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挽狂澜稳大势

8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周恩来要把这股“洪水”纳入河道。一个绝妙的“骑手”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出现的由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并暗中操纵的红卫兵运动狂潮犹如一股汹涌的洪水,又像一头癫狂的怪兽,把偌大的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为了把这股“洪水”纳入河道,稳定局势,周恩来对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进行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付出了很多心血。

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把“洪水”纳入河道

1966年8月下旬,当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社会时,周恩来指示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为什么要成立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周恩来是想把红卫兵的“洪水”纳入河道。

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月26日,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周恩来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他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不严密,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否则,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要学习、宣传党的政策。

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恩来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新中国成立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9月5日的统计,到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有1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的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泽东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四千余人,随迁的家属六千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联络站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联络站的观点、立场不对。9月5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的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并且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杀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要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属于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的生活怎么去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恩来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恩来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12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周恩来好像都知道一样。

针锋相对,四处“救火”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很显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唆使红卫兵四处“放火”。而周恩来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奋不顾身地去“救火”,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控制全国的混乱局面。为此,江青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在9月10日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恩来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恩来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恩来的这些话,不止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他曾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恩来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恩来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他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还有一次,也是在接见各地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恩来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周恩来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少顷,周恩来转过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恩来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恩来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恩来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8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9月10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他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恩来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地攻击刘少奇,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19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的。1962年至1966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做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流传得如此之快,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巧合。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10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刘少奇而甘心。这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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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恩来和陶铸的坚决反对,并经毛泽东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恩来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9月10日,周恩来和陶铸同志在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痪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恩来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恩来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后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恩来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

9 “二月抗争”中的特殊作用

怀仁堂中,两军对阵。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斗争方式参与“二月抗争”,又以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掩护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

面对空前的呼啸而来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一大批老干部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一场在党内高层所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967年1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1966年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五十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保存下来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他的耳朵、脸、鼻子都被划破了,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当时任李先念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说:

1967年1月4日,刚刚上任几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并坚持抓生产,被突然打倒。……对此,李先念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问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说他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过。后来又听说周总理和陶铸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这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义愤填膺。李先念和陶铸是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一起开辟中原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的遭遇更难容忍。此时,国务院处境更困难,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苦苦支撑的局面也很难维持。陈毅几次到李先念的住处东花厅,李先念也多次到陈毅、谭震林的办公室一面谈工作,一面谈“文革”的遭遇。他们三人还曾在李富春处研究工作时,议论“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表示对文革小组不满。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所进行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露。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未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的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他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面对面地生死搏斗,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之余,内心又深藏着难言的苦衷。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通通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种将陶铸置于死地的做法。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通通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通通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一点也没有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被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所有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全国就开始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通通被打倒了。”

《红旗》第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这种抗争,举不胜举,这里仅举一件事实。

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了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文革一伙操纵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还有人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什么砸烂××狗头,新疆甚至有人号召解放军要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真,说重点是误入歧途了。如果外敌入侵,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十年的老干部。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次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么能把老干部通通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心里就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了操纵造反派“砸烂”财政部党组,要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副部长×××。

可以说,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和行动,其精神实质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不一样。

以上是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所持态度的心理内涵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考虑,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与分析,他又不希望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伙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尖锐的,然而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复杂性就在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肆虐横行的错综关系。

中央文革,这一极“左”的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调,擅玩阴谋诡计。他们迎合和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骗取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十二万分地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乱,越乱越好,最终目的是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毕竟在“天下大乱”这一阶段,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跟上了毛泽东的思想节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正是以此为“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于“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成了当时的一条重要“刑律”。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评过江青、陈伯达打击老干部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泽东看来,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积极的,倒是老干部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而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

因此,对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有时支持,有时非但不支持,而且还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压制。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表示过,要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容易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

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正是基于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有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极“左”思潮泛滥,出现打、砸、抢、抄、抓的违法行为,到处揪人、武斗、夺权,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许多老同志包括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时流露出一些愤懑情绪,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顾场合地大发议论。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泄不满,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为他们说话、“保驾”了。他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当,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他嘱我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我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他们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人掉了眼泪,认为这是总理在那非常时期,对他们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遗憾的是,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

