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民国成立

当黄兴从武昌回上海时，全国已有许多省份继武昌起义之后宣告独立。汉阳陷落后，武昌局势一片混乱。清军不时隔江发炮轰击。12 月 1 日，

一颗炮弹命中了军政府办公楼，黎元洪吓得逃离了武昌。从战略角度来看，没有了汉口、汉阳这两个城市作为屏障，武昌是难于防守的。所以，湖北军政府当局听到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出面斡旋，建议停火 3 天的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停战达成了协议，并曾多次延长，重申有效，而且推及全国其他地区。

月 1 日，黄兴抵达上海。早在 11 月初，上海及其郊区就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光复了。

12 月 2 日，江、浙联军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攻占了南京。南京的光复

比汉阳的失守只晚 4 天，它抵销了起义者在武汉的重大失败，重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革命力量的中心，从四面受敌的武昌转移到了南京。

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脱离清廷，革命党人日益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11 月 7 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革命当局征询意见。为了取得各国列强的承认，并联合起义各省一致行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是事不宜迟的。

上海的军人集团，试图把革命中心这种有利地位从武昌转移过来，建议各省派代表到上海。

11 月 15 日，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天后，宋教仁和其他 5 省代表从上海打电话给黎元洪和黄兴，对以湖北军政府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事表示承认。

12 月 1 日黄兴到上海。2 日，南京光复。4 日，上海、江苏、浙江 3 都督与留沪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兼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个决定立即电告了湖北和各省当局。第二天，在上海的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大元帅负责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 月 26 日，各省代表联合会接到黄兴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力辞大元帅之职，因为他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就不去就职，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没有回国，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的路上，如果我抢先就职，会引起误会。太平天国起初发展很快，后来就是因为几个领袖争权夺利，造成失败。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要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理解。”

孙中山获悉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他没有直接奔回祖国，只是前往欧洲，因为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上，而在樽俎之间，⋯⋯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所以孙中山从纽约前往英国，后来又到了法国。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

黄兴对孙中山是全力支持的。12 月 27 日，他亲到南京，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12 月 28 日，各省代表提名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晨，孙中山离开上海去南京，当晚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废除阴历，正式采用阳历，1912 年定为民国元年。1

月 3 日，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负责整个军事指挥。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革命的危机也同时迅速地发展着。这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已经瓦解了。很多同志认为只要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就算革命成功。他们希望赶快结束革命，好享“共和”之福。有些革命党人很快地就和原来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勾结在一起，忙于争权夺利。而大批的立宪党人和旧军阀、官僚，在武昌起义后，看到清政府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就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和主义者，混入革命队伍，窃取权位。这样，就使新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的混合政府。革命派在政府中虽居于领导地位，但立宪派和旧官僚却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的总长，拥有很大的实力。独立各省的地方政府，也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但事实上对他们并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很明显，像这样的一个政府，当它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等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时，就不得不被迫一步一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妥协，开始了“南北议和”。

在议和过程中，袁世凯暗示只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他就可以逼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南方则暗示袁世凯，只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就可以考虑选举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事实上，双方代表对此都早已心中有数。

对于这样一个会谈，孙中山是很不同意的。他主张继续战斗，趁全国人民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黄兴却和孙中山发生了分歧。

黄兴认为，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因此，只要当时掌握清朝实际军权的袁世凯承认这点，就不妨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说： “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果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把太平天国搞挎一样，来搞挎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否则，他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不能战胜他，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这是黄兴妥协性一面的再现。原来在历次武装起义中，都表现得十分坚决勇敢的黄兴，为什么会要求妥协呢？这并不是偶然的。

黄兴像当时很多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样，把革命的目标局限于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清朝既已崩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他认为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了。这样，在他面前就失去了继续革命的要求和目标，失去了前进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只要尽快地把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人民就可以长享共和国民的幸福了。而袁世凯所宣传的只要选自己做大总统，他就强迫清帝退位，使黄兴对袁世凯发生了幻想。因此，他就认为推袁世凯做大总统，再用袁世凯的力量协迫清帝退位，是一个既稳当而又少牺牲的捷径。

黄兴的妥协性，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家脱离群众，对群众不信任，甚至害怕群众起来斗争，因此，就使自己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失去斗争的信心。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就曾害怕长江流域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形势，怕群众的自发斗争会造成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的局面。武昌起义后，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的高涨，更使黄兴害怕革命继续发展

下去，有使整个旧有的社会秩序全面瓦解的危险。既害怕群众，不敢发动群众继续革命，就必然感到自己软弱无力。这样，也就决定了他在袁世凯反革命武装恫吓的面前，不能不走上妥协的道路。

总之，黄兴这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正是当时领导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由于黄兴以及同他持一样见解的人，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占有大多数，再加上当时混入临时政府的立宪党人、旧官僚军阀，早已和袁世凯暗通声气，阴谋推袁世凯上台，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一切帝国主义者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看作代替清政府的新的代理人。这样，在当时就造成了一种各方面几乎没有不赞成议和的“舆论”。最后，孙中山只得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改举了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辛亥革命的果实，重新落到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