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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把住经济生死关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民委员会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开始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联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联。黑龙江省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联，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拂袖而去。
工交座谈会前后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等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通通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联，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处境是那样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联表示担心。
刘澜涛、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注：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倘若是“反对”，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还对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们鼓励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种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2 挽救交通大动脉
大串联、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断然决策，双管齐下，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抔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5 000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1700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1 000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大兴安岭林场30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恶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为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100亿斤，1965年达120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1966年8月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大串联，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外地学生就达212.4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大串联是毛泽东支持和赞成的，周恩来难以反对；另一方面，面对大串联对铁路交通的冲击，周恩来又不能不采取一些制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加以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找到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联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联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万至170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非常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
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为了减缓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使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12月30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被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
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联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铁路干线不时出现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打电话到哪个地方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月2日，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严厉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政治挂帅？有人说，保证铁路畅通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要求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交通。
——1月6日、7日，为解决南京两派武斗导致的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两次接见南京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十几条船。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交通，这是最紧要的。交通问题我最担心。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次日凌晨7时，整整8个小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铁道部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铁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在周恩来的责令下，两天后，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14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2月1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7亿人民重要？夺权，首先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7年1月夺权到2月初，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周恩来为解决铁路交通问题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就达7次之多，还不包括同铁路系统外的群众组织代表谈铁路问题。
周恩来提出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难，铁路军管一拖再拖。关键时刻，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
在举国上下全面内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犹如杯水车薪。
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国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聚拢到一起，成立一个铁路系统的联络总站，来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当即将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19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开会，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也到会。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有群众组织代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
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出的这个军管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干扰，对铁路、交通、邮电的军管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
5月31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转来的几份铁路运输简报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宽大的办公桌上。
简报说：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最近几天，各地由于两派武斗和纠纷，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连续发生行车中断情况。目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主要干线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如下：
（一）徐州地区两派武斗，至28日早6时，徐州火车站的作业处于瘫痪状态，徐州分局管内陇海、津浦沿线滞留列车达33列，济南分局滞留22列。30日，徐州火车站两派武斗，一台机车被炸毁，调度室被砸，从晚上7时起，车站完全停止作业，滞留货车34列，客车运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斗还在继续，机务段内20多台机车被炸，一部分铁轨被扒掉，整个徐州机务段只剩下一个副段长和一个运转主任，津浦、陇海两干线运输中断。截至31日早上6时，在津浦线上滞留货车68列，客车16列。津浦线济南至蚌埠、陇海线商丘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全部瘫痪。
（二）驻浙江金华的南京军区的某军急电：金华地区两派武斗，铁路设备被破坏，金华火车站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劫往杭州，车站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28日起，浙赣线交通完全中断。到31日，浙赣沿线滞留列车100余列，交通至今尚未恢复。
（三）郑州两派武斗，郑州北机务段被围，郑州火车站电源被切断，工作停止，严重影响了京广、陇海两线的运输。目前，事态还在发展，铁路运输很困难。
（四）京包线的宣化站，因地区两派纠纷，于26日停止作业，不接发列车，使运输陷于中断。
（五）武汉军区来电：汉口车站连续发生冲击铁路运输的事件。27日，一些群众组织以抓“联动”为名，动员数千群众冲进车站，拦截16次快车，砸坏门窗，致使16次快车在汉口滞留17个小时。29日，又有几千名学生和不明身份的群众闯进汉口车站，强行搜查38次快车，还将一女青年衣服剥光，进行搜身侮辱。30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车站，打伤车站职工和值勤战士，破坏铁路设备，严重影响铁路运输……
看罢简报，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
“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惊扰毛泽东的午休，拿着铁路运输简报，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简报，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十分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周恩来对毛泽东力陈利害。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中午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18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提笔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
伯达、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志：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周恩来
5月31日
