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

一

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怪事。

买了来，大略翻了一遍，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不料世界已至二十世纪时代，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唉！——现在姑且耐住火性，替他开一篇账再说。

（a）来的有颜回、曾参、董仲舒、杨雄、朱熹、陆九渊这些儒者；“生殖器崇拜”的混账道士（如什么“祖师”、“真人”、“仙翁”之类；周朝的列御寇、庄周、墨翟三位哲学家，也被他们逼了跟着葛洪、魏伯阳、孙思邈这些混账道士去研究“生殖器崇拜”之学），杀人放火的关羽、张飞、张巡、许远、岳飞、文天祥这些武将；佛教的菩萨；《封神传》一类书里的妖精畜牲（如什么马元帅、温元帅、王灵官、柳仙、龟帅、蛇帅之类）。

（b）上列的六种怪物（其中虽有几个正正经经的人，但是死了千百年，现在忽然出现，也只好称他为“怪物”），十之七八都会做诗，诗的格调意境，都是一样。——这真是仙人了！我们常人，不要说各人所做的诗不能相同，就是两个人同学杜甫或同学黄庭坚，也是各有各的面目。不料一做仙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文人，武人，动物，植物，……竟能做出“一套板”的诗来！

（c）颜回、孟轲、杨雄这些人，都会做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

（d）从颜回起，一切怪物的诗，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清朝做“试帖诗”时所用的《诗韵合璧》的韵。

（e）其中言偃的诗，把十二侵的“深”、“音”二字和十一真的“新”字通押；董仲舒的诗，把八庚的“明”、“情”二字和十一真的“神”字通押。

（f）还有几个怪物做不出四句的，更四个四个的联句，联成一首七绝。

（g）这个乩坛是“孟圣”做“主坛”，“庄生”和“墨卿”做“代表”（这称呼和名目，照录原文。他们叫庄周做仙教——就是混账道士——的代表，墨翟做佛教、耶稣教的代表），说，因为孟轲会“息邪说”，所以主坛者“其轲也欤”，“归孟圣矣乎”。（二句皆乩坛原文，在一篇文章里。）——我记得“孟圣”所“息”的“邪说”里面，有一部分似乎就是那位官拜“代表”的“墨卿”！

（h）关羽会写几个鸡脚爪样子的怪字。岳飞会写几个香炉样子的怪字。（“灵学丛”三字都写成香炉样子；独有“志”字糟了，写不像香炉样子。）济颠和尚、秉钺仙吏、秉笔花月仙史、卫四个怪物写的字，笔姿都是一样。还有一个什么长乐金仙画的济颠和尚的怪面孔。

（i）记载门中有曰：“周代诸圣贤书体，多以篆画写今楷，书写时有极艰滞者，且笔画次第，亦不与今人同：盖均是篆书之遗意也。惟孟圣则作大草，劲而雄肆，或者曾加功摹仿后代书体欤！列庄两贤，书法尤奇。”——我看了这段话，实在不好意思多开口，只得说道，“原来如是！”

（j）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

账是开完了，就请大家看看罢！陆、江、李三个怪物的《音韵》篇，我细细的拜读了一番，觉得如此讲音韵之学，真和那位王敬轩先生解“人”、“暑”二字的字形之学可称双绝。（王说见本卷三号。）

平上去入四声，是讲一个母音的长短；喉腭舌齿唇五音，是讲子音发音的所自；宫商角徵羽五音，是和那“凡工尺上一四合”一类的名称。齐梁以前，未立“平上去入”的标题，因为“宫、商、角、徵、羽”五字，却好是“平、平、入、上、去”（五音之“羽”，当读去声）五声，所以李登、吕静都借此五字来标上平、下平、上、去、入。不料陆德明这个怪物竟说道：

四声之说，古来无之。……原天地之籁，本具自然。发于喉者谓之宫音，发于腭者谓之角音，发于舌者谓之徵音，发于齿者谓之商音，发于唇者谓之羽音。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或不尽同。沈氏初创，当时天子尚疑之，不见信用，犹存古法。……

