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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
本章系摘自戴维•兰德斯著《国富国穷》一书（The WealthandPovertyofNations，New York：Norton，1998）。
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兴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可是，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因此而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在沉思的时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欢迎文化向好的方向变化，叹息它向坏的一面变化。但是欢迎也好，叹息也好，都表明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去左右人及事物。做技术工作的人则宁愿实干，改变利率和汇率，放开贸易限制，修改政治体制，实施管理。此外，对文化提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外界的人提批评意见，不论多么策略和间接，也都会带有教训别人的味道。
善心的改良派学会了绕道而行。
可是，如果说文化起这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 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些人，提出过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譬如说华人———在海外办企业那么出色，在自己国内却长期效率低下？ 如果说文化起作用，为什么它没有使中国变化？
（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有了鼓励而不是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中国现在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推动儒学文化的这条“龙”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
对于上面提到的———如今大概已经过时的———这一反常现象，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也是一位主张政治经济学疗法的大师）所作出的回答是根本否认文化与经济发展有联系。他说，文化并不能让他预测经济结果。我不同意。如果考虑到文化，本应能够预见到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成就。韩国与土耳其相比，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分析喜欢维持一种假象，似乎一条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复杂过程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彼此相联系。单条理由是说不通的。同样的价值观可能在国内因政策不好而受阻，却在别处得到机会而施展，上面谈到的华人即是一例。所以，移居国外的人往往办企业特别成功。古希腊人把外来人称作metics，说他们在鄙视金钱和手艺的社会里是急功近利的酵母（因而出现了一个希腊语词根的贬义词banausic———实利主义的）。于是，外来人经商赚了钱。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泰国，所有正经的年轻男子从前都要用几年时间出家当和尚，修身养性。这有益于精神和灵魂，也适应于当时经济活动和办事的慢吞吞的节奏。现今不一样了，泰国生活节奏加快，商贸兴旺，企业要人。年轻人修身养性缩短成几个星期，刚够学会一些念经礼仪，就返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人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相对价值变了。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除非来一场革命。而泰国人自觉自愿调整了他们的轻重缓急。（这里要顺便指出，是泰国的华人少数民族带了头。）泰国的这个故事表明，文化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反应。反过来也有可能———文化可能会阻滞经济发展。以俄国为例，那里的人们受了75年的反市场、反利润的教育，只有权贵能享受特权，于是人们形成了反企业的态度。甚至在那一政权垮台以后，人们还是担心市场变幻无常，怀念以往受雇于国家时那种保险的单调日子。或者说，他们是怀念贫穷中的平等，这一心态是世界各地的农民文化所共有的。俄国人有个笑话说，农民伊凡妒忌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位仙女降临，向伊凡说可以帮他满足一个愿望。伊凡的愿望是什么呢？ 原来是赶快让鲍里斯的山羊死掉。
幸好，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这样想。马克思主义的清规戒律取消以后，企业活动蜂拥而起。高明的人搞知情人交易，有的人搞犯罪，有许多人是俄罗斯人之外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酵母有了，这往往就足够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经营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老的习惯依然存在，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文化战在激烈进行之中———选举受这些问题左右，这种局面的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依附论、阿根廷及卡多佐的转变
对于不发达状态的原因，用依附论来代替文化上的解释，是挺方便的。拉丁美洲的学者和同情拉美的旁观者一直把拉丁美洲发展上的失败———尤其是与北美相比更显出了这一失败———归咎于强国、富国的种种不端行径。处于依附地位而易受伤害，意味着处于一种劣势，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受制于别人。这些别人自然是利用他们的优势从依附经济国家榨取产品，做法跟先前的殖民统治者差不多。帝国的抽水泵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抽水泵。
然而，要同化独立的主权国家，光搞掠夺是不行的，还需要贷款和投资。阿根廷即是一例，它自己没有存下什么钱，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资本。（依附论的首要设计师劳尔•普雷维什就是一位阿根廷经济学家。）有些经济学家争论说，外国资本有损于经济增长；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它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如国内投资有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使用这些钱。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人打算因为效率问题而拒绝外国人的钱。政客们想要这些钱，让那些依附论理论家干着急。
阿根廷有些人很有钱，然而“由于始终不明白的缘故……这些人一向依赖外资，因而听命于贷款国，严重损害本国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 英国人在阿根廷修建铁路———1871年还不到1000公里，20来年后超过了12000公里———但那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可是，建起这样一个铁路网怎么没有促进国内市场繁荣呢？ 说是没有促进，那么，过错何在？ 本国的企业家精神哪里去了呢？ 多数阿根廷人并不自问这类问题。责怪别人总是容易的。
结果是出现了仇外的反帝国主义和自灭志气的委屈情绪。
在19世纪，一位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曾经为自己同胞的企业家精神不足而担忧。他在1850年写了以下一段话，韦伯在50年之后也深有同感：
要尊重每一种信仰。西班牙属下的美洲却是独尊天主教而排斥任何别的宗教，像是一座孤单冷寂的女修道院••在南美洲排斥不同的信仰，也就是排斥英吉利人、德意志人、瑞士人和北美人，即南美洲最需要的人。让他们来而不许他们带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不许带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的原动力。
有的人把阿根廷的低储蓄率归因于人口的高增长率和高移民率———我还要补充一点：爱摆阔气的不良消费习惯。不管怎样，外资的流入量既取决于国外资金来源，也取决于阿根廷所能提供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需要钱，不得不清理他们在国外的资产。他们尽管仍是阿根廷的最大债权人，但不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发挥促进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作用。美国多少填补了一点空白，但又是美国的政治和商业周期起决定性影响。结果，阿根廷在外国投资额和贷款额两方面都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陷于困境。这些情况激化了阿根廷与债权人的冲突，反过来又导致反应性的孤立主义，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只会加重资金短缺和依附性。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谴责这些确实存在的和想当然的问题和恶劣行径，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人们合乎逻辑地把依附论者称作“茧派经济学家”，他们确实帮助了阿根廷和别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免遭大萧条的最糟影响。这正是“茧”的作用。但这也使它们被割断了与竞争、刺激和增长机会的联系。
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且传播甚远，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那些新解放的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意识而引起共鸣。冷嘲热讽的人也许可以把依附论说成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产品。然而它对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和士气起消极作用。它养成光埋怨别人而无自责的不健康习性，加剧经济上的无能。即使它是有理的，也最好是把它收起来。
今天看来，拉丁美洲正是这样做的。西半球所有的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现今都欢迎外国投资。在这一转变中，阿根廷是一个带头人。依附论所建议的国家主权主义已瓦解于一片私有化浪潮之中。墨西哥曾经是一些最坚定的依附论者的据点，现在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民共识，其象征是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上与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相连，认为这最符合它自己的利益。
羔羊跳进了狮子的嘴中，看来已从这样的遭遇中得益。
多年内，依附论学派的一位领头人物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卡多佐作为社会学家，曾就这一课题写作和主编了二十多本书，其中有一些成为造就一代学者的标准读本。最有名的一本也许就是？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在该书的英文版本中，结束语是一句冗长的、并不那样带鼓动性的格言：
实际的战斗••是展开于技术官僚治国论与大众工业社会形成过程的理想之间，这一理想能提供具有特定民族性的得人心的内容，能成功地将人们对于较发达的经济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需求转化为这样一种状态：它能表达真正民众力量的活力，能寻求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
1993年，卡多佐出任巴西财政部长。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翻滚于高达7000％的年通货膨胀率之中。当时，政府对通货膨胀这一货币麻醉剂已经习以为常，老百姓也纷纷采取别出心裁的对策（例如出租汽车的计费器可以按照物价指数自作调整，也许还可以因人而异）。所以，连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宁愿对这种动荡局面加以轻描淡写，居然说通货膨胀的肯定性就是稳定性的一种形式。
对于能采取预防措施的巴西人来说，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
可是通货膨胀有害于巴西的国际信用，而巴西是需要借债的。它还需要跟别的国家做生意，尤其是要跟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资本主义富国打交道。因此，卡多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以至于观察家们称赞他是一位务实派。反殖民主义激情消失了；也不再敌视巴西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其中包含的依附意味。卡多佐说，巴西没有别的选择。假如巴西不愿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那就“无法竞争•• 这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善有善报。两年之后，卡多佐当选为巴西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使巴西多年来头一次有了自己坚挺的货币。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依附论相对立的事例
伯纳德•刘易斯说过： “当人们认识到出了错误时，他们可能提出两种问题。一种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另一种是问‘这是什么人搞的？’后者使他们琢磨是谁在搞阴谋，导致偏执狂。前者则会引出另一种思索： ‘我们怎样来纠正？’”② 在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选择了阴谋论和偏执狂。在19世纪后半期，日本却是自问“我们怎样来纠正？”
日本在1867—1868年间发生了一场革命。封建的幕府统治被推翻———实际上是崩溃———政权回到了居住在京都的天皇手中。这样就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65年的统治。但是日本人不将这一巨变称作革命，而宁愿称它为维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回归到国家正常状态。此外，革命是中国的事。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朝代，而日本始终只有一个皇族。
国家统一的象征是现成的；民族自豪感的理想明确。这省却了不少动荡。革命就像内战一样，会打乱国家的秩序和安定。明治维新期间也出现过不满和不同政见，往往还表现为暴力。旧体制的最后几年和新体制的最初几年沾染过暗杀、农民暴动和反动势力叛乱的血迹。尽管如此，日本的过渡仍比法国和俄国的政治变革顺利得多。其原因有二：新政权在道义上站得很稳；反对维新的人虽然感到失落和权益受侵犯，也还是有所顾忌，怕给外敌入侵提供由头和机会。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国内分裂就会招致他们的干涉。不妨参看一下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的行径：印度正是因为国内互相争斗和彼此玩弄阴谋诡计，才真正将欧洲势力招引了进去；同样，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就陷入了屈辱境地。
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一些西方人留驻日本，引来了不少麻烦。日本有一些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衅，袭击他们，想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呢？ 面对西方列强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辞，敷衍了事。这样，不论在外国人面前还是在日本爱国者的心目中，都丢了脸。
欧美列强一而再地耀武扬威，激起了日本民愤。日本人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日本最南端和最西部两个藩的藩主，他们曾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反对幕府。他们胜利了；他们也失败了。这就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又一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藩主以为他们是在复古，结果却是被拖进了明天，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因为这是通向打败蛮夷的唯一道路。你们西方人有枪炮，好吧，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的。
日本人以他们特有的毅力和体制着手现代化。他们作好了准备———治理有效的传统，百姓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民族认同感和固有的民族优越感。
这是核心之所在：日本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能够认识到别人的优越性。他们一方面沿用德川幕府时期的做法聘用西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同时又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出国，让他们带回在欧美时的所见所闻。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使他们得以对比各家的长短优劣，择其精粹。例如，他们最初学习的军事榜样是法国军队，但是法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日本人就相信从德国军队那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在法规的制订和实施方面，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是由法国转到德国。
日本没有放过任何学习机会。1871年10月，日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到美国和欧洲，参观工厂和炼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铁路和运河。差不多两年以后，他们于1873年9月回国，满载着学到的知识和要求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
日本这些领导人的亲身经历把一切都改变了。在英国的时候，大久保坐在火车上陷于痛苦的沉思，他说在离开日本之前，他本以为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天皇收回了帝国权力，封建割据已由中央政府所代替。现在他才明白还有艰巨的任务在前头。
日本跟“世界上更先进的强国”无法相比。尤其是英国给他上了自强的一课。它曾经与日本一样是个小岛国，但是它系统地实施了自强的政策。在英国商船队逐渐壮大而称霸全球方面，航海法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曾坚持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转而主张自由贸易。 （分析得不坏。亚当•斯密若地下有知，也不会不同意的。）
诚然，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贸的自主权。但是德国的榜样更有意义。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可是瞧它走得有多远！ 大久保遇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日本的平民。他还发现德国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回日本后，就把德国的经验当做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
日本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新时制，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实施义务兵役制。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和忠君观念。要超越幕府时代养成的各地自奉其主的狭隘地方观念，而形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特征，上述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陆海军的建设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熏陶之下，普遍兵役制消除了阶级和地方的区别。它增强了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使男子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而结束了武士对武器的垄断。
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着手“殖产兴业”：怎样用机器制造产品，怎样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造出更多的产品，怎样运输货物，怎样与外国厂商竞争。不容易啊。欧洲工业国家已经发展了上百年。日本要急起直追。
首先，日本着力于已经熟悉的产业———尤其是丝、棉纺织业，还有不会被外国模仿的食品加工业，例如日本清酒、日本豆面酱和酱油。从1877年到1900年———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代———工业产值的增长额中，食品业占40％，纺织业占35％。总之，日本人努力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重工业。工厂大多是小规模的，例如棉纺厂只有2000纱锭，而西欧的厂一般在10000锭以上。他们使用木制水车，比欧洲技术落后好几代。日本煤矿的井巷崎岖蜿蜒，使用人工铲斗，相比之下，英国早年那些恶名远扬的老矿井竟然像是海滨宽敞大道。
人们常说后来者有优势，可采用最新技术，而日本后来者一开始的做法却显得反常。对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通常的解释是资金匮乏：私人财力单薄，又没有投资银行。其实，日本当时有些商人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政府也愿意建设工厂并提供补贴。
它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者要追上先行者，这一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要懂得规模经济，要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现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成长壮大。
日本人还决心由消费品生产再往前进。要建立自己的现代经济，就不能不做好费力的工作：制造机械设备，造船和造机车，修建铁路、港口和船坞。政府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资助出国考察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建设厂房设施，补贴商业企业。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爱国志士的才干和决心。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不惜改行而放弃原有的前程。还有日本工人的素质，尤其是那些工匠们早就在手工作坊中经受了紧密协作和严格监督的磨练，练出了一身技能和敬业精神。
日本尽管搞工业经验不多，却轻快地进入了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日本成功和迅速的工业化，一般评价都很高，使这一评价有所降低的因素，只是人们不喜欢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迸发出来的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那种无情的追求使得人们对于发展进程有了认识和紧迫感。日本是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它至今仍为后进国家起榜样作用。别的国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不见他们返回；日本的学成人员却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引进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当教师，日本人却大体上是自己教自己。别的国家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就尽量使用，日本人却是用心仿造，加以改进，造出自己更好的机器。
有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喜欢日本人（又有多少拉丁美洲人喜欢来自英语国家的“外国佬”？），但是他们还是羡慕和赞佩日本人的成就。
