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师夷长技以制夷”

农历 1842 年年底，新春的景象已经笼罩了苏北的扬州城。家家户户进进出出，已在忙碌着备年货、穿新衣了。魏源划上了《海国图志》的最后一个句号，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赶在年关之前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 1842 年是魏源一生中很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写成了 40 多万字的

《圣武记》，又编选了长达 50 卷的《海国图志》。到此为止，面对积贫积弱的清王朝，魏源坚信自己找到了拯救国家的最佳途径——“师夷长技”，鼓吹武功。

不过，此时此刻，他仍在担心自己的“师夷”主张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回想当初编选此书的动机，正是受到战争初期英军已攻入家门而我们还在询问英国在什么地方的闭塞无知的触动。但那种感觉当时不就自己才有吗？别的官员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曾认为多余吗？后来林则徐注意掌握“夷情”却被谪伊犁，自己所做的事情正是了却了林兄的长久的夙愿，这种背景下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太过大胆、且有点不合时宜呢？

然而，魏源毕竟是魏源。近 20 年的幕僚生涯使他早已习惯了为人轻视、被人蔑视的那些情景。作为一介文人，如果连鼓吹、呼吁的勇气都没有了，又怎么去挽救时弊、效尽匹夫之志呢？想到这里，他暗示自己不用过虑，是真知必然会为人接受。他坚信自己没有错。

的确，魏源的主张是有些超越时代、石破天惊的味道。对此，他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因为估计到了“师夷”一说可能遭遇的种种阻力，当他在

《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阐明其全书的宗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时，就反复强调了“平人心之积患”的极端重要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魏源这一划时代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一比较详尽的介绍。

《海国图志》实际上是一部围绕“师夷”、“制夷”编选的时事文集。按照魏源开列的“制夷”方策，其第一步是从变革观念开始的。

魏源说，人心之积患是无形的东西，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之奸民，也非吸烟贩烟的莠民，而是存于人们心底的根深蒂固的“虚”与“寐”。所谓虚、寐，就是人为地粉饰、骄狂，不求务实但求称功的虚伪、愚昧的思想意识。去寐祛虚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愤”与“忧”。“愤”即愤怒、发奋图强，与麻木不仁正好相反，“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忧”即忧虚、忧国忧民，与盲目乐观相反，“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海国图志》编选的首要目的就是使读者忧虑国事，“师夷长技”，以达到“制夷”的最终目的。

《海国图志》最初完成时，只有 50 卷，1846 年魏源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其增补成 60 卷本。1852 年他又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大大扩充了原文，达到 100 卷，使这本书更具实际意义。

《海国图志》全书编选的主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所收入的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当时情况下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这里重点就“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内容加以介绍。

1842 年成书的 50 卷《叙》中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该口号第一次完整的表达。但它的形成则早在它的准确表述之前。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也远在明代初期。但是，中国人真正地注意西方则是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其标志便是林则徐的那段名言，即对于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所引起的中国统治阶级对西方“藩邦夷族”的普遍重视。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在注意和研究边疆史地、正视外敌入侵现实的同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英俄等国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它们又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中，他们发现了“夷”国坚船利炮的长技和长于对外贸易的特点。但在战争之后，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大清帝国有向这些国家学习的必要。战争期间，林则徐首先提出了自造船炮以“防夷”、“制夷”的问题，并见诸于行动。但那时的魏源，在认识上较林则徐要迟钝得多。比如，在《圣武记》中，他就曾公开主张过“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鸦片战争后期及以后，魏源通过编辑《海国图志》，对西方殖民主义靠掠夺致富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师夷”、“制夷”的主张也逐渐地得到了完善。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是魏源在继承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并吸收同时代人的“师夷”、“制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魏源是这种思潮的集大成者。

“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具体内涵。首先，它包含着这样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夷”之长技有哪些？二是如何“师夷”，即如何变“夷”之长技为我之长技？三是所谓“制夷”，怎样才算达到了“制夷”？

