它的源泉可以回溯到班菲尔德，韦伯，托克维尔，至少再追溯到孟德斯鸠。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的境遇优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巩固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方面亦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正日益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得到实际应用，将会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尚未得到繁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人民照亮进步之路。
译后记
译完此书，总的感觉是：此书值得一读。
先看书名：《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当然重要，自不待言。
但此书所说的文化，是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因此有了副题：《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引出此书的主旨。撰稿人中的许多人———但远非全部———声称当今人类的进步，即“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实有赖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的文化价值观；有人进一步解释，是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或再进一步，说是“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
据这些人说，舍此类文化价值观即无“进步”可言；即使有的地方，如东亚，一度呈现“经济奇迹”，到头来也还得陷入“危机”。亚、非、拉美，直至东欧、南欧，概莫能外。谁不按西方模式实现文化变革，谁就得落后，贫穷。
如此说来，此书似乎不过是兜售西方价值观的那一套陈词滥调，或者，如书中一位唱反调的撰稿人所言，不过是“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请首先看看此书撰稿人的名单：差不多全是当今的学术名流，例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著者亨廷顿，《国富国穷》一书的著者兰德斯，“竞争优势”理论的首创者波特，在苏联刚解体后就迫不及待推出了一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以及一大批治学严谨或者不那么严谨的作家和教授。除了个别文章像是卖弄学问、存心不让一般读者看懂以外，绝大部分的文章还是写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文章并不浅薄，某些文章甚至还是可供思考的。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22篇文章，加上前言和绪论，绝非同一腔调。原来，此书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1999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文稿汇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哈里森虽然给会议———随后也为此书———定了基调，但仍有意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与会。从这本书中就可以听到，有高调，也有低调，还有变调直至反调，挺热闹。例如，说“文化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当今世界上有贫富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用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依附论”等都说不通了， “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也有人———其中包括本书两主编之一的亨廷顿———说文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人说比文化更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制度。有人含蓄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声称，只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地区才最发达，最“民主”，最“自由”，似乎还最少腐败；也有人说各种文化皆有优劣，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有人说必须有稳定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才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说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全球趋同，甚至说“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各种文化会彼此交融，但特点不会消失，华裔教授杜维明就专文论证了“现代性”的“多样性”。如此这般的意见分歧，大大小小或明或暗，不一而足。人类学家施韦德与三位“第三世界”名流打笔仗，一直打到了文末的注释之中。这不就有点看头？
书中有些文章颇有分量。比如说，工商管理学泰斗波特专论经济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进步，而不谈政治。他一如既往，强调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竞争力之本在于生产率，创造竞争优势不仅要靠宏观经济条件，更需具备必要的微观经济因素。他早在1983年就创办了国际咨询机构“博德公司” （MonitorCompany），该公司两员干将费尔班克斯和林赛在此书中分别撰文，生动介绍了他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论述了如何转变心态以创造财富，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自立兴业和创新。书中有的文章学术性强而显得有点枯涩难懂，但细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社会学家格莱泽的？解构文化？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对各种文化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反对泛泛评论。
再说说此书的头一篇文章：它是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书若干段落的摘录。读过该书原文版或者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的读者都知道，兰德斯分析世界各国500年来的荣辱盛衰时，谈到了从“大自然的不平等”和历史机遇直到民族心态和习俗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这里为适应全书的主题，他只说文化的作用，但仍指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济与文化相互有影响，强调脱贫致富归根结底靠振奋精神，自强，实干。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章第二段谈到中国时，添加了原书中所没有的话，说中国现今的快速经济发展正在把这条“龙”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
此书之中，谈到中国之处尚有不少。尽管有一些已经让我们听得耳朵起老茧子的攻击之词，如“集权主义”、“一党专政”等，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否认。在谈论“亚洲危机”时，有人对于以中国“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大发议论，简直把这说成是“危机”、“衰退”的祸根。可是，为什么中国昂然挺胸度过了“亚洲危机”，而且在如今“第一世界”也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依然生机盎然，继续保持着充沛旺盛的活力？ 不是早就有人宣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已告“终结”吗？ 为什么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却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新历史篇章？ 对于这样的问题，此书中无人回答，看来也无人能回答。
其实，即使不谈什么“儒学文化”的优劣长短，看看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历经苦难之中的思索和觉醒以及再思索和再觉醒，看看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光辉旗帜的出现，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展现出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壮丽画卷。当前，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继续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在此时，我们要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本论述“文化与人类进步”的书，多多少少，从正面或反面，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并非故作谦虚状的大实话：译者才疏学浅，尽管费了牛劲，也难译出好文章。译文中肯定有一些错谬之处，祈多指正。
程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