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和让别人笑

伏尔泰（1694—1778）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以一个玩笑开始的。1694 年 11 月 21 日，当他降生的时候，由于他的羸弱和瘦小，许多人预言他活不过四天，然而他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扎扎实实地活了八十四年。

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公证人，又是一位让森派信徒。让森派作为天主教中的一个新教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反对国教的繁琐教义，主张个人独立研究和解决《圣经》。和英国的清教徒一样，他们鄙视尘世的幸福，宣扬来世的教条。

童年的伏尔泰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强加给他的抽象的神秘主义学说并不能使他提起丝毫兴趣。相反，倒是使他滋生了一种反叛具体现实的渴望，他十分憎恨让森派学说。

伏尔泰自幼天资聪颖，活泼好动，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谛听别人的交谈。但是，当他在耶稣会举办的贵族学校路易中学读书时，却从不用功，而只是对看闲书感兴趣。他不仅对法国文学史和近代史学趣颇浓，而且对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十分推崇。从那些开始，他便开始写诗，并且很快便小有名气。

倒是伏尔泰也确实不值得在那样的学校里用功。他后来极其严厉地指责了那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他：“我甚至对自己的祖国也不熟悉。我既不知道我国的基本法律，也不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对数学和正确的哲学都毫无所知。我所道的只是拉丁语和愚蠢。”

然而，那时的伏尔泰是没法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当他结束中学时代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下决心要当一名作家时，他的父亲勃然大怒了： “文学的职业除了饿死别无他用。”这就是伏尔泰的父亲对文学的理解。在父亲的威严面前，伏尔泰屈服了，他被送进了一所法科学校。

因为事与愿违，伏尔泰自然不可能去专心致志地研读法律，而是与一帮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打得火热。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伏尔泰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谈吐锋利、出语俏皮、冷嘲热讽的本领初见端倪。“笑和让别人笑”是伏尔泰早年信奉的生活格言，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笑，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如果说他早年的笑和让别人笑更多的是一种玩笑，那么，随着他思想的成熟，这笑则变成了一种尖刻、犀利的嘲笑。任何虚荣和伪善都会在这种笑中解体，任何达官显宦听到了伏尔泰的笑声都不免胆战心惊。

然而，伏尔泰的笑声随着他的第一次入狱消失了。由于他写了一首讽刺摄政王的小诗，他于 1717 年被送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亨利亚特》。持续十一个月的监禁之后是接着的流放。在此期间，《俄狄浦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连演四十五场，盛况空前。摄政王因此赦免了他，还十分赏识他的戏剧才能。为了对摄政王表示感激，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巴士底狱》，诗中非但没有发泄一点怨恨，反而认为坐牢与流放只是一场误会。摄政王读罢此诗心中大喜，于是决定接见他。伏尔泰在受宠若惊之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改了名字之后，伏尔泰就获得新生了吗？好像是的。从大量的资料中可

以看出，起码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前，伏尔泰过了几年春风得意的生活。他频繁地进入上流社会，博得了一些贵妇人的青睐；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有了《俄狄浦斯王》的成功，伏尔泰又写了一系列悲剧，但不幸的是上演时反应平平。伏尔泰大病一场之后转写喜剧，至此，他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他的讽刺幽默的本领也有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冒失鬼》等一系列有名的喜剧作品。

正当伏尔泰沉浸在名声、荣誉、财富等等理所当然的激动中的时候，巴士底狱再度向他招手了。起因是他与一位贵族发生冲突，却遭到了这位贵族指使的人的毒打，之后又以“叛逆的言论和危害治安的行为”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出狱的是流放。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开了伏尔泰一个玩笑，而伏尔泰从他的切身经验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除非是达官显宦，个人的地位和人生安全是没法保障的。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伏尔泰才坚定了与封建专制斗争的决心。

流亡期间，伏尔泰去了英国，在这个“自由之岛”上，到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伏尔泰不由得神清气爽。他努力学习英语，经常出入剧院，广泛接触朋友，研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莎翁是一个颇具天才的野蛮人——矛盾又出现了。

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英国通信》（后来改为《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1734 年，由于《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面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如此世界》、《查第格》、

《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恺撒之死》等等。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异论》和《牛顿哲学原理》。

1749 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了。伏尔泰挥泪告别了他隐居十六年的生活和安宁平静的日子。此后，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又一次怀着矛盾的心情投奔到了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的门下。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位国王

等到把桔子挤干就要扔掉桔皮的时候，为了“把桔子皮抢救出来”，他慌慌张张地逃离了普鲁士。

1755 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九分钟之内，葡萄牙的首都从欧洲的地图上被抹去了。三万人当场死去，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夏德莱夫人的死，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伏尔泰不笑了。个人的痛苦、人类的命运使他具有了打量世界的全新眼光。他夜不能寐，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长长的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诗中说：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狂欢痛饮，在美妙的诗中歌唱幸福升平。

光阴流逝，命运教育了我的心灵。使它分担着人类共同的痛苦。

他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瑞士的菲尔奈买下了一座庄园，在痛苦中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了讨伐人类痛苦的战斗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卡拉事件”。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杀身亡，教会却诬陷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而把他杀死。在一不调查二不取证的情况下，法院判处了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听此事愤怒万分，他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并亲自调查、搜集证据，写上诉书，出小册子。迫于舆论压力，枢密院下令重查此案，卡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卡拉事件使本来就声名赫赫的伏尔泰更加名声远扬了。在菲尔奈期间，他不但为其他遭到教会迫害的人奔走呼号，愤怒谴责教会的罪恶行径，而且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六百一十三条辞目，并于 1776 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公开发表。除此之外，他还一直与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频繁通信，利用这种方式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扬他的反专制反教会的启蒙思想。据统计，仅保存下来的伏尔泰信件就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达七百人之多。他的名字响彻欧洲上空，不少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菲尔奈求见，菲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

1778 年 2 月，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八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为之轰动。一些闻名未谋面的年青人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了他的下榻处。周围的街道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就病倒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口述了最后一部诗体悲剧《伊雷娜》，演出时，反应强烈，连王后也前去观赏了。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了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当他躺到灵床上时，一位神甫悄悄溜进了他的病房。想给他做临终忏悔。于是，伏尔泰故意问道：

“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先生？” “啊，是上帝，伏尔泰先生。”神甫回答说。“是吗？那么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这是伏尔泰式的讽刺、嘲笑，也是他最后的嘲笑。

1778 年 5 月 30 日，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伏尔泰与世长辞了。他矛盾一辈子也笑了一辈子。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笑，他才没有在那个阴郁、压抑的世界里发疯，正是因为他的矛盾，他才变得更加深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