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创外交新格局

15 大批极“左”修复对外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外交跌入一个寒冷的“冬季”。周恩来大批外事领域极“左”思潮，努力修复对外关系。

康生指责新中国17年的外交是“三降一灭”。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许多外国驻华使节亲切地打招呼。周恩来大批外事领域的极“左”思潮，修复对外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中国外交一度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康生、江青一伙凭借权力，控制舆论，插手外交工作，把极“左”思潮煽惑得像一头怪兽，上蹿下跳，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迅猛地滑向悬崖。

1967年6月，康生给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康生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的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

这顶大帽子给外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

那一年，我印象很深，是罗马尼亚的毛雷尔来访问，还有原来的国防部部长。我们这边是总理、先念、康生和我接待，在钓鱼台与他们会谈。会谈完了，总理还没走，先念把我拉到一旁，说：老乔，这个“三降一灭”压得我们没有办法了！他说，现在康生也在这儿，你能不能跟总理讲一讲，请康生把这句话说清楚一点，指的是什么？因为先念那时管外经委，也有一个外贸问题。

当时，总理正在一个房间的卫生间洗脸，我就过去了，说：总理，刚才先念同志提到一个问题，我也有这个想法，康生提出“三降一灭”，这样一提，我们整个外交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怎么检查？没法子检查。

总理以很沉重的表情听我讲。我讲了以后，总理想了半天，他只一句评论：“‘三降一灭’，不通！”就不再讲了。这个事情我后来告诉了先念同志。但总理也没办法，我看总理处境非常困难。

周恩来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对康生的这一诬蔑，他曾当着康生的面表示过不满。他说：“外交部总的政策不仅是我兼外长的时候，就是陈毅做外长，也要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主席讲了，我们才办具体事项。”

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康生支吾着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否定了新中国17年的外交，康生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是什么呢？

康生等人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斗字当头，不怕断交。

于是，各种各样的胡闹盛行开来。

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有的驻外人员故意疏远当权派，亲近反对派。

请外宾吃饭，把下面的普通的外国人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让人家站着，冷落贵宾，还说这就是“革命”，是“人民当家做主”。

……

这种种无奇不有的极“左”做法引起了驻在国的深深疑虑与强烈不满。

几乎所有的驻外使馆也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作为政府总理，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周恩来，三年之内竟没能安排过一次正式出访。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在国内，极“左”思潮煽动下的造反派也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胡闹。

有的人在群众大会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国政府的口号，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

外交部部长陈毅受到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不能正常工作。造反派把外交部所有部长、司长家里的电话都撤掉，还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外交部的大权一度失控。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7年的七八月间，在首都北京发生了最严重的三起外交事件，当时叫“三砸一烧”。

“三砸”，就是砸了缅甸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造反派冲进这三个使馆，把人家的国旗撕烂，把人家的国徽砸烂。

“一烧”，造反派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四十余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那样蛮横和不可理喻。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毛泽东对外宾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中国外交毕竟是由毛泽东领导、周恩来亲自主管的，经历了一年多的无序和混乱后，从1969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就对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上谈到外交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些外国驻华使节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西·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样吵下去的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毛泽东握住缅甸驻华代办的手说：“中缅两国人民是‘胞波’，请代我问候你们的奈温将军。”

……

毛泽东这样做，是向外界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周恩来趁机进行外交政策的纠“左”。

中国的驻外使节，自1967年年初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没有再派出。自1969年6月开始，周恩来陆续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飚等几位即将赴任的大使时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卑不亢。

同时，周恩来指示把驻外使馆的极“左”分子调回国内。1970年3月1日，周恩来在批阅中国一个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时指出：我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

同年9月中下旬，周恩来两次找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指出：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能包办得了呢？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我们使馆有些人，就是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

1970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同外事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外事部门应主动开展外交工作。他说：我们的外交工作大大落后于形势，自己主动开展的工作太少。要么就是极“左”，搞强加于人，大国沙文主义；要么就是闭门不出，等着人家来送东西。强加于人是“左倾”机会主义，闭门不出就属于右倾了。

当时，对外宣传中也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比如，在出口商品的包装上印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刷上一些政治标语和口号；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给驻在国的工人、学生放映“文革”的电影，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强行要求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否则就是反华。这些极“左”做法引起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怀疑与不满，有的国家将收到的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文革”宣传材料或强行收回销毁，或丢弃在车站、广场等一些公共场所，对外宣传起了相反的效果。

对向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周恩来也多次提出严厉批评。

1970年10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外贸会议的代表时批评说：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12月23日，周恩来在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批评了外事工作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说：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外国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不能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有时需要我们提出意见，也只能看对方的认识如何。对兄弟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么都听我们的。新华社，连驻外使馆在内，从对兄弟党的关系到对外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

1971年1月，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专程到中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同后藤钾二会谈时，坚持要将台湾问题写入纪要，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第一条。后藤二钾认为，他提出的会谈草案中已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比较复杂，希望中方能体谅他的难处。但中方人员坚持不让。1月29日，周恩来找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对会谈中中方人员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他说：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会谈要看具体对象，台湾问题对后藤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他出难题。“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放在第二条。

4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援外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对外政策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他说：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

当时的对外宣传中的一些极“左”行为，有时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时间大约是在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涉外大型宴会。宴会厅红柱彩顶，光照璀璨，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在宴会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标语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周恩来看到后对有关负责人指出：在这样隆重的外交场合，挂出这样的标语是不合适的，今天出席宴会的许多客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外国朋友，他们看到这条标语会有什么想法？不能把国内的一些做法搬到外事活动中。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和北京市联合组成一个小组，检查一下北京的涉外饭店是否有类似违背外交政策或极“左”的对外宣传的做法。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改正意见。

外交部和北京市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一个联合检查小组，对当时北京的涉外饭店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

