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幕贺长龄

大概是反复出入考场的原因，中举的魏源似乎并未显出应有的兴奋。这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读书、交友、考察、访问，过着失意文人的生活。

旧时的官场，士子们埋头读书，为的是有一天能够赐官受爵，飞黄腾达。但斗转星移，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于是，官场中衍生出一种达官显贵收罗落魄文人的幕府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文人们抚慰了自己学以入仕的渴望，官员们博得了爱才惜才的美名，双方各得其愿。多次科举不中而又已过而立之年的魏源，此时也不得不走上了投人帐下的世俗之路。他的主子是他的同乡、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

魏源与贺长龄相识还是 1814 年的事情。那一年，魏源 20 岁，贺长龄 29 岁。那以后，同乡和同龄人的双重缘分使他们交往越来越多，关系也日见深笃。贺长龄由于中进士较早，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相比之下，魏源则辛酸坎坷，心中充满了愤懑。时过 12 年之久，贺长龄已是官场中的后起之秀，而魏源却依然到处游荡。眼看着这位老乡怀才不遇，自己却手下乏人，贺长龄将魏源请到了自己的帐下。从 1825 年到 1827 年，贺长龄主持江苏财赋之事

3 年，魏源帮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再是就当时关系京师稳定的大政——漕运问题考求古今、南北奔波，提出了详尽而周密的改革方案。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康乾盛世已成历史的记忆，嘉庆朝的余晖也已荡然无存，道光皇帝虽正值青壮之年，但是，面对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他似乎振作乏术，一筹莫展。翻阅有关的史书，眼前充斥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各地水旱灾害连绵不断，鸦片输入日盛一日，各种组织的兵变、民变、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漕运、盐务、河防、货币号称四大时弊。但另一方面，学术界乾嘉考据学风依然强劲不衰，清初惨烈的文字狱之冤使很多文人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慄，他们虽不满于现实，却只能困守斗室，皓首穷经，做着连他们自己也深表怀疑的考证、补遗的学问。一批进步思想家已不安于书斋清静，而是忍受着内心焦灼的急迫呼吁积极入世，以求参与现实、“经世致用”。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正是在这一时势下应运而生的。这正如他在该书序言部分所讲的：“人积人之谓治，治相嬗成今古”，欲求救治时务的良策，必先知前代典制及处理各种急务的办法。因此，他“鸠聚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编选清初至道光以前的官方文书，私人论述、奏疏、札记等，共 1300 余篇，分成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

刑政、工政 8 纲 63 目，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共计 120 卷。基于辟除空疏、讲求实用的指导思想，《皇朝经世文编》的编选原则是“切于当代”，益于时务。大凡“古而不宜”，“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筌”读quán，捕鱼竹器；蹄，捕兔器。筌蹄，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即在历史上虽不失为救世良方，在现实中却不济时务的文论，“皆所勿取矣”；对于那些“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而只要是经世之作，不论难易，“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苍议”，“或大册鸿编”，皆选收入编。至于各种观点的论著，魏源采取了“广存并蓄”的态度：“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由此可见，这部《皇朝经世文编》是研究清初开国至道光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也

是当时主张改革的进步人士所必读的参考书籍。它的编成，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体现。

《皇朝经世文编》不是一气呵成的。1825 年上半年，魏源受贺长龄嘱托开始编辑。同年秋他两次南下上海筹办海运，此后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漕粮海运问题上，1826 年初，他又赴北京参加会试，再次名落孙山。担任这次会试的考官之一刘逢禄对龚自珍、魏源的考卷十分赞赏，极力向当权者推荐，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刘逢禄特为此赋《两生行》表示惋惜，其中称魏源是“无双国士长沙子”。历史上早已惯用的龚魏并称正始于此。考试落选后，魏源返回苏州，又继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于当年冬天辑成。在该书序言中，魏源以贺长龄之名申述了自己的哲学、史学思想，论述了事与心、法与人、今与古、物与我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关系，反映出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色彩。而这些观点，尤其是它书中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随着该书的传播很快深入人心。此后“经世文编”几乎成为学术文论的流行体裁，风行海内外。到清末，国内同类的书籍已有 10 余种之多，而这些饱含着济世渴求的鸿论正好成为日后人们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

