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名著选》序

冯省三先生编了一部《世界语名著选》，把目录抄给我看，要我做序。我惶恐得很，因为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实在我也真不配在这上面说什么话。我于是便起了一种不纯洁的心思，翻开冯先生去年编的《初级世界语读本》上面周启明先生的序来看看，要想暂时对不起周先生的序，把它当做从前八股时代的《文料触机》一类书用用，看里面有没有可偷的意思。

我真高兴，看到第四行，便发现了半句话：“我是不会做切题的文字的。”我得了这半句话，我的胆顿时壮起来了。因为“不切题的文字”，我还可以勉强对付着胡诌几句。我明知周先生的话是他的“自谦之词”，但我现在只好“断章取义”，引它来替我自己解嘲了。

我先要声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未曾学会世界语。说起世界上有Esperanto这一种语言和文字，我却知道得不算很迟，1906年我在日本，就见过关于世界语的读本等等。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在巴黎办《新世纪》周刊，大大地鼓吹世界语，我那时看了，觉得心痒难熬，恨不得立刻就学会它。1908年，刘申叔先生在日本请了大杉荣先生来讲授世界语，我赶紧去学，学了一星期光景，总算认得了二十八个字母。后来为了某种事件，我不愿与申叔见面，因此，世界语也就没有继续学下去。忽忽至今，已有十六年了。这其间国内发生的研究世界语的团体却也不少，有几处我也曾加入，但总是学了几天便中辍了；中辍的缘故，现在不必去说它。我除加入研究世界语的团体以外，又常常喜欢购买世界语的读本、文典、词书等等，常常作自修之想，可是终于没有做到。所以直到现在，还只认得二十八个字母！像我这样的学世界语，总不能不说是“无恒”了。像我这样学世界语而无恒的人，对于世界语的读本，有什么话可说，有什么话配说呢？

可是我虽犯了“无恒”的毛病，到现在没有把世界语学会，而我对于世界语的感情，自己觉得非常地好。我对于它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它早日取得实际上的国际语言文字的地位；我希望它在中国大大地发展起来，与国语占有同等的势力；我尤其希望它来做国语的导师，并且任国语的新文字来采用它的词句。

这三种希望中，第一种是凡世界的Esperanisto的希望，第二种是凡中国的Esperanisto的希望，无庸我来赘说了。第三种却是我的希望（自然不止我一人）。下面要把这一种希望的意见说它一说。

国语的组织有改良之必要，这已经为现在思想清楚的人们所公认的了。改良时应该用哪种语言做标准呢？我以为最好是用世界语。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胡愈之先生先我而说过了。胡先生说：

现在不是有所谓“语体文欧化”的要求吗？所谓“语体文欧化”，决不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只因为在翻译外国文和传达高深思想的时候发现国语文里有许多不适用的地方，实在干不下去，所以主张尽量采取欧语的组织来补正它。但是所谓“欧化”，应该采取哪一种欧文呢？“英化”呢，“德化”呢，“法化”呢？我们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世界语化”。因为国语的最大的缺点，是在于文法的不完备，组织的不合理，单字的不够用，而世界语却是最合于逻辑的文字，它的文法最完密，单字的变化也最丰富，所以世界语实在是我国国语的唯一补充物了——《教育杂志》第十四卷号外，学制课程研究号，《世界语的价值及加入课程的准备》。P·7。

胡先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所以把它抄在前面，就算做我的意见。

我是主张“汉字革命”而国语的新文字应该用罗马字母来拼音的。我以为今后的国语，除文句的组织应该叫它“世界语化”外，还有一层，即新事、新物、新理非“国故”所有的应该直用西文原字，绝对不必白费气力讨论“音译”的问题。写原字比用译名的好处至少有二点：一，用译名，无论音译义译，无论译得好不好，总是彼此纷歧，绝难统一的，于是便不得不附注原字了。翻译了还要注原字，何等麻烦哪！何等无谓呀！这当然不如直写原字之明白简当了。二，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中国人倘不愿“自外生成”，要与这现代全世界的文化契合，则有许多词类和文句（不限于学术的专名）便非直用原文不可；否则总不免隔膜了一层。况且汉字的本身是有它的意义的，合几个汉字来造成一个新译名，虽然纷歧，虽然隔膜，总还有点意义。若用字母拼音，还要汉字的意义来造新译名，还真不知是什么话了。例如英语的“logio”译作“论理学”，“ethics”译作“伦理学”，是有意义的。若照“论理学”和“伦理学”六个汉字的读音译作“luennliishio”和“lwenliishio”（暂用赵元任先生所拟的“国语罗马字”），这当然是绝无意义，绝对不适用的了。然则除了这直写原文，简直没有第二个办法。（汉字中“音译”的词，更当然是写原文，如“Eroshenko”决没有照“爱罗先珂”四个汉字的读音译作“Ayllosienko”的道理，这是不用讨论的。）可是写原字又有问题了。人名，地名，有些大概可以“名从主人”，各照他们本国的写法（其实也还有问题，如俄国的人名，地名，便不能照他本国的写法；再进一层说，“Paris”还是读“巴黎”，还是读“怕黎思”？），此外一切词类应该怎样办法？单采某一国的呢，还是兼采好几国的呢？似乎多不大好；别的且不论，单就“读音无定”这一点想，就够困难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便是采用世界语的；如上文所举“论理学”和“伦理学”两词以写“logiko”和“etiko”为最适宜。不但读音简易有定，而且词性有变更或意义有引伸，便可照世界语的文规，变换语尾或添附接头语和接尾语。这真是条例最分明，意义最清晰的文字，国语中采它来充补固有之不足，比较地自然是最适宜的了。