当时所有的涉外饭店除了都挂着毛主席像和“文革”宣传画外，还摆放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浓的工艺品，如红卫兵的雕塑等。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新侨饭店。

当检查组来到新侨饭店时，该饭店军代表介绍说：我们注意突出政治，大力向外宾宣传毛泽东思想，撤掉一切“四旧”的陈列品，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

这位军代表还得意地举例说：每间客房都挂着毛主席的半身标准像，住饭店的日本商人为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自己又买了许多毛主席的相片，贴在房间的墙上。

为了突出“成绩”，这位军代表还要领着检查组去当场验证。

然而，当检查组随着军代表进入日本商人所住的房间时，大家都惊呆了。

只见墙上并排贴着许多毛主席的相片和半裸体美女的照片。

看到这不伦不类的做法，检查组人员当时就气愤地下令取下毛泽东的照片。

检查组把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涉外饭店应摆放一些传统的工艺品，挂点反映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国画等装饰品。

于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组织一批画家，专门为涉外饭店装饰作画。此事后来被江青一伙诬为“黑画”。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更是加大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力度。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贯穿报告的一条主线就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

“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

“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如果在驻外使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周恩来还批判了林彪一伙放纵极“左”思潮的做法。他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们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们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毛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迫于“政治挂帅”的压力，许多人担心抓业务工作被扣上“以业务压政治”的帽子。周恩来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

周恩来还强调了干部解放问题。他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部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对极“左”思潮批判得痛快淋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许多在下面听报告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觉得既解疑又解气，他们认真地聆听，认真地记录，出来后又把自己记下的给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传看。

于是，周恩来的这篇讲话私下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地转抄和流传。它不仅对外事领域，而且对其他工作领域反对极“左”思潮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批判外交领域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积极采取一些行动，修复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

周恩来托人给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我们对朝鲜的政策没有变。极“左”分子指责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周恩来责问：“你那个使馆极‘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

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克服了共和国刚刚成立、经济千疮百孔的困难，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同浴血奋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因此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也因此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凝成了非同一般的情谊。

周恩来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足以见出中朝两国的亲密关系。

1961年，有朝鲜人要去鸭绿江中的一个小岛挖沙子。我们的边防部队忠于职守，不准朝鲜人去挖。朝鲜人心里很不愉快。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的边防部队。他说：“别说是沙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的确，在周恩来心中，中朝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那就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肆虐下，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关系也被搅得不是那么愉快。

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并要朝鲜驻华大使和参赞出来辩论。

对此，周恩来曾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指示有关部门加以劝说和阻止。

吉林省长春市有一所中学是金日成青年时代曾经学习过的地方，那里有金日成的塑像和纪念馆。周恩来担心红卫兵冲击，曾亲自指示：不要把院内金日成塑像和室内金日成纪念馆搬走或毁坏。

但是，极“左”思潮使得红卫兵和造反派像着了魔似的。他们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把金日成的塑像给砸了。

在鸭绿江边，还有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用朝鲜文写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说什么“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

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在使馆前橱窗内宣传“文化大革命”。

这一切，引起朝鲜政府的不满和防范。朝鲜政府派警察和便衣看着中国使馆的橱窗，还派人在橱窗前挖了一条两米宽的地沟切断人行道。中国进入朝鲜的东西要被检查，发现宣传品就没收。

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提出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

周恩来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1967年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

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会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工作出现的偏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7年国庆前夕，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10月1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9月29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10月1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转达了刚（布）总统对代办讲话稿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使刚果（布）内地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莱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5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

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晚7时30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得知后，对驻刚使馆提出严厉批评：“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的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

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在接见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都表示道歉。

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周恩来也对努马扎莱说：“毛主席接见你们时，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

那个时候，极“左”思潮使得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陷入紧张。所以，周恩来请达达赫总统帮忙捎口信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以争取对方的谅解。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中途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1969年二十周年国庆，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等都应邀派代表团来华参加观礼，唯独没有朝鲜代表团。一问，没有邀请朝鲜。周恩来说：中朝两国关系如此密切，怎么能够不邀请呢？还是要主动邀请。此时已经是9月30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金日成。金日成此时还在外地，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当即决定派委员长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这说明朝鲜还是愿意与中国搞好关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邀请朝鲜代表团来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是非常英明的。金日成后来说：中朝两国的一段不自然关系从崔庸健率朝鲜代表团来华时起就消除了。

9月30日晚上，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并宴请他们。10月2日，周恩来又在京西宾馆与崔庸健进行会谈。

崔庸健代表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周恩来很难脱开身出国访问。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还没有出访过任何国家。但是，为了修复中朝两国的关系，为了中朝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还是接受了邀请。

冬去春来，转眼间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1970年4月5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的第一次出访。朝鲜也就成了周恩来出访中断了近三年之久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在朝鲜平壤机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率数十万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拜会金日成。

周恩来对访问不及时表示歉意：“本来应该早点来，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10月2日就同崔委员长说了要来，当时崔委员长说首相同志欢迎我访问朝鲜。”

“11月，12月，1月，2月，3月，半年了。”周恩来边说边扳着指头算。

金日成风趣地说：“不要紧的，虽然晚了一点，可是时候很好。来早了天气冷，欢迎群众还要受冻。”

对于周恩来的来访，金日成十分高兴。前两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就随之化解了。

金日成说：“我们两国之间一段时间的不自然关系，从那时起（指崔庸健1969年9月30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就消除了。我们的人民也感到高兴。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成的战友嘛！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听说周恩来同志要来，我们就等，等待总理来访。我们清楚总理同志很忙，这次能来，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很感谢总理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周恩来说：“双方领导人直接接触，问题都谈清楚，就好解决了。因为大家都看大局，看大方向。”