1825 年至 1827 年，魏源除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以外，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漕运问题上。在这期间，他曾经奔走于南京、苏州、上海之间，协助贺长龄、陶澍（江苏巡抚）等地方官员组织海商试行漕粮海运，并广收资料，极力阐述，宣扬改行海运的必要性、迫切性及重要意义，留下了有关漕运改革的大量著作。

漕粮，是旧时中国历代政府通过水路向京师所供粮食的专称。清承明制，继行长运制，即由官军担任漕粮的全部运输任务。嘉庆年间，洪泽湖泄水过多，致使运河水浅、干涸，河运漕粮受到阻滞。嘉庆皇帝曾令江、浙大员筹行海运，但最后还是被守旧大臣以“谨守前人成法”为由，予以阻挠。从那以后，河运虽然勉强维持下来，但耗资巨大，弊窦丛生，成为百姓的一大重负。史载这是“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1824 年，淮河在高堰、山盯等处决口，河道水浅，漕船难行，漕运受到阻梗。眼看着南漕不能北运，京师大量的官、军食用问题难以解决，清政府十分惊慌。第二年，运河漕粮船夫、水手因忍受不了运官、屯丁的压迫勒索，纷纷起来反抗，人数一度达四五万人之多，使清政府更感到难以应付。面对这种形势，有人提出实行海运，道光皇帝下令各有关地方的大小官员就其辖境情况筹议上奏。结果，有一批守旧官员仍然不思改革，奏议阻挡海运的推行。但他们又无法通过河运把漕粮运往京师，最后受到皇帝的严厉惩处。之后，在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的建议下，道光帝下令改行海运，并命令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筹办进行。

魏源当时是漕粮海运的极力主张者。1824 年，贺长龄聘他入幕，正好使他得到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海运推行以前，魏源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出席陶、贺主持召开的由海商参加的筹办海运座谈会，通过详细调查和反复论证，协助他们制定出了海运计划。同时，他还撰写了上下两部《筹漕篇》，并代贺长龄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替松江知府作《道光丙戌海运》。这些文章的主旨在于证明海运势在必行，并劝地方官员当机立断。其中历述各朝漕运成就、详列漕运改革措施的文字更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良苦用心。魏源的上述所作所为对实行海运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动作用。海运实行后，他参加募辑了《江苏海运全案》一书。该书共 12 卷，凡有关这次海运的谕旨、章

奏、案牍及海运的全部细节都尽收入编，是有关海运的最为详尽的清代历史文献。

关于实行海运漕粮，魏源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他说，河流通畅则河运易行，河运阻塞则以海运为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当时组织海商运送漕粮，也正是亘古未有的大好时机。他曾说：“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失，而有官运，无商运。其以海代河，商代官，必待我道光五年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这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证明。首先是地利，即清朝国都北京离海近，不像以前各代都设于内地，离海太远。同时，漕粮的主要来源地江、浙两省都是临海省份，不比其他各省远离大海。其次是“事”势，元明两朝的海运都由官方推行，而他所主张的海运则由海商经营。习惯在海上航行的商人对海就像行惯了河流的人对河那样熟悉。第三为“时”势，用他的话说，就是推行海运“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更募，费不别等也”。除此之外，海运还有三利：“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

经过陶澍、贺长龄及属下官员和幕僚魏源等人的精心策划，1846 年漕粮正式改由海运。这年 2 月，第一批商船从上海出发，共运米 1122000 余石，

占全部漕米的三分之二左右。以后继续运送，到 6 月初即告全部运完，共计

装载正米毛谷米共 1633000 余石，共用沙船、浙江蛋船、三不象船 1562 只。这次海运的结果，不仅未遭风险，而且时间缩短、经费节省，还避免了各种杂费及中饱、勒索、贿赂等无法计算的虚耗，效果不错。

1846 年漕粮海运完毕以后，魏源写了许多文章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革建议及以后办理漕运的具体方针。经过海运实践，论意义，原有的三利变成了六便、四利：“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论经验，有三个环节最重要：“招商雇舟”、“在南兑米” 和“在北交米”；至于以后拟行的方案，似以折衷为上：永行海运，辅以河运；江、浙漕粮常行海运，湖广、江西各省漕米以运河运送。

关于漕粮究竟应该河运还是海运的问题，表面看纯属技术上的选择，但是，魏源却从中体察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这场争论至少告诉人们：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勇变通”、“夷艰险”，只有去掉“人心之积利”，才能“百废可举”。总之，改革过程中，“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这或许就是魏源愿意在此问题上绞尽脑汁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