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上求学 转辗上海

1926 年 8 月，骄阳似火，星海背着行李，来到了北平（今天的北京）的北大音乐传习所。

当日便幸运地遇到了传习所主持人肖友梅博士。肖先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德国留学 8 年，1920 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肖先生颇具慧眼，一见冼星海，便认定这是一个颇具音乐天赋的学生。虽然年龄大了一些，但只要刻苦学习，是能成才的。

果然不出所料，星海顺利通过考试，成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提琴和作曲理论。

肖先生很爱惜人才，得知星海家境贫寒，便安排星海在图书馆当助理员，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星海一切为了学习音乐，节衣缩食，靠着打工的微薄收入，在较外师从一位外籍钢琴教师，但好不景不长，没过多久，便因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而告终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大屠杀，为消除“共党” 书刊和“国共合作”及“革命”字样的一切书籍，他们查封了北大图书馆。冼星海便失业了。

此时，星海接到母亲的来信，告之黄大哥也被杀。星海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黄大哥对自己的真诚帮助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这么善良正直、古道热肠、血气方刚的青年却不幸惨遭杀害，星海义愤填膺：“为什么总是正直、爱国的善良人士惨遭杀戳呢？”

不久，更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在北京执政的奉系军阀的政客刘哲认为“音乐有伤社会风化”，下令解散北大音乐传习所。很多同学被迫改行，星海更加百思不得其解。“取消音乐，难道想叫中国世世代代没有音乐文化吗？”

星海思绪万千，他忘不了依偎在爷爷怀里学笛子的情景，也挥不去眼下军阀混战、满目疮痍的惨象。凝望星空，他暗自在心底发誓：祖国，我一定要克服万重困难，坚持不懈地勤奋学习，为在全中国普及音乐，使中华民族人人能歌善舞，个个安居乐业，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奋斗不止。

得知肖友梅博士要在上海成立“上海国立音乐院”，星海便直赴上海。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口试，星海在琴试中又以一曲《渔家怨》倾倒了考

官们。星海得以主修小提琴，选修副课钢琴，并学习音乐理论，开始了他再次的专业学习。

为了筹措学杂费，星海又担任学校文书，再一次半工半读。为让星海安心学习，母亲主动来到上海，给别人当姨娘（保姆），以维持母子俩的生计。

打这以后，星海更是惜时如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事音乐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要一生不忘去经历许多次苦恼和失败⋯⋯做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吃普通人不能吃的苦，做一个贝多芬式的音乐家。”

此时，星海和同学张曙参加了进步的戏剧界组织“南国电影剧社”的活动，并由此结织了许多戏曲艺人，学习了不少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借机吸吮着民族音乐的丰富“营养”。最令他高兴的是，他认识了人称“田老大” 的田汉先生。他十分敬重和佩服田汉的思想和才艺，排练了田汉创作的反对

封建礼教的进步话剧《湖上的悲剧》，担任了田汉编剧的话剧《南归》的小提琴伴奏。南国社成了星海的校外课堂和音乐实习的舞台。

不料，学校训育主任知道星海他们参加“南国社”后大发雷霆，训斥星海“学音乐的人是高尚、纯洁的，不同于戏子，歌郎，学校是培养与凡夫俗子不同的天才”。

星海压住心中怒火听完训话，仍不能理解学校为何要反对学生与民间艺人接触，他把此疑问写进了《普遍的音乐》一文，他认为音乐并非贵族私人的，没有全国普及的音乐，就难以产生音乐大天才。1929 年学校院刊发表该文，这更惹恼了训育主任。他怕这带民主倾向的文章，给闹学潮学生以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怕波及影响自己的“宝座”，从此更加变本加厉整治学生。

不久学校规定向每个暑假留校住宿的学生收额外练琴费和住宿费。

这个规定实在太荒唐。谁都知道，暑期不能回家的学生，皆是一无路费、二无纲琴的穷人，哪来这么多钱呢？

学生们议论纷纷，星海思索良久说道：“我们连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了，不去请愿，等待何时？”学生们一致推选张曙和另一同学去南京教育部请愿，让星海带领同学坚守宿舍。

不几天，去请愿的张曙被扣上带头闹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的帽子而抓走，星海等 12 名学生也被扣以“以带头拒缴暑假练琴费和住宿费，煽动学潮， 破坏院规”的罪名而开除学籍，强行驱出了校门。

同学们愤愤不平，含泪惋惜。星海也心如乱麻，十分痛苦。学业夭折， 他感到辜负了慈母的恩情和重望。沉吟后星海真切地对同学们说：“希望大家成功地学下去，祖国是需要音乐人才和音乐的普及的。”

星海蒙冤受辱，失去音乐深造的机会，他的心在流血。24 岁的星海为这人生的坎坷、无情和不公而愤懑。偌大的世界，难道就不能容纳我这个渔家后代吗？他四处奔走求友，倾述理想。末了，在田汉和洪深的帮助下，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报考世界著名的巴黎音乐院。

为筹集昂贵的路费，星海又跑细了腿。一个无权无势的渔民后代，却要到国外深造，自然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后来“南国社”的朋友帮他想办法， 在一同乡的帮助下，乘上了西去的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