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鸦片战争期间

1839 年 5 月的一天，魏源在扬州的家宅“洁园”中接待了久违的老友龚自珍。他们先是绕园一周，魏源不无兴奋地讲述着近几年来他如何经营票盐、如何失败、后来又如何大获利润的经历。龚自珍惊讶的是，眼前这位谦谦儒子居然有这般能耐，用自己赚取的银两修起这算不得豪华却也舒适的宅子。说着说着，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到了他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政局上面。

龚自珍这次是因为受不了礼部中那种扼杀人性的倾压与无聊而辞官南归的，自然少不了愤怒与感慨的悲壮。而魏源也有感于满腹经纶却无处挥洒， 长嘘短叹。他们谈话的气氛当然轻松不了。

然而最使他们忧心的还是鸦片泛滥所已经和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和严重后果。

魏源慷慨激昂，指斥眼下白银外流、漕运败坏、盐政日弊、水利失修，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鸦片烟毒得不到及时查禁而导致的。他还担心地对老友说，如果朝廷不尽快设方禁绝鸦片，特别是从朝廷的上层官员开始戒瘾禁烟，边境的危机将为时不远。

其实，就在魏源作如此预测的同时，英国资本家已经下定了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决心。

几个月以后，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出兵中国。

然而，战争的爆发虽为魏源所不愿看到，却也为他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1840 年 8 月，接到友人黄冕的请求，他来到浙江宁波的饮差大臣伊里布军营中参与审讯英军俘虏、炮兵上尉安突德。审讯中，他边审问边作记录， 详细笔录了该罪犯的供词。后来，就是根据这些供词，又采集参考其他资料， 写成了《英吉利小记》。这便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情况的文章。

这次审讯，使魏源对中国人的闭塞深有感触，也使他对英国侵略者的本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写道：英国的商船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发现防卫不严的国家，就赶紧请来本国的军队对其以兵压境。破其围城后，或者使其成为自己的属国，或者将其瓜分为几个小国。据说美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就是被它这样占领的。说到鸦片，他经过考证指出：英国本国并不出产鸦片，也没有人吸食鸦

片，但是，英国却因为向国外大卖鸦片而大获其利。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靠的就是鸦片贩卖。

他还以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朝廷中投降派那种“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

1841 年 2 月，魏源经林则徐介绍来到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 协助其抗击英国侵略军。在防守定海的战役中，在建城问题上，魏源主张“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郛（古代城圈以外的城墙）”，这样可以避免分散兵力，便于集中力量守住定海。当时，定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但左右两面并未靠山，城外二三里地方还有一条道头街约一里多长， 定海三总兵却主张修筑外城时，把道头街也包括在内，左右两面则以山为城。魏源与他们主张的差异就在于筑外城时不要包括道头街，左右两面也不要靠山，这样只留一面以山为城，防守时兵力集中，“城足卫兵，兵足守城”， 可以万无一失。但是魏源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实际上，魏源的建议也不见得

十分正确。后来定海失陷，魏源认为是英军“乘我守疲”时登山入城，是带有偏见的。定海防务的建议未被采纳，魏源感到十分委屈，情绪一落千丈。正如他所说：“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之后，英国从舟山撤军，老友黄冕奉命前往善后时，邀魏源一同前往。在那里，魏源看到英军狡猾无信， 清军虚骄自大，朝廷则战和不定，对前线抗敌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不久以后， 他便怀着十分愤闷的心情离开了浙江。

1841 年 7 月，林则徐被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从广东遣戍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镇江）时，与魏源不期而遇。旧友重逢，又同是天涯沦落，追昔抚今，不禁百感交集。在长江岸边，他们举杯共饮，对榻长谈，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积郁和悲愤，通宵达旦。临行前，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力收辑、编译的介绍西方国家地理风土的《四洲志》及派人偷摹的洋船洋炮图交给了魏源，希望他在其基础上加以扩编。魏源欣然接受。之后的一年内，魏源辛勤劳苦，日夜编撰，终于在 1842 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50 卷的编纂工作。那部书便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的。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林则徐在京口小驻后，又匆匆启程。魏源依依不舍，特赠诗两首， 以作纪念。其中一首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西戒图”，是林则徐、魏源两个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西北沙俄威胁的忧虑。