日本人成功，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负责的精神。一个工人若好逸恶劳、吊儿郎当，就不仅会损害自己，而且还伤害全家人的声誉。还有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人很少会有国家意识，因此多数日本工人和农民在维新后初期还想不到国家。这成了新帝国的首要任务：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它贯彻到工作中去。学校用很大的一部分时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仪的国家里，学校成了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1930年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国主义的最便捷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律己，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还要节俭，反对浪费。
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日本版本。在政府倡导现代化和民众集体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才成为可能。要认真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
关于韦伯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最初是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了一位精通多门社会科学的奇才。1904—1905年，他发表了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议最多的论著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具体说是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所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减轻或废除罗马天主教那些阻碍或抑制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也不是由于它鼓励人们追求财富（更不是它发明这种追求），而是在于它确定和支持了日常行为的伦理而促进了经济上的成功。
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做到这一点，最初是因为它确认了得救预定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能否得救是从每个人出世之初就预定了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样一种信念很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既然行为和信仰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不纵欲寻欢呢？ 又何苦还要为善？ 这是因为按照加尔文派教义，善是上帝可能选择的迹象。人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他们心灵的品质和命运的性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的思想和行为。死硬的预定得救论的信念只持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
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但韦伯强调，好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财富为目的。 （但他也许不难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宠的一个标志。）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就早有希望致富的人。韦伯的见解是，新教教义造就了新型实业家，他们致力于按一定方式生活和工作。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财富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副产品而已。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就的格言以及关于财富价值的自鸣得意、虚情假意的说教。
韦伯的论点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驳。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由韦伯论点衍生出来的论点，即认为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时兴过一时，但已成为过去。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从经验的层面上看，不能同意，因为记录表明，新教生意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方面都起过领先者的作用。从理论层面上看，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造就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品德在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恐怕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
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
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读？圣经？。（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答问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读经，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人们自己去读。）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高，一代又一代有文化。
母亲有文化是重要的。
其二是时间观念强。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钟表的制造和购置。即使是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部分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而在英国和荷兰，钟表的使用及其向农村的普及在当时也比天主教国家先行了一大步。没有什么能比时间观念更加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还意味着价值观和品位的传播。
这并不是说，韦伯所谈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以及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各种宗教信仰和不信教的人都可以成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商人。在各行各业，人们都可能展现出这些品质并从中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论点在于，在16—18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原先曾是少有的、冒风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历史告诉我们，最成功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本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是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并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正如非洲人一句谚语所说，“接人东西的手总是在给人东西的手的下方。”这不行。还得靠自己工作，节俭，诚实，耐心，顽强。贫困潦倒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要求做不到，而自暴自弃。但是，归根结底，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自强。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和学校里听父母和老师讲过的那一番道理。现今人们不爱听这些话，认为这是陈词滥调。可是，明智之言怎么会过时呢？ 诚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蜜饯时代。我们希望件件东西都是甜的。我们之中，太多的人是工作为了生活，生活则要幸福。这倒是没错，只是不会催人提高效率。你想要高效率吗？ 那就应该是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不容易。生活为了工作的人是少数，但却是幸运的精华。凡是自己下决心、积极肯干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精华的行列之中。在这世界上，能办成事的人是乐观者，这不是因为他们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积极肯干。甚至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仍坚持实干，从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直至成功。明达事理，视野开阔的乐观主义者会有成就；悲观主义只能说自己不犯错误而提供空洞无物的安慰。
第二章 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
迈克尔•波特
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作用。我在一些处于很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州邦、地区、城市和公司工作过，对此有所体会。问题不在于文化是否起作用，而在于如何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作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从各种视角探讨文化与人类进步的联系。我在本章中所探讨的，则是这一广袤领域的一个局部，即可以称之为“经济文化”的那些因素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文化在经济进步中起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怎样做到在兼顾其他有影响的因素的情况下，来诠释文化的作用，而且把文化的影响单独提出来，却相当不容易。人们在谈论文化在经济繁荣中的作用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被认为是可取的一般性文化属性，例如勤奋，主动性，重视教育，以及来自宏观经济学的因素，例如储蓄和投资的习惯。它们当然与繁荣有关联，但是这些一般性的属性当中，没有哪一项是明确无误地与经济进步相关。工作勤奋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勤奋工作所遵循的指针和方向。主动性是重要的，可是并非所有的主动性都是有成效的。教育是关键性的，但同样关键性的是看追求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将教育用于什么样的目的。储蓄固然好，但要看储蓄的钱是否得到有经济效益的配置。
实际上，同样的文化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甚至是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中，对于经济进步而言，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以节俭为例，它在日本起了好作用，然而是到近年的持续衰退为止；如今它却构成了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只要调查一下经济成功的一大批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香港、新加坡、智利、哥斯达黎加等的实例，就会看出，它们各自的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的文化因素有许多差别，错综而微妙，这进一步证明文化与繁荣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经济文化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复杂联系。
这里主要是以国家或者邦、州为地理单位来看繁荣的水平。我一般是谈各个国家的情形，然而，相关的经济单位往往也可能是更小一些。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各个邦、州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其原因有时也可能归结到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在思考一些跨地理单位的群体———例如各地的华人———的经济繁荣程度时，也可能应用许多同样的因素。
下面，我将首先概略谈谈人们近年来对当今全球经济中繁荣源泉的认识。接着，我将就这些源泉与有助于繁荣的各类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二者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无助于生产率的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并持续存在？ 我将从近百年来流行的经济思想和状况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我将谈谈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差异的存在有多大的余地，以及在市场全球化引起的经济趋同的情况下，文化的影响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繁荣的源泉： 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
一国的繁荣，或生活的水平，取决于它利用其人力资源、资本及自然资源所实现的生产率。生产率决定着可持续的工资及资本赢利率的水平，而后二者决定着一国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因此，生产率是“竞争力”的基础。它取决于一国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例如来自品质和独特性以及生产率的价值。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迅速而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创造条件。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生产率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一国企业在哪些产业从事竞争，而是它们如何竞争，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的战略如何。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几乎任何一个产业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运用更成熟的战略，投资于现代技术，而提高其生产率。在各行各业，例如在农业、小包裹递送或半导体生产这样一些极不相同的领域，现代技术都为升级换代提供着重大的机会。同样，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采用更先进的战略的余地，其中包括区分不同的顾客对象，产品和服务作适当的差异化，按照顾客的特定需求安排有效的产品递送链。
因此，政府挑选有制胜能力的产业而给予优惠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在新的“生产率范式”中，谈不上哪个产业好哪个产业不好，而是要看企业能否采取最好的方法，集合最优秀的人才，利用最好的技术，来尽可能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一国经济是不是农业经济，或服务业经济，或制造业经济，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围绕着生产率决定国民生活水平这一前提，把自己组织得有效率。
在生产率范式中，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别亦将失去其意义。一国经济是否繁荣，是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该国所作所为的反映。本国企业若采用落后的办法生产低质产品，就会拖该国生产率的后腿，而外资企业若带进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就会促进该国生产率和职工工资的提高。地方产业和外贸产业二者之间的传统区分，以及只关注后一类产业的倾向，也是成问题的。地方产业关系到公民的生活费用以及外贸产业的交易成本。像日本的情况那样，忽视地方产业，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作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生产率范式，对于以往的财富源泉的理念而言，是一大转变。100年前，甚至是50年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一国繁荣与否，来源于该国是否拥有土地、矿产等方面的自然资源以及充足的劳动力后备，从而比那些资源较少的国家占有比较优势。然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企业可以廉价地和有效地从任何地方获取资源，这就使资源本身的价值不那么高了。
资源的实际价值在下降，过去百年来一些基本商品的实际价格逐渐降低，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廉价劳动力无处不有，劳动力的拥有也不再自然而然地构成一项优势。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费用迅速下降，靠近市场或贸易线路的有利地理位置这一点的重要性现今也不如从前了。位于香港或智利的企业尽管距离欧美市场遥远，也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或者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作为财富的基础，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表现为能以优越的生产率，调集资源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投资、睿智和创新，一国的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更成熟的竞争优势源泉，就可以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样的国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决定一家企业是否比别的企业有更高竞争力和生产率方面，本地的因素正变得日益重要和日益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贸易、资本和信息流动迅速，企业靠外地的投入而建立的优势会被抵消。如果说一国的企业是从德国买机器设备，它的竞争者也可以同样买。
如果说企业是从国外吸取资本，它的竞争者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企业是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料，它的竞争者也能照样进口。这种种举措可能都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实质上已构不成现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剩下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则日益具有本地性，其中包括是否拥有特殊的供应商或顾客/客户关系，能否在本地顾客/客户和合伙人的启发下对市场需求获得独到的真知灼见，或者能否利用附近的供应商而取得生产上的灵活性。
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
一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许多外部源泉如今被经济全球化抵消了，因此，一个国家想要提高自己的经济的地位并为自己的公民创造经济繁荣，就不能不用心培植潜在的内部优势源泉。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宏观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制上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宏观经济条件固然是必要的，可是要确保经济繁荣，仅靠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实际上，人们较少斟酌微观经济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若不完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惩罚。
繁荣归根到底有赖于改善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基础，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公司运作和战略的成熟，以及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质量。在一国运营的公司必须达到较高生产率，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较高的生产率。而公司竞争所能达到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所在国家的工商环境质量的影响。工商环境对于公司所能实行的战略以及企业运作的效率，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倘若规章制度方面繁文缛节、拖拖拉拉，后勤不可靠，或者企业不能及时得到所需要的生产设备零部件的供应或高质量的服务，那么企业就无法做到有效率的运行。
要弄懂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工商环境的性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地区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我把地区对竞争的影响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产要素（投入）条件；企业战略和竞争的地区背景；当地的需求条件；各相关的和后援的产业的实力。它们构成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一国的企业即是在这种环境中从事竞争，并从这种环境中吸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这一系列的相互依存的微观经济能力和动力，以支持更先进形式的竞争。
生产要素条件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能够吸取的各种投入因素的性质和规模。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道路、机场及其他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个系列，从基本的要素（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基本的道路），直到高级的要素（例如多模式的交通运输系统，高速的资讯通联设施，有高等学历的专业人才，等等）。
就这些投入因素而言，质量和专业化要比数量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一国的基础设施适用于该国从事竞争的领域，那么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样，重要的是要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能，能够生产各类专门的产品，掌握更先进和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流程，这要比拥有未受训练的后备劳动力更加有价值得多。总之，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国的投入因素的质量和专业化程度方面实现持续的改善。
当地的需求的质量，是一国微观经济竞争力的第二个关键的决定因素。顾客/客户要求严格，能有力地促进生产率提高。当地顾客/客户施压于一家企业、一个产业以及当地产业竞争的性质，会促使它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提高生产率，这些产品在出口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顾客/客户的要求能迫使当地企业懂得怎样去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之更新换代，从而让顾客/客户直接受益，虽付出更高价格但获得更大的价值。反之，若当地的需求疲软无力，企业只不过是仿造别地研制出的产品，那么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受损失。
顾客要求高，其重要性从意大利的制鞋业可见一斑。意大利妇女在买一双鞋之前，会先试二三十双鞋，仔细查看皮革质量、做工、鞋跟的式样和高低大小，穿起来是否舒服，合不合时尚，如此等等。这就等于在当地开了一座实验室，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制鞋商，就能有信心，既然，自己的鞋能在意大利畅销，那么出口到世界各地大概也错不了。
企业战略和竞争的背景，是指当地的竞争的类型与强度所要遵循的规定、动力和准则。欠发达的经济通常在本地没有竞争。
