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冯省三君

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十六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十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来信，很起了悼惜之感。启明说省三是一个“大孩子”（《世界语读本》的序），这是极确当的话。省三非常地天真烂漫而又好学：他的谈话的态度很直率，他的信札的款式很美丽，这都是很可爱的；他学Esperanto的成绩是很可惊的。我知道他的姓名，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那时西城有一个学Esperanto的地方（它的名称我记不起来了）。我的儿子秉雄上那儿去学Esperanto，我看见他拿回来的真笔板写印的讲义，真是“比印刷还要整齐，头字星点符号等也多加上藻饰”（这也是启明文中的话），很觉得别致和有趣；秉雄告诉我，教他Esperanto的先生叫做冯省三，这讲义便是他写的。那年的双十节，北京的工学各界对“废兵运动”的游行，我也跟着大家跑，忽然看见内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旗上写着“Anarhhismo”一个白色的字，秉雄对我说，这拿旗的就是冯省三先生。不久北大闹了什么“讲义风潮”，校中拿他来开除了；我事后打听，才知道真正的主谋者早已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今年二月间，省三忽然写信给我，讨论传播Esperanto的问题。四月九日的晚上十点半钟，他来访我，为了“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事件。这是他和我初次见面。过了半个月，他又写信给我，并且把他新编的《世界语名著选》的目录抄寄给我，要我做序。“五一”那天，我的序做得了；“五四”的前一天，我把它誊清，傍晚我亲自送去给他。他给我信时，他说住在南河沿的大纯公寓；但我上大纯公寓去访他，他已经迁到沙滩的云升公寓去了，我寻到那边，居然访着。他拿他抄得了的《世界语名著选》的稿本给我看。我赞他抄得真美丽，他也很高兴。他就翻出一篇来给我看，说道，“您看！这抄得多么美呀！”他又一只手翻着它后面附录的辞汇，一只手指着一张女子的相片，说，“这是伊帮我做的。”我问他，“伊是谁？”他说，“是我的未婚妻。”后来他一面吃饭，一面对我滔滔汩汩地谈“世专”的事。我觉得他确如启明所说“非常率直而且粗鲁”，我也觉得他的“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五月十九日，他寄了一封铅笔写的不美丽的信给我，头一句是“我现在在渤海里，再有一个钟头就到烟台了。”我读下去，知道他要到广东大学去教Esperanto。不料他去了不到一个月，竟长逝了！

我写“悼冯省三君”的文字，竟写成这样一段流水帐式的文字，未免太不成话了。但有两层不得已，所以只好这样写。一则我是没有一毫一厘的文艺天才的，便打死我，我也写不出非流水帐式的稍微像样的文字来。二则我从知道省三的姓名直到昨晚接到他最后的来信，虽然交谊不过如上文所述，但我每次听到他或是见到他，总使我发生一种“稚气可爱”的感想；非照那样流水帐式的叙述我们的交谊，我总觉得不痛快。因为这两层缘故，所以便写了那样一段极不艺术的文字，顾不得看官们要绉眉摇头了。

省三最后给我的信（六月十日），我现在把它完完全全抄在后面，这虽是省三的文字，但我又认它是我这篇《悼冯省三君》的一部分；因为这封信很可以作为他的性格的叙述。

玄同先生：

在船上时，我写与你一信，不知你可已收到了。我是五月三十日到粤的。到后，本想立即写信报告你，我已到了；但是因了头目尚在眩晕，身子正在疲乏，而迟延到如今。在这信上，所报告的，也没有什么许多话，不过只把我进了广州城所看见的许多奇怪的事情告诉告诉罢了。

