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周恩来的关怀

1938 年初，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宣布成立了军委会政治部，为了同国民党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担任了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冶部三厅厅长，星海被推举为三厅音乐科主任，与张曙同志共同主持抗战音乐运动。

由于形势的需要，救亡演剧二队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由金山、田方带队为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最后一滴血》；其它人由洪深率领继续在河南、安徽农村巡回宣传演出。星海留在武汉。

一天清晨，参加拍电影的同志正通宵达旦忙活在摄影棚里，星海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周恩来要来看望大家。

当大伙迎着晨曦回宿舍时，星海兴冲冲地大声宣布：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周恩来副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大伙以为星海为活跃气氛，闹着玩的。共产党的副主席，能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二队来？大家还真不敢当真。

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来到了大家的面前，一一握手致意后，和大家一起随便地坐在地铺上，和蔼地问长问短，又给大家讲起当前的抗战形势、必胜的信心和如何才能致胜，最后还宣布了演出队的任务。

临走时，周恩来走到星海面前说道：“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你说‘要能吃普通人不能吃的苦’，对吗？”

“是的。”星海由衷地点头回答，他在心底里不由得惊叹周恩来的记忆力。

“在一定的条件下，吃苦是必然的，这也是取胜的必要条件，但吃苦，并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四万万大众不吃苦。”

星海像个用功的学生，无比激动地聆听并牢记住了周恩来的教诲。周恩来的关怀像长江的激流，令星海久久不能平静。更令星海激动不已的是，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不久后的一天，星海正在音乐科里谱曲，周恩来带着理发员小赵来了，还玩笑着说：“小赵同志，看看谁是你的服务对象。”

小赵往屋里巡视一遍，来到星海身边，把白围布抖开：“怪不得周恩来同志让我来呢，你的头发都可以作鸟窝了，星海同志快坐下吧。”

星海一捋头发，望着周恩来，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理发吧。”周恩来笑吟吟地说，“星海同志，工作再忙，也不能忘了

自己的生活哟。”

星海从周恩来和同志们的关怀中受到巨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工作劲头也更大了。

面对日寇对武汉的一次次猛攻，敌机的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星海不顾个人安危，接连举办了许多次歌咏音乐会、歌咏游行、火炬歌咏游行、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并不顾一些人的造谣中伤和故意刁难，克服重重困难，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星海认识到了少年儿童是抗战救亡强大的后备力量，为了对孩子们进行抗战教育，他为武昌学生救亡团体谱写了《祖国的孩子们》，还教少年儿童唱《只怕不抵抗》，你听：

吹起小喇叭，达底达底达！打起小铜鼓，得弄得弄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

孩子们唱起来多活泼、带劲啊！

1938 年 6 月的一天晚上，冼星海刚刚回到音乐科所在地武昌郊区县华林，一个游击队打扮的小伙子急冲冲闯了进来。“我是从山西来的桂涛声，想请星海同志为太行山的战友们谱一支队歌。”

星海一边让桂涛声给大家介绍山西游击队与日寇英勇搏斗的战地实况，一边盯着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仿佛身临现场和大家一同浴血奋战，与大家一道为胜利欢呼雀跃，随即音乐形象展现眼前，星海用笔赶紧记录下了灵感：由舒展宽广明朗向上的小调主旋律，引出战斗性的进行曲旋律，既充满青春朝气，又有豪迈精壮的气势。

桂涛声的话音刚落一会儿，星海便兴奋地说：“大家听听山西抗日队歌

《在太行山上》这么唱行吗？”边说边摇着手臂，打着拍子唱了起来：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

满屋的人都惊呆了，这么快就谱成了如此美的旋律！不久，这首歌在武汉“七·七”抗战纪念宣传周的歌咏大会上，一经张曙、林路首先唱出，便受到群众的喜爱，很快传遍了祖国大地。

7 月初，星海又为山西来的先珂同志谱好了一曲《游击军》。歌咏队的骨干们竞相传唱。

7 月 6 日，武汉举行了第二期抗战宣传周歌咏火炬大游行。近 50 万民众

高举自制的火炬，表达自己如火般的救亡热情，也为古老的黄鹤楼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辉。

在火把和探照灯照耀下，星海伸展双臂，统一指挥着几十万游行的群众唱起了《游击军》：

嘁嚓嘁嚓，三个五个，

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兄弟，

⋯⋯

由弱到强，模仿战士脚步声，引出跳荡的旋律越来越响亮，仿佛置身于杀敌的战场。在滚滚的长江岸边组成的大合唱，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昂首挺胸，压倒一切的力量，更开创了音乐史上的新纪元。

不料，正当人民大众发生抗日的呐喊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代表陈诚却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他们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放假警报哄散群众集会，破坏抗日救亡运动。事后，陈诚还派自己的秘书谢然之来到音乐科，想以月薪 800 元音乐将官之衔来收买星海，星海愤慨地指问：“救亡有什么罪，难道想让我们当亡国奴吗？”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国民党的高薪聘请。国民党便下令合并几十个歌咏团体，借机排斥星海，而且还规定不准演唱聂耳、冼星海等作曲的救亡歌。

星海对国民党的做法，早有戒备。此前，周恩来去延安开会之前，已对星海的处境，两党合作以来的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并介绍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当时听完后，星海便说：

“我发现，现在中国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上升，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它拯救着垂亡的祖国，解放那苦难的奴隶。”

末了，星海还恳请周恩来帮助他去延安。 “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你去延安会大有作为的。”周恩来高兴地说，

“党需要你们，革命没有大批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你们去延安的事，我让办事处妥善安排。”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 9 月给星海发来了沙可夫院长签字的任教聘请书，热情欢迎星海担任该院音乐系教授。

党的召唤，激励着星海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月初，星海和他新婚不久的爱人钱韵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乘上西去的列车，冒着敌机的轰炸，经郑州、洛阳到达西安。
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冼星海身着西服，装扮成华侨商人，与夫人坐上由华侨捐赠的载着医药的救护汽车，越过重重封锁，躲过层层关卡，11 月 3 日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