要向发达经济前进，就必须在本地发展强劲有力的竞争，从尽量降低成本和减少仿造，到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最后达到创新和差异化。本地企业之间的健康的竞争，是迅速提高生产率的根本。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在国内竞争，它在国外市场也竞争不了。 如果在国内没有激烈的竞争，企业就永远不会锻炼得身手灵巧并不断创新。国家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促进本地的健康竞争，制定反垄断的法律，实行鼓励兴业精神及扶植新企业的政策，就是这一类的措施。
一国微观经济方面的工商环境的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本地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中等的和高等的发达水平均有赖于企业集群的形成。集群就是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同一产业相互竞争的企业及其众多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所形成的网络。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都是强大集群的例子。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及几乎在每一种产业，都有与硅谷和好莱坞相似的情形。集群其实早已有之，只是如今显得日益重要。相互竞争的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集中于一地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并长久存在，是因为它有助于促进生产率，比那些需要从远方吸取生产要素和新思想的企业运作得更好，而且有助于更好的改进和创新。
跟其他的竞争力范式相比，在生产率范式中，政府的作用有所不同，而且比较间接。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在宏观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可预见的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长期经营的战略上，作出为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抉择。此外，政府必须确保企业能得到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例如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可靠有效的基础设施；制订能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的竞争规则和鼓励措施；为企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方便和鼓励；制订并实施一套积极的、有特色的和长期的经济升级规划，以动员政府、企业、各种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方面的潜力。政府以及高等院校、标准计量单位等机构和各产业群体应共同努力，保证工商环境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在生产率范式中，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双方均应努力承担的一项日益重要的任务。这与从前的做法大不相同。过去，是政府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对它们有利的产业政策。那种产业政策只照顾本国的公司，政府通过保护主义的政策对企业竞争实行干预，还采用产业倡导和价格补贴等手段。决策高度集中于全国层次，颇像中央计划体制。
企业集群的理念则与此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的企业集群都能为国家的繁荣作贡献；本国公司和外资公司都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跨产业的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是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源泉，应予鼓励。从前的产业政策是力图扭曲竞争，使之对本国有利；鼓励集群的政策则是力图加强竞争，因为它促进竞争的各方面的形成，并消除生产率和提高生产力的努力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集群方针在决策方面也是比较分散的，鼓励邦、州和地、县各层次发挥积极性。
经济政策与发展过程
经济进步是一个连续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工商环境的种种要素均逐步演变，以支持日益成熟和有效的竞争方式。从工商环境的角度来看，必备的条件是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运动而有所变化。在早期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的要求是争取摆脱那种状态。脱离贫困以后，国家就必须使自己企业的生产要素、运作机制和生产技能升级，以便能进行较成熟的竞争，从而提高生产率。这就要求使人力资本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对贸易和外商投资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提高规章制度标准以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环境保护，并扩大地区的整合。
一国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就必须日益注重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国内需求的水平，奠定科技基础，保障本地的竞争，并建立先进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政府应与私营企业、高等院校及其他机构协力建立强大的企业集群。要再达到先进的经济水平，就必须发展在世界技术前沿领域创新的能力，企业在此基础上可以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商品和服务，而这样就能保障公民的高工资。这方面的步骤包括增加基础科研的投资，扩大科技人才队伍，增大企业获取风险资本的机会。
建造繁荣： 信念、态度和行为的涵义
在讨论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时，我们看到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繁荣和促进繁荣。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个人和企业对自己取胜之道的见解，强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经济行为。能支持成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信念，大概就是相信繁荣是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政府优惠或军事力量；相信生产率范式对社会有益。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人们就会想方设法谋取租金和垄断地位，这样的病态心理现今仍在影响着许多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有助于繁荣的基本信念，是相信财富的潜力是无限制的，因为财富立足于思想和睿智，它们不因资源不足而陷于停顿。许多人只要能提高生产率就可以扩大财富。这一信念促使社会中各行各业都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步骤，从而扩大财富总额。相反，有些人认为财富是固定的，就那么多，努力不努力都一样，因此人人勾心斗角，只想从现有财富总额中多占一份，这样一来，几乎必定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认为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世界观，是全球皆可见的农民文化的核心。生产率范式引出了整整一系列有助益的态度和价值观：创新是好的，竞争是好的，责任制是好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是好的，能力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必不可少，雇员是资产，企业集群成员的地位是一项竞争优势，与供应商和顾客/客户的合作是有益的，联系和网络是必需的，教育和技能是工作有成效的必备条件，只有生产率提高才能升工资，等等。与这形成对照的，则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态度和价值观，例如：垄断是好的，权力决定报酬，僵硬的等级制是保持控制的必要条件，生意上的合伙关系取决于封闭的家族关系，等等。
在任何国家中，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信念和态度上都会有所不同。大家还会看到，在一国的经济文化中，既有促进生产率的一面，又有损害生产率的一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两方面的拉锯战所形成的。分量特别重的，是政府领导人和企业界精英的信念和态度。强有力的政府可以硬性推行一种有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至少推行一段时间，然而这必须被企业界利益集团所接受，否则，经济进步就会是缓慢的和可能逆转的。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做到使那些有助于生产率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伸展到工人中间，伸展到教会、院校等机构，最终伸展到整个文明社会。否则，有助于生产率的政策若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得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我通过调研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要加强国家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有助于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是什么，现在已较好地为人所知，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接受它们。因此，在经济发展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于教育，让人们理解现代经济，看清自己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并了解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行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因为许多公民，甚至还有他们的领导人，缺乏这些认识。正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便得以阻碍一些广泛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变革。
为什么一些国家中存在着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
对于繁荣的决定因素以及能促进经济进步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人们已经有越来越大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见到一些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 为什么它们能在某些社会中持续存在？ 难道那些个人和群体是明知故犯，存心与自己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都很值得探讨。显然，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利益是可能不相吻合的。同时，人们可能只看见近期利益，因而作出的抉择和行为违背其长远利益。在这里，请让我谈几点较一般的看法。首先，在一国流行的经济思想或范式，对经济文化有强烈的影响。百年来，对于经济繁荣出现过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理论，例如中央计划经济，进口替代论，生产要素积累论，等等。在一些社会中，这样一些主张通过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和政府领导人的倡导以及无数的其他途径，已深深扎根。与此同时，一般的人乃至一些政治领导人对国际经济的状况及其运作，常常是无知的。
无知造就出真空，从而让那些老的想法保持不变。
人们对于怎样才能富裕繁荣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他们的行为。信念会反映在态度和价值观之中。而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之所以出现，主要不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性，而是由于无知，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幸受到了有缺陷的理论的引导。而人们接受有缺陷的理论，有时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但有时则是为了统治者便于利用这种理论来维持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政治控制。
例如，军政权往往喜欢实行进口替代和自给自足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对公民的控制。有些国家由于种种缘故得以避免有缺陷的理论，因而在经济繁荣方面受益。
第二，经济文化看来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往和现今的微观经济背景。的确，个人的行动可能有损于社会的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可是根据我的了解，个人很少会明知故犯，违背自己或集体的利益。因此，文化属性很难脱离总的工商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行动的方式，与该社会经济制度所给予的信号和诱因，有很大关系。
举例来说吧。常常有人抱怨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职业道德差。可是既然勤奋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得不到提升，人们还能怎样呢？ 看待一国国民的职业道德，离不开该国总的经济的激励制度。同样，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不是从长远着眼安排计划。可是，在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这种短期行为也许倒是合理的。公司谋取分外的经济收益，也往往是政治体制促成的。
可见，归结为文化的国民特性往往是有其经济根源的。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及高储蓄率就是明显的例子。终身雇用制远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规范，它是在那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为控制工潮而实行起来的。按照人们普遍的看法，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人总记得战时及战后的艰难岁月，再加上退休年龄较早，退休金制度欠完备，住房花费昂贵，他们不得不尽力攒钱。
因此，源于文化的行为，与经济体制所促成或强化的行为，是很难分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包括“太平盛世”和“艰难岁月”的经历，都给经济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记。文化有赖于境遇，有些穷国的人移居另一种经济体制的地方后取得了成功，就是证明。这样的事例很多，移居美国的一些萨尔瓦多人事业有成，即是其中一例。
第三，社会政策的取舍可以对经济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政策影响到经济背景。社会保障网方面的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方面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态度、储蓄行为以及自己投资于教育的意愿，还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政策的其他方方面面。实际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彼此紧密相交织着的。
所以，经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由经济所形成的。也有例外，其中包括一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根本不是源于经济利益或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源于纯粹社会或道义上的抉择。社会/道义上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例子，有对待老年人的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的准则和宗教信仰上的教义等，它们会间接地影响到经济文化。它们对一国社会政策的轻重取舍也起很大的作用。然而，即使是社会/道义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可能带有以往经济境遇和经济学识的印记。对于有利于或者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宗教和哲学都很可能有重大影响。
综合以上几点看法来考虑，我们就不要轻易地因为文化上的问题而贬低一国经济，譬如说：“某某国家工人懒惰，公司腐败，经济就是不行。”可是，倘若那个社会学习了不同的经济信念，实行了不同的经济体制，情况又会如何？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人们都可以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若用地理环境、气候、宗教等某一方面的因素来断定一国的贫富，那同样也是危险的。
总之，经济文化是执著的，不易改变，但又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成不变。尤其是那些妨碍生产率提高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它们不再受到流行的信念的支持，或是它们所造成的现实迫使公民和企业感到非变不可时，它们就有可能改变。
当然，在放弃已有观念之前，总会出现无知、怀疑或者惰性。然而最近十来年的实际情况表明，一旦时机成熟，一些国家是可以让经济文化迅速转变的。有理由预测，潜在的转变步伐正在加快，下文中将谈到这一点。
围绕着生产率文化的全球趋同
从历史上看，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了经济文化广泛变化的余地。如上文中所说，世界上有过很不一样的多种经济模式，有的国家追求某种模式达数十年之久。这些不同的模式给经济行为人打下了印记，它们之所以持续那么久，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在20世纪头七八十年，国际经济远不如现今这样全球化，所以各国经济受到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较小。许多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更加剧了各国经济的相互隔离。有些国家即使生产力低下，得不到改善，也依然可以在数十年之间我行我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扭曲了贸易格局，在经济繁荣程度方面发出了较虚假的信息。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又使一些穷国感到它们只好向欧洲和美国出售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没有努力更新自己的经济。冷战形成的全球政治进一步阻碍了一些国家着手于它们所需要的经济变革。大量的外援流入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撑了那些无能的领导人，却模糊了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灾难性。
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长时期存在，还因为许多知识受限制，穷国改善经济的能力受限制。一些公民往往处于被隔绝状态，接触不到别的行为准则。技术变化的步骤相当慢，技术落后或采用新技术迟缓所付出的代价，还不是像今天这样触目，于是不好的政策便得以持续下去。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的扩散相对缓慢，对国外的投资也比现在少得多。企业知识的国际传播费用高昂，也不如现今有效。经济成就的跨国衡量和评比还是罕见的。
关于繁荣程度、经济政策和企业管理的那些有缺陷的老观念得以存在，在某些场合还受到积极鼓励。在许多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存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什么态度，一国能有多大成就，都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经济环境已大不一样了。人们不再自满自足，不再容忍慢吞吞的发展，而且迫切地争取符合全球经济的要求。与生产率范式不相符的那些发展理论已失去信誉，无法应付公开竞争，无法应付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高速进步。对于什么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什么是适当的政策抉择，人们的意见分歧正在缩小。在什么是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这一问题上，知识正在迅速传播。公民们已经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成功的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在如何做到经济繁荣这一问题上，全球各地的意见正日渐趋同。
生产率范式方面的见解日益趋同，使那些未能实际遵循这一范式的国家受到强大的压力。经济政策和行为日益受到跨国的衡量和比较。政策不健全的国家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不能提供有利的工商环境的国家面临着外商投资枯竭；缺乏良好职业道德的员工就会失业。政治领导人即使不对本国公民负责，也日益被迫向更广泛的经济力量负责。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使得那些不接受国际惯例的人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从而加重了他们承受到的上述种种压力。
结果是，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尽管成就高低不等。以中美洲为例。那里多数的国家几百年都曾坚持民族主义的、内向的政策，如今却已投身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例如协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协调关税准则等中美洲各国都在逐步采纳竞争和生产率范式。全球化的力量已促使这些小国把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放到一边，大踏步改变它们以往长期的一些做法。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全球化是奖惩分明的；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推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投资、技术和经济机会。国家愿意接受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就会使它能够以惊人的速率进步。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将空前增多。现代技术使得商品能有效率地远程输送，贸易可以在气候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效率地进行。从前当人们的眼界局限于比较优势时，一些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然资源限制。而当生产率、主动性和学识成为繁荣的决定因素时，发展中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就空前增多。
新经济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愿意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率的老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自愿地接受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或是最终被迫转变？ 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和变得快慢如何，而不在于是否愿意变。尽管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往往抵制这种转变，可是较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一代管理人员往往受过新经济文化训练，其中不少人在国际商学院校学习过。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界精英的内部也存在着要求变革的力量。
