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四、忍辱负重撑危局
12 忍辱负重斗群贼
不分日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来自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周恩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忍辱负重作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煽风点火，篡夺权力。祖国大地顿时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严峻局面。在此关系到党和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始终坚持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局势，消除动乱。他既要维持国家各方面工作继续运转，又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大忌恨，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周恩来与他们作了不懈的斗争。
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6月1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并于6月3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趁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京大学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四十多名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刘少奇于6月20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批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和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以“撂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泽东的“底”），又在7月13日、19日、22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三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24日，他在钓鱼台12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江青迁怒于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周恩来8月30日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上宋庆龄是第一位）。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挫败了江青一伙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险恶阴谋。
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的、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地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在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谩骂，他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包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了长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12月5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12月12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3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14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的谩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周恩来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说：“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时，周恩来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他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周恩来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口实，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猾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及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3个“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江青自恃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判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进行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3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了32名同学。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投进监狱。这次疯狂的搜捕，逼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举国哗然。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一百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三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都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周恩来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已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周恩来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讲话的声音十分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周恩来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灭火”与“放火”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点钟召开，可是到8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可是，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背着有不同意见的人，暗中兜售他们的私货，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的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这张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的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同年12月的3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四十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的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他们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时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绝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13 面对江青刺来的暗剑
江青公然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愤然反击。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周恩来临终前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我心里很难过。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辆苏制吉姆轿车疾驶在长安街上。
司机老杨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好让坐在后座上批阅文件的周恩来舒服一点。
周恩来刚刚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群众组织代表，又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召集一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在大会堂，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在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造反派。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中南局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时30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8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由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的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坚持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当运动开始影响整个社会秩序、打乱党和国家工作部门的正常工作时，陶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66年8月底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把军队、军事机关、公安部门、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交通、大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金库，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如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等列为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群众和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对要害机密部门做好保护工作。
——当运动冲击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影响到国计民生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陶铸在1966年9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运动不能影响生产。11月，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再一次给“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中央文革一伙指责这两篇社论“是以生产来压革命”，“是批评革命”。
……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了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腥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蒙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五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
“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当年由身边工作人员记录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工作台历上，有这样的记载：
1月5日晨五时半，见揪陶铸的代表。
晨六时半，见揪陶铸的工人。
1月7日晨一时半，见文教系统揪陶铸的代表。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〇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后，周恩来又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三〇一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这样阵容的医疗小组，在当时国内确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周恩来对陶铸的苦心关怀。——这是后话，暂不多叙。
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们激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几位副总理的眼光是敏锐的。
造反派头头读了姚文元的一首诗后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李先念说：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要搞总理，先要整一下副总理。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有预谋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做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地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这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周荣鑫的子女周少华回忆说：
散了会，我父亲扭头看总理，只见总理一言不发，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亲赶紧追过去，总理上了车，我父亲也上车并嘱咐司机说：“跟着总理的车。”只见总理的车朝毛家湾林彪的方向开去，猜想他准是找“林副统帅”提意见去了。我父亲只得先回家。
周少华的回忆还是比较准确的。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12月16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学生造反兵团大会（工人体育场）。
下午五时，到林总处。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
“你就待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两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的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到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儿，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做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扬扬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扬“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
江青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
1979年7月18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到“二月逆流”时讲了一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总理。“四人帮”反总理也不仅仅是在197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当然，要搞总理，先要把副总理搞一下子。大闹怀仁堂嘛。多次闹，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后，又有“五一六”，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自发的？不是的，是有预谋的。