周恩来此招可谓先斩后报。江青一伙虽然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6月1日，周恩来指示：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铁道部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铁路、交通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各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随后，对铁路交通的全面军事管制立即付诸实施。
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铁路交通运输状况有所好转。
然而，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就被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所破坏。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事件。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排除异己，打击军队老干部。他们把“七二〇”事件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并借机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阴风，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
“七二〇”事件后，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急剧恶化。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被严重削弱。局势已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
在举国上下的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首当其冲。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车停下来用作进行武斗的工事掩体；有的用火车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以断绝对方兵援。全国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一些具体错误。他在7月中旬至9月的南巡中，针对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号召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错误做法的契机，奋力平抑社会动乱，继续进行维系铁路交通的各种努力。
首先，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
7月25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亲自拟定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京沪、津浦、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
38军或68军从涿州到武胜关，××军从武胜关（不含）经衡阳到广州、凭祥（以上为京广线）。
68军（202师）从连云港到潼关（不含），21军从潼关到星星峡（以上为陇海线）。
12军从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芜湖支线；27军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津浦线、沪宁线）。
20军从杭州到鹰潭（含），67师从鹰潭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浙赣线）。
同日，周恩来将护路部署交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一部署。
周恩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谈话，批评他们热衷派性武斗、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说服各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1967年8月2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负责生产业务的干部以及有关院校的学生代表。他严肃地指出：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往错误的方向上引。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以保证整个铁路线畅通。由于受地方群众运动的影响，现在铁路的运输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经济的，都懂得，交通大动脉中断了，一切都会停顿。现在许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都停止了。工业用电停止，整个工业生产都停止，只能够维持生活照明用电。甚至有些地方来告急，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
稍顿，周恩来又说：本来铁路军管以后情况要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铁路系统的两派，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或者两派都是“左派”，都不应该在工作时间争论，更不允许武斗、停车、破路和夺解放军的武器。
周恩来还要求铁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员到各铁路干线上去疏通、劝导。
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队、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愤然责问在场的造反派头头：说过多少次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揪军内一小撮”？揪谁呢？揪沈阳军区？为什么要这样势不两立？黄埔港有四五十条船停着，湛江港也这样，广州半个月没开出火车来，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还行啊？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半个月了。
周恩来说：请联络员与铁道部军管会联系，找铁道系统的代表开会解决。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碍铁路交通，要抓头头。
10月2日，福州军区电告中央文革：英国一艘“加斯”号商船10月1日到厦门。按规定我方海关应对商船进行检查，但因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英国商船无法靠岸。商船上有三个病号，船上补给也成问题，要求尽速靠岸。军管会向两派做工作无效。
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给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的国际声誉被严重损害，四面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苦不堪言。
周恩来阅电报后当即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批示——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秘书火速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厦门军管会。
当晚，中央派往厦门的调查组报告：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即组织军管会和两派群众传达学习，三方都表示坚决执行。上午10时半英国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开始装货，估计4日可完成。
周恩来愤然责问：“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10月24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196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汇报数字表明：从5月份开始，铁路运输量大幅度下降。铁路平均日装车数1.91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这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量还不到一半。面对这样的数字，周恩来的心情愈加沉重。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铁路局军管会的负责人及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铁路运输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斗私批修以外，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也十分重要。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
周恩来画了一条曲线，说：你们看我画的这条曲线，你们就懂得这个形势了。从1月份的装车数×万×千车到4月份的×万×千车，然后跌到×万×千车，跌到了水平线以下。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从今年10个月的铁路运输生产曲线看，对革命、对整个生产都是不利的。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如果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
说着，周恩来提高了声音：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要联合起来把铁路搞上去。不管你过去是不是革命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来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面部分职工因为武斗，死了人，对大联合想不通。
周恩来说：你们要从大局着想。两派武斗，死了些人，肯定有坏人在挑动，不在群众，要把仇恨集中到坏人身上。不要因为几个同志死了，就想不开，要顾全大局，要“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派。
周恩来最后强调：现在铁路上的重点是解决两广、南京、东北、西北的铁路运输问题，要研究一下，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抓货运。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搞一个协议，谁不遵守，谁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组织置大联合的号召于不顾，仍沉湎于无休止的派性斗争。
1967年11月25日，河南郑州两派武斗，造成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站郑州交通中断，滞留车皮3 000多节。周恩来得知后，忧心如焚，指示连夜派飞机把郑州两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交通问题。
晚11时30分，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郑州两派代表。在场的还有东北三个铁路局、西北三个铁路局及南京、哈尔滨等地的代表。
周恩来满脸倦容，声音有点嘶哑：“铁路与煤炭，我们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现在突然出现郑州问题，我完全没有料到。就在郑州这一十字路口，停车3 000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抽不开身，刚才还在接见外宾。如果我有工夫，我自己就亲自到郑州去。为什么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军队同志也好，铁路工友也好，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的嘴唇和手有点颤抖。一旁的代表请周恩来坐下。
“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说到这里，周恩来问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主任：“军管多久了？”
“6月22日开始军管的。”
“5个月过去了，生产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
“干部没有站出来，最近站出来的有25％。”
“有百分之二十几站出来就可以组织嘛！3 000多辆车子压在郑州这条线上，全国铁路最关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此时此刻，“河南造反派总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
周恩来愤然指出：“大字报不要写这么多嘛！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周恩来责令：“郑州铁路两派要真正做到切断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搞好大联合。”
两派分别表示：“一定按总理指示办，搞好大联合，把铁路运输搞好。”
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周恩来每天都与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等及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终于使郑州铁路局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7个协议。