“对。我们也认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金日成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当晚，金日成为周恩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朝鲜劳动党在以金日成为首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主权所做的努力，重申了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他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中朝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在朝鲜访问期间，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就国际形势、亚洲地区局势和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问中国。

然而，极“左”思潮使一些人猖狂得忘形，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极“左”分子竟然攻击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说什么宁可坐冷板凳也不抬轿子。

当年的极“左”思潮是何等猖狂！而且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一再对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提出严厉批评之后，简直不可思议。

197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有关司局长、驻外大使谈话，严厉批评中国驻朝鲜使馆的极“左”分子。

周恩来问中国驻朝鲜大使：“你那个使馆极‘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今天主席见范文同谈到了驻朝使馆。我们驻越南、驻朝鲜使馆写回来的一些报告，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在我看来就很‘左’，还有人说他右。我们使馆有些人，就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嘛！”

周恩来又问：“听说驻朝鲜使馆有一个×××，比××还‘左’，调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调回。”大使回答说。

“为什么还不调回国内？调他回来学习。他还说××右，说什么我去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他宁愿坐冷板凳。荒唐！人家反对美帝和日本，团结他错在哪里？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你自己才是修正主义。你说宁愿坐冷板凳，你坐冷板凳活该。”

大使说：“他极‘左’是有名的。”

周恩来问姬鹏飞：“这个人你知道吗？”

姬鹏飞摇摇头：“不知道。”

周恩来说：“把这样的人派出去怎么行呢？为什么不派一些新手去？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精神面貌好一点的有没有一些人呢？可以派一些这样的人出去嘛！要下决心，选一些青年、中年，文化革命中表现比较好、有朝气、有进取心、学习比较好的人出去。”

最后，周恩来要求一定要把驻朝使馆搞好。他指示：要派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小组去。这个小组能提出意见，各方面的情况都可调查，向大使提出建议，但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应回来报告核心小组。

9月30日，周恩来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他对朝鲜客人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干部有大国沙文主义，就请告诉我们，我们把他调回国内。这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好处，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教育。

周恩来访问朝鲜6个月之后，1970年10月8日，金日成回访中国。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紧张，而朝鲜与苏联还保持较好的关系，那么金日成访问中国是公开来访还是作内部访问？朝鲜方面感到有点不好向中国开口。中国方面充分理解朝鲜的难处。周恩来对我国驻朝鲜大使说：如果金首相公开来，我们欢迎。但中国充分尊重金首相的意见，是作内部访问还是作公开访问，由金首相定。

中国的灵活态度令朝鲜很感动。

10月8日，金日成来北京作内部访问。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中朝两国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

“都是极‘左’啊！”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缅甸总理奈温表示歉意。奈温说：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毛泽东要韩念龙给奈温表演“喷气式”。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领导人在友好交往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他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政府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虽然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

1971年8月，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偕夫人来我国进行友好非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奈温，对当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并真诚地表示了歉意。

8月7日，周恩来会见奈温。在回顾了1967年中缅关系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后，周恩来说：“我之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当奈温谈到中文报纸的一些观点和对他的个人攻击时，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当时都被攻击了，我也被攻击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例外。”

陪同接见的李先念插话说：“贴我们总理的大字报，街上都有。”

奈温说：“对我个人的攻击，我倒无所谓。外国报纸上登的东西我不十分理解。”

奈温的话是真诚的。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很多中国人，对那个年月报纸宣传的东西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

“外国朋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完全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周恩来继续解释说，“但我要解释的是，我们的政策是始终一致的，问题是当时我们顾不了海外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大使都回来了，那些低级官员和一般外交人员中有一部分发生了极‘左’思潮。我们外交部有一个多月被夺权了，他们就向国外乱发电报。就是刚才提到的1967年7月我们驻缅使馆给你们外交部的照会不仅我不知道，我们外交部也不知道。”

奈温点点头：“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

周恩来还说：“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对有华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犯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工作，因为在人家的国家嘛！”

周恩来这里说的是指缅甸华侨学校的学生因强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而引发冲突的事。

对于周恩来表示的歉意，奈温表示非常谅解。他说：“关于1967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了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说：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谈话进行得非常真诚和坦率。

奈温说：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说：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说：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说：对。

奈温说：我记得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周恩来同奈温的谈话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的。会见完后，已经是6点了。按计划，毛泽东在晚上六点半会见奈温。

于是，没来得及休息，周恩来又陪奈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陪同毛泽东接见。李先念、韩念龙也陪同接见。

毛泽东对奈温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你们大使馆还算好的，没有烧掉，英国代办处烧了。”

奈温插话说：“是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出，继续说：“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们给他们修。你烧了人家的大使馆，像什么话呢？你要好好赔啊！所以我们给他们造了一个，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

奈温插话说：“是的，就像中国驻仰光的大使馆的事也是这样。”

1967年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曾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

毛泽东继续沿着他的思路说：“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不过我们烧（英国）代办处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外国发电报。都是极‘左’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奈温说：“应该说，只有个别人要负责。”

毛泽东说：“他们有一个集团，一个阴谋集团，搞破坏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你们没有请外交部代部长跟他们见面谈话吗？”

“准备接见他们。他这几天有别的事。”说着，周恩来指了指在一旁陪见的韩念龙，“这几件事都是他参加的，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午门大会被冲击的一个。”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抓住他搞什么东西？喷气式？”

“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批斗老干部时用的一种体罚。

韩念龙回答说：“那天没有搞，没有要我们表态。那天同去的，还有耿飚。”

周恩来问奈温：“你懂得我们的喷气式吗？”

“不懂。”奈温摇了摇头。

毛泽东对韩念龙说：“你做一个给他看看。”

