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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解放干部批极“左”
18 果断机智地处理林彪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大的武装叛乱阴谋，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为何不打林彪的飞机？周恩来说：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两年前刚被“九大”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被新党章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因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私调飞机，仓皇出逃叛国。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难之际，周恩来临危不乱，指挥若定，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为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提供了契机。
林豆豆传来惊天密报。“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林彪）会跑。”周恩来作出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作出的唯一的正确决断。
1971年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10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张耀祠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分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地方——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
话筒里响起了张耀祠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林彪之女，又叫林豆豆）来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
周恩来大吃一惊。
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林彪及其一伙有预谋地搞“突然袭击”，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比较“客气”，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最后希望，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这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据此，难以推断林彪会走到叛逃这一步啊！
1972年8月，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们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胆战心惊，逃跑了。
然而，报告林彪要叛逃的恰恰是林彪的女儿。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党章指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周恩来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在情况不明的危急关头，要求在瞬间对一件如此复杂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一个久经风霜的政治家素质的全面检测。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作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作出的唯一的正确决断。
当时在北戴河林彪住地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后来回忆了汪东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汪东兴对他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周恩来随即又问张耀祠现在在什么地方，张耀祠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恩来此话的用意是了解毛泽东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总是在毛泽东身边。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
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要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
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说：“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
夜航试飞是胡萍欺骗周恩来的谎言。
周恩来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过了一会儿，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叶群的撒谎电话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9月8日，林彪下达了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命令，准备把毛泽东暗杀于南巡途中。林立果亲往“督战”。但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察觉到林彪一伙的一些活动后，命令专列风驰电掣，一路不停，于12日中午安全返回了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林彪、林立果、叶群等顿时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林立果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林彪面如死灰，两眼发直。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
“总理啊，首长（指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周恩来仍是沿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凡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保密语言。
叶群：“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
周恩来：“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却为周恩来证实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阴谋。”周恩来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当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周恩来的警卫工作。他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然理解总理派去“协助”的含意。
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
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后，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深夜12点。
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林彪一伙原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紧紧追查停留在山海关的飞机，使他们觉得南逃的阴谋败露，于是便决计叛逃国外。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关于林彪一伙逃离北戴河的情形，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有过详细回忆：
大约11点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挂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李文普听说林彪要去伊尔库茨克，意识到他们要叛逃后中途从车上跳下来，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姜作寿大队长也回忆说：
11时半左右，首长（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还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与我擦身而过。
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拦阻，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还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就在林彪一伙疯狂出逃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张宏副团长和姜作寿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零点22分左右，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而止。
当时的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256号飞机。
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林彪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没戴帽子。他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今天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
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刘沛丰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断然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确保国家安全，连续三天三夜未合眼。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几乎在林彪座机起飞的同时，周恩来接到了林彪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最后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撞击256号飞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零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13日凌晨1点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由于当时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又过了一会儿，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至此，林彪一伙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林彪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会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告诉大家：请你们待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周恩来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在这里，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应对林彪事件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首先，周恩来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
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13日凌晨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了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所以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有高度政治觉悟且智勇双全的同志，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心脏，安全至关重要，一点纰漏都出不得。为了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和稳定，周恩来又把北京市、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通报情况，并部署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在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人民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
从12日晚上7点半吃过一顿饭后，周恩来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回来后，正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电话。
许世友的嗓门很大：“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好啊，世友同志，有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昨晚以来难得的一丝笑意。
类似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是打到中南海西花厅的。秘书纪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周恩来得知后，吩咐把纪东叫到了人民大会堂，暂不要回西花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密。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他又召集政治局成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从12日下午5点多从西花厅出来到13日一整天，周恩来都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在西花厅的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1967年，周恩来就已检查出患了冠心病。