在此影响下，西安铁路局两派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为了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并草拟了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7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铁路运输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5日，周恩来将所拟批语及郑州、西安铁路局的协议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了，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及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1967年年底，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周恩来上书毛泽东：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
全国铁路系统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铁路交通状况日趋好转奠定了一个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并不意味因此而万事大吉。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1967年下半年批极“左”、纠极“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极为惊恐。1968年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2月4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整理的一份《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反映》说：
1月26日，津浦线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断运输一天，经济南军区采取措施，27日恢复通车。2月2日，跨苏、鲁、皖、豫、鄂五省的一群众组织500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车站把停靠在站的846次列车的乘务员打伤、架走，又拦截21次旅客列车，打伤、架走乘务员，抢走列车值勤部队枪支7支。桃山集至三铺站之间的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园的调度电话被切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
又据济南局报告：2月3日21时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的老黄河桥被炸坏，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间的一座两孔桥也被炸。4日零时，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声。与此同时，徐州以西、以北的3座公路桥也被炸。这样，徐州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津浦、陇海线中断，对华东煤、油运输和春节客运影响甚大。
另据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报告：2月4日晚，54次列车全体旅客急电反映，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炸，54次列车已在开封停车27个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
看着《情况反映》，周恩来心如刀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召集碰头会，研究对策和措施。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主席：
像另纸（作者注：指《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开封各调一个团交68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
周恩来
2月4日
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此命令又简称“二六”命令。
周恩来抓铁路运输的艰辛，他自己有过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发布后不久，即2月17日，周恩来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李班请求周恩来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国内讲，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注：指“二六”命令）。前天，广西发生了铁路交通的问题。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解决广西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国务院要召开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刚才，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更严厉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2月18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阅改了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
（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工作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
（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联，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应当说，这些命令和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了。然而，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顶风作乱，越来越猖狂。5月、6月、7月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了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一小撮坏分子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份，中央连续颁发“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就在“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接见了来京学习的柳州、桂林、南宁、梧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中断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等行为，愤怒地责问：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马上打电话回去，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铁路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些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要马上打电话叫没到的二十几个代表在两天内赶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我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又责问柳州的代表：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车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是过不去。
最后，周恩来警告说：广西各派如果再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
同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五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注：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注：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7月28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1969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坚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定位。
3 托起中华民族航空梦
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大滑坡，空军战斗机连连出现机毁人亡的恶性事故，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航空梦危在旦夕。周恩来拍案而起，怒斥极“左”行径，一连写下几个措辞严厉的批示，托起中华民族的航空梦。
奠基者的震怒
“文化大革命”，一幕中华民族流血、啼泣的悲剧。
1969年，这幕悲剧已演到第四个年头。
4月12日早晨，周恩来刚起床，秘书便送上一份国防工办的报告。
这是一份反映我国当前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被“砸烂”，军事工业生产部门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取消，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成都、西安、南昌、沈阳等地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生产部门普遍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发动机等一些主要零部件质量不合格，因此一些生产出来的飞机不能上天。报告还特别点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连必要的产品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为此，空军指战员怨声载道，飞行员都不敢进座舱。
看罢报告，周恩来清瘦而布满倦容的脸上交织着忧虑和愤怒，心中泛起刀扎似的阵痛。
作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周恩来想起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航空梦，想起了共和国建立以来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的全部心血。
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风筝。西汉的张衡在一只装有两只翅膀的大木鸟的肚子中装上了能控制翅膀上下扇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滑翔机。这些航空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对后来的飞机制造有着重要的启示。
然而，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制造者的桂冠并没有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美国人莱特兄弟的身上。那是1903年的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庄严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包括运输机在内只有17架，而且还都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残破飞机中拼凑、修补起来的。
1950年6月，美国侵略者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凭借着它具有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派出了大批飞机肆无忌惮地入侵我国东北领空。为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但却为没有空军的掩护而费尽了周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空军，需要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否则，“钢铁长城”留着一个“缺口”，何以巩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
沉睡了两千年的中华民族的航空梦，在共和国开创者们的牵引下，从此开始了迈向现实的进程。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时，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航空工业。