现代经济正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这种形势之下，文化是否依然与过去经济体制不同的时候一样，在经济领域起着同等的作用？ 在历史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有关文化属性影响社会及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大量论述，这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各社会的文化属性曾长期存在，对社会经济形态确有颇大影响。然而，经济观念的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的压力可以说是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的余地。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情形，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出现，它跨越各种传统文化的界限，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对经济起作用的一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逐渐消失。在经济繁荣方面，文化的重要作用将依然存在，但这很可能是一种更加正面的作用。各个社会仍会有一些独特的需要、技能、价值观和工作模式，这些将构成经济文化的一些各自不同的方面。这些有利于生产率的文化特色，例如哥斯达黎加对生态的热心，美国对于方便的迷恋，日本对于游戏和卡通的爱好，会成为别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造成国际专业化的新格局，因为各国人民会日益发挥他们的文化给予他们的独特优势，生产相关的产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可见，虽然围绕着生产率范式的全球趋同与日俱进，但文化上的差别肯定仍将存在。全球化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消灭文化。但是文化上的差别将不再使人们受隔绝而陷于经济劣势，相反，它们将能促进重要的专业化优势，从而使各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增进繁荣。在全球经济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不难从任何地方获取，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独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差别应当是更值得庆贺的。
第三章 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杰弗里•萨克斯
引言： 经济增长之谜
最费解的经济发展之谜，就是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此难以实现。1820年以前，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
据安格斯•麦迪逊1995年估计，从1500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04％。到1820年，西欧及其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其他地区的前面，可是西欧与世界最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之间的差距，据麦迪逊估计，仍仅为3︰1。
182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人均收入均有所上升，从1820年到1992年，世界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21％，但增长是不平衡的。1820年时已经领先的两类国家，即西欧各国和麦迪逊所说的西方后裔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往前走得更远了，它们今天构成了发达世界成员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世界上最富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上述两类国家和地区占了21个。5个在亚洲：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其余的4个是两个小产油国（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和智利。这30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16％。到20世纪90年代，最富地区（西方后裔国）和最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之间的差距扩大到大约20︰1。
以下三点总的说明，也许有助于解释这一发展之谜。
•地理位置：世界某些地方具有地理环境上的有利条件，其中可能包括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濒临海洋并且有通海的内河航道，邻近另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自然条件宜于农业，有利于人的健康。
•社会制度：有些社会制度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另一些则不然。立足于农奴制、奴隶制、不可分割的土地占有制等前资本主义制度通常均阻碍现代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看，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试验证明也不是很成功。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统治也通常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反馈：正反馈过程扩大了早期工业化的优势，从而加宽了贫富差距。首先，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剥削了落后地区。在富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下，许多落后的社会崩溃了。第二，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常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技术创新像是一种连锁反应，现时的创新为未来的创新提供燃料。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回答不了经济增长之谜，因为它无视于地理位置、社会体制和正反馈机制的作用。它甚至对创新的动力机制也研究不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改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发展实际上谈不上是多大的挑战。市场体制被认为是既定的。
各国都被认为会储蓄和积累资本，而技术和资本则被认为会方便地跨国界流动。既然资本的边际产值在资本不足的国家高于资本充裕的国家，既然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进口富国的技术，穷国就被认为会比富国经济增长得更快。
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而对经济趋同的前景深感乐观，相信穷国会比富国增长得更快，收入水平的差距会缩小。当然，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有缺陷的经济体制会妨碍增长，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体制竞争或公众选择会使有缺陷的经济体制遭到抛弃，所以他们保持乐观。
新古典经济学肯定有助于解释当代一些重要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插曲。东亚一些地方近几十年的增长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以市场为基础而资本不足的情形下迅速积累了资本和技术。同样，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差距在战后时期缩小，明显地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很适用于西欧的环境。然而，主要的问题是，这些趋同机制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得到应用，而没有构成普遍的进程。
本章将为理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提供一个范围较广的社会学框架。我要强调指出，一种适当的理论必定要论述地理条件，以及社会体制的演变，在这两方面都要论及社会内部的变化以及各社会跨国界的相互作用。
地理位置的作用
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多花点时间看看地图，就会看到在经济发展方面呈现着突出的地理格局。基本格局有二：第一，世界温带地区比热带地区发达得多。（在30个最富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两个，即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在热带，而它们的人口在30个最富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第二，地理位置上偏僻的地区———远离海岸或通航河流或者深居于崇山峻岭之中，国内和国际交通运输费用高昂的国家———比沿海平原或通航河流两岸的社会在发展水平上也差得多。内陆国一般说来问题最严重。它们远离海岸，至少要经过一道国界才通到国际商路。欧洲固然有几个富的内陆国（尤其是奥地利、卢森堡和瑞士），但它们享有一大有利条件，即周围都是富裕的沿海国家。
在别的几大洲，内陆国几乎全是穷国。
热带地方普遍穷，原因是复杂的，但这现象却随处可见，世界各大洲均如此。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分野实际上不在南北，而在于温带与热带。
热带持续贫穷，也许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解释：农业因素，健康因素，以及与科技资源的动员相关的因素。热带农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导致多年生植物以及特别是粮食作物生产率低，这些问题包括：热带雨林条件下土壤贫瘠，侵蚀和流失严重；水资源难调控，在雨季旱季交替的情况下还存在旱灾的风险；农业和畜牧业病虫害发生率高；食品易腐烂难贮存；在夜间气温高的地方纯光合潜能率降低。结果似乎是许多热带地区粮食生产率受到固有的限制。例外的情形包括冲积土和火山土地区，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和爪哇，还有夜间气温较低的山间谷地。热带人口稠密的地区包括中美洲，安第斯山区，东非大湖和大裂谷区，以及喜马拉雅山麓。
传染病的负担，热带也重于温带。在温带，多数传染病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例如肺结核，流感，肺炎，性病等）。在热带，则另外还有一些由传病媒介传播的大病（如疟疾，黄热病，血吸虫病，锥虫病，ochocerciasis，恰加斯病，丝虫病，等等）。在炎热气候下繁殖的昆虫和动物，如苍蝇、蚊子和一些软体动物，是这些疾病的重要传染媒介，充当寄生物的中间寄主。
农业生产率低，加上传染病发病率高，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务农人口比例高（农民生产不出剩余农产品）；城市化水平低；大量人口集中于偏僻高原地区（如安第斯高原和东非大湖区），为的是尽量躲避更热的平原地区的种种问题；人的预期寿命短以及人力资本增益较低。
热带地区还可能有第三种不利因素。至少2000年来，温带地区人口一直多于热带。根据麦克埃夫迪和琼斯1978年的统计资料，在过去两千年，热带人口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3。如果说生产率的增长与人口规模成正比，如果说一种生态区的生产率进步不容易推广到另一种生态区，那么温带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大概就构成一种优势。以上两点假设看来是符合实际的。社会需求量大，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社会的潜在创新者多，又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同样，温带地区在农业、保健、建筑等领域的生产率进步，恐怕难以直接应用到很不相同的热带生态环境。因此，较高的温带生产率不易扩展到热带。
说到这里，需要专门谈谈香港和新加坡。它们从地理位置来说在热带，但从生态上说只有新加坡位于生态热带。的确，它们经济发达，不同一般。但它们属于小岛城市之邦，经济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不需要应付农业生产率和传染病中介之类的令人头疼的问题。
地理位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矿产资源，尤其是能源和黄金、钻石等贵重矿产。在19世纪，交通运输费用比现在高许多，煤在当时成为重工业的必备条件。缺煤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南欧、北非和中东在重工业方面处境不利，而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波兰、俄国等位于产煤地带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得天独厚。当时，缺煤的地区可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却无法发展冶金、交通运输和化学工业。到了20世纪，石油、天然气、水电等能源逐渐广泛采用，交通运输的费用下降，上述的局限才得以缓解。
地理因素无疑只是发展之谜的一个部分。温带的一些地区发展得并不快，至少是不如西欧、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所谓的西方后裔国。温带中的滞后地区包括北非和中东，南半球若干地方（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南非），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以及不久前还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前苏联。为了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谈谈社会制度问题。
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
从实际经验看，经济增长一向是与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相关联，尤其是紧密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其特点是国家实行法治，文化有利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度流动性，经济制度以市场为基础，保持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分工。能表现出这种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是很少的。历史还表明，社会通过内部演化来建立这些制度的强烈趋势，是并不存在的。
实际上，社会演变的阻力是很强大的，因此根本性的制度变革通常不是来自内部进化，而是要靠外力推动。过去两百年来，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先进的社会与经济落后的社会彼此之间动荡不安的交往。这些交往引起落后社会中深刻的社会动荡，而打破其内部的社会平衡。这样的动荡可能促使社会制度改换方向，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结果也往往是经济崩溃，甚至是国家丧失主权。
杰出的韦伯社会学第一次适当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韦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作了区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权是传统的和专制的，不受法制约束。社会规范是支持等级制的。不存在大市场，只有小市场，而小市场也不受社会或法律准则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国家接受法治，社会地位流动性高，经济上的交往受到市场机制有力的调节。
韦伯的社会学著作是写于20世纪初。他考察的领域是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旧大陆的其他地方。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初，韦伯社会学的内容应该有所更新，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不平衡？
韦伯对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然而他不曾充分论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是相对固定的，而没有论述它们的社会演变的指导原则。第二，他没有充分论述各种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制度上的模仿或扬弃、殖民统治以及军事冲突。第三，他只集中谈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社会学地图不曾扩大到至少三大类社会组织：殖民统治，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崩溃的社会。请允许我简短地描述一下它们。
在殖民地社会中，国家机器掌握在殖民列强手中，政治的实质是独家排他的统治，主要目标是维持秩序。传统的文化制度受到系统的破坏，以利于保障经济剥削。经济体制则要保证殖民者强加的贸易条件。殖民统治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好的“流派”。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受到一党制控制。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受到压制，所有的私人市场活动和私人财富积累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在苏联瓦解之后再作回顾，可以清楚看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不是很成功，也许只有苏联内部一些得到大量补贴的偏远地区是例外。
还有一种常常出现的社会状况，我们也许可以将它称为“社会崩溃”，即原有社会制度停止起作用，社会陷入霍布斯描述过的人人彼此为敌的状况。在社会内部崩溃以后，重建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很困难。由于发展中世界已多处经历了这种社会崩溃，我们不妨对它的主要特点再多说几句。
在政治上，国家权威不复存在或极其有限，并且往往伴随着暴力横行。社会信任的文化机制和经济的市场机制均告瓦解。黑市随之出现，利用货币进行的交易被以货易货所取代。
韦伯社会学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解释社会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崩溃的社会这几类状态之间的运动。为什么有些地方比较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而另一些地方却沦为殖民地，还有一些社会陷入崩溃？ 殖民地的经历在什么情况下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作了准备，而在什么情况下却使这种过渡无法实行，甚至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仍行不通？ 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回答这些问题，下一节中，我们只是简括地谈一点假设性的看法。
资本主义扩散的格局
在理解西欧新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正确地预测，资本主义依靠其经济生产率上的优势，将最终扩展到全球。
资产阶级依靠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联络手段的大发展，吸引着各国进入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的商品价格低廉，成为它摧城拔寨的重炮，并迫使“野蛮人”投降。它强迫各国若不愿灭亡就得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强迫它们引进“文明”，即自己也成为资本主义。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
然而，这一过程决不是迅速的和顺利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漫长的、往往是痛苦的、常常还充满暴力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在体制变革问题上有一套更好的社会学理论。可是我们并没有一套全面的社会演化理论，在资本主义如何从西欧扩散到了别的地方以及如何未能扩散到另外一些地方这一问题上，也没有完整的图谱，因此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提出若干假想性的看法，或者至少是有根据的推测。
•由于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加剧，资本主义制度通常受到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的抵制。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社会中，统治精英几乎总是力图挫败或限制法治、社会地位流通性准则和市场机制的实施。
•在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例如19世纪的俄国或奥斯曼帝国），资本主义改革最难以取得进展，因为社会精英处于有利的地位来抵制变革。
•当统治精英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时，他们会尤其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改革。例如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是一个合法性很成问题的外来异族（满族）王朝，这就无疑使国内的制度变革遇到阻碍。
•许多地方的内部改革因殖民统治而中断。殖民列强通常都不曾在它们统治的殖民地社会实行市场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会增强当地居民的地位而危及殖民者的统治。因此，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自己中断了资本主义向殖民地的传播，往往使之推迟了一百多年。
•一些受到威胁的社会往往是发生社会崩溃，而不是实行改革，这主要是因为外来的威胁导致金融危机从而导致政权崩溃，或者是外来的威胁使当地的政治统治者丧失其合法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社会的崩溃可能引起形形色色的后果，其中包括长期的混乱（例如海地）。沙皇俄国的政权在1917年发生金融崩溃和政治崩溃以后，列宁尽管尚未得到民众的广泛政治支持，却仍然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使之巩固下来。随后，苏维埃制度通过武力扩展到了东欧和中欧各地。
•以下几种地理条件十分有利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是沿海国家而不是内陆国家；
———邻近别的资本主义国家；
———位于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上的国家；
———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因而有利于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通过文化的联系（例如居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或犹太人之类的散居各国的少数民族群体）而与世界市场相通的社会，更易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活跃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数百年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于北大西洋各国社会，尤其是英格兰和荷兰。
它很自然地传播到北美的新移民定居地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些地区有不少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跟英国一样位于温带生态环境，当地原有居民稀少，在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几次大流行之后，人口就更少了。至于西欧，拿破仑的远征、1848年革命以及英国工业化的榜样，使资本主义体制逐步东延。到1850年，现代资本主义已存在于西欧及西方后裔国。
关于美洲其他各地，需要专门说一下。加勒比海诸岛当时成了奴隶社会，大多从事甘蔗种植业。除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这些岛屿仍然是殖民地，有的是到19世纪末为止（如古巴），有的是到20世纪中期为止（如小安的列斯群岛和牙买加）。它们大多是白人长期统治贫穷的百姓（先前的奴隶），而且热带的土地被开发过度，环境恶化。