在大家一阵轻松的笑声中，韩念龙站起来表演“喷气式”。

“你那个样子不行。你做过喷气式没有？”毛泽东觉得韩念龙做的“喷气式”不太到位。

“没有。那天没有做。”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是种很好的‘体操’。”

谈话在一片轻松的笑声中结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接见并作解释，使奈温非常满意。此后，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恢复。

“外交毕竟是外交，不同写文章，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周恩来也还是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制止了在对苏关系上的一些极“左”做法，为缓和中苏两国关系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胆大包天的接线员竟然拒绝接通毛泽东的电话。

在修复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抓了中苏关系的缓和。

中苏两党两国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执掌苏联的赫鲁晓夫，以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一心想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特别是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中国的1000多名援华苏联专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也日益公开化了。

虽然这样，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回旋余地。

1964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访苏联时对苏联方面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周恩来都及时制止了。

196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但是，到了1969年，珍宝岛的枪声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奉命对入侵者进行还击。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联军队再次向我驻守珍宝岛的部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被我国军民击退。

珍宝岛事件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量。

关键的是要判断苏军这次入侵是否就意味着苏联要大举进攻中国。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与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1968年8月，苏联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珍宝岛事件和苏联在中苏边境又大量增兵，这一切都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层强烈的感觉：苏联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并为此积极准备的时候，也并没有把战争的危险绝对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同样的判断：苏联还不具备进攻中国的条件。1969年3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时，外宾问道：最近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规模性的可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3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时也说：我看他们是壮胆，晚上走路怕鬼吹口哨。小时候在乡下走路，怕鬼，怕老虎，就吹口哨。

因此，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密切注视苏联方面的举动，相机缓和紧张的战争气氛，以便为中苏关系留下和缓余地。

这就是以两手对两手。毛泽东、周恩来的对策是“坚决反击，准备谈判”。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原则行事。

1969年3月4日，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的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周恩来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时，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清界限。

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老帅谈话时说：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会，是否一定要骂苏修？我看，外交缓和一点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判断和所采取的对策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不想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敢轻易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969年的中国，真可谓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团急于抢班夺权，国内政治很不安定。对外关系方面，极“左”思潮使得中国与许多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更紧要的是当时中国同时面临南北两个方面、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南边在抗美援越，要对付美国的战争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如果同苏联的紧张关系能缓和下来，就可以改变我们同时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被动局面，有利于维护我国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论是从国内政治安定需要考虑，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从外交战略考虑，都要求我们在对苏关系上以和为贵。

但是，中苏关系的多年交恶，加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当时有关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明显存在一些极“左”的做法。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第三天，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方面又把电话打到设在通讯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面找周恩来的电话号码，无疑是想与中国领导人沟通情况。毕竟是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面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

从当时的电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肆虐让一个普通的电话接线员也变得如此胆大包天，竟然视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为儿戏。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苏联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十分钟，柯西金还是一无所获。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月22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一个副司长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副司长：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3月13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3月15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叶立扎维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率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所以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副司长：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

约见不欢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苏联搞热线电话联系的方式我们不太赞成，但是，如果他们是真诚希望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接触，这还是应当肯定的，因为这对缓和两国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当然，在当时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历史环境下，苏联领导人急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还是故意放出的烟幕，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门关死。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柯西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约见我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的情况，并把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备忘录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谈话，对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态度和我们有关部门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

毛泽东说：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阵，说他是叛徒。把人家的总理（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我。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插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继续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人家帝国主义的大使，苏联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给他们一个照会，说通电话不方便，有事请通过外交途径，不搞热线活动。

毛泽东说：热线活动不能搞，他们喜欢搞这一套。你们去一下，要不要通电话。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几位老同志说：你们这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没有经验。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3月26日，周恩来就外电报道说苏联驻华使馆受到中国公民的骚扰和威胁并导致苏联使馆人员受伤一事批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富治）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过苏联使馆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对其所采取行动，加以劝阻和干涉。

对冲击苏联驻华使馆的极“左”行为，周恩来一贯是坚决反对的。此前，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使馆，周恩来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径。

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十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由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中苏武装冲突没有进一步扩大。1969年3月28日和5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武装冲突。

然而，到1969年8月，在珍宝岛之战中没占到便宜的苏联边防军企图报复我边防部队，又在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武装流血冲突。这无疑给还处于紧张状态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也让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要求接触和谈判的诚意产生怀疑。

不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病在河内逝世。

中共中央决定派与胡志明私交很深的周恩来前去河内吊唁。

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吊唁胡志明。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当天就飞回了北京。

苏共中央派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并希望同周恩来接触。但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华盛顿9月5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这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然而，就在世界各方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推测和议论时，9月10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回急电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面。

作出这个决策是很理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

关键时刻，外交决策大权还是掌握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共内部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冷静和现实的。据有关消息，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样的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会杀死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军方又有人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

周恩来还觉得，只要苏联方面愿意坐下来谈判，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中苏冲突及边界争端问题是可取的，符合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立场。但是，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抱幻想。

1969年9月11日10时50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晤。两国总理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社会也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点头称是。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举行了接触性会谈。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你们认为的“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讲的是肺腑之言。当时，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不由得提高了声调：“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周恩来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解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达成了谅解。

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与柯西金还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等缓和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

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

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周恩来和柯西金都感到满意。会晤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柯西金等人。

柯西金在祝酒时对周恩来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这次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坦率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这对彼此是有益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苏之间的合作是打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任何其他武器，如原子武器等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机场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主要内容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等。

周恩来还在信中说：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仍企图对我国实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反对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达成的谅解。