说四声以前标平仄的记号，竟异想天开，牵到喉腭舌齿唇上去了。你道这种音韵之学，奇也不奇？其下又云：

司马九宫反纽，神琪三十六母，更属支离。幸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不致失坠。

这更是“七支八搭”，胡说一阵子昏话。吴稚晖先生问的是“吕静《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学家有什么相干？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有大发明的像江永、孔广森、王念孙诸人，都不叙入；忽然拉进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这也可笑得很。这种“缠夹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见”。

江永的《音韵篇》，满纸胡言乱话，完全在那边说梦话。今录其尤妙之数说如下。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必为之皱眉摇头也。

东方多角音，西方多商音，南方多徵音，北方多羽音，中央兼备四音；而喉音则诸方各具，故音韵之学，当以喉音统其余诸声。宫隆不过示明宫音之广声，居闾则其狭声。宫居又宫中之宫，隆闾则宫中之徵。原音韵声三名，各有分则。宫韵中有宫音，宫音中复有宫声。

人籁成于音声，配合声韵，配合皆以变声叠韵，上翻下切，而成音节。宫居二字，宫隆二字，实具反切之原，为一切声音之母。后世字母，不能出其范围。欲知其详，《太平御览》、《永乐大典》、《苑台秘要》诸书可检阅之，必能得其底蕴。

记得十五年前，我遇见一位“孝廉公”，他说，他乡试时，答过一个“勾股”题目；其实他于勾股之学从未研究，瞎七搭八，画了几个圆的、三角的图，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若和那位先生的勾股之学相比，一个是十六两，一个便是一斤。

李登的音韵之学却更妙了，——记录者曰，“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不是那做《声类》的李登；因为做《声类》的李登，是曹魏时人也。——兹将其最妙之语录于下方：

人为万物之灵，……其心中所欲表宣其念虑之蕴蓄，……必有次第节奏以限制之，此之谓音韵；故言而有节，从口含一。

按，“音”字“从口含一”；其上半之（隶省作“立”），不知是否衍文。

音之寄于人者，本二气之能；虽有出入，其状则理在一揆。如喉音，在中原有四音，其诸异域有过者否。

“二气之能”，不知当作何解，可是那位朱老爹说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吗？“其理……”“其诸……”二句，颇觉费解。

以五方元音论桩，其最简者，莫如二十母；若稍通用，则五十音足矣，合乎大衍之数，真秘藏也；此之谓元音。若殊方之音或不尽同，有所损益，亦至微也；此之谓闰音，言其其在余而非正也。各处有各处之闰音，绝不相通；至元音，则亘古今，贯中外，自有天地人类以迄于兹无或少变；而有依时迁移，域地异陔，彼此不属，茫然不达者；此之谓变音。元音为声律之本，闰音为韵节之佐，变音为音异之源。故论乐必本性情，言礼当适起居，谈音必审闰变。

“元音”、“闰音”、“变音”之界说如此，可谓奇绝。不知道“五方”与“殊方”与“域地屿陔”如何分别？“亘古今贯中外无或少变”之音，何以有“最简”及“稍通用”之别？且“稍通用”三字，又作何解？“二十”、“五十”与“损益”如何分别？“绝不相通”与“彼此不属茫然不达”如何分别？“故论乐……”三语，又是“缠夹二先生”的做文章法子。

……此何故欤？岂音韵果无定欤？随时随地，可以任意变易欤？夫然，则音韵可以不作。何苦穷研殚思？是岂知其道者哉？必不然矣。当必有所法式矣。

此段文调，惟有批他八个字道：“黄绢幼妇，外孙与臼”。至其意义如何，小子不学，真“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矣。

故宫转为徵，而舌头舌上，齿尖齿身，轻唇重唇，古今异声，古今混用，非有他异，简繁之殊。其诸不当转而转，不当通而通。准是以例，旋宫之义明矣。

“其诸……”二语，又颇费解。“旋宫之义”，实在难“明”。

音有主音仆音。有母音父音。

请问“主音”与“母音”如何分别？“仆音”与“父音”如何分别？

唇音，滂，b（英、美、法、德皆同），パ（日本）。

英美法德之“b”，其音竟同于中国之“滂”，日本之，不知是几时改良的？又“美文”不知是怎样的东西？——其后有注云，“美附于英”。既曰“附”，必与英文不同。

俟《丛编》第二册刊行后，当刻列一详表：以汉文三十六母、五十母、二十母、十二母、三六李母、陶母、谈文、华岩胜二母，及明清各家之简字、省笔字、一笔字、快字、官母、奇字，等等。各种有关韵学者，亦附其中。