西班牙的各处殖民地，情况有很大差别。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位于南半球温带，与北美和大洋洲相似。土著人口稀少。气候与西班牙差不多。它们在独立后头50年（大致是1820年至1870年）政局不稳，但是到1870年时，它们已具有正式的民主结构，或多或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土地分配上极不平等。在热带的中美洲各国和安第斯山区各国，形势大不一样。它们的土著印第安人口多得多。社会不平等，欧洲白人后裔与土著以及从外面运进来的奴隶形成高低不等的阶层。这些社会抵制资本主义体制更长久得多，无疑是由社会的极端不平等造成的。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19世纪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大帝国（中国，日本，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上文中所谈到的一般性原则在这里似乎是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证明，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个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改革的势力都很强大，甚至在帝国受到西欧列强蚕食的根本威胁时仍然坚持老的体制。只有日本在1868年一次政变后出现了一场迅猛的“资本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有利条件在于，它原先已有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文化在全国是均一的；它四面环海，可以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还有它煤藏丰富，可以早早实现工业化。而在另外三国，社会中的一系列政治障碍和文化障碍结合在一起，挫败了改革的尝试。政治和文化向同一方向起作用：社会精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威胁到他们在千百年来老制度中所享有的特权。
至于世界其余地区———基本上是在欧亚非旧大陆热带地区———几乎全都沦为殖民地。非洲尤其是如此。在奎宁的推广使欧洲殖民者得以战胜疟疾而长驱直入撒哈拉以南各地以后，没有一个社会幸免于这种遭遇。北非、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也陷于欧洲列强的统治。朝鲜半岛和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亚则被俄罗斯帝国吞并。
到1900年，有一个虽然粗略但却清楚的统计：资本主义盛行于西欧和西方后裔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于南美锥形区（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还有日本。它们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将近1/5。新大陆热带地区（加勒比海诸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大都是白人统治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得不到自由、教育及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旧大陆热带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处于欧洲列强殖民统治之下。三个大帝国———奥斯曼、俄罗斯和中国清朝———在欧洲列强欺凌之下摇摇欲坠，在国内日益不得人心而失去其合法性，同时在外部压力下财力日虚，捉襟见肘。
请允许我跳过65年———越过布尔什维克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等事件———到1965年，社会主义扩展到许多地方。
非殖民化的进程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在非洲亦在进展之中。我要强调指出，直至此时，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地方仍不多。世界格局大致如下：
•资本主义世界：西欧，西方后裔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占世界人口的21％）；
•社会主义世界：苏联，中欧和东欧，朝鲜，中国，古巴（占世界人口的32％）；
•高度中央集权制、部分兼有社会主义一党统治的国家：阿根廷，智利，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土耳其（占世界人口的23％）；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混合型的社会（国民极不平等）：
热带美洲，南非，罗得西亚（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殖民地社会，传统社会等（占世界人口的18％）。
总之，在当代历史中，世界多数人生活于非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社会改革的进程受到的阻力来自四个方面：旧大陆传统社会（主要是俄国、中国和奥斯曼三大帝国）；殖民统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崩溃。迟至1965年，世界上仍只有大约1/5的人可以说是生活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中。
与生产规模成比例的经济收益日益增多： 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另一原因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技术创新，具有使经济收益的增长与生产规模的扩大成比例这样一个特点。按照事物生长源于其内部的理论，技术创新依靠的是社会内部积累的已有技术“蓝图”。思想产生思想。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它能使经济收益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长，是由已有的创新思想激发的一种连锁反应。已积累有丰富技术思想的社会，有可能使经济腾飞而进入自我持续的发展，而缺乏这种思想的社会则可能陷入经济的持久停滞。既然已有的技术创新思想是新思想的来源，富者就会更富。
这种看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在世界上，科学的分布比财富的分布更加不平衡。高收入的地区（西欧，北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大洋洲）在世界人口中占16％，在世界国内总产值中占58％，而在世界科技出版物中占的比例高达87％左右，在欧洲和美国登记的专利中占的比例更是惊人，高达99％。
关于经济发展源泉的若干计量经济学数据
世界上，半数以上人口居住于温带、少量人口居住于寒带的国家，共有61个。其中，24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多半时间内是社会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的温带/寒带国家为37个，其中有6个（莱索托，马拉维，尼泊尔，巴拉圭、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是西欧以外的内陆国。既非社会主义国家亦非西欧以外内陆国的国家，共31个。
在这31国当中，按1995年经济购买力平价法作调整后的人均收入1万美元为界限，只有7个国家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中，4国在北非和中东（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3国在南半球（阿根廷，南非和乌拉圭）。从地理位置看，这七个国家是例外。为什么它们没有实现经济发达？ 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三者当中，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喜欢从文化角度看问题的人认为，北非和中东发展滞后，证明文化因素起重要作用。如果撇开气候和地理位置因素，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更深的内部障碍？ 请注意文化障碍可以是内部的（例如从社会内部出现的市场体制遭到反对），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例如欧洲国家在贸易政策上歧视该地区）。即使假定二者或者其中之一是实际正确的，要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孤立突出这种说法，也是不可能的。
要从文化因素上解释另外三国的情况，更是可疑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大体上是移民国，在文化规范上主要与南欧相同。然而它们在经济上比南欧落后得多，所以我们不禁要怀疑，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在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因素。
再看看以下一个事实就更清楚了：直到1929年，阿根廷人均收入水平仍比意大利领先不少（据麦迪逊统计，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元计算，阿根廷1929年人均收入是4367美元，而意大利是3026美元）。可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阿根廷落后了，这显然是由于庇隆执政时期及其以后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变化。乌拉圭的经济发展则是步阿根廷这个大邻邦之后尘。最后，对于南非，则应主要着眼于殖民政策和种族政策，而不是文化。
那么，热带的经济成功例子又如何呢？ 可惜，这样的事例微乎其微。在经济发达的头30名当中，热带国家只有一个新加坡，再一个是原为殖民地、如今成为中国一地区的香港。不妨再看看比较成功的例子，即1995年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热带国家和地区：除新加坡和香港以外，还有8个（总数是46个），它们按人均收入高低排列，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加蓬，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泰国，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无疑是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有利，而不是政府好或文化优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加蓬这两国主要是靠石油收入。比较有意思的倒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以及泰国。我们还是应该问一问：它们经济比较成功，其决定因素何在，是文化还是政治？
泰国和马来西亚过去30年来主要得益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的增长，这些产业又异常高度集中于它们的华人群体，而这些华人群体又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者建立了联系。一般说来，亚洲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及大中华圈（香港，台湾和大陆）华人群体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很可能被用以证明文化因素有助于经济发展。 （但在这里，对于文化可能起的作用，照样存在一点重要的疑问：起作用的，究竟是华人群体信念体系内部固有的因素，还是这种关系提供的一个受信任的经济联系网络？）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伯社会学在说明基督教新教的文化规范促进经济发展时，曾经把中国作为一个实例，来证明文化阻碍了发展。半个世纪来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自己1978年后对市场力量的开放，却有力地表明，中国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发展滞后，原因是在于政治因素和糟糕的经济体制，而不在于文化本身。
综上所述，国家贫富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地理和政治（尤其是战后是否奉行社会主义）。如果说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与更广泛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因素相比，它看来是起辅助的作用。有些迹象固然表明文化起调节作用，最明显的现象有二：
北非和中东一些伊斯兰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快；热带某些华人群体集中的国家经济强劲有力。但更深一层来看，这二者都还有一个问题要探索：这种文化上的信号究竟是关系到有关国家社会内部的信念，还是关系到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因而还有国际贸易）？
由于篇幅上的限制，这里无法细述1999年就上述假设性意见所作的回归分析。结论：基本变数如所预料———经济政策影响到经济增长率，温带/寒带国家经济增长快于热带国家，瘴疠流行的地区发展慢于无瘴疠地区，内陆国经济增长慢于沿海国家。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社会的经济发展快慢方面，系数小，在统计上无意义。简而言之，撇开经济政策变数或地理变数，没有证据能说明印度教或伊斯兰教民族的经济增长速度慢。
同样的方法可用来说明，1965年以前曾是殖民地而以后独立了的国家，其1965—199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前殖民地时期的强烈剩余影响。殖民地时期大概阻滞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看不出对国家独立后仍有长远的不利后果。不过，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还需要作更仔细的研究。
总结与结论
本章讨论了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包括文化体制在经济增长快慢方面可能起什么作用。本章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体制及有利的地理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这两大类经济增长原因之外，只有些微小的证据表明宗教信仰还起些作用。
从长期看，北非和中东的一些伊斯兰国家虽地理条件有利（位于温带，尤其是有地中海气候，而且临海），但经济发展不够快。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发展滞后的现象持续到1965年以后，至少在过去10年中，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快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助益的，尤其是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资本主义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但是在作这种解释的时候，必须看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地理，政治，经济体制）的作用。若不看到这些变数，那么文化发挥重要独立作用的余地就会大大缩小。更广泛地说，现在仍需要作大量的历史研究，来建立一个健全的框架，以衡量和探索社会体制的演化，以及政治、文化、经济诸因素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国际因素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至少两百年来，这种因素对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分量就极大，而在今后，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压力下，这一分量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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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
马里亚诺•格龙多纳
当一个国家从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转折关头。在此关头会出现各种诱惑。如果该国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它就会实现发展；否则，它就只会繁荣一时。
从投入劳动力开始而以再投资为终点的生产周期产生了一些成果，人们因而感到更富裕一些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倾向于今后少劳累一些。另一方面，消费可能快速上升而减少了盈余，从而使发展变成市面繁荣。此外，即使盈余有所增长，人们也可能决定不再把它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人们可能经不住诱惑而把它花费到自以为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例如为领导人树纪念碑性质的工程，为振国威而进行的战争，追求福利的乌托邦计划，或者干脆搞享乐腐败。他们还可能企图保留自己的发展阶段，其手段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战略或政策，而挫伤兴业精神和投资的积极性。
每当一种关键的诱惑出现时，一个国家不是克服它就是陷进去。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界定为这样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不论何时出现诱惑，都予以抵制而作出有利于投资、竞争和创新的决策。
一个国家必须能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度过诱惑的关头。
如果有一定的价值观占上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价值观”可视作一常规象征体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作出自己的抉择。国家必须具备那种有利于抵制诱惑而作出正确决策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实现持续的、迅速的发展。
价值观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具主义的。内在的价值观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作出牺牲，有时就个人得失而言，它是“不利的”。然而自古以来，千百万人都为捍卫祖国而献出了生命。
相形之下，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是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假定一国致力于经济增长，为此而强调努力工作、提高生产率和进行投资。倘若有利于发展的决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主义价值观，例如要发财致富，那么人们富到一定程度时，努力就会减退。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起来了，仍然像它穷的时候一样努力？ 当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竞争、投资和创新，甚至当他们不再需要如此努力就可以过上富日子的时候，也继续照样努力干，这时经济发展的革命就会发生。只有当人们所追求的有助于繁荣的价值观在繁荣出现以后仍不会消失，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占上风的能导致经济持久发展的价值观，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工具主义的。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按自身定义来说就是暂时性的，只有内在的价值观才能无穷尽。任何工具在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内在的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所有的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的。我们需要钱，是用以达到某种非货币的目的，例如追求福利，幸福，自由，安全，宗教信仰，或慈善事业，等等。因此，要使发展不停顿，积累的过程就决不能被它自身的成就所窒息。这就是说，推动人们不停顿投资的价值观，不能是经济性的，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即会随之消失。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以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济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甚或是建造帝国，总之是永不满足的价值观。
然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性的，却决不能是反经济的。它们应既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
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决不可仅仅托付于经济价值观。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属于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叫做“伦理”。一个人本着原已自愿接受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或者后来认识到应当如此而加以遵循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所表现出的行为，叫做“道德”的行为。按内在价值观为人处世的人，即是有道德的人。当一个国家遵从非经济而又亲经济的价值观实现经济发展时，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经济发展是一个有道德的现象。如果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价值观，诱惑就会占上风。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满足眼前的利益。
在？不发达是一种心态？一书中，劳伦斯•哈里森集中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发展。为了阐明自己的论点，他作了一系列双方的对比：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巴巴多斯与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在每一对比中，作者都以文化因素说明了发展的差距。他还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西班牙与通行西班牙语的拉美诸国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其后果。
我读了哈里森的这本书以后，禁不住想尝试一下再进一步，在双方对比之外，对两种类型的价值观体系作一文化分类，其中一类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另一类则是完全阻碍经济发展的。在这一理论分类的框架之下，从哈里森的分析可以看到相关的实例。
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可以按照相容的格局予以归类，这就是“价值观体系”。实际的价值观体系是复杂的，而纯价值观体系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即理想的类型。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一种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另一种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前一种的国家，就属于现代国家；尽量靠近后一种的，则属于传统国家。这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地属于其中哪一种。然而，有些国家比较靠近前一个极端，另一些国家则比较靠近后一个极端。
现实的价值观体系是处在运动之中，而且优劣兼备。如果它们是朝向有利的价值观体系运动，它们就会改善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如果它们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就会使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缩小。
这一分类包含着20种因素，对于这些因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在看法上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与两种相对立的文化的经济成就是密切相关联的。在两类理想价值观之中，人们选择靠近哪一种的价值观体系，实际上就表明他们宁愿要哪一种经济，结果也就会是那样的经济。这就引出一个人们有争议的结论：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达或者不发达，并不是外界所强加，而是社会自身所选择的。
看法上相对立的20种文化因素
宗教
从古至今，宗教信仰一向是最丰富的价值观源泉。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把基督教的新教，首先是它的加尔文教派，认定为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启动经济发展，靠的是一场宗教革命，其关键是如何看待生活中的胜利者（富人）和失败者（穷人）。韦伯将倾向于穷人的宗教潮流（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称之为“承办式的”（publican），将倾向于富人即成功者的宗教潮流（主要是新教）称之为“遵守教义的”（pharisaic）。