不久，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回避了9月11日会晤时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柯西金还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这样，周恩来与柯西金三个半小时会晤的重要意义仍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这一年的10月，中苏双方将要举行边界谈判时，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谈判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亦应作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执，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作针锋相对。”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两国会谈能相对和缓地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购买一批运输机。我们的专家组到苏联验收时，发现苏方提供的备件不全，会谈时便向苏方提出。苏方说，原来签订的协定没有规定要提供。我方代表当即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苏方谈判人员听了后立即离开谈判会场，把我方代表冷在那里。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当即指出我方人员这样说不妥。他说：“我们在谈判中应少说刺激的话，否则对方可以借口我们侮辱了他们一走了之。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讲道理。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那是可以吵架的。但是，办外交与写文章不同，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宜多说伤感情的话。外交终究是外交。外交场合还是要称先生、阁下，这是国际惯例。这点我们要注意。”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有许多驻华使节和外宾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观礼。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也在被邀请之列。毛泽东还特意与他聊了几句。

毛泽东问候托尔斯季科夫：“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Здравствыйте。”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

“很难讲。”毛泽东笑了笑，“你好”的英文脱口而出，并说了一句，“Very good。”

托尔斯季科夫也笑着说：“Very good。”

周恩来又特意把当时在北京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回国去了）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这位副团长的手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1969年到1971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和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起1967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苏联关系的缓和，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大解冻。

16 世界瞩目的握手

面对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那只手，周恩来表现出惊人的睿智和胆识，高傲的美国总统第一次甘愿为中国总理脱衣拂尘，尼克松、基辛格感叹面对的是一位外交巨擘。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握手，使历史在一瞬间骤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完整地说，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开启的。

然而，在这四双巨手中，周恩来那双手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在70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还说，要是周恩来拍着桌子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援，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否则就不同意同美国谈判，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还很难料定。

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

无疑，周恩来个人的风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谈判艺术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对中美关系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外交巨擘

1969年2月17日，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2月16日，在广东珠海附近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们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任职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因此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做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周恩来吩咐秘书，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后查清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受到震动。此事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星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要他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这样，就发生了1969年12月3日美国大使不顾斯文在华沙穷追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吓得被追工作人员匆匆躲避的奇特一幕。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雷阳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的情况下绝对不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周恩来接到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中方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搞一个内部通报，以便使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

周恩来也通过巴基斯坦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中断刚刚恢复不久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接触在沉寂了几个月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试探。

1970年6月，尼克松要美国驻法国大使去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传达美国方面的意图：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方希望另外打开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感觉到华沙会谈容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同我国领导人对话。

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采访时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史密斯问：“在苏联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坦率地回答：“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中国方面在美军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松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后，提前释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作了含蓄的回答。

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国庆节这一天，周恩来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周恩来还对《人民日报》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

遗憾的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号竟被尼克松和他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松又频频向中国发出更为明确具体的信号。他利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机会，托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和好，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的口信，并表示愿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

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对尼克松捎来的口信作了答复。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1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时，对勒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达的尼克松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先后把周恩来的口信转给了尼克松。

正当尼克松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的道路之时，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的沉重车轮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美两国都参加了。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周恩来周密部署，强调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团长斯廷霍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弦外有音，既是讲给美国人民听的，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的。

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恩来那潇洒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使在场包括有“嬉皮士”气的科恩在内的每一个美国队员无不感到由衷地敬佩，并且对周恩来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消息传到白宫，尼克松、基辛格都惊呆了。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因此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做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尼克松、基辛格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基辛格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感叹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为此，他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三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方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的中国“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拟出了各种对策。会议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向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捎给尼克松一个口信，并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报告（即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审批。可以说，这次政治局会议正式地、全面地确立了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送往巴基斯坦。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

尼克松也眉开眼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部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的，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觉得他们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下午四点半，周恩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待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中国大陆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那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

在这次会谈中，各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节眼上，周恩来说：“我们不如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问。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

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

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待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令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同。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别人。我同周见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未作任何阐述。

这个公告的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基辛格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

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来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意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通通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乐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月13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让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的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成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信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来说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22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会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同时他也为周恩来的演说艺术叹服。

周恩来还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比正式的有稿子的发言更加贴近周恩来的风格。这些话非常诚恳、贴切，富有人情味，完全没有政治空谈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基辛格一行很为钦佩，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潇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这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那特有的品格和魅力。

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的冷遇感早已烟消云散。这也就奠定了这次整个访问期间热诚友好、礼貌周到的基调。这种基调对促进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以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怪乎有人说周恩来是一个高超的乐师，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协奏中定下适当的基调。

在此次基辛格为期7天的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了10次会谈，共23个小时40分。双方除了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信联络等问题之外，还着重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缓和的，进展也较顺利。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钦佩地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均可。周恩来选定了2月21日。

在以后的几天中，双方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周恩来在谈到每一问题时，都是从历史谈到现在，全面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对此，基辛格十分佩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我很欣赏周恩来杰出的品格。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会谈中，最富戏剧性的要算讨论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了。

基辛格来华之前，早已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这个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一套起草的，长约3000字。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词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公报草案是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他们自己非常得意自己的“杰作”。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他们提出了这一草案。

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章文晋另外起草对案，并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毛泽东也说，各说各的好。但他对章文晋起草的对案不太满意，说是“发言权不大”。周恩来又让熊向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了改写。

这样，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则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10月24日晚，又一轮会谈开始了。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我方起草的公报草案。基辛格听后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基辛格说：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这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说到这里，周恩来建议休息一会儿，并意味深长地对基辛格等人说：“你们不妨对我们的草案再考虑一下。”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高手，他如果有诚意，就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然，基辛格领着他的助手们经过了一番紧急磋商后，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复会后，基辛格立即告诉周恩来，美方同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基辛格又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过于僵硬”，有些文字火药味太浓，特别是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建议删掉那两句话，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对等地删掉两句话作为交换。

周恩来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改得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很受感动。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给他看……企图在谈判中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然而，就在整个会谈差不多快要结束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使会谈出现了又一次裂痕。