13日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这可能是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的最早消息。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这架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的飞机就是林彪的座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恩来一定会把它与林彪的座机联系起来。因为从时间上和方向上都存在这个嫌疑。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会不会电告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要他们密切注意这件事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想，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是否有这样的动作。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下午2时，刚刚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女的。机号：256。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林彪座机（当时我驻蒙使馆也不知道），但是，周恩来已猜到十有八九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这一进去，周恩来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在这天的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从14日午夜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73岁高龄的周恩来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周恩来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对在京的上层爱国人士回顾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时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林彪死了，如何在大的政治变故后不使国内出现大的政治动荡，这又是对一位久经风霜的杰出政治家的智慧和才能的全面检测。“总理，有你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失，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被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进行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挑起暴乱。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指责文件是胡说八道。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我驻蒙使馆的密报后，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9月14日，我驻蒙使馆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路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事。该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和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做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由于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因此，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从当时缴获的一些材料就已见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当时分别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总后勤部部长，都身居要职，手握兵权。如何处理这几个人，关系重大。考虑到他们过去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有过战功，毛泽东对他们还是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主动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非但不主动揭发林彪的问题，也不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在家里拼命烧材料，销毁罪证。对他们的活动，周恩来已经觉察。
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十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3日晚上，周恩来又是一夜未眠。一切都已布置完毕。
24日上午7点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纪登奎、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是要解决黄、吴、李、邱的。
在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
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
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信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座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点，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被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
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做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十几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
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
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
“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代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黄、吴、李、邱是林彪集团的4员干将，对他们的隔离审查，是中央在林彪事件后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林彪叛逃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为避免引起大的震动，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先是在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继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举国上下发出了阵阵欢呼。
林彪叛国出逃，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周恩来事后回顾也说“惊险得很”。在处理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变故中，周恩来沉着果断，思虑周密，指挥若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迅速而平稳地粉碎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国内并未因此而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充分显示出这位久经风霜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超凡睿智和卓越才能。
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林彪叛逃情况。散会后，周恩来到大会堂南门准备上车。参加会议的许多人还等在那里不走，他们看着周恩来满脸倦容，都眼含热泪，纷纷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总理，有你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这不仅仅是民主人士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心声。
然而，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事件后，等待周恩来的，依然是千斤重担。
19 关键时刻再纠极“左”
关键时刻，毛泽东把重权交给了周恩来，政治局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周恩来高举利剑，在干部、经济、文教等方面大纠“左”。两种力量来回大较量。
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之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夺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健康力量愈显势单力薄。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醒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辞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沉着、机敏、果断的领导指挥才干，更令人钦佩不已。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这成为周恩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即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为便于进行全面考察，有必要将这一斗争过程向前延伸，增加“九一三”前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内容。这样，全部斗争共由“先声”“展开”“深入”“继续”和“尾声”五个阶段所组成。
斗争的先声
林彪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作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67年，他就表示反对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更加明显：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新中国成立20年来成绩是“主要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百思不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动力，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
1970年7月，他亲自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的通知，指明张是革命干部，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和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同年10月，他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肯定了王诤的革命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不仅是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江青集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领导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1970年9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同年11月，周恩来又连续就外语教学发表谈话，要求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提倡多练、苦练基本功，强调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
1971年年初，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经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四五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在经周恩来批示下发的对外宣传的大量文件中，比较突出地揭露了不实事求是、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据此，中联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深入批判“极‘左’的反动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以改变对外宣传工作的不适应状况。
7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体育、卫生、科技等部门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一再肯定这些战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给予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领导权，从批判陈伯达入手，使林彪集团日趋暴露，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斗争的展开
1971年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2年“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价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在进一步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好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进而使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许多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如这一年11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毛泽东此举无疑是在向全国发出信号：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都是好的，都应一律解放、平反。这一信号，也正是周恩来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亟待看到的。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10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于是，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在这篇社论中，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之后，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力量。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联系这些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一伙严重破坏的事实，反复强调：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以上，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对此，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年年初，张春桥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的举动，正表明江青集团嗅觉极其灵敏。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围绕坚持与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