在承办式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经济难以发展，因为穷人认为自己守穷是正当的，而富人却感到难受，觉得自己有罪过。相比之下，在遵守教义的地方，富人为自己庆贺，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受了上帝的恩典，而穷人则认为穷是上帝的谴责。不论贫富，人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通过积累和投资，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按照这样的分类，承办式宗教倡导的是抵制经济发展的价值观，遵守教义的宗教则是倡导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
对个人的信任
经济发展的首要引擎是个人的工作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去作出努力和投资的，则是一种自由的气氛，能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个人感到他们是由别的人来负责，他们的劲头就会降低。如果个人的思想和信念都是听命于别的人，其结果就会是个人丧失原动力和创造性，或者是在服从和造反二者之间作一选择。然而，不论是服从或造反都不会产生发展。服从会使社会失去创新者，造反则使精力从建设性工作转向反抗，引出障碍和破坏。
相信个人，对个人有信心，是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的要素之一。相比之下，不信任个人，表现为监督和控制个人，是阻碍发展的社会的典型现象。相信个人的社会还应愿意接受一种风险，即个人作出的选择也许不符合政府的意愿。如果不接受这样的风险，让个人步步受到监控网的控制，社会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人人都要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和思考，表现出自己的本色，努力使自己卓越超群。倘若没有个人，只有“人民”和“群众”，就不会有发展。那时，人们不是唯唯诺诺，就是起而反抗。
道德规范
道德有三个基本层次。最高的层次是利他主义和无私无我———这是圣人和殉道者的道德。最低的层次是犯罪，不顾他人的权利和无视法律。中间的层次则是雷蒙德•阿伦所说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个人的行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犯罪，而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和遵守法律的范围之内，合理地谋求自己的利益。
马克思提出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及罗马天主教坚持的教士无欲操守，就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两者均与人性不符。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人们广泛地遵守法律和行为准则，这些法律和准则并不过分苛求，因而是现实可行的。道德方面的法律与社会现实是实际上相吻合的。而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则是存在着彼此不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最高标准的崇高世界，另一个是鲜廉寡耻、普遍伪善的现实世界。法律是遥远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在理论上抱有的向往，而现实的世界却全然与法律无涉，通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充斥着披羊皮的狐狸和豺狼。
两种财富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财富首先是指已有的东西，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财富则首先是指尚不存在的东西。在不发达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以及能从土地获取之物。在发达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有成功希望的创新过程。以计算机为例：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看重的是今天的计算机，而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注意力集中于计算机的下一代。
在当年的英属北美殖民地，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是谁开垦就属于谁。而在南面的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却是一切土地归王室所有。从一开头，财富就属于有权势者。所以，财富不是来自创业，而是来自博取和保持国王恩宠的本事。
两种竞争观
要想得到财富和卓越地位，就必须竞争，这是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中，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其他方面。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各行业专业人士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竞争。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竞争却受到谴责，被说成一种敌对行为。他们主张用团结、忠诚和合作来取代竞争。代替企业竞争的，是社团主义。政治是围着领袖人物转，知识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教条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只有体育运动接受竞争。
阻碍发展的社会对竞争持否定的看法，这反映出他们使妒忌合法化，追求乌托邦式的平等。这种社会虽然批评竞争而赞扬合作，但实际上的合作往往还不如“竞争性”社会中那样常见。我们可以争辩说，正如体育运动所表明的那样，竞争事实上也是一种合作，因为竞争双方都不得不尽力而为，从而共同受益。竞争培育着民主、资本主义以及不同政见。
两种公平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分配上的公平涉及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强调的是现在，还反映出更重视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在考虑分配上的公平时很可能还考虑到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在这种社会中，更重视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
工作价值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工作并不受到很高评价，这样的哲学思潮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代。商人是不受信任的，但体力劳动者稍许好一点，因为他们必须工作才能生存。社会上受尊敬而地位高的人，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宗教领袖以及军队将帅。在基督教社会，在宗教改革之前，情形亦与此相似。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教义，把社会地位的高低排列扭转过来了，使职业道德神圣化。这一扭转了的价值观体系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了西欧和北美———还有东亚———为什么繁荣，而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为什么相对贫穷。
离经叛道的作用
当年在教条主义一统基督教天下时，马丁•路德以他的？论纲？对圣经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成为宗教界知识多元化的先驱。在那个时代，离经叛道被视为异端邪说，是不可饶恕的大罪。然而，只有在思想上能提出疑问，才会造就创新，而创新正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统社会，包括前苏联，都压制创新。前苏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而不容许离经叛道，这是它瓦解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教育不是洗脑
我们看到，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所培育的人，敢于创新和提出异议。培育人才的主要工具是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有助于受教育的个人去探求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强制灌输什么是真理。在阻碍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中，教育却是灌输教条的过程，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实用性的重要
发达世界避开无法核实的理论，宁愿探索实际上可核实和有用的理论。拉丁美洲的知识传统却偏重于大的宇宙观，使它在发展上处于不利境地。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在他1900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埃里厄尔？一书中，借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人名，突出展现了这一区别，以潇洒、精明的埃里厄尔代表拉丁美洲，以丑陋、斤斤计较的卡利班代表美国。然而，开辟了经济发展道路的，却是北美人，而不是拉丁美洲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能搞功利主义，因为它有严重缺陷，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就是可怕的例证。
较轻的美德
发达社会还尊重一系列较轻的美德，如办事稳妥，整洁有条理，讲礼貌，准时。它们既有助于效率，又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它们在传统文化中几乎不受重视。因为它们有碍个人的自持，还因为人们只重视一些大的传统美德，如爱，正义，勇敢和崇高气概。上述较轻的美德却是发达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更尊重他人的需要。
时间上的重点
时间有四个范畴：过去，现在，最近的未来，以及直到来世的遥远未来。发达社会在时间上的重点是力所能及的未来，它是唯一能够掌握或加以计划安排的时间框架。传统文化的特点却是为过去自鸣得意。至于他们看重的未来，则是遥远的、人类最终命运的未来。
理性
现代世界的特点是强调理性。理性的人是在有所成就后才在一天的末尾感到自慰，进步则是大量的小成就的结果。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宏伟的项目，例如金字塔，阿斯旺水坝，革命。阻碍进步的国家处处都有未完工的纪念碑，道路，厂房和宾馆。没关系。明天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
权力
在理性社会，权力在于法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立之后，社会就按照近代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归结为宇宙－自然法则的理性来运转。在阻碍发展的社会，君主、元首或国家机器的权力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不可预测的上帝。无法指望人们让自己适应于已知的、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法律要求；相反，他们不得不力图神化当权者的专制意志，所以这种社会必然存在着不稳定。
世界观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看做是行动的舞台。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有所作为以改变它。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实体，其中各种不可抗拒的势力在表现它们自己。这些势力名目繁多，诸如神，鬼，强大的国际阴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主要操心的事是拯救自己，往往采取乌托邦式的举动。因此，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往往是动摇于狂热和悲观怀疑之间。
生命观
在进步的文化中，生命被视为操之在我，我是主体。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一切是命中注定，我只能听天由命。
救己与救世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的目标是拯救自己，让自己从这个世界得到超度。按照传统的天主教的说法，现世界是尘世“泪谷”。拯救自己的办法是抵制各种诱惑，争取超度到死后的另一世界。但是在新教徒看来，在那另一世界的超度取决于个人努力转变这一个世界的成就。天主教观念的象征是僧侣，新教观念的象征是企业家。
乌托邦
有利于进步的文化和阻碍进步的文化，都有自己憧憬的乌托邦，即理想境界。在进步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世界是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和努力而慢慢向遥远的乌托邦前进。在抵制进步的文化中，个人却是寻求早日进入一个实际上达不到的乌托邦，结果又是摇摆于狂热和悲观怀疑之间。后一种观念就体现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印度的访问，他在那里坚持说，所有的印度人都有权摆脱贫困过好日子，而同时又拒绝节制生育。
不同的乐观主义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表现为人们盼望交好运，得到上天或强者的恩惠。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则是表现为人们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保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命运，相信起作用的是自己的行动。
两种民主观
阻碍发展的文化是专制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即使它采取了卢梭主张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也依然是如此。它不承认法律的限制和体制上的监督。按照这种观念，国王对人民享有绝对权力。在进步的文化中，民主观的特点在于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和阿根廷学者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所主张的那种开明的、按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权力分散到几个不同的部门，法律至高无上。
最后的几点想法
以上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与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通过20种文化因素的对比。这一清单并不是结论性的。
它可以通过更多的对比加以扩充，也可以压缩而只列出最重要的区别。我的标准是实际可用，即通过这20种因素，足以对两种价值观体系彼此相对立的观念，有所了解。
应当提醒的是，不论是这种“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还是“阻碍发展的文化”都不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现象。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们是“理想的类型”，或“心灵上的构念”，展现的是两个极端，有助于作分析，能帮助我们对某一具体社会加以定位和给予评价。一个社会愈是接近于有利的理想一端，它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大。反之，靠近不利一端的社会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较小。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一条想象的直线，现实的社会可以定位于该线上的某一点。然而，这种定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价值观体系是静止不变的。它们总是沿两极之间的直线朝向这一极或那一极不断运动，尽管是缓慢地运动。两种理想类型就像是相反方向上两个照明的港口，召唤船舶的领航员向它们靠拢。这就让人们可以判断某一个国家是朝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还是相反，朝脱离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其运动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倘若它已靠近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一端，那就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它的价值观体系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争取改善发展的前景。同时，还有可能判断，是不是有一些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发展，但却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特性，只要它们不阻碍发展，就应该保留。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真正的经济发展在17世纪之前还不曾出现。欧洲和中国、印度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均是如此。全球各地当时都处于低生产率水平，因为都还是农业社会。年景时好时坏，主要看气候，尤其是降水量如何。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原因在文化。着眼于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鼓励资本积累的价值观，尚不存在。那时的价值观体系是反经济的，它们重视的是另一些东西，例如，怎样超度埃及法老的灵魂，研究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罗马帝国的法制和军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学，以及中世纪欧洲人弃绝尘世和寻求永远的超度，其手段往往是征战。
最先在北欧和北美造就了经济发展的，是产生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前，在欧洲居领先地位的角色，是法国，西班牙（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结盟），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以及梵蒂冈。新教的文化革命使形势大变，原先的二流邦国———荷兰，瑞士，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普鲁士，还有原英属北美殖民地———跃居领先地位。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给新的领先者带来了财富、威望和军事力量。非新教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它们实现不了经济发展，就得受新教国家主宰。它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是承认新教霸权，还是坚持它们固有的价值观。
非新教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个极端是波多黎各，它出卖了自己的拉丁灵魂以换取一杯羹的实利。另一个极端是坚持宗教激进主义的伊朗，它坚决拒绝西方式的发展，认为那会威胁到自己祖先传下来的特性，它的当权者都以保存这一特色为己任。
另一些国家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运动。中国的帝国统治者蔑视西方的力量，最后却被迫屈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可以被看做是中国顺应西方潮流的真正第一步，虽然它选择的是西方的一种异端思潮，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又向西方再迈出了一步，向资本主义开放了门户，虽然保持着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
日本人在1853年美国军舰强行驶入东京湾以后，认识到他们已抵挡不住西方。明治时代的新领导集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受西方技术，而又不接受西方文化。随后，日本建立了相当了不起的战争机器，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了自己。屈辱之后被迫民主化，这民主化生了根，日本人将重点从打仗转向了办工商业，结果惊人。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块原日本殖民地也走了相似的路。
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接受了经济发展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如此。新教国家的经济速率如今降低了，部分的原因在于早先的宗教动力有所减退；与此同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已经跨越了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界线。
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会走上同样的发展之路吗？ 在20世纪80年代———那“失掉了的十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它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拉丁美洲能否攀登上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高度，还有待于观察。
第五章 拉丁美洲： 文化与精英行为
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
长期来，拉丁美洲在政治观念方面苦于躁狂抑郁症的周期。有时它处于兴奋状态，媒体宣称这片大陆终于成熟了。我们听到人们说，哥伦比亚是一只新的“亚洲虎”；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心脏中一处令人惊叹的硅谷；巴西将对美国称霸西半球的地位提出挑战。然后，却又降临体制性的灾难：政变和未遂政变；极度通货膨胀；稳定化计划失败；资本外流。我们陷入阴郁的不景气，外国投资者开始逃离这里。随后，抑郁变成绝望，我们认输，下结论说“无路可走啦！”或许我们该开始议论一下是不是有一种兴奋和压抑交替的文化。
当20世纪终结时，我们正处于这一周期的抑郁阶段。诚然，如今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美国家的政府都是产生于自由的选举，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可是人们不无理由地担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比我们所估计的要更脆弱一些。委内瑞拉那位信奉集权主义的中校乌戈•查韦斯在1992年曾企图夺权而未果，留下了400来人的死亡，可是这同一位查韦斯如今却在那个国家当政，还颇得民心。厄瓜多尔的议会曾指责一位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发疯”而把他赶下台，如今那个国家正陷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谁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巴西的货币在三周之内购买力跌落一半，伴随着这场通货贬值，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的威望也猛跌了。墨西哥有时看来是在朝向现代民主前进，有时又是背道而驰。哥伦比亚变成了彼此隔绝的一系列城市孤岛，它们只有靠飞机维持不可靠的联系。那里至少有三支军队各自为政，一支是中央政府军，一支是共产党游击队，还有一支是准军事集团的部队。在同一时候，这三支军队又深浅不一地被第四支力量所渗透，那就是毒品贩子，他们用钱收买武器和人们的良心，手下掌握有成百上千的雇佣杀手。在巴拉圭，副总统路易斯•马丽亚•阿加尼亚与总统劳尔•库瓦斯为敌，遭对手暗杀，而库瓦斯也随即被赶下台，跟鼓吹政变的将军奥维多一起逃跑。
但是何必还多费笔墨呢？ 简单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抑郁的周期之中。
无休止的讨论
拉丁美洲为什么未能像加拿大和美国那样取得发展成就，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一直是拉美知识界反复呈现的一个焦点。说法五花八门，人们可以各取所需。19世纪初，人们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遗留下的影响及其缺乏容忍心的天主教教义。19世纪中期，种种缺陷又归因于土著居民似乎好逸恶劳，反对进步。到20世纪初，尤其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后，人们说贫困和不发达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公平，首先是农民得不到土地。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愈益激烈地谴责“剥削成性的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出来一种看法，说拉丁美洲的虚弱是由于拉美各国政府虚弱，纠正的办法只能是将这些政府变成“经济的发动机”，让公务员变成企业家式的人物。