不过,在档案部门沉睡的几万件档案中,还保存着这样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同样反映了周恩来的类似苦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

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

(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日(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

2月2日

周恩来的这封信,目的是想把国务院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分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击。

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触,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来有预感似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

虽然周恩来不希望副总理和老帅们采取这种拍案而起、阳刚硬抗的斗争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就不好当着中央文革一伙的面来责备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这些老同志。

“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可钦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是为“大闹怀仁堂”的这些老同志捏着一把汗的。

周恩来的担心是,中央文革一伙肯定会到毛泽东那里去告黑状。

以往每次开完碰头会,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或到毛泽东处当面口头汇报,或写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但这一次会后,周恩来既没有到毛泽东处当面汇报,也没有书面报告。对此,谷牧同志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讲,怎么这次不来。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他又不敢说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然而,事情还是没能拖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真比武则天还凶,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江青、张春桥告黑状,林彪火上浇油。毛泽东盛怒难挡: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周恩来被迫检讨。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撒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还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由于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因此他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旋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有些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也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得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在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之前,江青、张春桥几次提议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发下去。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五一节刚过,周恩来给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

可以这样说,二月抗争的失利,使中央文革从周恩来手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

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打倒周恩来,攫取更大的权力。

3月,江青、张春桥提议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发下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们不甘心,又几次提出。最后,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江青一伙不甘心,通过各种渠道故意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公之于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

3月14日,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面对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所有与“二月逆流”脱不了“干系”的老同志。

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被打成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最严重的批判和冲击。周恩来对陈毅、徐向前的保护,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另有叙述,这里仅说说对谭震林的保护。

当时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曾回忆说:

1967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当时担任周恩来卫士的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另一个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嘛,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嘛!我还在场嘛!”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是“再三地保”。

3月21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

一造反派提出:“我们要把炮轰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问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是难以限制你们的,现在是大民主嘛!现在街上许多大标语,并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财贸口要开李先念同志的检讨大会,我一定要参加。”

同日晚上12时,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

有群众代表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请总理解释一下。”

周恩来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我是不同意的。有些口号绝对化。有人也贴我的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过头也不要紧。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

又有代表问:“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够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吗?要实事求是,不能像外国记者那样去相信外面的大标语。”

“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判吗?”

“批判错误可以,要打倒他们我不同意。现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4月6日,周恩来接见要揪斗余秋里、谷牧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参加接见。

经委的“遵义公社”代表提出:“目前经委斗薄一波斗不起来,阻力来自余秋里和谷牧。我们认为,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谷牧、余秋里。”

周恩来回答说:“你们说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余秋里,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计委造反委员会的代表说:“我们也认为斗争薄一波的阻力来自余秋里、谷牧,余秋里、谷牧是斗争薄一波的绊脚石。薄一波的爪牙都是余、谷包庇的。”

“你们这样搞,开会我不能去。”

计委的造反派又说:“余秋里的检讨至今一个字也没有。”

周恩来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谷牧、先念同志的检讨也放在我这里。”

周恩来接着从肯定成绩入手充分肯定余秋里,说:“17年的建设和革命一样,主流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65年搞的1966年计划,是小计委主持计委工作的主要成绩,不能否定。苏联撤走专家,三年困难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主席提5年为期,结果3年就实现了,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你怎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余秋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总不能说毛主席选将选错了吧!”

