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

居京三载，魏源无论在学问还是交结方面均获益甚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心绪方面同样春风得意。相反，屡试不中的打击困绕着他，他感到愤懑，感到无奈。1816 年冬，随着父亲魏邦鲁调任江苏嘉定诸翟巡检，魏源随父南下，开始了“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的游历、深思的人生历程。

在这期间，他不断往来于北京与湖南之间，尽游沿途名胜。特别是 1819

年至 1821 年间的长途旅行，更使他在感佩祖国山水之美的同时，对国情民情了解更深。这次游历，大致的路线是北京——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江苏——北京——山东——北京。他出北京，入山西，继游嵩山、华山，入潼关，过子午关，南下直抵成都。在成都与旧友相会之后，又自嘉陵江乘船出蜀，回到湖南。在从湖南去江苏的路上，途经洞庭湖，沿长江东去，游览了君山、汉口、黄鹤楼、小孤山、燕子矶，于 1821 年重回北京，二游泰山。

记载这次出游的是他的大约七八十首诗作。

这些诗首先描绘了祖国如画般的多娇江山。如写湘山“近水山例青，湘山青独活。无云翠濛濛，烟村尽如泼”，给人以“全身浸绿云，清峰慰吾渴” 的奇意美感；写剑阁“石石欲刺天，石石怒争壁。不见一鸟飞，但闻万马慄”，使人如身临其境，仿佛正独自攀缘于悬崖峻峭之间，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浏览魏源的山水诗，其中那雄伟豪迈的气魄更能震人肺腑。他写华山之高，说“行到云端未是尊，直穷空际始无垠”，由此激起了诗人的浪漫幻情，下决心“被发骑麟瞰大荒，我与元气谁久长”，要与华山一比高下了！在作诗的手法上，有罗曼谛克的幻想，如“青壁降我前，丹崖枕我席；瀑雪想我左，松云滃我腋。溪声以为楼，溪光以为宅”；“我欲仰空书大乘，以岱为笔天为缯。劫火不侵雨不淋，空中说与诸天听”；有新奇的比喻：“如山侧竖莲倒开，鳞甲怒作之而颏。成阵万象如潮来，门庭楼阁堂庑陔”；有铺张的排比，如“天空日堕城乌集，城头接江江水立。银龙翻江截江入，万水争飞一江急。小舟劈入潮头行，两岸倒走千山倾。梢上使船一纸轻，但以手语无人声”；更有令人扼笑不止的夸张，如“月兮月兮劝汝一杯酒，安得广寒宫里一携手。月中仙人笑回头，视如大地同一浮。汝言桂树修玉斧，谁知大地河山影万古；汝言三五有盈缺，谁知四大海水如圆玦（jué 古时佩带的半圆形玉器）”。

当然，魏源写诗，不只是尽情沉耽于秀水奇石之间，更多的则是寄情感、讽喻于诗篇。其中孕藏了作者的好恶情怀和思想观点。

在山水诗中谈史说佛，是魏源诗作的一大特点。他登上锦城，举目四望，历朝角斗逐鹿的战火风云犹如历历在目：“登锦城，望寥阔，屡朝龙战争蜗角。”他爬上泰山，站在经石峪下，望着字大如斗、雄逸高古的隶书《金刚般若经》，马上联想到它与徂徕山水牛洞、邹县冈山的《文殊船若经》同出北齐僧人安道一之手。于是，诗人“慨六朝如此墨王，而世莫知名，但知有羲之姿媚之书”，为给历史以公正，他便“爰歌以纪之”，《岱山经石峪歌》这首充斥着佛光禅玄的诗作就这样诞生了。寄托诗人对世道艰难、人情诡谲的哀怨之情，是魏源诗作的又一特点。他借高山以喻人生，说“天险尚可升，地险尚可平，险莫险于行人情”；借风云变幻以喻人生死无常：“今日之今，风风雨雨。俄焉瞩之，已化为古。”于是，他企图借大自然的飞云流彩来浇