到了80年代——— “失掉了的十年”———这种种诊断和主张都达到了危急关头，实际情况证明，尽管这些说法都各有一点道理，但全都说明不了问题。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这几个在50年代还低于拉美平均水平的穷地方在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了，这证明拉丁美洲根本错误理解了繁荣的关键。于是我们又必然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过错在谁？
一个虽然只是局部但却可能站得住的答案是：过错在于“精英”，即那些领导和主管社会各主要公私部门的群体，他们的行动体现出一定的价值观、态度和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就拉丁美洲而言并不是有利于集体的进步。罪过并不在于哪一个人；应该为持久贫穷负责的，是那些在公私机构占据领导岗位的一大批人，即那些人中间的大多数。
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态度是进步的一大障碍这样一种看法，已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这些价值观和态度是怎样表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 在本章中，我想谈谈它们如何表现于六大类精英的行为，这六大类是：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我希望一开头就说明白，把罪责仅仅加在精英身上是不公平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更广泛的社会的反映。假如他们的行为全然背离广大社会的准则，他们就会遭到抛弃。此外，在精英人士内部，也有例外：有一些人是在努力，争取让那些把我们带到今天这般田地的传统行为模式有所改变。
政治家
让我们从政治家说起，因为他们是最抛头露面的。如今在拉丁美洲，政治家的名声相当不佳，所以人们一旦当选公职，都要表白一番，声明自己根本不是政客，而是别的什么：是军官，是技术专家，是选美王后，等等。总之，不是玩政治的。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公职官员当中存在着腐败而又不受惩罚，这已成为拉丁美洲处处可见的正常现象。它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典型的形式，即政府官员让某人赢得一个工程项目，或者听任某人违规牟利，就得到“佣金”和贿赂。
二是间接的形式，即腐败是让某个与自己结盟的人获利，而自己本人也许还是清白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华金•巴拉格尔和厄瓜多尔的何塞•马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
三是收买人心的形式，它也是代价最高昂的一种，即耗费公款收买大量的选民。
如今，政治家仿佛不是当选后应奉公守法的公仆，而是相反，倒像是胡作非为的专制君王，衡量他们的威望有多高，就要看他们违法乱纪的本事有多大。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本事，成了拉丁美洲的真正权力的定义。
事实在于，在拉丁美洲存在一种现象，即个人的忠诚应得到报偿，而是非曲直倒可以撇到一边。很大一部分拉丁美洲人要么是自己培育这种关系，要么是对此予以容忍。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中，忠诚很少超出亲朋的圈子。因此，公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信任，公益观念很淡薄。由此而不可避免的就是，能报答盟友和同情者的政治家就是最成功的政治家。
诚然，这些丑恶行径并不是拉丁美洲所独有的。可是，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在这片地区发生得如此频繁，如此强烈。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这类行径以及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现象，人们竟然熟视无睹。拉丁美洲人似乎不明白，公职人员的腐败和无能是本地区贫穷的一个多么重大的原因，而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人民自己。
军人
对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军人差不多负有同样的责任。在先进民主国家，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在拉丁美洲，军人却常常自己承担起一项任务，即在政治家失败的时候挺身而出，救国救民，要么用武力行使军队式的社会正义，要么干脆自己执政，维持公共秩序。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像是自己国土上的一支占领军。
一直有人说，拉美军人的行为反映出老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可是历史事实是，当拉美各共和国于1810年至1821年间先后独立的时候，西班牙的政变还是个别情况，而且谈不上什么成功。后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造反事件是与拉美类似事件发生于同一时期，而不是在拉美事件之前。拉美军方领导人在19世纪挑起过数不清的内战，在20世纪又多次实行过长期的军事独裁，这实际上是一种拉美历史现象，它是与那种既不尊重法律又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集权主义心态相联系的。
自从19世纪初期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军事独裁就屡见不鲜，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赫图利奥•瓦加斯领导下的巴西以及胡安•多明各•庇隆领导下的阿根廷，军人又自认为承上天旨意应该完成新的使命：促进由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包括任命高级军官为国营企业的经理。实际上从未奏效的基本论点是：既然拉美国家机构软弱、混乱，只有军队凭借其庞大规模、传统和纪律，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现代工业，从而能够在20世纪的复杂工业世界上参与竞争。
军人参与国有企业，使拉丁美洲付出了惨重代价。像政治家一样，军官也变得腐败。他们保护下的企业扭曲了市场，而且往往过于膨胀，人浮于事。结果是效率低下，设备老化。
拉丁美洲虽然有过几位文人出身的国家元首（caudillos），例如阿根廷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和巴拿马的阿努尔富•阿里亚斯，然而绝大多数的元首是军人。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胡安•多明各•庇隆，阿纳斯塔西奥• 索莫查，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是如此。元首不单是一个靠武力执政的独裁者，许多的公民，实际上还有整个权力结构，都把镇压工具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完全交给了他。其结果不仅是有悖于民主的发展，而且从经济上看也是代价极其高昂，而且必然造成公私财产的混乱。
企业家
拉丁美洲政治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之一，就是人们常常把50％的居民生活于简陋棚屋艰难度日的贫困归咎于“野蛮的资本主义”。真正的悲剧却在于，拉美资本有限，而这有限资本之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掌握在肯冒风险、勇于创新的真正企业家手里，而是属于那些谨慎怕事的投机分子，他们宁愿投资于房地产，指望他们国家的经济如同植物般的增长将会使他们的房地产升值。他们不是现代的资本家，倒像是封建传统下的地主。
然而更糟的是，这些唯利是图的（mercantilist）企业家不是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与政客相勾结，指望靠政治庇护发财。他们让腐败的政客分享利润，形成恶性循环，利润增长的同时，腐败也日益加深。他们收买海关寻求保护，结果引起物价上扬，消费者得到的商品和服务质量低劣。他们可以借口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规模经济，而买通官员取得垄断地位。他们还可以花钱买到减税免税、国家补贴、优惠利率、无需偿还的贷款以及低价套购外汇。
奸商与贪官朋比为奸的关系，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按基本汇率套购外汇，进口生产资料再卖给本国厂矿。在一些国家，美元有三种不同的汇率，只要买通了官员，就可以按基本汇率买进美元，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秘密地高价倒手卖出去，而进口物资时又是另一种汇率。这样一倒腾，利润就魔术般地翻番。他们越富，腐败也越严重。
这类官商勾结营私的行径，别处也有，可是在拉丁美洲出现得十分频繁和严重，而且干了坏事可以不受惩罚，人们对此听之任之，这种状况真令人心忧。人们似乎没有看到，奸商勾结贪官而获取的那些钱，归根结底是直接或间接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出去的，而且这类非法行径增高了总的交易成本，使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而使穷者愈穷。
事实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拉丁美洲还不曾经历过与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了解西方富国以及东亚越来越多的地方是以什么方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宗教界人士
在谈到应当为民众的不幸负责的精英时，不得不把宗教界人士也包括进来，这是令人痛心的。痛心，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宗教界人士都有过错，应当负责的只是那些通过布道反对市场经济而且为反民主行径辩护的人。痛心，还因为后一类宗教界人士这样做并非出自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为自己是主持社会正义，事实上只会让穷人永世受穷。这真是善心办坏事，引导人们走上通向地狱之路。
大致说来，天主教会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失去了它原有的大部分财产，只剩下学校、医院和若干大众传媒。它原先曾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地主，如今却早已在经济领域不占重要地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尤其是道义上的影响，也缩小了。
它仍然可以让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显得合情合理，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立足之地，从而对人们的贫富产生深刻影响。
当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或者“解放派神学家”或耶稣会教士们谴责“野蛮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他们是在宣扬谬误。他们所攻击的“新自由主义”其实不过是旨在缓解拉美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如削减政府开支，削减国有单位工薪总额，国有企业私有化，争取预算收支平衡，谨慎控制货币发行量———在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经济模式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广泛改善人民生活而遭到失败之后，采取这些措施应是纯属常识。受到宗教界强烈批评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与欧洲富国为了发行欧元而彼此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同。这纯粹是为了实行一种明智的经济政策。
更糟的是，那些主教们，尤其是解放派神学家们，还谴责赢利动机、竞争和消费主义。他们为穷人的贫穷而悲叹，但与此同时却又宣扬拥有财产的念头是有罪过的，靠勤奋、节约和创新而取得经济成就的行为也是有罪过的。他们所宣扬的态度是与成功心理学背道而驰的。
在某些解放派神学家看来，只要存在着富国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贫穷就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出路是武装暴力———解放派神学领导人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就提出这种主张，而且从来没有公开收回这一主张。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抛头露面的程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也许这是来自法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法国也是如此：一位作家或画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所有问题上的专家，可以评论任何事情，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试管胚胎受精的是与非，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起的灾难，等等。
我们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本来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是它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我们的知识分子热情得很，对他们缺乏知识的每件事情都毫不谦虚地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其代价是，他们反复说的话会成为形成拉美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因素。拉美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是反西方、反美和反市场的，因而后果是严重的。不管他们的言论是如何地违反我们星球上20个最发达、最繁荣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这些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削弱民主，妨碍人们对未来建立合情合理的信心。如果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可怕的革命前景，那么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看到资本外逃，人们会感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长久不了。
此外，知识分子在报刊和书本、电台和电视中发表的言论，会在拉美多数高等院校中得到响应。拉美公立大学中的大多数以及私立大学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古老储存所。他们至今仍在强调跨国投资的危险性，全球化的危险性，以及让市场力量去处理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所包含的邪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年青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听了课，竟然又去联系一些从事颠覆活动的团体，例如秘鲁的“光辉道路”分子，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分子，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哥伦比亚的M—19运动，或者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些青年带进丛林、山区和城市街道的武器所用的弹药，正是来自大学的课堂。
在拉丁美洲，高尚体面的高等学府不多，一般的大学都不是办成独立的教学科研中心，而是无休止地重复一些陈腐、有害的理论。更令人心寒的是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严重脱节。这些学府似乎是存心向它们讨厌的社会模式造反，全然不考虑如何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去为真正的进步作贡献。尤其不像话的是，这些大学的经费由国库提供，花纳税人的钱，可是80％或90％的大学生却是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就是说，从钱少的人的口袋里掏钱，供钱多的人去花销。这些钱所维持的却是一些荒谬理论，它们只会让穷人永远穷下去。
左翼人士
这最后的一类精英，包括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工会人士，以及拉丁美洲特有的一些革命派。
诚然，拉丁美洲也有一些负责的工会，致力于工人的合法权益。可惜它们通常不占主导地位。在拉美社会处处可见的工会，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亏本，提供劣质低效的商品和服务。有些教师工会闹罢工，只因为它们反对教师执行标准的能力测试办法。有些腐败的工会贵族把持职工退休基金和健康保险金，损公肥私。
有些工会不懂得现代企业必须灵活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有竞争力。它们坚持僵硬的劳资合同，使企业难于增减职工，或者一裁员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使企业失去竞争力，而且不愿雇用新人，导致失业增多。
至于那些革命派，是指这样一些激进分子：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任意胡作非为的特许证，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违背法律。有些人只宣传革命，自己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推进革命。另有一些人则奉切•格瓦拉为守护神，认为自己从事政治暴力是天经地义，而不顾及自己的行动给别人造成什么后果。在他们看来，政府倒是非法的，该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打击。他们的手段有：学生罢课，街头暴乱，怠工，绑架，爆炸，以及游击战。
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派的行动给拉美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呢？ 这损失是无法计量的，但可以说，他们是拉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现有的财富造成了破坏，而且还因为他们打乱了拉美国家储蓄、投资、营利和再投资于生产财富这样一个漫长而又脆弱的过程。
总之，以上列出的这些精英群体，显然还不能涵盖所有的各种各样使拉丁美洲继续沦于贫穷和非正义状态的人。但以上这几类精英是很突出的。我的希望是：通过描述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造就了这些人，突出这些人的行为，批驳他们的论据，我也许可以为拉丁美洲的转变出一份力，使这些精英变成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首先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让拉丁美洲失去了希望的人们能够对自由、尊严、正义和繁荣的生活抱有合理的希望。
第六章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
非洲的苦境是触目惊心的：
•人们的预期寿命，在28国低于60岁，在18国低于50岁，在塞拉利昂仅为37岁。
•在撒哈拉以南的6亿多人口中， 约有半数生活于贫穷之中。
•至少13国的半数以上成年人是文盲。
•至少18国的半数以上妇女是文盲。
•至少在28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00‰以上，而在塞拉利昂高达335‰。
•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2•7％，几乎是高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的4倍。
•在向世界银行提供收入分配统计数字的国家当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提供这类数据），有一些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是在非洲。在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最富的10％人口占有收入的47％左右；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这一比重在43％左右。
•在整个非洲，民主体制显然是普遍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
尽管非洲人蒙受着这种种苦难，我还是要引用一位非洲政府部长的一句名言： “在我们当政的时候，国家是在地狱的边缘；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我引述这番话，原因之一是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殖民列强。我们实际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了。然而今天非洲却更加依赖于富国；别人一只手给你一点东西，另一只手又拿走东西，对于这种花招，非洲无可奈何，在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大陆都不如。世界银行通常是经费和忠告的一大来源，如今也一筹莫展。只是一个结构调整计划（其效果如何尚有待证明），此外是一片沉寂。
显然有必要问问非洲的文化怎样了。非洲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这一文化是否适合人们个人和国家在21世纪之初所面临的需要？ 如果不适合，该怎样调整文化的方向，从而做到在国际大协奏中，我们不再走调？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我们是什么
一个人要评论自己，暴露自己的灵魂，从来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暴露非洲的灵魂就更不容易。因为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各不相同。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危险。一是把自己理想化和美化，以便显得更有分量一些。二是不说任何一句话，来揭开各种文化的人都给自己罩上的神秘光环。三是什么人有资格来代表我们大家说话呢？ 非 洲有句谚语说得好：从井底看天的人只能瞧见天的一小片。
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可是它们不能阻止我们照照镜子。尽管认识自己是困难的，我们是不是敢于正视自己呢？
50个非洲，单一的文化？
我们早已习惯于把非洲看做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鉴于非洲像巴尔干半岛一样四分五裂，人们看到有的书的标题是《45个非洲》 或《50个非洲》 时，谁也不会感到惊奇。正如基－泽博在后一本书的引言中所说， “非洲是触摸得到的。那里也是有利可图的。”
只要描写一下非洲的多样性，就足以让奥林匹克滑冰冠军也头晕目眩。有人不同意，往往强调非洲不过是分为一个白非洲和一个黑非洲，前者在撒哈拉以北，后者在撒哈拉以南。可是南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又如何呢？ 它们都有白人，虽居少数，却很有权势。在人种之分的屏幕后面，人们会迅速发现一个重大得多的多样性源泉：语言。有通行阿拉伯语的非洲，通行英语的非洲，通行法语的非洲，通行葡萄牙语的非洲，通行西班牙语的非洲，更不用说还有非洲原有的、与欧洲殖民者无关的好几十种语言。
我们不妨再跨越现今的国界，看看当年殖民者肢解非洲，把约鲁巴人、豪萨人、皮乌尔人、马林克人等一大批民族分割到了几个不同的国家，又会作何感想呢？ 如果我们按照表皮肤色和语言来看非洲的多样性，就会说这里有几千个非洲！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说非洲有多少个部落，就有多少种文化？ 文化种类的数目是不是和殖民者划分的国家数目相符？ 从总的方面谈整体上的非洲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存在着多样性———大量的亚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从根本上看，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将撒哈拉以南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还将撒哈拉以北的各国人民也联系在一起。这有些类似于英国的情形：尽管那里存在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亚文化，但没有人会怀疑还存在着一个英国文化。
非洲文化的这一共同基础的存在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人类学家们也怀疑从外面传入的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否真的影响了非洲自古以来的一些信念，或者是否让非洲人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有所改变。非洲的现代政权往往带有传统宗教礼仪的特点；占卜和巫术至今流行于宫廷。在非洲各地，宗教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依然强劲。正如象牙海岸已故的首任总统乌弗埃一博瓦伊所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从非洲大主教到最平凡的天主教徒，从大巫医到最平凡的穆斯林，从本堂牧师到最平凡的新教徒，我们人人都有一段信奉泛灵论的过去。”
非洲文化是不容易领悟的。它不接受包装，也不让人将它加以系统化。下面的分类论述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有助于我们对非洲文化的现实有所理解。