他原来早已知道有人在那里刊行《灵学丛志》，真是仙人了。所叙各种什么“母”，什么“字”，我见闻浅陋，很多不知道的，只好照原书圈点。明朝的“简字”，不知是什么样子？“官母”“奇字”，更不知是什么东西？真倒楣！真晦气！我们的《新青年》杂志，并非W.C.的矮墙，供给人家贴“出卖伤风”，“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啼郎……”这一类把戏的；然而今天竟不能不自贬身价，在这《随感录》中介绍这种怪物的著作。真倒楣！真晦气！

这扶乩的邪说，本期有陈百年先生的《辟“灵学”》一篇，据心理学的真理来驳斥，说：“假使果非有意作伪，在现今心理学视之，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陈先生之文，皆以科学的眼光，来评判这些荒诞不经的邪说；有脑筋的人看了，决不至再为什么“灵学”所惑。

惟吴稚晖先生，实为极端提倡科学，排斥邪说之人；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动了一点好奇之心，遂致那个什么“盛德坛”上发现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在不知其中情形者，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约有两派议论：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说：“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他从前做《新世纪》、《上下古今谈》的思想见识到那里去了呢？”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说：“你看！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可见鬼神之事，是的确有的，是应该相信的。”前一派的议论，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后一派的议论，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诱导青年为惟一之天职，不可不有所矫正。

矫正之法，陈先生做《辟“灵学”》，固是“正人心，息邪说”的正办；我以为仍以吴先生之言辟之，亦是一法，因为吴先生实在不信此事，即不为“息邪说”计，亦不可不替吴先生辨明。

《灵学丛志》中有吴先生给俞复的一封信，兹录其要语如下：

……昨闻仲哥乃郎又以催眠哄动于甘肃路。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其预兆乎！弟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使我家土壁虫张目。先生欲以挽世道人心，于鄙意所属适得其反。……

这不是吴先生反对提倡“灵学”的铁证吗？扶乩的要是有心作伪，则当科以“左道惑众”之罪，自不消说。如无心作伪，则为扶者之变态心理，决非那些怪物果真降坛：陈先生的论文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若云不信鬼神之吴稚晖曾经亲睹此音韵三篇，故断言鬼神之当信；则吴先生已有上列之宣言；并且我还看见吴先生给蔡孑民先生的信，中有此音韵三篇陈义敷浅，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与音韵之学相去尚远之说。（此约举其意，非直录吴君原信之语。）如此，则欲以“不信鬼神之人且不得不信，可见圣贤仙佛之降坛必实有其事”之说为词者，其人非愚即诬。我可爱可敬有希望之青年！千万不可随声附和，作此妄想！

呜呼！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一九○○年，竟演出“拳匪”之惨剧。吾人方以为自经此创以后，国人当能生觉悟之心，道教毒焰，或可渐渐澌灭。岂知近年以来，此等“拳匪”余孽，竟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施其妖术：某也提倡“丹田”，某也提倡“灵学”。照此做去，非再闹一次“拳匪”不止，非使中国国民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不止。陈独秀先生说：“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又说：“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这话说得最是。我们的意思，以为就是最高等最进化的宗教如佛教耶教，在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不该迷信。何况那最野蛮的道教，实在是一种“生殖器崇拜”的邪教；既欲腼然自命为“人”，决不该再信这种邪教。

青年啊！如其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本篇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署名玄同。）

二

有人转述一位研究古学的某先生的话道：“外国的新学，是不用研究的；我们中国人，只要研究本国的古学便得了。近来的人都说，‘中国政治不好，社会不好，眼见得国就要亡了，青年学子非研究新学，改革旧污，不足以救亡’；这话是不对的。要知道就是中国给别国灭了，外国人来做中国的皇帝，我们本来不是中国的官吏，就称‘外国大皇帝陛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到那时候，还该研究我们的古学，不可转旁的念头。”我听了这话，觉得太奇了；便再转述给一个朋友听听。那朋友说：“这又何足奇？你看满清入关的时候，一班读书人依旧高声朗诵他的《四书》、《五经》、八股、试帖。那班人的意见，大概以为国可亡，种可奴，这祖宗传下来的国粹是不可抛弃的。”现在这位某先生，也不过是“率由旧章”，这又何足奇？我乃恍然大悟。——但是我要问问一班青年：你们对于某先生的话，究竟以为怎样呢？