周恩来一开始就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反复表示：美国不能背弃“老朋友”，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

周恩来冷峻地说：“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及两党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口气缓了缓：“既然中美关系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改变一些关系嘛。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善于引导航船迎着浪潮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如果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怎能迎接新时代呢？”

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基辛格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发明”表示赞同。但是，美方坚持要强调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观点，且不明确表示从台湾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的时间。对此，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但可以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探讨。

正当周恩来与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就台湾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

于是，历史的选择又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大玩笑。

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博士，我看不见得吧？”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吃惊得怔了好一会儿，接着是一丝苦笑。

洛德在一旁慨叹道：“周恩来太厉害了，他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还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说：“你没听说啊？我在香港工作时，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的心情有点沉重，他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特意作了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尼克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当年拍摄的实况录像确实显示：身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机舱门后，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和他夫人两人走下。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疾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人才获准走出机舱。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这样的记述：“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陪尼克松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与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中不乏寓意。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尼克松坦率地说：“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对基辛格博士说的那样，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站立致祝酒词：“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答周恩来的祝酒词。饶有趣味的是，尼克松在致辞结尾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愉快地碰杯。他们的杯子里装的是醇馥幽郁的茅台酒。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是尼克松最爱听的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特意指示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这首曲子。这又是周恩来过人的细密之处。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尼克松听到《美丽的阿美利加》，非常激动。他对周恩来说：“这是我1969年为我的（总统）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

周恩来举杯示意：“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尼克松更加兴奋地笑了。

随后，周恩来走下主宾席，到每一桌宴席上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逐一敬酒。在场的美国人和太平洋彼岸的电视观众，都对此深为感动。

回到主宾席，周恩来指了指摆放在桌子上的画着可爱的熊猫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太好了！”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信卫星，传给了美国早晨的新闻节目。这下，周恩来送熊猫就成了这一天美国大多数人和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当然，在中国方面，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尼克松向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但是，尼克松又认为：有些地区，如果美国退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被苏联钻空子。

针对尼克松的“真空”论，周恩来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6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从印支撤军。

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持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

周恩来耐心地对尼克松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如果越迟就越被动，而且也不会使战争得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周恩来还几次以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都撤走了，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

周恩来针对美国想要中国对印度支那各国抗美救国斗争施加压力的想法，重申：中国一贯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

在苏、美两国军备竞赛问题上，周恩来对尼克松也直言相劝：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周恩来得心应手地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不由得使尼克松感到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感叹说：“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

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时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尼克松表示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

对尼克松的上述承诺，周恩来比较满意。但是，尼克松又强调政治方面有困难，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还不能丢弃台湾。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时间不多了。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将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他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褪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的话也不全是大话。他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临上飞机时，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的确，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对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满意和愉快。这除了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外，还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给他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回味。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7天中，中国给尼克松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

尼克松自己回忆说：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可望其项背。”

如果说，仅讲品格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系列追忆和评说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尼克松为何下此断语。

尼克松说：“我同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15个小时，此外一起吃午饭，赴宴会，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自若。

“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73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求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辞，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和自信的反映。”

尼克松还断言道：“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尼克松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观众十分惊奇这位东方大国的总理施了什么“法术”，不然，高傲的美国总统怎会甘愿为其脱衣拂尘？！

其实，周恩来不懂“法术”，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人格与品德的魅力。

17 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访华，决意“达不成协议不回去”。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气呵成如闪电。

“尼克松冲击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尽管鸠山一郎有意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日本外受美国的压力、内受执政党亲美反华路线的制约，鸠山内阁对周恩来的建议未能作出积极的响应。这一等，就是16年。当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以首相身份来访的第一人，不是鸠山一郎，而换成了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成为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由此也成为与周恩来感情深厚的朋友。

1971年7月16日，当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美联合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被“尼克松冲击波”搞得晕头转向。受打击最惨的，莫过于日本政府及执政的自民党了。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使有阁僚愿意与中国友好，但在美国和台湾等问题上，不敢越过雷池。结果，美国在日本佐藤内阁积极制造“两个中国”的关键时刻，却来了一个漂亮的“越顶外交”，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显然嘲弄了日本政府及其外务省，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原先对美国一片忠心的日本自民党政府，在遭到“愚弄”后，感到后悔莫及。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川万太郎曾这样说过：“由于‘尼克松冲击’，日本领导层辨别方向的神经已完全麻木，脱离常规，乃至反复作出拙劣的举动，受到中国的冷眼。”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尼克松把在北京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

6月，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四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个人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明确的。

7月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首相。7月7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任外相。当天，田中角荣发表早已酝酿好的首相谈话，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周恩来反应神速，9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说：“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7月3日，周恩来派肖向前出任新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7月11日又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以上海歌舞团团长的身份访日。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访日。陈抗还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我之所以讲田中内阁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过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论能否谈拢，现在都正是时候。你们要准确地掌握信息。孙平化已经在平地上建起万丈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前进。

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田中角荣以“决断与实行”作为政治信条，他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点。这些，得到在野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日本国内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发高涨的气氛中，田中也在积极寻找两国政府之间直接交换意见的渠道。首先替田中探路的是前社会党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

佐佐木更三在访华前，会见了田中角荣。他问田中：“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呢？”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田中同意佐佐木把这一态度如实转达周恩来总理。7月16日至19日，佐佐木更三受田中角荣委托，到北京拜见周恩来。佐佐木更三向周恩来转达田中首相要求日中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当佐佐木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说：

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佐佐木没想到周总理如此体谅田中本人和田中内阁。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请佐佐木回国后跟在野党和友好人士谈一谈：如果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的；他们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的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结交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我们一向尊重首先和我们友好的人。佐佐木又一次体会到了周恩来“饮水不忘掘井人”的一贯作风。