一锤定音。周恩来的这一结论，就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指导方针。
1951年1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就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筹划组建领导航空工业的航空工业局。1月2日，何长工一行赴苏联谈判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机构（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请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随后，建新公司大批干部开赴沈阳，开始筹建航空工业局。4月29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8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驻华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和五个飞机制造厂生产规模的宏大方案送报中央。8月20日，周恩来认真地审阅了这一报告，并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全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划后提送财委审核。8月21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1951年12月21日，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关于建立五个飞机制造厂以及这五个飞机厂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到会的除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外，周恩来还特意找来了掌管钱财物资的李富春、谷牧。就在这个会上，周恩来作出了拿出60亿斤小米造飞机的决断。他在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就按照你们提出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架飞机了。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
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国来说，拿出60亿斤小米来造飞机，这是颇需要些胆略和眼光的。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60亿斤小米的方案。
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再加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经过10年奋斗，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教练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交付使用。同时，我国开始了自己设计飞机的尝试。
谁料，正当我国航空事业开始腾飞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更使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是，一向纪律严明的军事工业生产也乱成这个样子，产品质量竟下降到这等地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把军工生产部门列为“要害单位”加以保护，要求“革命群众”不要上这些部门去“串联”。
更让周恩来忧虑的是，时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在我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还在我黑龙江边境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在南国边境，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有扩大化趋势，中、印关系也趋紧张。一旦起战事，我国的空军怎能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歼灭来犯之敌的使命？
思前想后，心潮难平的周恩来怒火烧心：“军事工厂搞成这样，荒唐！”他在报告的空白处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而停飞的飞机的总架数，随后，按响了办公桌上的电铃，叫秘书立即分头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火速到国务院开会。
会议桌前的较量
两个小时后，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王秉璋以及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七机部等部门的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国务院会议室。
会上，周恩来首先询问了航空工业部410厂轴承质量事故的情况，并严厉批评军管会负责人：“轴承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生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410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这位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此人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自恃有林彪、吴法宪做后盾，诡辩搪塞。他说：“工厂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时，把检验制度取消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已经发现了。”
周恩来说：“发现了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一个军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军管会主任：“目前有的工厂在逐步恢复。”
周恩来严厉指斥：“什么逐步恢复，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规章制度，只是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对的，就要马上恢复。”“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是‘五·一六’观点。要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在周恩来的盛怒威慑下，这位军管会主任只好答应回去立即下令恢复飞机厂的检验制度。
周恩来又对王秉璋说：“回去跟吴法宪（空军司令员）说一下，你们空军那么多副司令，要抽出一个来抓三机部，抓飞机，不抓不行。下面的厂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你们都不敢管，这是不负责任。不要怕人反对嘛！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负责任，怕群众是错误的，不负责任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420厂发生的保险锁键质量事故，西安庆安公司的油泵质量事故，132厂、430厂发生的歼教五质量事故。航空工业部那位军管会主任结结巴巴地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余怒未息：“这些质量问题，要发动群众，迅速解决。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合理的也要改掉？取消检验制度，老工人是不会同意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20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反对刘少奇就把一切否定，要一分为二。不然，20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讲不通嘛！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辩证地看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抓那些叛徒特务，但往往容易扩大化。”
鉴于发动机轴承对飞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生产厂家又少，质量又不过关，周恩来当即指出：搞航空用的轴承厂要发展。上海为什么不能搞大的轴承厂？立即告诉上海的王洪文，要他们今年上半年就搞起来，要把轴承搞上去。现在生产的飞机不能用怎么行？周恩来又对余秋里说：“冶金部要直接搞轴承，不要通过一机部，要敢于打破旧框框。”余秋里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询问了援外飞机和发动机是否有轴承事故隐患，并告诫说：“如果援外飞机、发动机出了事故，我们国家的荣誉还要不要？援越的飞机处在前线，不能出乱子，不能把有质量事故的飞机、发动机弄出去，有问题的要赶快撤回来。”
最后，周恩来要求：“以三机部做个麻雀，解剖一下，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实行双重领导，又归空军领导，又与生产部门联系。既有生产部门，又有使用部门，又有科研部门。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
托起中华民族的航空梦
然而，“文化大革命”给航空工业种下的恶果积重难返。1971年年底，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危机再次全面爆发。
此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已覆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1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6”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份报告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思绪又急速闪回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上。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突然电告我国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6”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请我国速派有关技术人员帮助查找事故原因。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检查鉴定：事故原因是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这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难道这次报告中所说的飞行事故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吗？周恩来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6”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这两批飞机中，会不会也存在质量隐患？如果再出现援外飞机事故，中国的国际信誉将跌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一向以严格著称的军工企业竟落到这样一种状况，全国民用工业产品质量可想而知……
想到这些，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提笔疾书，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两批分送援朝××架、巴基斯坦××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等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质量检查。
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不祥预感。12月15日，一份写给空军五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40架“歼6”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7架有质量故障：1架起落架不合格，4架缓冲器漏油，1架防火开关有毛病，1架瞄准器计算器不工作。
周恩来拿着报告的手有点儿颤抖，呼吸变得急促。旋即，他提笔在报告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指示：
“歼6”战斗机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