周恩来这一招的确厉害,问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周恩来最后说:“余秋里、谷牧的材料先给你们,让他们再准备一下,然后再去检讨。他们还要工作。你们看经济战线上抓工作的现在连我一共只有5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在此后的一次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大会上,周恩来对不听劝阻,执意在天安门召开所谓“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不能造这个谣,我要辟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世界的大事。我倒不担心李先念同志,他59岁了,总是奋斗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年轻优秀。我奉劝有些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个很危险。你抓一个,我抓一个,砝码不断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危险的作风,不是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周恩来的最后这几句话,也是对江青一伙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红卫兵以抓“叛徒”的卑劣行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严厉谴责。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批判的老同志,周恩来除了直接出面力保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并抓住一切机会创造条件,让这些老同志“过关”。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会前,周恩来找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商量,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就着重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会议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会上煽风点火,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再一次围攻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无限上纲、妄加罪名时,4月24日,周恩来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在他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指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把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当然,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能够得以保护,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绝无打倒之意。

4月29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

关于这个团结会存在不存在,目前党史界还有争议,说法不一。有的说有这么一个会,有的认为没有这么一个会,还有的干脆回避这个问题。

笔者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志的回忆,专此作了一些考证。

“文革”期间在李先念同志身边任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4月30日晚,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曾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说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59年到1972年在陈毅身边任秘书的杜易回忆说:“1967年4月29日下午3时至5时,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他的住处聚会。这是毛泽东2月给陈毅回信说‘见面有期,少安毋躁’以来,陈毅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查1967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有这样的记载:4月29日下午3时,主席在118开会。

据此,笔者认为:团结会是存在的,只是时间不是一般所认为的4月30日晚上,而是29日下午,地点不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而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

团结会意味着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气头已基本过去了。

五一节在即,按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在五一节那天要登上天安门“亮相”,与首都人民同欢。在当时那种特殊岁月的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

周恩来抓住团结会的机会,草拟出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的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送毛泽东批准,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责的老同志都在这名单之中。

5月1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据5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5月1日中午12时半,毛泽东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而后又来到中山公园,同首都三百万群众,一起欢度五一节。在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车后面,分乘三辆敞篷汽车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

“大闹怀仁堂”的一些老同志没能与毛泽东一起游园。

对此,王力是这样分析的:“五一节上午,主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了几个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张、姚被主席派到济南去了),坐敞篷汽车见群众,因为事先没有布置,人太挤,汽车开进中山公园就被包围,无法继续前进,就回来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以上面这些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时一面叫一些老同志上天安门,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这个。”

王力的分析权且仅作参考。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毛泽东虽然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开了团结会,但前景却并不太乐观。

这种局势的微妙和复杂,有些老同志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

因此,5月5日,五一节刚过,周恩来给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

信中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所写信“警告”的这5位老同志正是没能参加五一节上午毛泽东召集的游园活动的老同志。

周恩来的这封信,类似前面提到的周恩来秘书周家鼎回忆的,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告诫副总理和老帅们说话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

仅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呵护跃然纸上,可敬可叹。

王力对毛泽东当时复杂心情(既让这些老同志上天安门,又没有把他们完全放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推测,昭示了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内心盘算。

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担心和忧虑所针对的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心理盘算。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林彪、江青一伙重又煽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黑风,并在会上围攻、批斗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谭震林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1971年11月14日,林彪事件整整两个月之后,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指着他对到会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大闹怀仁堂嘛!”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毅、谭震林等是二月正流的“红干将”,周恩来则是名副其实的二月抗争的“红后台”。

10 在“七二○”事件前后

林彪、江青合谋,武汉三镇刀光剑影。周恩来急赴武汉稳大局,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团官兵。

受命赴武汉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警卫员高振普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高振普意识到这是叫周恩来为毛泽东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

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泽东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会听,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恩来了。只有周恩来去一趟,亲自安排,才能确保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恩来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14日凌晨2点钟左右,周恩来坐上了空军专机。4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周恩来一行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5点多钟了。天虽已大亮,但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恩来到武汉,为何刘丰来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后来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做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吃早点时,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周恩来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1961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周恩来等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恩来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把周恩来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高振普看看温度表是34摄氏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他看看手表,是早晨8点多钟,心想,早晨8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准备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5点钟,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关切地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泽东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恩来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负责人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8点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六点多钟,电厂提前送了电。

周恩来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对应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作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陈再道回忆说:

7月15日开始至18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18日下午,总理作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7日晚,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7月18日上午,周恩来回到北京。

再赴武汉稳大局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16楼开会。16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

三点多钟,高振普在西花厅接到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你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邓大姐就走。你先报告大姐。详细情况回来再说。”