佐佐木是信任田中的，他向周恩来“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

周恩来以邀请的口吻说：“那么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

佐佐木立刻补充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希望务必邀请。”

“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在北京的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的话，周恩来早就说过。对田中角荣，当然是欢迎的。

谈到田中角荣访华时的待遇，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佐佐木：“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你说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直航北京的意见，又一次解决了田中的难题。佐佐木回国后，向田中如实地作了汇报。田中对此非常满意，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时机已经成熟。”在田中内阁成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作出这样准确的判断，不能不说田中角荣具有非凡的决断能力。

7月21日，周恩来指示仍在日本的孙平化：上海歌舞团将于8月16日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一安排，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是为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直航北京作一次预演。

为探明中国方面在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等方面的态度，田中角荣又委托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面见周恩来。

7月27日，竹入义胜在与田中首相密谈后，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昼夜兼程地赶到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和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竹入义胜。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竹入说明了中方与田中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竹入解释：“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政府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入说，我们也是作这样解释。

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地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

接着，周恩来简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正统和偏安的政治演变。最后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

竹入表示：“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竹入在京期间，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竹入作了详细的记录，他后来披露了自己的心情：“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

在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中，中方既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充分考虑到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

8月初，竹入回到日本后，向田中、大平作了详细汇报。田中角荣看着后来流传日本政界的“竹入笔记”，不由得喜形于色，感慨地说：“周总理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大平正芳也对竹入连声说：“辛苦了，谢谢。”随后，拿着“竹入笔记”奔向外务省。

田中叹服：“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进入1972年8月份以后，中日双方都似乎预见到了邦交正常化的确切日子，都在加紧工作。8月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再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传达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次日，中国迅速作出反应，由外长姬鹏飞公开宣布：“周恩来总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欢迎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8月15日，田中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会见孙平化、肖向前，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9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为了9月份的历史性会见，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9月9日，古井喜实受老友大平正芳的委托，携带日本政府根据“竹入笔记”的基本方针起草的联合声明方案，抵达北京，与中方进行最后的调整。

日方方案对结束战争状态和三原则问题大意是这样的：

（一）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与中国结束战争状态，已在日台条约中解决，无须再重复，而由中方再次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方予以确认。

（二）关于三原则问题。日本方案在正文中表示：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此立场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日方方案正文中对废除日台条约没有表述，对台湾归属这一重要问题，更是一句也没有涉及。

9月12日，古井喜实在会见周恩来时递交了日本方案。

9月20日午夜0时15分至凌晨2时1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发表意见。周恩来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写入联合声明。他说：“我们认为，这次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表示结束战争状态。古井先生，你认为不是这样吗？”他明确地告诉古井：“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自联合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但在措辞上，周恩来又灵活对待，不使田中内阁难堪。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周恩来要求日本在方案中写上“遵循《波茨坦公告》”的条文。

经过讨论，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在联合声明中增加前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等内容。

周恩来以既坚持原则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又采取灵活策略的做法，实现了对田中内阁“将有所照顾，不使日本政府为难”的承诺。对此，田中角荣这样评价：“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离田中访华越来越近。9月18日，周恩来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接见了以日本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访华代表团。这个团肩负着先遣队的使命，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打前站。

周恩来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

尽管小坂代表团中既有赞成邦交正常化的，也有反对邦交正常化的，但周恩来这番话，使他们全都站起来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当众赞扬了田中，说：“田中首相很善于搞统一战线。我想，他不仅具有在国内搞统一战线的能力，也有在亚洲搞统一战线的能力。”

小坂幽默地回答说：“我要原原本本地把您的话转告给田中首相。不过，今天记者也在场，电波会把您的话传输到日本的……”

周恩来也笑着说：“小坂先生也可以用电话转告嘛。”

很快，电波传到日本，田中角荣惊叹周恩来对自己竟有如此的褒誉！一周以后，田中首相踏上了直航北京的专机。

田中派的一个议员说，他从未见过田中如此紧张地登上飞机。他说田中的想法是：“中国在亚洲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的大国。日本政府必须要打开一个窗口，使自己想说的话能够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但谈判对手必须是可以信赖的人，因此，就非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活着的期间进行不可。”

首脑会晤，“求大同，存小异”

1972年9月25日上午，周恩来带病前往北京机场，迎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总理紧紧地握手时，军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这歌声是欢快的、高昂的。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的主要官员。随后，周恩来在安徽厅和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一次限制性会谈。会谈主要在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之间进行，而一些具体细节，则由两位外长再行斟酌。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为田中角荣一行设宴，并发表了意义深远的祝酒词：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对此，田中首相相应地作了答词，说：“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日中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但是，田中的答词中却有一处明显不妥，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何止是“麻烦”？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田中诚恳的态度，周恩来是欢迎和赞赏的。

9月26日、27日、28日，周恩来又与田中首相进行了三次限制性会谈。双方除了共同点以外，分歧也是明显的，但是，用参加会谈的日本方面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9月26日，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会发生对立。中日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集团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做根据，问题无法解决。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

在整个谈判中，大平正芳为田中角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来华之前，田中就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大平外相；大平也说过：“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

来华之后，田中相比之下显得悠闲一些，他常在钓鱼台国宾馆里作汉诗，还向身边人说：“有大平君在办，就没问题。如果达不成协议，还可以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回去。”后来，周恩来也曾这样评价大平正芳：“为人诚实，不说假话，虽不善口才，但内秀博学。他一心一意辅佐田中，可谓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能恢复中日邦交。”

会谈到了9月27日下午，双方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周恩来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这天晚上，田中角荣突然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田中万分惊喜，能与毛泽东会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幽默地对田中等人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众笑）

大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指田中）你有病，请他去治。（众笑）

田中：这次周总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就不满意啊。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这是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