三

有一位留学西洋的某君对我说道：“中国人穿西装，长短、大小、式样、颜色，都是不对的；并且套数很少，甚至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穿这一套的：这种寒酸乞相，竟是有失身份，叫西洋人看见，实在丢脸。”我便问他道：“西洋人的衣服，到底是怎样的讲究呢？”他道：“什么礼节，该穿什么衣服，是一点也不能错的；就是常服，也非做上十来套，常常更换不可；此外如旅行又有旅行的衣服，避暑又有避暑的衣服，这些衣服，是很讲究的，更是一点不能错的。”我又问他道：“西洋也有穷人吗？穷人的衣服也有十来套吗？也有旅行避暑的讲究衣服吗？”他道：“西洋穷人是很多。穷人的衣服，自然是不能很多，不能讲究的了；但是这种穷人，社会上很瞧他不起，当他下等人——工人——看待的。”我听完这话，便向某君身上一看，我暗想，这一定是上等人——绅士——的衣服了。某君到西洋留学了几年，居然学成了上等人——绅士——的气派，怪不得他常要拿手杖打人力车夫，听说一年之中要打断好几根手杖呢！车夫自然是下等人，这用手杖打下等人，想必也是上等人的职务；要是不打，大概也是“有失身份”罢！

四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试拿文章来比戏：二簧西皮好比“八股”；昆曲不过是《东莱博议》罢了，就是进一层说，也不过是“八家”罢了，也不过是《文选》罢了。八股固然该废；难道《东莱博议》、“八家”和《文选》便有代兴的资格吗？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有人不懂，问我“这话怎讲？”我说，一点也不难懂。譬如要建设共和政府，自然该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那么，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如其因为“脸谱”派的戏，其名叫做“戏”，西洋派的戏，其名也叫做“戏”，所以讲求西洋派的戏的人，不可推翻“脸谱”派的戏。那我要请问：假如有人说，“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则组织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该推翻君主政府。”这句话通不通？

（《随感录》（十六）、（十七）、（十八）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署名玄同。）

五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需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

六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一班“大清国”的“伯夷、叔齐”在中华民国的“首阳山”里做那“养不食周粟”——他们确已食了民国之粟，而又不能无“义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着旧文，写一个“周”字，可以含糊一点，——的“遗老”。这原是列朝“鼎革”以后的“谱”上写明白的，当然应该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岁的“遗少”，大倡“保存国粹”之说。我且把他们保存国粹的成绩随便数他几件出来：——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夏历王子年——戊午年”；“上已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说；崇拜“隐寓褒贬”的“脸谱”；想做什么“老谭”“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有人说，“朋友！你这话讲得有些不对。辫发，鸦片烟，扑克牌之类，难道是国粹吗？”我说，“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国宣统三年’以前支那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请教那班‘遗老’‘遗少’，看我这话对不对。”

国粹何以要保存呢？听说这是一国的根本命脉所在。“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的，就是这国粹。要是没有了这国粹，便不像“大清国”的样子，“大清国”就不能保存了。

那么，我要请问先生们。先生们到今天还是如此保存国粹，想来在贵国“宣统三年”以前，先生们一定也是很保存国粹的了。但是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先生们为什么“独使至尊忧社稷”，忍令贵国大皇帝做那“唐虞禅让”的“盛德大业”，不应用这国粹来挽回贵国的“天命”呢？

七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八

有人说，阳历真是没有道理，什么连端午，中秋都没有了；除夕晚上月亮会圆的：这还成个什么样子？我要问他，有了端午、中秋，有什么用处？除夕晚上月亮圆了，有什么坏处？我的意思，以为端午、中秋，正该废除。若要吃箬壳包的糯米，玫瑰白糖馅儿的圆饼，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现在特别定了这两个日子来吃这两样东西，白白的耗费了两天的光阴，已觉荒唐。何况端午还要挂什么没有做过人的鬼的鬼脸，叫做什么钟馗；中秋还要供什么“兔儿爷”，磕上一阵子头。这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