高振普报告了邓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她怪小高没在电话里问清楚。

不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跟着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周恩来向大姐交代了几句,就带着工作人员乘车去了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

周恩来的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看到这种场面,高振普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高振普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泽东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恩来去一趟,把毛泽东接出来。

飞行了大约40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机长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高振普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战士们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

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7月20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

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他们对问题的表态倾向性地支持了“三钢、三新”派,压制了“百万雄师”派。这一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中明显的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地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把矛头指向军区。

这样做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的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恩来到武汉去这一行动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恩来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高振普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对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恩来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一心想把武汉的局势稳定下来。

卫士虚惊一场

毛泽东乘飞机离开了武汉,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周恩来上床休息。张树迎、高振普、乔金旺三个人守在房外警卫,很快就听到周恩来的鼾声。

突然,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张树迎他们忙向外张望,楼外的路灯较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他们三人原有的睡意,被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惊跑了。可能是职业的本能,他们误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作了最坏的准备。

张树迎急切地对高振普说:“小高,下去看看。”

高振普警惕地来到楼下,看了看,不像是有人包围他们,就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是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保护周恩来。他们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一场虚惊过去了,周恩来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张树迎他们把他叫醒。

他们向周恩来坦白地说:“总理,我们晚叫了您10分钟。”周恩来笑了笑问他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

“回北京一块睡吧。”

周恩来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天还没有亮,周恩来等仍由空军那位作战科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恩来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他们在天亮时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们正为他敷药。

王力看到周恩来来了,有些激动,起身与周恩来握手,向周恩来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

7月22日下午4时40分,周恩来离开了武汉,并先行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只见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恩来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周恩来。

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这个“英雄”的“资本”。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

事情并未结束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但“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师”、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的问题。

在临回北京的那天下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明、孔庆德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

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代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政变”,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罪魁祸首”。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接下来的事,陈再道事后有详细的回忆:

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

7月23日凌晨3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15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7月24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7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联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包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愤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由于林彪一伙对武汉“七二○”事件的阴谋诬陷,社会局势进一步剧烈动荡。中央文革又趁机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军队受到严重冲击。

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1 敲掉江青的“车”“马”“炮”

周恩来决计打掉江青的“车”“马”“炮”,紧急召见杨成武。毛泽东说:王、关、戚不是好人。钓鱼台里风云突变,中央文革元气大伤。

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名噪一时而又令一般人闻而生畏的特殊权力机构,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掌管,名义上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特殊小组,实际上掌握着对包括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初期,正是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对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污蔑和攻击。

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去做的。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如果要拿掉这三个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做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地为江青一伙效劳。

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没能阻止周恩来安排老帅们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很不甘心,便又掀起了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高层领导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这其中,又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充当“急先锋”。

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提出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月1日,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并说“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清样印出来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

此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王力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在这个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

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

8月22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8月23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被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但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影响到国务院其他各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军串通一气,揪斗刘、邓、陶和他们的夫人……

面对这混乱的局势,周恩来感到有点独木难支。他心急如焚。很明显,造反派的这些行动,都与中央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的。

怎么办?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允许中央文革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周恩来决心抓住这一契机,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先给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点颜色。

单独召见杨成武

周恩来叫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同时,把跟随毛泽东南巡刚从上海赶回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召来单独谈话。

在谈了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讲话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等情况后,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从桌上拿起装有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的档案袋,郑重地交给杨成武,说:“你把这些材料交给主席,并把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一下。”

杨成武赶回上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他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把杨成武找来,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很平静。而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上飞机前,他又到毛泽东处问是否还有别的指示。毛泽东补充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回北京后,直奔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的裁决。当杨成武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做了个抓的手势后,周恩来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当即果断地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以后,又逮捕了戚本禹。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迫使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件绝密级的事。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对外宣布,在社会上也没引起什么大的震动,一般的人只知道王、关、戚一下子从报纸电台中消失了。但这件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中却不亚于10级地震。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更为可笑的是,此时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竞相“指责”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有学者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