“师夷”、“制夷”，必先“悉夷”。这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观点。他严厉抨击了清朝统治集团昏庸无知、冥顽不化的顽固态度，嘲笑这些人“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并感慨英国在新加坡建英华书院，教汉语文学，刊中国书籍，“洞察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知其背景。为此，他呼吁：“欲制夷患，必筹夷情”，“驭边在先悉夷情”，把了解敌情放在了一切事情的首位。他深刻阐述了“悉夷” 与不“悉夷”的利害关系，指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魏源积极研究了“夷”之长技，提出了“师夷”、“制夷” 的种种策略。

何为“夷”之长技？魏源曾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但他并不认为“夷”之长技仅此而已。除了这些军事方面的长技以外。“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浮巧。”比如民用轮船，用它通文报，则长江大河，千里之遥，昼夜即达，可省邮递之烦；用以办事，无论朝见皇上还是南下闽粤，十天半月便可完事；以助战舰，则可以牵引受损的战船，避免触礁的危险。像这样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器械还有很多，他举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等，然后加以概括总结，认为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也就是说，凡借助自然力量，经过一番研究，能使其得到科学利用的新工艺、新技术都可称为长技。这样，可师之长技绝不只限于军事方面。除了对军事力量强盛看技术进步等的赞赏以外，魏源对美国和瑞士等国

的联邦制和议会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也极为倾慕。他曾高度赞扬美国的近代资产阶级联邦制度，称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有“武”、“智”、“公”、“周”四大优点。他是这样解释的：美国几十年中赶走英国，尽复国土，而且不断地向西扩张，能不说它“武”吗？美国在从英国手中取得解放的过程中，巧妙地借助了法国的帮助，远交近攻，能不说它“智”吗？在建立政权时，一变古往今来官民隔阂，人心皆向，能不说它“公”吗？议事时，广听博引，选官时唯才是举，一级级自下而上，众人说行则行，众人否定则否，众人喜欢则从，众人厌恶则弃，总是少数服从多数，能不说它“周”吗？魏源还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总统设置和学位、议员的选举办法。在谈及瑞士的议会制时，他介绍说：瑞士不设帝王，以数名贵族共同办理国事，基层则公推乡官，并无封赐，其国内秩序井然，真称得上是“西土之桃花源。”这些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的确比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进步得多，优越得多，但是魏源看到的却只是些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尽管如此，魏源也只是羡慕而已，他并不主张去学习。因此，魏源的思想仍然未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藩篱。总之，相对于所处时代和当时满朝文武愚昧自大的状况来说，魏源能看到外国侵略者的上述长处已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悉夷”的目的在于使其长技引为我用。那么，如何“师夷”呢？

魏源说：“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máo 古时使臣外出时携带的象征授权的杆旗，因杆头用牦牛尾装饰而得名）。”要“师夷长技”，要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利用西方的先进器械，就必须了解西方的现状；而要了解西方的现状，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选拔人才。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在用途众多的人才之中，外交人才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能者可能学到外国的长处，完成御侮的任务，庸者则可能不仅收集不到外国先进的资料，而且只会误国卖国。魏源把选拔外交干才看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条件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师夷”的具体步骤和办法，有以下几点：

一、设厂雇洋匠，传授工艺制造和使用技术。他说，英国的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则十分平常，我们真要去学，并不困难。据此，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处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师傅从法、美两国聘请，工匠从福建、广东的能工巧匠中选拔。这样，不出数年，西洋的造船、修船、驾驶，造炮技术就可以尽为我用。我们也不必事事仰赖于洋人。二、购买洋炮洋船，以备学习。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就有过“造炮不如

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他虽然不再反对造船造炮，但仍把购买船炮看成设厂雇洋匠的补充。他说：通过洋师傅学得奇技以后，“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因此，他主张凡外国人有愿意把船炮卖给我们以抵销关税的，应尊从其便；闽、粤商人去南洋贸易，有愿意购买船炮转卖官方的，也应予以鼓励。

三、建议政府增设考试科目以培养技术人才。他说：“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只要统治者重视，在闽、粤二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给予会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凡能驾驶舰船于飓风浪涛之中，能熟悉风云变幻和海路情状，能使用枪炮百发百中者，均赐给行伍出身；凡水师将官，必须出身于船厂、火器局，否则要由舵工、水工、炮手拾级晋升。科举考试的命题是引导知识分子

