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武昌起义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是 10 多年来人民群众对清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下出现的。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亲政，倒行逆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动的时期，因而爆发了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对于清王朝的态度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求改革的呼声遍及全国。对此，清政府发现，装聋作哑是有困难的。其后 10 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许多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整个改革运动，只不过是用以避免内部暴乱的权宜之计而已。人们认定，清政府专图一己之利，决不可能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广大人民的处境日趋穷困悲惨，各地“抢米风潮”蜂起，1910 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是其最著者之一。农民抗租行动遍及各地乡村。1911 年，反政府的情绪由于铁路国有化计划而更趋高涨。

1911 年 5 月，清政府从外国银行理事团获得一笔借款，修筑从汉口到广州和四川的铁路。消息传来，广东、湖南、四川的人民和商绅群起反对。最强烈的抗议来自四川的商绅，因为他们早已组织了自己的铁路公司，来修筑四川省的铁路。他们愤慨万分，分设保路会，开始有组织的反抗。他们召集会议，散发请愿书，鼓动商店罢市，还抗租抗税。整个八、九两月，风潮汹涌，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政府企图以武力镇压，结果却使反抗更为激烈。

1904 年至 1911 年之间，在湖北省有许多地方性的革命组织，它们都是由学生和军人创建的。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它与黄兴的华兴会关系密切，因为参预 1904 年流产的长沙起义而被解散。其后继者日知会，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外围组织。1906 年冬天，由于该会会员参加了萍浏醴起义，也同样被清政府取缔了。在此以后的一年半中，湖北的革命运动处于蛰伏状态。

1908 年夏，原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12 月中旬，群治学社成立。这个组织仅仅从新军中吸引成员，它公开宣称的宗旨是，提高会员的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它的成员中几乎没有军官，因为军官不为士兵所信任。

紧接着 1910 年 4 月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北的革命党人试图在两湖组织一次暴动，但湖北当局发现了这个密谋，起义的领导者们逃离该省。

1910 年夏末，群治学社的成员决定组织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为振

武学社。一月之内，入社社员就达 240 多人。所有这些会员，都是新军的士兵。不久以后，振武学社的某些领导成员，包括它的湖南籍的社长在内，都由于被怀疑有颠覆活动而被逐出军队。这就妨碍了振武学社的活动。

1911 年 1 月 30 日，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

当时湖北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即共进会。共进会宣称，在推翻清王朝的共同事业中，寻求其它革命党人的合作。共进会中最活跃的成员来自四川、湖南和湖北。他们继续保留同盟会的会籍。例如，共进会一个部的部长焦达峰，参加了 1908 年下半年黄兴在东京组织的军事训练活动。

孙武和焦达峰先后于 1908 年末和 1909 年初从日本回国之后，共进会在湖北开始活动。孙武曾是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在湖南和湖北当过军官。1908 年，他打算到云南河口去参加黄兴的起义，但是，当他到达香港的时候，云南起义已经失败，黄兴也离开了。于是，他转赴日本，在日本参加了共进会，

并被选为军务部长。1909 年秋末，他在香港参加了同盟会。1910 年夏，孙武回到湖北，在该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广州起义失败后，湖北的革命党人为广州同志们的英勇行动所激励，急欲闻风而起。有些同盟会会员，也早就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特别是包括武昌、汉口和汉阳在内的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革命活动，他们需要一个地区性的组织。于是，中部同盟会于 1911 年 7 月 13 日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执行部的部长们向黄兴报告最新的情况发展，并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鉴于自己的经验教训，黄兴向同志们建议，要“严剔内部之人”，以免侦探混入。他认为，作为中部同盟会组织原则的参议体制值得考虑，他主张建立铁的纪律。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空前活跃。至此，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了。

湖北的事态迅速发展。从 9 月底起，武汉三镇当局就获悉，革命运动正在进行。三镇到处谣传，说起义即将爆发。关于起义时间，曾经定过几个不同的日期，但都不是正式决定。

10 月 9 日晨，因军事勤务赴岳州的蒋翊武回到武昌。他从同志们那里了解到，黄兴为了赢得时间组织各省同时行动，建议起义延期。他也被告知，黄兴肯定正在赴沪途中。蒋翊武召集同志们开会。他说，在湖北开始行动之前，稍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比较适宜的。

随后，蒋翊武获悉，当天上午，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机关部，偶然爆炸了一颗炸弹。孙武在这次意外事件中受了伤，警察搜查了机关部，逮捕了几个革命党人，抄获了一些印章、宣言和革命文件。这个案件立即移送到武昌巡警道。在此情况下，蒋翊武被迫改变他原先的决定，下午 5 时，他以临时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午夜采取军事行动。

午夜到了，但通知起义行动开始的信号没有发出。由于某种原因，负责此事的同志未能完成任务。当晚，湖北当局搜查了武昌的若干革命机关。多人被捕，枪枝、子弹和制造炸弹的炸药被查抄。蒋翊武仅以身免。次日清晨， 3 个被捕的革命党人壮烈殉难。谣言四布，说是警察当局已经查获了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名单。在新军中的同志人人自危，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指挥部决定当晚采取行动。这样，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时，大约有 25 营清军驻扎在武昌及其近郊，人数估计为 15000 至 18000 之间。由于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清廷调了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革命的新军士兵多数调离湖北，所以起义时倾向革命的全部兵力只有 5 个营，

约 2000 人左右。

次日午前，革命党人攻下武昌。10 月 12 日，民军初胜之后，实力增强，人数大增，相继光复了汉阳和汉口。此时，湖北军政府接连向上海发出电报，要求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们来湖北，并敦促黄兴速来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