九

前几天，我到中央公园里，忽然看见一班人，在中间的拿了一把钢叉，装出种种怪相，前面有敲锣的人，四周有叫“好——好——”的人，把公共的路堵塞了；好容易等他过去。不料后面又有一班人，前面有敲鼓的人，四周也有叫“好——好——”的人；因为四周围住的人太多，我懒得挤进去“瞻仰”中间这位的“道范”，因此不知道他是装怎样的怪相；这一班人把公共的路又堵塞了；好容易等他过去。我以为这个后面一定没有什么了；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后面又有更妙的怪相，有一位扮了女人，扭头摆腰，“轻移莲步”，打起了老雄猫叫的腔调，装出种种“娉娉婷婷千娇百媚”的妙相，四周叫“好——好——”的人比前面更多，可是没有人替他敲着锣鼓。这三批人，不但行动极妙，并且还画着极妙的脸。我是学问浅陋，“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想来这总是照着“脸谱”临摹的，和清道人临郑文公碑可以媲美。并且这种红的黑的颜色，长的短的胡子，大的小的脸盘，种种不同，其中必有绝大道理：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正人心，厚风俗，奖忠孝，诛乱贼：胥在于是。请问，我这话对不对？

注：《随感录》（二八）、（二九）、（三○）、（三一）、（三二）发表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署名玄同。

十

近见上海《时报》上有一个广告，其标题为“通信教授典故”；其下云“……搜罗群书，编辑讲义，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则每月可得四百余；……每月只须纳讲义费大洋四角，预缴三月只收一元。……”有个朋友和我说：“这一来，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求学钱要被他们盘去了。”我答道：“一个月破四角钱的财，其害还小。要是买了他这本书来，竟把这四百多个典故熟读牢记，装满了一脑子，以致已学的正当知识被典故驱出脑外，或脑中被典故盘踞满了，容不下正当知识；这才是受害无穷哩！”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至于古人文中所说当时的实事，和假设一事来表示一种意思者，在他的文章里，原是很自然的。我们引了来当典故用，不是肤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驴头不对马嘴”，与事实全然不合。我们做文章，原是要表出我们的意思。现在用古人的事实来替代我们的意思：记忆事实，已经耗去许多光阴；引用时的斟酌，又要煞费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们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全然相反。请问，这光阴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费，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吗？唉！少年光阴，最可宝贵，努力求正当知识，还恐怕来不及，乃竟如此浪费，其结果，不但不能得丝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做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说反而受害，——我替诸君想想，实在有些不值得！

十一

有人说：典故虽然不该用，但是成语和譬喻似乎可以沿用。我说：这也不能如此笼统说。有些成语和譬喻，如胡适之先生所举的“舍本逐末”、“无病呻吟”之类，原可以用得。但也不必限于“古已有之”的，就是现在口语里常用的，和今人新造的，都可自由引用；并且口语里常用的，比“古已有之”的更觉得亲切有味。所以“买椟还珠”、“守株待兔”之类如其可用，则“城头上出棺材”也可用，“凿孔栽须”——这是吴稚晖先生造出来的——也可用。至于与事实全然不合者，则决不该沿用。如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珊珊”；行鞠躬或点头的礼，还说“顿首”、“再拜”；除下西洋式的帽子，还说“免冠”；……诸如此类，你说用得对不对呢？大概亦不用我再说了。——更有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者，这是更没有道理了。照此例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制造轮船，该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了。这“茹毛饮血……”，确是成语；但是请问，文章可以这样做吗？如曰不能，且宜知“夏正”、“大秦”和“茹毛饮血……”正是一类的成语呀。照此看来，则成语有可用，有不可用，断断不可笼统说是“可以沿用”的。（譬喻也有可用与不可用两种。）

注：《随感录》（四四）、（四五）发表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署名玄同。

十二

王铎运说，耶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钜子就是“矩子”。姑勿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请问有什么凭据，知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请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其大拇指以告人曰：“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丐的祖宗的钱呢？