学习的指挥棒。只要项目设置合理，对于迅速造成全社会的“师夷”之风定会非常得力。

四、师西洋选兵练兵办法，淘汰粤省水师中的虚伍冗员。魏源认为，组织一支精干的军队，重要的是选兵，而选兵制必先对其“赡之厚”。“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为此，他提出“每出兵，以银二十圆安其家，上卒月饷银十圆，下卒月饷银六圆。”对于厚养军队，一般人一旦提及，马上以经费短缺为由进行非难。而魏源认为：“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五、提倡官办民用工业和商办工业。魏源提出自设军事工业的建议以后，

有人即驳难说：军队所需要的武器及战舰等毕竟有限，按西方各国的速度，只需一二年便可生产出足够军需的武器，之后，这些工厂不是就没事可干了吗？对此，魏源回答说：船厂不只是制造战舰，战舰造成后，则可以为闽、广商人大造商船，他绝不相信经常出海贸易的商人对技术先进的商船会没有兴趣。此其一。第二，除生产商用船艘外，“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里，魏源最早提出了先发展军事工业，然后再发展官办民用工业的“师夷”步骤。在官办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魏源认为可考虑“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的这一建议是十分大胆的。在清王朝统治之下，私养兵的亦属非法，何况私铸兵器，更要遭杀身之祸。而魏源却主张商民自行设厂制造枪械，这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

六、开译馆，译外情，以加强边疆防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魏源曾经写诗道：“题本如山译图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漠？夷情夷技得夷图，万里指掌未沙如。”开译馆不仅是为清朝贵族处理国家政事解决满汉文字对译之困难，更重要的是了解“夷情夷技及夷图”。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普及工作，对于“师夷长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七、变革过去陈腐的观念和制度。魏源知道，西方各国以获利为根本。在西方，商业远比农业居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他要求改变过去“重本抑末” 的观念，提出了“缓本急标”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时代已是商业重于农业的时候了，人的观念自然也应该随之改变。

从以上“师夷”的论述看，魏源已经达到了当时情况下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更为可贵的是他从理论上提出了“师夷”的具体步骤：先有官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然后再有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大致的步骤就是这样。由此可见，魏源是洋务派思想的先驱，启迪了洋务运动的到来。

“悉夷”、“师夷”，最终目的在于“制夷”。了解“夷”之长技，学到了别人的先进技术，并不能算已“使敌失其所长”。那么，怎样才算完成了“制夷”的任务呢？

魏源在提到“制夷”时，也常常提到“攻夷”和“款夷”。“攻夷”即在战场上与外敌进行直接的军事斗争。这种斗争可以是我正规军队与敌军作战，也可以是我方通过外交手段使别国与我之敌军作战，也可以是我之不法莠民与敌军作战，即以我攻外敌，“以外敌攻外敌”，“以汉奸攻逆敌”。此三者都属于“攻夷”，共同点是皆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款夷”指以和平

的外交手段在敌国之间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这些矛盾，团结其他的国家来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给予另一个国家某些利益，吸引敌国向我屈服；二是团结其他国家使其向敌国施加压力，迫使敌国屈服于我。“款夷”的特点是利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不是采取战争手段，但并不排斥以武力为后盾。所谓“制夷”，其标准是“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他曾说：“制夷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制夷”就是“驭外夷”，使敌人为我所用。可见，魏源的“制夷”绝不是只求一战一役的胜利，而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科技、富国强兵的前提下，使敌人永远在心里屈服于我。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救国救民途径，首开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端倪，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界。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无不以魏源为其先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后追忆自己的洋务思路时就曾这样写道：“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至于后来左宗棠收复边疆的历史贡献，也是对林、魏早年防俄、抗俄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卓越继承。此外，王韬盛赞“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欲以一生精力，辑成《海国图志》一书，以备国史四裔志之采录”。康有为推崇《海国图志》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认为，如果要追溯 19 世纪新思想的起源，则不得不从龚、魏说起。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在国内还要大。大约在1851 年左右，此书传入日本，各种译文达 20 余种，各学馆纷纷以此书作为世界史地的教科书。当时日本的学者有的称它“实武备大典”，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最为有用”、“非他书可比”。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佐久间象山等都研读过《海国图志》，梁启超在追寻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根源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地演出了倒幕维新的现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