斗争的深入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经历了5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思想认识中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的东西，肯定并恢复为林彪一伙破坏的许多合理、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又要求人们从指导思想上去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必然在人们头脑中造成混乱，使得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使人们无所适从。
例如，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中，许多部门提出要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认为既要反对“生产第一”“业务挂帅”，又要批判空头政治和技术无用；既要反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又要批判“撒手不管”的无政府主义；强调要反对把革命和生产、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等等。这些认识，在林彪事件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在极“左”思潮仍然存在，其恶劣影响亟待肃清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说是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而使反倾向斗争失去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局限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随后，周恩来又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8月初，针对林彪一伙在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外交部开了以批判无政府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外事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作报告，再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还会犯错误”，“如果在对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以上周恩来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此，他从启发人们的思想认识入手，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进而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提到在北京大学传达了总理讲话后，广大教师都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多数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该信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心理状态。这些，也正是周恩来所指出的“障碍”所在，因而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在教育、科技界“批透”极“左”思潮，解决人们思想认识的极端重要性。
7月23日，周恩来在就周培源的来信写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的批语中提出，要以该信“作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之后，周恩来即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作出修改、讨论、上报的指示，督促尽快加以落实。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公开表明了这一时期周恩来所致力于肃清教育、科技界极“左”思潮的强烈愿望，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在教育、科技界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指示，努力扫除思想障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际，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多次讲话精神，组织了一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于10月14日发表。
以上周恩来从教育、科技界和舆论宣传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极“左”思潮的事实，充分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引向深入并坚持到底的决心。这就必然地要引起江青集团的激烈反抗。如果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里，江青集团对周恩来领导的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斗争还仅仅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他们则是集中力量开始向党和人民实行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甚至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的钉子，就是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几篇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回潮抬头。”江青更是火上浇油地说：“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这些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一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龙岩等的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由此逐步控制了原由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日报》。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即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更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这里，江青一伙故意避开问题的要害，即林彪集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他们奢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意在把“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一伙分开，以免深入批林会牵连他们这另一伙“极‘左’派”，进而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演出了这场掩耳盗铃的把戏。
应当说，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标志着自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是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斗争的继续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一系列做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王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促使由毛泽东出面，对前述正在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的作用。当然，王本人也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站到周恩来一方的。12月17日，他在对张、姚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王若水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回避了林彪集团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仅是用其覆灭前的某些集中表现及其覆灭的最终结果，去抽象地概括这个集团一贯行为的特点和内容，因而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不愿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左”的理论和实践，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整个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开始公开向周恩来发难。此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等词。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免受牵连上了“保险”，为其实现后来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毛泽东的最后裁定虽然使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这一文件的起草和讨论，表明了周恩来实事求是、坚持在经济工作中继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努力消除其破坏性后果的果敢精神。在文件讨论过程中，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等人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提出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在同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是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研究了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批准同意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自然，这在后来引起了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的不满。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周恩来这一光明磊落之举，使在场的外国专家们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即毛泽东否定批极“左”意见的次日，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他对当时“大闹怀仁堂”一事解释为“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意在说明事实真相，以保护谭。此外，周恩来还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则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成为周恩来继续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批所谓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等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
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1974年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其间，对周恩来进行极其露骨的诬蔑、中伤。为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 危难之秋举“邓公”
危难之秋举“邓公”，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邓小平重返政治局，周恩来住进了三○五医院。
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的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事件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的如何尽快“解放”干部的问题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激动地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和“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时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细胞。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死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被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3月10日通过了这一决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6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启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须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复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是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份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扬扬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谊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重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才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21 “解放”175位将军
毛泽东拍案而起：怎么打倒了这么多干部？周恩来组织突破，175位将军被“解放”。
风云变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化大革命”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选定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但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巧妙的解决方式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画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但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座。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找他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要害之处见分晓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30分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7时30分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江青的事，张志哪敢做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果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
经过一年多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