我一进广州城，第一件使我奇怪的事情，便是街上有许多的铺面，门上悬着一个白布帘，在它上边写道“优等谈话处”，“谈话请进内”等等。我一看见这东西，便奇怪得不得了：“谈话处？谈什么话？谈话这事也成了生意吗？还是广州正在军马倥偬之际，特别戒严，竟至禁止人民接谈，要是有话要谈的，须得到这谈话处来呢，还是什么东西呢？”然而街上，在谈话处外边，仍有许多的人随便在谈话。“唔，是谈相的罢？”然而，后来，又看见谈相的招牌是写的“谈相”，那末，这谈话处当然不是谈相的了。“不是谈相的，一定是窑子，是的，恐怕是窑子！”——然而也不是的。直到这一天，我又经过一所谈话处，凑巧，风把那布帘飘开了，“嗷！原来是干这个玩艺儿的呀！”这个疑谜才被我猜着了。第二件使我奇怪的事，也是街上有许多铺子，而且是很Iuksa洋楼，在它们的门面上挂着这样的招牌：“楼上银牌”。这更使我莫名其妙了！后来我竟亲自进去看了看，也知道了。

广州的政府穷则穷矣，然而竟至用这种方法来筹饷，未免也太岂有此理了！

许多的革命家往往说，“论目的不论手段。”然而我记得人家所取的手段，总是在“不伤大体”的范围之内。如今广州的政府竟至用这种手段来筹饷，便是将来成功了，我想总不能不算他的革命史上的一个顶可耻的瑕疵。况且广州政府之穷，听说是因为赋税被中饱的缘故。那末，政府不设法防止他们这些中饱的，却让人民干这种万恶的事以为国税的来源，更见得广州政府之昏聩。他们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工夫去谈及，现在我请你当做一件逗趣的事情来猜猜以上那两个谜，就是所谓谈话处谈什么话，和楼上银牌是什么牌？我现在把这两个“谜底”秘贴在这里，你猜半天猜不着时，再拆开看。

谈话处是鸦片烟馆，那一个是赌局。（这十四个字的上面，原信用纸贴住。）再说，就是语言不懂的困难。广州的人民，除开广州话外，所最注意的便是英文；至于中国的国语，在他们是毫不相干。我在船上的时候，同舱有一位广州Komencisto，我为了到广州之后懂话容易一点，便趁机会同他攀谈。我问他，“广东的学校是男女合校吗？”这样问了七八遍，他总是瞪着眼不懂，我真急了，他也急了。后来，我无奈，便用手比方，我用手拍拍我的胸，又指指他，意思说，我们的乳都是平的，是男；又用两拳比作乳形，放在胸上，意思，有高乳的是女。这样，我再问他：“广州的学校是不是男（比方）女（比方）合校？”他一笑，这是懂了，于是回答我。他回答我时那痛苦，如我问他时是一样的，也是急得什么似的，后来，他用笔写了，哎呀呀；我的天哪！钱先生！你猜猜他回答我什么？哎呀！可把我笑破肚子了！他写道：“广东的女子，生过儿子的其乳大，未生过的其乳小！”哎呀！天哪，费了半天劲，出了半天汗，他还是不懂我问的什么，竟回答到这样驴唇不对马嘴！中国方言之害，竟至如此！至于到了广州城，便是到了外国了，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成天像个哑巴，又像个傻子，要是到了不得已而必须说话时，便求之于笔的写。我以为这校是高等师范，会国语的一定很多很多，哪里知道他们的国语的程度，十个学生里挑不出一二个会懂的来；至于会说的，一百个里或者有三四个！国语运动了这些年，而运动得又那样热烈，中国的一个国立高师还是这样，岂不奇怪！有一次，我叫听差到厨房对厨子说这句话：“不要再给我做甜的菜，要做咸的。”说了半天，他不懂；他不懂，因他没受过教育，不足为奇。后来找了三四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来翻译，然也都不懂，终于我用笔写了，才算过了这个难关，我曾作了一首诗，说我到广州说话困难的苦处：——“进了广州城，不啻到外国：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说话各样打手势，听话老是问”什么？“手势打了千百遍，两人还是对着看；”什么？“问了千百次，还是不懂什么事。他直燥得冒汗，我便急得打转！”（这首诗把我——恐怕所有初次到广州的北方人，到广州不懂话的苦况和中国方言的害描写尽了。）

此外，气候的蒸热，饮食的不服，真把人苦死，的身体本壮，犹一天在病的状态里生活；张崧年先，简直天天吃药！

冯省三。

六月十日。

一九二四，六，十九，北京师大。

（本篇发表于1924年6月23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