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最后斗争谱辉煌

22 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

江青大闹政治局，王洪文长沙告阴状，皆为他们的组阁梦。病重中的周恩来煞费苦心细斟酌，长沙决策定乾坤，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消除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但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她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洪文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病房成了办公室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他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做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通通“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真容”：“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了。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

已拖延十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进行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年——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23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人帮”频频发难，“经验主义”“投降派”的“棍子”对准周恩来、邓小平横扫。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奋力一搏，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1974年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1975年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欣慰与希望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通通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则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化大革命”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通通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的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的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总理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他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注。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政治局会上的交锋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他还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又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三〇五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人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春雷滚滚撼大地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最后的支持和鼓励

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年7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年10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虽然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她借此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进行了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月20日下午2时，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