等级距离
按照D•博林格和G•霍弗斯特德的看法，等级距离———社会的垂直度———在热带和地中海气候区通常是巨大的，群体的生存和增长受人为干涉的程度低于寒带温带国家。在等级距离大的国家，社会一般是静止的，在政治上则是中央集权。国民财富少，集中于精英手中。人们的心态世世代代变化微小。等级距离小的国家则相反。群体需要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更新快；政治体制上是权力分散的，以代议制为基础；国民财富雄厚，分配的范围广；孩子们能学习到他们的父辈从来不知道的东西。
在比较呈水平状态的文化中，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跟他们相同的人；人人权利平等；法律高于权力。这导致人们相信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分配权力。在比较呈垂直状态的社会———非洲属于这样的社会———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与众不同的，有权享有特权。权大于法，所以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推翻当权者。
等级距离涵盖社会的许多方面（例如政治体制，宗教规矩，企业组织），所以它实际上足以解释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发达。然而，正如博林格和霍弗斯特德所指出的，法国、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和日本也是等级距离大的国家。
对未来的掌握
在某些社会，社会成员被迫认定未来是无法掌握的，过一天算一天。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人们容忍别人的行为和意见，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维持现状倒比较安全。
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受到的文化熏陶却是要征服未来。这导致人们焦虑不安，工作热情，积极进取。社会制度因而倾向于改变现状，同时减少风险。
非洲除了最南一角以外，看来都是属于前一类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掌握很弱。要建立安全的社会，需要三个杠杆：技术，法律，以及宗教。我们也许会说非洲各国社会是有力掌握未来的社会，但可惜这一掌握仅仅是通过宗教。归根结底，如果说非洲人埋头于现在而对明天不大关心，那么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周围的社会结构安全，而是在于人们听天由命。
回头看宗教的根源，非洲人认为只有天神能改变永恒世界的逻辑。世界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由天意注定的，这天意早在神秘的过去授给了我们的开山祖宗，他们的智慧至今照亮着我们的人生准则。非洲人仍然是环境的奴隶，大自然是他的主人，决定着他的命运。
非洲人认为茫茫宇宙万物都是上天安排的，这一观念使非洲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观念。
不饶人的时间
非洲人将空间和时间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尼日利亚人说：
“钟表并不曾发明人。”非洲人向来有自己的时间观，为此常常受到批评。例如，让－雅克•塞文－施赖伯写道：
在非洲，时间既有象征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怎样度
过时间和感受到时间，非常重要。坦率地说，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说优点，是因为每个人以自己的韵律生活一段时间，是令人满足的，他们决不愿意放弃。可是这又是缺点，因为非洲人是处于与外国人的竞争之中，这些外国人工作方式却不同，在生产率水平上的竞争正是表现为更合理地利用时间。
塞文－施赖伯说得对。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人们通过讲故事和寓言赞颂祖先的光荣的过去，却不努力为未来作准备。非洲人扎根于祖先传下来的文化，深信过去只会自我重复，对未来却马马虎虎很少操心。然而，对未来没有一种活力强劲的时间观念，就没有计划，没有预见，没有方案的制订；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项涉及未来事态进程的政策方针。人们不可能歌唱未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并没有教导我们对未来提出问题，反复思索，使未来服从我们的意志。可是在现代社会，人人都必须对未来作准备。
否则，就会像塞文－施赖伯提醒我们的那样，坐不上前进的列车，到月底没有钱花，到晚饭时冰箱里没有可吃的东西，在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粮仓变得空空的。总之，这关系到非洲的日常生活啊！
权力不可分
两三千年来，西方社会逐渐演变，已大体脱离了宗教的影响，导致政教分离，尘世上的事与精神世界上的事分开了。这一演变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出现，它当然仍有精神的一面，但不再受超自然力的干预。但是，在非洲，宗教的力量继续沉重地影响着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非洲领导人往往宣称他们具有神奇的力量。
非洲人畏惧身穿酋长衣袍的神，这一点恐怕是非洲人消极被动的一大原因。假如一位国王或总统遭遇袭击（即使是一次模拟的袭击）而安然脱险，全体国民就会推断说他有神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将权力与神力等同起来的习性，不仅适用于“国父”式的人物，而且适用于一般的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只要他一旦手里有点权，就会如此。随便找一个非洲人，给他一点权力，他大概就会变得自以为了不起，傲慢专横，不容人，唯恐失去他的特权。他时时刻刻提防别人，嫉贤妒能（能力不是选神的标准），残酷无情，直到有一天一道讨厌的命令任命了别的人来接替他为止。他结束自己的仕途生涯，会完全遵奉平庸做人的哲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里，你只要指出某一位政客或技术官僚如何卓尔不群，就足以永远断送他的仕途。）
非洲人不愿接受社会地位的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永远各居其位，所以阶级划分的变化往往受到谴责。人们常埋怨在我们的国家里兴办私人企业是多么困难。这种困难的根源在于，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妒忌，这种心理与其说是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不如说是想要防止社会地位的变更。
在非洲，你必须一出生下来就是统治者，否则你就没有当权的权利，除非是你搞政变。整个社会承认向当权的强人俯首听命是天经地义。有人争辩说，不发达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领导人。这说法既对也不对。如果非洲各国人民并不是不发达（就是说并不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和胆小懦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接受不发达的领导人？ 别忘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与之相称的领导人。
群体主宰个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列出非洲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么，个人服从于群体这一点肯定是值得记取的。非洲思想拒绝承认个人是一个自主的、负责的生物。从垂直方向看，非洲人植根于家庭，植根于老祖宗，即使说还追溯不到天神；从水平方向看，则是与自己所在的集体相连，与社会相连，与天地相连。非洲人是家庭的个人，社会的个人，一切与宇宙相连，只能通过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求得发展和兴旺。
我们怎样才能让个人恢复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使个人能够确立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行为体，而同时又保存非洲人作为其生存实质的社会性呢？ 压制个人，是确保传统社会平等的根本办法，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最终的市场价格随假定的购买者购买力而定———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的传播是由口述的传统所垄断。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非洲人是不是故意避免使用文字，以确保压制个人主义。非洲思想还避免人们的怀疑主义，不让个人传播怀疑这一病毒。因此，既定的信念体系就保持其绝对地位。一旦祖宗传下来的信念受到了威胁，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要么恢复原有秩序，要么一团混乱。
在我们极其集中化的传统结构中，根本不存在个人责任的概念。在喀麦隆，“负责”一词译过去就意味着“头目”。假如对农民说他们应为一个集体举措负责，那就等于告诉他们全都是“头目”，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无休止的人际冲突。
个人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这不但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加纳总统杰里•罗林斯那样的人可以爬上去而民众却保持沉默，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瞧不起那些在等级制阶梯中居于中间的人。例如，在政府的一个部门中，人们都知道只有部长一人能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平常的小问题也得由他拍板。他手下的层层官员则都只是摆样子的。我们的部长对此毫无怨言。他们懂得不宜将权力分派给手下的人，那样做有危险，会鼓励一颗政治新星诞生，那新星最终可能成为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我们非洲国家，部落宗族主义盛行，既是因为个人作用遭否定，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法规而使个人处境很不牢靠。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蹦蹦唱唱，集体滑向地狱，以维护一种假想的万众一心？ 或是相反，该让个人得到应有的种种权利？
过分的欢乐气氛和回避公开冲突
非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人们爱好彼此宴请，吃吃喝喝，以显示社会的气氛欢乐。家里生了孩子，给孩子做洗礼，结婚，过生日，晋升，当选公职，长短旅行归来，办丧事，议会开会和休会，过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以及诸如此类的每件事，都是欢宴的借口。不论自己收入是多是少，不论家里粮仓是满还是空，宴席都要办得漂漂亮亮，客人越多越好。
请客的人要花钱，被请的客人也得花一份钱，才能踏踏实实地分享主人的快乐或悲伤。社交是人人的一大美德；的确，非洲人把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要等到事实证明情况是相反时才改变。友谊重于公务或商务；在业务会谈中，若开门见山谈问题的实质，是不礼貌的。非洲人需要无穷尽的彼此沟通交流，视人际亲和重于内容。非洲办事机构效率低下，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人们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时，都是想方设法直接与有关的负责官员面谈，避免冷冰冰的信函往返。
在别的地方，解决意见分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非洲，人们却回避分歧，以维持表面上的社会团结。非洲人总想在脆弱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和平，因而设法避免冲突———可是非洲却总也摆脱不了冲突。在某些非洲地方，避免冲突意味着司法部门不能在白天工作。在喀麦隆西部一些巴米累克人村落，正式的公安和司法单位都是秘密的，只在夜间开会。它们的工作人员都戴面具，以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是谁。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冲突。可是我们却想把冲突扫到地毯下面掩盖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又做得十分不成功。
效率低下的经济人
在非洲，人品高低是看他内在的价值和出身。如果说非洲人不大节俭，那就是因为他在世界观上不重视———太不重视———生活的财经性一面。除了喀麦隆的巴米累克人或肯尼亚的坎巴人等几个群体以外，非洲人作为经济人是很差劲的。衡量一个人的尺度，不是看他“有”什么，而是看他“是”什么。此外，由于上文中谈到的时间观念，非洲人优先考虑的是眼下怎样消费，而不是如何为未来储蓄。有定期薪金收入的人想攒钱也难，他不能不出钱供自己的弟兄们、堂弟表弟们、侄儿侄女们上学，安排新来者食宿，以及参与那充满社会生活的大量请客送礼活动。
毫不奇怪的是，城市精英阶层也欣赏这种奢侈传统，表现得如同暴发户。他们当然有办法大把捞钱，主要是从国库捞钱，而大把花钱的习惯不仅让亲戚朋友得到实惠，还让瑞士、卢森堡和巴哈马的银行得到好处。非洲国家的政府在理财方面显然不比非洲的个人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非理性主义的高昂代价
今天，魔术和巫术盛行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笼罩在紧张、恐惧和道义混乱的气氛下。非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讲究调理冲突和维持现状，而在这方面以妖术作为机制，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巫术是反映我们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 这一点的表现是很多的。巫术既是实行社会强制的一个工具（用以维持甚至强化个人对氏族的忠诚），又是一种很方便的政治工具，用来消灭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抗。对于我们来说，巫术是一种心理庇护所，我们的种种无知都从它找到答案，我们最离奇的幻想都由它变成现实。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基督教传入以后，远远没有结束非洲的巫术，反而使巫术显得更加有理了。圣经和白人神父承认撒旦的存在，这就肯定了巫士和其他旁门左道的说法。
教派在非洲很流行，它们通常以其头目或先知的魔力为基础。贝宁是宗教势力特别强的地方，也是海地和巴西的伏都教的摇篮。1981年至1986年，贝宁就冒出了58个新的教派，使该国教派总数达到了92个。在肯尼亚，教派大概多达1200个，某些农村地区里教堂比学校还多。某些教派的先知在街道上设有“殿堂”，生活富裕，他们自称能识别恶鬼。另一些人能保佑人们免病消灾。还有一些教派头目能帮助你保住职业和增加收入。
我常常谈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卡车运输队的老板科姆博，他的卡车在象牙海岸和布基纳法索跑买卖。科姆博认为除了欧洲式的预防措施，即车辆定期检修以外，还必须采取非洲式的预防措施。什么措施呢？ 原来，他的巫师给他刺粉，让他把刺粉撒进车胎以防止被戳破。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刺这种鱼受到攻击时，身体就会膨胀一倍。所以巫师说刺粉对于保持车胎气压大有好处。
巫术的势力还延及政府。非洲的总统们身边常有一群巫师。
政治上不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总统都会求教于巫师。他们是神秘的高参，要确保当局平安，及时发现和消灭可能出现的对手。他们的权力之大，连最有影响的西方政府顾问也会自叹弗如。巫师们往往会敛财，有时还直接出任官职，行使权力。
足球是非洲人的兴奋剂，它跟政治一样，也受巫术影响。曾流传一时的一个故事说，在一次非洲杯足球赛中，阿比让的雄狮队输给了埃及队，因为雄师队的队长在上半场快完时突然失去了他的魔力。全队努力找，到底也没有找回来。大家都相信，是埃及人发现了这一魔力，设法使它消失了。埃及人靠这一骗术赢了球，2︰1。
在21世纪之初依然浸沉于非理性主义的，当然不只是非洲人，可是我们至今仍将解决问题的责任托付给妖士巫师，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让－弗朗索瓦•雷维尔就问道： “不用理智指导自己的人，能是理智的人吗？”在我看来，非洲人并非不理智，只是对自己的理智用得最少———只要乐于听天由命过日子就行。非洲拒绝将知识与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真正文化特性起作用，就表现为雷维尔说的： “给我们以津贴为形式的发展吧，这样我们就不必费劲去有效地面对现实了。”正是由于同样的文化，我们就可以有权利从事低效率生产，有权利搞腐败，有权利藐视基本的人权。
相互残杀的和极权主义的社会
非洲人彼此之间干了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种族灭绝，血腥内战，暴力犯罪泛滥，表明非洲社会从各个社会层次来看，都是程度不等的食人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和负责执行法律的人，恰恰是践踏法律的人。例如，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从独立之后的一天起，都颁布了吸引外国投资的投资法规，可是非洲的有钱人却争先恐后把钱存到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银行，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产品毫无信心。他们的表现就是用自己的手拆毁自己所建设的东西。
真相很快就明白了。从内部来看，非洲社会就像是这样的一支足球队：队员们彼此作对，缺乏团队精神，一个人不给另一个人传球，因为怕那另一个人破门得分。我们还怎么能指望胜利呢？ 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各部族自成“水门汀” （其实再仔细看看，这些“水门汀”也是有许多孔隙的），“水门汀”之外的人彼此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国家竟然还能存在，简直是一个奇迹———能有这一奇迹，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还想要利用这个国家的存在谋取私利。人们很难指望一个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若有人发挥主动性努力干，会受到谴责，说他是想要自己发财。巫士们主张的是大家守穷的平等。有人盖了一幢房子，别人就叫他别住进去；有人开始建设，别人就叫他停工，否则性命难保。像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非洲的极权主义是随独立而来的吗？ 当然不是！ 它早已存在，镌刻于我们部落文化的基石之上。极权主义渗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宗教。它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面对着这样一种强大的、僵硬的文化，我们怎样才能改变非洲的命运？ 我们要么求变，要么灭亡，别无他途。
文化与变革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存非洲文化，这一现存的最富人情味的文化之一。但是它必须得到新生，要从它内部发动这一过程，让非洲人既保持为非洲人，而又同时跟上时代。我们必须保留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观，例如：不分老幼、不分贵贱的团结；社会交往；不分肤色的睦邻友好；保护环境，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内部那些阻碍我们掌握未来的东西，而我们的未来应是富裕和公正的，应是人人参政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文化是制度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变革。
我们必须引导的四场革命
我们需要在教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进行和平的文化革命。
教育。非洲儿童接受的传统教育，是为了培养他们纳入自己的部落群体。给孩子们灌输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年龄和性别惯常的习惯，而且有作为他们所属的群体文化基础的种种价值观和信念。教育首先被当作一种社会化工具，按照传统，孩子们是接受整个群体的教育。问题在于，这种制度提供不了什么动力来促使孩子们自强、创新和力争胜过自己的父母。
这种教育制度受到保守文化的强力束缚，又苦于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的不足（例如，一个教室里挤着的学生往往多达125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改革这种制度呢？ 办法很简单，就是要确立教育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允许宗教设施和宫殿的建设挤掉学校的建设，同时修改教学内容，不但要突出科技教育，而且尤其要让学生明白非洲社会必须有什么变革。这意味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倡跨部落的地区团结和非洲团结，合理地开发动手和动脑筋的能力，而且全面地培养进步心、想象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发挥创造性、掌握专业知识和本领、富有责任感以及乐于完成任务等素质。
非洲学校应当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将来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只得到一个学位就去担任闲职。从小学时候起，就应该让非洲的青少年养成办事讲效率的时间观念，将来不仅抓紧生产，还及时安排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保养维修。与那些强调一党制有利于国民团结以及“国父”英明伟大的课程相比，技术保养课程显然更加重要。
还要作更多的变革。非洲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现在妇女无权在银行存款、贷款或拥有财产。她们没有发言权。尽管妇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力，她们却基本上受不到农业教育，得不到农业信贷和技术指导，等等。
像别的地方一样，妇女的解放是衡量非洲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最佳尺度。如果非洲的妇女不自由，无法担负责任，那么非洲的男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独立站起来。
政治。一旦教育改革了，非洲的政治体制就会随之改变。新型的公民将会出现，个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有价值的社会行为主体，能适应自己所处的体制环境，满足群体进步的要求。非洲民族的多样性，应扩展到政治上的多元性。他们应养成容忍心，强调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应以非洲的团结取代民族主义。
经济。为了使经济文化发生革命性转变，我们必须懂得不能依赖那种实际上将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市场，而应当建立我们自己的联合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利润是发展的引擎。我们必须承认个人首创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个人应当有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应懂得，没有充分就业，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经济增长。所有非洲人都应该有工作可做。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失业后当一个好公民。在缺少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尤其如此。
社会生活。如果非洲人的行为没有质的改变，就不会有非洲的文明社会。这改变首先是在非洲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也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不再自卑。我们应增强自信心，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致力于进步而让人人受益。我们需要更严格地系统地制订发展战略，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加以贯彻实施。
结 论
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非洲已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应当促使我们猛省，必须行动起来，不再延误。我们必须透彻审视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习俗，铲除那些妨碍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污垢。我们必须自己努力进行这样的思想革命，否则就不可能有技术转移。我们必须把赌注押在我们的智慧上面，因为非洲人如果有了能干的领导人，完全能够努力摆脱妒忌心，摆脱自己对非理性主义的盲从，摆脱消极无为的心理。欧洲只是地球的一角，人口占世界人类的很小一部分，却能够站稳脚跟，控制世界，利用世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只是因为它建起了一种严格办事、努力进取和求胜的文化，摆脱了那些幽冥势力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