十三

有一位中国派的医生说：“外国医生动辄讲微生虫。其实那里有什么微生虫呢？就算有微生虫也不要紧。这微生虫我们既看不见，想必比虾子鱼子还要小。我们天天吃虾子鱼子还吃不死，难道吃了比他小的什么微生虫倒会死吗？”我想这位医生的话讲得还不好。我代他再来说一句：“那么大的牛，吃了还不会死，难道这么小的微生虫吃了倒还死吗？”——闲话少讲。那位医生自己爱拿微生虫当虾子鱼子吃，我们原可不必去管他。独是中国这样的医生，恐怕着实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训，去放量吃那些小的虾子鱼子，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国人给“青天老爷”和“丘八太爷”弄死了还不够，还有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来帮忙，也未免太可怜了。但是“大夫”医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无怨，还要敬送“仁心仁术”，“三折之良”，“卢扁再世”的招牌给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十四

中国人自己说自己身体的构造，很有生些特别：心在正中，一面一个肝，一面一个肺，这三样东西的位置，和香炉蜡台的摆法一样；这已经很奇怪了。此外还有什么“三焦”，什么“丹田”，什么“泥丸宫”，什么“气”。身体里还有等于金、木、水、火、土的五样东西，连络得异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么“惊风”，什么“伤寒”，什么“春温”、“冬温”，还有什么“痰裹火”，“火裹食”。这样的怪身体，这样的怪病，自然不能请讲生理学的医生来医了。

注：《随感录》（五○）、（五一）、（五二）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玄同。

十五

昨天在一本杂志上，看见某先生填的一首词，起头几句道：——

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

我是不研究旧文学的，这首词里有没有什么深远的意思，我却不管。不过照字面看来，这“故国颓阳，坏宫芳草”两句，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一句，似乎有希望“复辟”的意思。我和几个朋友谈起这话，他们都说我没有猜错。照这样看来，填这首词的人，大概总是“遗老”、“遗少”一流人物了。

可是这话说得很不对；因为我认得填这首词的某先生：某先生的确不是“遗老”、“遗少”，并且还是同盟会里的老革命党。我还记得距今十一年前，这位某先生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道：——

借使皇天右汉，俾其克绩旧服，斯为吾曹莫大之欣。

当初希望“绩旧服”，现在又来希望“翠辇重归”，无论如何说法，这前后的议论总该算是矛盾罢。有人说：“大约这位某先生今昔的见解不同了。”我说：这话也不对。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班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他自己对于“选学”工夫又用得很深；因此，对于我们这班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更是嫉之如仇；去年春天，我看他有几句文章道：——

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横溷，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于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羹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辞”者也。

但是这种嬉笑怒骂，都不过是名士应有的派头。他决非因为眷恋清廷，才来讥刺创造民国的人；他更非附和林纾、樊增祥这班“文理不通的大文豪”，才来骂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我深晓得他近来的状况，我敢保他现在的确是民国的国民，决不是想做一“遗老”，也决不是抱住“遗老”的腿想做“遗少”。

那么，何以这首词里有这样的口气呢？这并不难懂。这个理由，简单几句话就说得明白的，就是：中国旧文学的格局和用字之类，据说都有一定的“谱”的。做某派的文章，做某体的文章，必须按“谱”填写，才能做得像。像了，就好了。要是不像，那就凭你文情深厚，用字的当，声调铿锵，还是不行，总以“旁门左道”“野狐禅”论。——所谓像者，是像什么呢？原来是像这派文章的祖师。比如做骈文，一定要像《文选》；做桐城派的古文，一定要像唐宋八大家；学周秦诸子，一定要有几个不认得的字，和诘屈聱牙很难读的句子。要是做桐城派古文的人用上几句《文选》的句调，或做骄文的人用上几句八家的句调，那就不像了；不像，就不对了。——这位某先生就是很守这戒律的。他看见从前填词的人对于古迹，总有几句感慨怀旧的话；他这首词意的说明，是：“晚经玉虫东桥……因和梦窗‘西湖先贤堂感旧’韵，以写伤今怀往之情”，那当然要用“故国”……这些字样才能像啊！

有人说：“像虽像了，但是和他所抱的宗旨不是相反对吗？”我说：这是新文学和旧文学旨趣不同的缘故：新文学以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既然以像为要义，那便除了取销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比如现在有人要造钟鼎，自非照那真钟鼎上的古文“依样葫芦”不可。要是把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刻上去，不是不像个钟鼎了吗？

一九一九，三，一三。

（本篇发表于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3号，署名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