周恩来的批示在军委及空军高层领导手中快速传阅。紧接着，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道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6”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12月26日，军委三座门，中央军委会议室，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八天下午，虽然此时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舞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仍然相当凝重而沉闷。由于各自顾虑重重，空军和飞机制造部门在事故责任和原因上互相扯皮，尽管会期一再延长，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突然，凝听会议发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离开座位，匆匆走出会议室。这一举动使刚刚还很嘈杂的会场一下子沉寂得有点紧张而神秘。不一会儿，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顿时，雨点般的掌声夹杂着低沉而短促的“周总理”的惊喜声在会场骤然响起。
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最近连续几次对飞机质量问题作了严厉批示，周恩来的到来使会场在兴奋之余显得有点紧张。周恩来似乎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紧张嘛，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静静地听完汇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一再自责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直身子，哽咽着说：“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打量了一会儿眼前这位小个子军人，问道：“你是沈空副司令员？”
“不，他原是空军某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的。”叶剑英赶忙作了介绍。
周恩来对吴暇说：“不要紧张，坐下来，谈谈你的看法。”
面对谦和的总理，吴暇打消了顾虑，一股脑儿地倾诉自己的看法：“连印度都能造飞机，但他们不能造发动机。当前应当下大力气抓发动机，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航空工业落后，表面上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也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用的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被吴暇的发言所吸引，他接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政治工作的。”
“你学得很好嘛，我要向你学习。”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他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能行呢？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而且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1963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脱离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他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周恩来的这种民主作风，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与会人员交头接耳，纷纷倒出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极“左”一套的不满……
听着这些怨声，周恩来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不要说是下面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周恩来自己，不也被江青一伙指责为“只讲生产，不要革命”吗？然而，气绝不能馁，斗争也绝不能停止。否则，怎样向党、向人民交代？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个解决质量问题和改变航空工业落后面貌措施的文件。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国务院、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备件不足的局面。1972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产品质量整顿。
周恩来批极“左”、抓质量的言行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自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很快，他们便组织反击，把周恩来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回潮”“右倾回潮抬头”。江青借机在《人民日报》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整顿军队、整顿国防工业。3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对成都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表厂等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严厉批评。4月，叶剑英受周恩来之托，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会上，邓小平责令有些还是“坏人在专政”的航空工业部门“要限期解决”。从此，中国的航空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军事力量已成为一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航空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位创业者所回顾的：如果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航空梦以新生，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挽救航空工业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则是给了航空工业以第二次生命。唯其如此，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才变成了今天沉甸甸的现实。
4 动乱中抓核工业
动乱中的核工业频频告急。周恩来一连签发了11封特急电，在动乱中把核工业推向前进。
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问二机部部长刘杰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还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
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恩来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二机部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恩来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和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12月10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同志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刘杰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周恩来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年12月28日12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恩来，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当即把刘杰同志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刘杰等人，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刘杰他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威力比和聚变比等指标看，都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威力比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抓紧“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恩来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恩来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作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作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恩来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恩来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导弹试验。回京后，他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恩来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种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恩来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恩来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谢光选、梁守槃、肖淦、崔国良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议重新作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恩来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有关负责人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十四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三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66年9月，周恩来还满怀信心地对刘柏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恩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十四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年、1967年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恩来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恩来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细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了。
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刘杰同志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八个半月时间里，周恩来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搬迁核燃料工厂。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导致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1970年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二十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三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1974年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作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并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世纪、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周恩来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做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1974年8月，周恩来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