横眉冷对“阴风”指，俯首甘为孺子牛。5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江青一伙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有了炮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肆无忌惮地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新中国成立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笔者接触到当年康生、江青倍加赞赏的南开大学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留下来的一份原始材料，发现了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150万公里（其长度可绕地球37周半）。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苏州、杭州、保定等12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仅窥此一斑就可以想象到当年那场祸及全国的“揪叛徒”运动的声势之浩大。在“揪叛徒”运动中被迫害的十二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仅当时南开大学的“八一八”和“卫东”两大派组织宣称的就达一千二百余人。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做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军侵占我国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然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月、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画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扬扬。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伸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至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慌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般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经过又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连续两天刊登这一启事，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的一种方法。
四十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常年在《申报》担任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两千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经过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面对江青的叵测居心，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日、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叵测居心，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古问题，并同内蒙古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2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月19日夜
附件一：
大事记
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4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
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转移。
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作者注：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党的许多绝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经过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中央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县代为抚养）。
6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9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
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济路，武定路，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22日至25日，27日至29日7天）；
《申报》（23日至28日6天）；
《新闻报》（22日，24日至29日7天）；
《时事新报》（24日至30日7天）；
《民国日报》（24日至27日4天）。
登得最详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11月底至12月初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申报》（11月29至30日，12月1日3天）；
《新闻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时事新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3日5天）；
《民国日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12月上旬周离沪，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12月14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20日左右，周抵瑞金叶坪。
1932年1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上海登1月11日《申报》，其他报未见。
据报，南京《中央日报》登1月2日。
1月28日，凇沪抗战。
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243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
《新闻报》（2月18日，19日）；
《申报》（2月20日，21日）；
《时事新报》（2月20日，21日）；
《时报》未登。
《民国日报》未找到。
2月22日，《申报》在广告栏目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忍字心上一把刀，天若有情天亦老。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全是江青“项庄舞剑”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如海。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在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扬扬。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也许是因为鬼把戏被人看破的做贼心虚，也许还因为眼看得意的阴谋难以得逞，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恼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此来刁难和攻击周恩来。
对江青第一次撒泼的情况，当时任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回忆说：
那是1968年3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议。会议定在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开，那时我是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在三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要吃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找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尽快按要求备好了吃的，放在旁边小山东厅里。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有关同志都到了，就等着江青了。此事我向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作了汇报。我们两人站在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约晚到了15分钟，汪东兴给她敬了个礼，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那时大家出于对她的尊敬都站了起来，她却不理睬，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解释她不听，会也开不成了。
为了照顾影响，总理宣布休会后，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吵闹不休，硬说是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着不让她进去，意思是总理背着她在搞什么活动。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当我走到门口时，听见总理大声说：“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廊里去了。这时汪东兴要我把情况说一下，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我出来违心地对总理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总理没有说什么，又进了小山东厅。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说什么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骂不绝口。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拿我们开刀的。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受江青迫害的还有周家鼎、杨德中同志，尤其是杨德中同志，江青限他4天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她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就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于1968年3月24日进了学习班，又在1969年1月5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缘起是江青批示传阅的一份电话记录。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同日，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记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一）今天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规模和盛况，会议开得很好，没有发现问题和死亡事故；（二）明天梁兴初司令员、李大章等准备去重庆参加6月2日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三）省革委会委员准备明天到金牛区学毛主席著作，参加劳动。
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因为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前已经过中央批准，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
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与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中办秘书局时，已是6月2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巨长标题《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报道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6月2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秘书局值班人员的意思是用不着再传阅了。
总理值班室的秘书也认为可以不用再传阅了，但还是留了一句：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她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
文件又重回到了总理值班室。秘书们一看给总理捅了个大娄子，心情沉重而又紧张。
周恩来天快亮时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西花厅。心事重重的周家鼎赶紧连检讨带报告：“总理，我们犯大错误了……”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思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许久，周恩来才缓缓地说了一句：“家鼎啊，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就是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文件找不到，可以告诉他，由他出面去解释。
说罢，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情了结。江青抓住这件事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有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当时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4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显然，对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忙的周恩来来说，五个人的值班室本来就人手不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当然也就被迫离开了总理值班室。
周家鼎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向总理告别时，总理讲了三条：（一）到最基层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改个名字。我们在总理的长期教育下，习惯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冒昧提出：“四清”时，为“扎根串联”，改名换姓，不是都受了批评吗？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说：“总理让你们改就改嘛。”指着我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事后才知道，总理担心我们得罪过江青，日后一旦为她发现，会借手造反派整我们；另外，也考虑到我们同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系较多，以原名出现会招惹麻烦。足见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谈话后，我改名贾汀，到铁道部二七机车车辆厂蹲了5年。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还对外宾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电站。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
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天若有情天亦老。
14 身边工作人员的遭遇
忍字心上一把刀。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秘书隐姓改名，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汹涌如海。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她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童小鹏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童小鹏：“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童小鹏如实回答：“我不知道。”童小鹏还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江青一伙的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的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她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了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领导、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讨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娄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时，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作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