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寄人篱下，虽然可以使自己的抱负更趋近于实现，但同样会因为较多地接触现实而变得心情更加沉重。这种情况下，有人消沉，有人激奋，多数人则会在无奈地认命后依然积蓄能量，静待有所作为的那一天。魏源即属于后者。

1829 年，年已 36 岁的魏源在经过两次会试的折磨之后，违心地出钱捐得了内阁中书舍人的职衔。但这只不过是个空名。从日常的生活内容来说， 读书、思考、撰著仍然占据着主要位置。

离开贺长龄以后，作为文人的魏源在对社会的认识上更加深邃、更加敏锐。《默觚》就是反映他这一段时间内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政论集。其中的哲学氛围较以往的著述更为厚重。

默即默深，觚（gū即古代写字用的木板，指简牍），合起来即可译为魏源的读书笔记。其主要思想包括他的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才观。

在认识论方面，他坚持行先知后说。他举例说：住在山区的人，了解不到水上行船的危险性；住在水乡的人，你不可能与他谈论翻山越岭的那份艰难与辛苦；善相马者不用按图索骥，善治民者从不拘泥守旧。由此，他十分强调感性认识，并把直接感性的经验看成获取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这些观点与当时居于正统的宋明理学的“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全然背道而驰。

在历史观方面，理学唯心主义坚持历史退化论。它把历史截然分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认为夏、商、周三代是“王道”政治的“黄金时代”，而三代以下“教化不行，风俗颓败”，一切都不如三代。魏源针锋相对，认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一、汉文帝刘恒废除肉刑，说明三代刑法比后世更为残酷；二、秦始皇行郡县，以替代“封建制”即分封制，说明三代私，后世公；三、用人方面，三代“贵以袭贵，贱以袭贱”， 后世则取“贡举”之法，任人唯贤。这都表明后世较三代更为进步。从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魏源认为对古代的东西，“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所变是否合理，则以其是否顺乎民心为标志。他说，租庸调变为两税法，两税变为一条鞭，是“人情所群便”的变革，但如果要舍弃一条鞭法去恢复两税法，舍弃两税法，恢复租庸调制，连三代圣王恐怕也不会去做。而这样的倒行逆施，也会如“反江河水而复归之山”一样困难。如果真有人依着理学家们的退化论史观去做，不俗则必愚。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魏源认为，变古、改革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势”所必然。这种“势”迫使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不会以所谓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亥之世复还至于无甲兵”，“虽圣王变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天下大势所趋，圣王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这里，魏源的“势”，指的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进化趋势。

但是，魏源的历史进化论点很不彻底。他认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 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变”是历史进化的趋势，“变”是世间一切事物的特性，但唯有“道”是例外。他的道就是：“君令臣必共， 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的“三纲”所维系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不变的“道”决定了魏源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无法冲破地主阶级思想的藩篱，也决定了他的改革设想以不变革封建制度为其根本原则。魏源的历史进

化观还有个极大的缺陷，就是他沿袭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把历史的进化发展局限于“太古”、“中古”、“末世”的圈子以内，使历史的发展陷入了无限的循环往复之中。

根据上述的历史进化观，魏源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思想。首先， 他认为，当时的清朝，已处于三世之“末世”，唯有改革是其正途。其次， 他积极倡言改革，认为“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由此四点去思考改革，则会无往而不胜。而关于漕运、盐政、河治的一项项改革方案，也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中渐趋完善的。

《默觚》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除上述哲学和社会改革的思想之外，最值一提的是它的人才观。魏源认为，人才问题至关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正因为魏源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政治的无比重要性，才对人才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关于选拔人才，他认为：首先要使全国上下能畅所欲言，这样才有利于人才的发现与选用。用他的话说就是：“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才愈幽。”其次，国家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偌大的国家，人才不会没有，“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匿”，只要重视发现人才，不怕没有人才， 可怕的是不去注意发现。关于用人，他强调，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长，知人之短，知人长中之短，知人短中之长，要真正做到知人，是十分困难的。人才的聪明贤能与否，“上知下易”、“上知下难”，君主对于臣相的了解不如大夫，臣相对大夫的了解不如士，大夫对士的了解不如民。其次，所谓用人，实际上就是“取人之长，避人之短”，这也是用人的本质和关键。在他看来，人的“才”与“能”是有区别的，一般人以能为才，实则大谬不然。“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用人时最忌讳、也最易出现的一个错误是“以言废人”、“以言举人”。这应该尽力避免。

《默觚》显然只是对某些哲学、历史、人才问题的理论探索，而体现这些理论观点的实践则是随后对盐政改革和水利建设的系列思考。

盐政始终是自然经济状态下封建统治的要政之一。而盐政改革的要害也往往集中于是官方垄断贩盐还是由商人参与竞争的两难选择之间。统购统销、食盐专卖政策可以保证百姓不因食盐短缺群起闹事，但官商中饱私囊， 形成官员贪污腐化现象却难以禁绝。一般商人参与贩盐可以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不能确保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正因如此矛盾，历代封建王朝多数情况下采取盐政垄断的策略，只是在贪污腐化之事臻于极致之时才开放盐禁于一时。魏源是盐禁开放论的倡导者。这不仅源于他那改革的一贯主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曾有过一段亲身参与贩盐的经历。1835 年前后，家父病逝，魏源因缺少治家经验，“以致连年负累几乎身家荡尽”。大约从 1836 年开始，魏源与人合作，从事贩盐。当时，淮北票盐法已经施行了好几年， 买票贩盐营利已大不如前。据魏源所述，当时运盐销盐利息不足 3 分，即大约 30％。虽然如此，由于他“流落江淮，无可谋生”，不得不“就近经营， 以为免死之计，非择其利厚而为之”。尽管看起来魏源对经营贩盐的营利不十分乐观，但他还是承认“卜地既成，而宿负亦偿”。他在扬州的居宅“洁园”便是他经营票盐获利以后所建。通过经营票盐，魏源也提出一些经商之道。他曾颇有感触地回顾几年来奔波逐利的辛酸，认为：“谋生一事，视乎人之命运，人弃我取，固不必舍近而求远，舍逸而就劳也。”

水利建设也始终是魏源关注的焦点之一。早在 1814 年，第一次随父进京途中，魏源就对沿途黄河决口，淹没民田、民宅的凄惨情景深有感触。他曾以梦寄情，殷切希望能尽快解决水利问题，写下了“旅客有奇梦，梦游古华胥，手持水利书，副以沟洫图，拜献神禹前，冀免斯民鱼”的诗句。1819 年， 永定河发生水灾，两县被淹，同时，黄河在三处决口，造成村庄、沃田没入水中，老百姓生活陷入绝境。1824 年，淮河在高堰决口，致使漕运梗阻，京师一片恐慌。1829 年，湖北和江淮地区大水成灾，良田尽废。短短十几年间， 大灾隔三见五，小灾连年，河患成为清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困厄和弊政。1830 年到 1842 年之间，魏源先后写下了《湖北堤防议》、《湖广水利论》、《筹河篇》上、中、下等几篇专门研究水利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黄河、淮河、长江、汉江等大小河流的治理和防患，从历史到现状，从水灾发生的原因到治理水灾的办法措施等分析深入，研究细微，见解独到。但是， 尽管如此，魏源的有关建议却无一被付诸实施，这是极令后人抱憾和扼腕的。

总之，在由“经世致用”到后来奠定魏源思想家地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间，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对漕运、盐政、河防三大弊政的改革建议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