灭心中的人间积愤：“听君歌，歌以哀，饮君流霞之酒杯，浇君胸中之崔嵬。”大有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渴望与自迷：“人间局促不可游，不如乘云遨翔九州。”魏源的诗作时而豪放飘逸，时而深沉激跃，时而辛辣尖刻，映衬出诗人

知识宏富、多愁善感的个性特征。的确，他一生刻苦追寻唐宋大家的脚印，顶礼膜拜于李杜韩白的神堂奥舍，孜孜不倦。他对自己的诗作也颇为自负，曾自诩道：“成都美酒醉千春，狂呼杜陵李白为宾主。”但是，无论如何，魏源的诗作有着它显而易见的缺憾。他的语言缺少锤炼，少有韵辙之美，遣词造句也缺乏形象与生动。特别是在诗中说佛谈玄，更严重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性和感染力。这些方面。他与李白、杜甫的精雕细刻有着天壤之别。

“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沉浸在大自然美景之中的魏源，以诗歌为武器，尽情地抒发着内心深处的兴奋、欢乐、忧伤、悲哀与惆怅。但是，当他步入书屋的时候，则完全以一种谦恭、谨慎、认真、踏实的姿态，辛勤耕耘于经史子集和鸿儒硕学之间，俨然一位博文强记的恂恂学者。从 1817

年到 1823 年，他先后注释、发微、题跋的书籍有《曾子注》、《大学古本》、

《老子本义》、《孝经集传》、《论语孟子类编》、《子思子章句》、《曾子章句》、《公羊春秋古微》、《书古微》、《诗古微》等 10 余部，并写出

过 20 多篇论文。在这些浩大宏富的著作中，魏源对先秦诸子及后代大儒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他指斥《孟子》的问答“问其所不必问，答其所不必答”，认为孟子的言论“支离不可思议”，他所教养出来的门徒也全是一些不堪闻问、追逐名利、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不知所学何道，所为何事”。在《大学古本·序》中，魏源对朱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骂他不学无术，“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对陆、王心学，他也作了尖锐的批评，斥责王阳明“变圣学为异学”，“启末流之弊”。

评讥时贤，在魏源的著作中也所见不少。龚自珍曾经提出过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它主张在全国农村建立一种按血缘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即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并组织农业生产。该组织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可分为“大宗”、“余夫”和“闲民”三等。其中前二者属于剥削阶级，闲民则是雇农，属被压迫对象。显然，龚自珍的这个“农宗”论是逆历史潮流的。魏源在评价它时，认为它是“古今所未发”，但又说“若在国家初造之年，则法亦易行”，实际上是委婉地否定了它在当时情况下有付之实施的可能。这说明即使在早年，魏源也有较龚自珍更为进步的方面。在其他篇目之后，魏源也多有按语，或赞扬或抑揄，不一而足，并非一味阿谀。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是他对穆彰阿的冷漠无情。魏源很早就以诗文“名满京师”，加之他攻史研经，学识渊博，在京城内是很有些名气的。1816 年，曾有人把他举荐给当朝灸手可热的权臣穆彰阿，穆则赞美其才，欲为所用，竟屈尊到魏源寓所造访。但是，魏源鄙其为人，对穆彰阿显得傲慢、冷淡，使穆的目的难以达到。

魏源的学问，在当时不只是闻名于熟人圈中，一般人对他也多有所知。京城中一度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记不清，问默深（魏源的字）；记不全，问魏源。”

然而，赞誉归赞誉，封建时代文人们获得成功的标志却只是科举场上是否取得了功名。在这方面，魏源的运气又偏偏坏得出奇。29 岁的时候，他又一次步入乡试的考场。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了。前两次，他只考中了副榜。也许是多次临考、经验丰富的缘故吧，这一次他以顺天府乡

试第二名的成绩考取，终于成了一名堂堂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