我因为对于世界语有上述的三种希望，所以我常常很热烈的盼望中国有很多的人来学习世界语。我有一个信仰：我以为文学（不限于所谓“纯文学”）是语言文字的生命。学一种语言文字之唯一的好工具便是文学的作品。用了这个好工具来学语言文字，决不止于“事半功倍”；要是不用这个好工具，而去读那些市侩胡乱编纂的庸俗板滞毫无生趣的课本，那就要想做到“事倍功半”的地步还是很难。就拿咱们的国语来做个例吧。距今二十年前，早已有什么白话报，什么通俗的白话演讲稿，什么白话课本之类。但是它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无论“文人学士”或“引车卖浆之徒”，实在没有人爱读它的。近四五年来书房里所编的那些什么小学国语教科书之类，小学生读它与读“天地玄黄”、“大学之道”差不许多，毫不能引起爱读的兴趣。这是什么缘故？便是因为它们毫无文学的价值。反过来看，便全不相同了。中国的白话文学，虽然屡屡被文人学士们踢到阴沟里去，而实际上却是从《三百篇》以来绵延至今，并未中断，不过宋以前的白话文学只有一些诗词，偶然有几篇散文，还不是有意做的，所以没有多大的势力。元朝产生了北曲、南曲这许多伟大的白话戏剧，明清以来的昆剧、京剧等等跟着继起；明朝又产生了《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等跟着继起：这些戏剧和小说，便是六百年来“实际的国语读本”，无论“文人学士”或“引车卖浆之徒”都是爱读它们的。我敢说，六百年来的“官话”，六百年来的白话散文，全是从这些“实际的国语读本”产生的，这是什么缘故？便是因为它们都有文学的价值（虽然其中价值的高低很有不同）。六百年中的人们对于白话戏剧和小说，绝没有哪个来有意的提倡它们，绝没有哪个来认它们为文学的正宗，只因它们是文学的作品，有文学的价值，便能歆动人们对于它们的爱好心，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官话”和白话散文，这就很可以证明文学是语言文字的生命了。近七八年以来，文学革命军兴，革命的钜子们大吹大擂地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明目张胆地叫大家读六百年来的戏剧和小说；还有许多有文学的天才的人如胡适之、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诸先生努力地创造许多新的白话文学的作品；而大书坊里也请人编辑许多白话的儿童文学的书如《儿童世界》、《小朋友》之类。我知道近年以来的中小学校，凡提倡读这些旧的新的白话文学的，那边的生徒的国语都是突飞的进步。这是事实，并非夸词。由此可以证明文学的作品是学语言文字之惟一的好工具了。

世界语到中国以来，已有十六七年，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团体却也不少。但世界语在中国，现在还讲不上“发展”两个字。这固然由于它的敌人太多：老顽固党不必论；新人物之中，也颇有许多患近视眼的先生们，甲骂它是“私造符号”，乙骂它是“垂死的假文字”，有人提倡它，他们更要痛骂，说“这是药房的广告上自夸其药品之灵验的伎俩”。世界语受中国人这样无理的摧折践踏，自然是不容易发展之一大原因。但据我看来，没有良好的工具，也是它在发展的路途上的大障碍。我所看见的中国人编的关于世界语的读本，只有盛国成先生的《世界语函授讲义》（前年重印，改名为《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是好的，其他便不敢恭维了。可是我对于盛先生的书，虽然很赞美它是一部详备适用的自修的读本，但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便是文学的作品太少了。去年看见冯先生编的《初级世界语读本》，使我非常地高兴起来，因为其中很多有文学的趣味的短文。我想，中国这才有了一部很好的世界语的读本了。现在，冯先生又编了这部《世界语名著选》，我看了它的目录，知道全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是许多有名的大文学家如契诃夫、都介纳夫、托尔斯泰、爱罗先珂、歌德……的作品。我要向中国愿学世界语的人们道喜：您现在得到好的工具了！我道过喜之后，还要向冯先生要求：我希望您以后继续不断地把世界语之文学的作品编选许多书出来；我尤其希望您时时把世界语的书藉很详细地介绍给愿学的人们。冯先生！您叫我给您的书做序，我竟胡诌了这么一大堆废话，我真万分对您不起！

一九二四年五一节，钱玄同，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4年5月20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