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满怀爱国激情，希望在前线的抗敌斗争中有所建树。但是清朝军队腐败不堪，帅命非人，将不知战，使他非常失望，激情难胜， 又不得用武之地，不能操枪就只好拿笔，继续议论时政，针贬时弊，谋图对前线抗英战事有所裨益。从 1840 年到 1842 年间，他先后写成《寰海》10 章，

《寰海后》10 章，《秋兴》11 首，《秋兴后》13 首，《筹河篇》上中下 3 篇及著名的信史、绝作《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并与他人合作编著了《淮北票盐志略》、《定庵文录》、《定庵外集》等书， 合计不下百余万字。这些著作或慷慨陈辞，评判时事，或痛心疾首，总结教训，或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其中洋溢着作者无限的爱国激情，体现了魏源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寰海》和《秋兴》诗包含着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爱憎之情，蕴藏着他的许多感爱。诗中多处痛骂琦善等投降派误国误民，为林则徐遭受不白之冤大鸣不平；痛斥清政府不辨黑白，滥惩无辜，指斥它在战争中战和不定“争战争和”、“忽盟忽叛”、“浪攻浪款”，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在敌人大炮威胁下被迫缔结城下之盟以后，清政府仍然不知重振精神、革故鼎新，借着结盟的机会加强边防，以图亡羊补牢，却粉饰太平，把纸上条文当成“万年和约”，把暂时的停战看做永久的“承平”。他强烈呼吁清政府选好外交人才，“师夷技收夷用”，“借款盟修塞备”，以图再战。

三元里抗英的胜利，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在这些诗中，魏源热情歌颂了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映了魏源对人民武装抗英力量的高度重视。诗中写道：“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通夷”。

魏源歌颂人民、歌颂为抗击英国侵略军立过功劳的一切英雄。主战派大臣王鼎因反对投降派头子穆彰阿愤而自杀，魏源对此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和同情。他专门作诗赞扬王鼎不惜尸谏的爱国之情，并痛斥琦善等人陷害忠良， 投降卖国的恶劣行径。他这样写道：“屡闻闽海获余皇，大有蛾眉妬雁行。

三级首功收魏尚，九边矫诏罪陈汤。若从露布衡虚实，试较要贤孰短长。寇拜海中恭顺奏，炮安阜顶协和章。”

当然，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所写的著作，以《海国图志》、《圣武记》影响最大。由于《海国图志》在以后的 10 年中还曾不断扩充，直到 1853 年才最后定稿。这里先说《圣武记》。

《圣武记》成书于《南京条约》签订的当月，长约 40 万字。这部书，按作者的说法，是在他“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所积” 的时候，“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写成的。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丧权辱国，误国病民，魏源为激励人心， 发愤图强，著成此书。其目的是“师前圣前王”，“补过于来时”。所以， 在《圣武记》中，魏源历述清初武功，详细而全面地描绘了鸦片战争的图景， 并提出了亡羊补牢的希望和具体方法。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的信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书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总结了三点教训：（1）将命非人，贻误战机；（2）战和不定，防守失当；（3）战略战术上错误迭出。关于清朝政府最迫切的时务列举了四点：（1）严禁鸦片；

（2）疏散在京的八旗子弟，使他们自食其力；（3）“缓本急标”，即重视农业的同时，发展工商业；（4）改革币制，遏制白银外流之势。凭心而论， 这些观点未见得非常准确，但其中浸淫、充斥的作者那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却时时地令人感慨、令人激奋。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始则置身于前线，继则潜身于书案，无论是动是静，总是在爱国主义意念的引导之下努力地奋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