田中称赞廖承志在日本很有影响。毛泽东请廖承志当翻译，并问：你是在日本出生的吧？

廖承志：是。

毛泽东：如果你们要，把他带回去嘛！（众笑）

……

一阵阵的笑语欢声，从毛泽东的住处传出来。两国领导人的愉快的会谈，表明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等访华代表团时，就曾期望和预言：“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

以“以民促官”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终于结出了硕果，两国领导人当然非常高兴。这香槟酒，虽然鸠山一郎和重光葵没有喝成，但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却赶上了。周恩来知道田中喜欢喝中国的茅台酒，便在毛泽东的住处吩咐服务人员上茅台，以中国的国酒代替香槟，体现“中国特色”。他还告诉田中：这茅台酒是高度酒，放在碟子里，用火柴一点，可以燃烧起来。田中也有他的招数，他不仅学会了喝茅台，而且喜欢喝中国绿茶，因此他说：“喝了茅台再喝绿茶，就中和了。”几天以来，周恩来得知不喜欢吃西餐而只吃日本菜的田中角荣，对中国菜很称道，并顿顿吃得很开心。周恩来对田中又多了一份亲近感。他端起酒杯，提议宾主一饮而尽。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了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谈。就日本如何处理日台关系问题，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方法，他说：

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

“言必信，行必果”，语出《论语·子路》。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回答了三种人，“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其中之一种。周恩来借此期望田中角荣做一个说话算数、行动坚决的人。说完，周恩来还走到桌前，用毛笔亲笔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送给田中。

9月29日上午，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升起，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都沐浴在晨光里。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中，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并排坐在摆着中日两国国旗的条形桌边。中外记者都在拍摄着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恩来、姬鹏飞与田中、大平互致问候，然后各自从砚盒中取出毛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然后交换了文本，握手祝贺。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即“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正芳根据田中角荣的指示及其向周恩来的承诺，立即在民族文化宫大厅设立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紧接着，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和大平等人乘专机前往上海访问。原先以为“达不成协议就不回去”的田中角荣，这时却异常安详，在飞机座位上便打起呼噜来，一直睡到上海，他把与周恩来交谈的任务又交给了大平外相。

到达上海后，周恩来陪同田中一行参观了上海的马桥人民公社等地。田中着急回国向自民党汇报他的访华成果，因此第二天一早便从虹桥机场登上了回国的专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田中内阁成立到完成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从7月7日田中声明到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建交联合声明，只用了82天。这是国际政坛上闪电般的速度，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家中少见的英才。对他，周恩来是钦佩的。

周恩来的遗憾

田中的专机远去了，但是周恩来却期待着再一次与他会面。在这次会谈中，田中曾邀请周恩来访问日本。当时周恩来问田中：

“上野公园的精养轩还在否？樱花是否像旧时一样年年盛开？”

周恩来颇有旧地重游之念。然而，1972年5月，他就已经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本来就已日理万机的他，更要加快自己的工作节奏，超负荷地工作，与病魔争朝夕。再加上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危难中，国内的事情无法脱身。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重游日本。值得庆幸的是，中日建交后，周恩来与田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挂念日益加深。

1973年4月，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廖承志受周恩来的派遣，将率中日友协代表团出访日本。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谈话快结束时，他突然问：“田中首相送来的樱花树长势怎样？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廖承志同志见到田中首相时应该当面汇报。”廖承志深深体会到了周恩来那细密的作风和对田中首相细腻的感情，他当即派两位同志驱车到栽种樱花树的几处公园察看，并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廖承志到了日本以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向田中首相汇报了樱花树的长势，并从随身携带的小本中把几枚压平了的樱叶送给田中首相。田中接过樱叶，激动不已，他深感周恩来是那样的重友情。仔细端详了一番后，他又叮嘱秘书要妥为保存这几枚珍贵的樱叶。

这年6月27日，为进一步打破少数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对此，日本外交部向我国有关方面提出抗议。但田中首相是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的，因为他在北京时周恩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很快，田中在日本众议院答辩时为中国作了解释。

周恩来迅速获知此事。6月30日，他在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时，对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说：

“希望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说，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在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问我国时，我同他们谈到了我们的核武器是自卫的，决不首先使用。他一直相信我这个话。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正如田中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

周恩来这番话，小川平四郎大使转告给了田中首相。田中了解，中国有几亿人，核试验的尘埃如果有害的话，首先他们自己先受害，他们不会拿这个当儿戏的。

中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但周恩来总是说服田中等人，要从大局出发。他曾对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说：“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中日和平友好是大局，台湾是小局。不要因为台湾这个小局妨碍大局的前进。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1973年10月10日凌晨2时，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对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日本朋友说：“一个人做事果断的话，总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我钦佩你们首相、外相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的果断。道路是不平坦的，总是曲折的。”这些话，充分地理解了田中的处境，同时也是为田中鼓劲。他还说：“最近还有七十几个议员跑到台湾去，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两国政治关系常常是有曲折的。我们基本上从去年建交以后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前途是扭不回去了。”

为了使中日关系的前途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在病中仍然煞费苦心地工作。他晚年接见的外宾中，以日本朋友为最多。他病中最记挂的，是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他曾多次说过，“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我想去日本看看”。然而，他自从1974年6月住进医院后，就不可能出访外国了。

1974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川崎秀二等日本朋友时，川崎提出，希望周总理访问日本。周恩来为难地说：

“现在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

这就是说，他哪儿也去不成了，病魔对他是无情的。

这年12月5日，他在医院里会见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时，又一次表明对日本的眷恋，说：“50年前，我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日本回国的。”池田趁机再次邀请：“欢迎您在樱花盛开时再次访日。”周恩来遗憾地说：“虽有这样的愿望，但恐怕难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