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树参天护英华

5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江青向毛泽东状告“三老四帅”，周恩来迂回前进保过关。造反派围冲中南海，周恩来挺身护英华：“你们要冲中南海，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中南海成了“走资派”的避难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巧妙的斗争。他以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相当一批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以说，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恩来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许多人寄托希望与寻求慰藉的参天大树，正如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那么，周恩来又是怎样保护这“相当一批人”的呢？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得逞、红得发紫的日子里，正面冲突，公开为这相当一批人开“绿灯”，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为此费尽心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办法，以智斗取胜。

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三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帅、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帅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把那封信销毁了。

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作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事后采取其他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帅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所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1967年2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通通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的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2月16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了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次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中，毛主席变了，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唯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绝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了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此后，当老帅们受到冲击时，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了家。

当时任警卫局领导的李树槐回忆起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一段往事：

1967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着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和李先念的另一个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嘛！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嘛，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嘛！我还在场嘛！”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还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全国财贸系统的造反派要开大会批李先念同志，总理不放心，也是亲自陪着去的。到场以后有的红卫兵很客气，跑来给总理和先念系上了红卫兵袖章。总理一看气氛还好，会场的秩序也不错，因为有点儿什么急事就离开了，留下了我们随行的保护先念。可总理离开会场以后，造反派就变脸了。先是不客气地把先念的红卫兵袖章给摘掉了，接着就动手动脚了，低头、弯腰那一套就都来了。所以，总理轻易不敢放这些人出去，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陪斗，如果他去不了，也要叮嘱我们加以保护，或事先与造反派达成协议：几时去，几时送回来；不许侮辱人格、变相体罚等等。但那时造反派往往不讲信义呀，可真是无法无天！

部长们的“避难所”

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由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都有被冲击的危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帅、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和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

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等人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三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周恩来对谷牧的保护，谷牧自己有一段回忆：

我于1966年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情况。1967年1月30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紧抓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

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中南海国务院的宿舍楼，是国务院部长们的“避难所”。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常常以让他们“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当时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诤、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肖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等都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作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1966年11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11月30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8月底，一天早晨起来，他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6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了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刻作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

1967年元旦，薄一波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六十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他，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

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

9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10月18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

11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1967年1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1月6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

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海。7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三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乱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工作人员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地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五十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作出错误的“开除”处理之前，那天晚上，周恩来一夜未眠，在屋里踱步焦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说：“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后来，1970年周恩来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仍称呼刘少奇为“刘少奇同志”。斯诺说：“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便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怕要吃亏。12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往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三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12月27日下午4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被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他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他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老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张霖之的死就是这样。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全国掀起了揪斗“走资派”的浪潮，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造反派抓走，被打死了。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痛心，掉了泪。谷牧回忆说：“一天周总理，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在另外一次会上，周恩来十分激昂地说：我是总理，你们（指造反派）把一个部长抓去47天就没有给我报告一下。他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下届党代会上人家问我，张霖之候补委员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答呢？周恩来又问，还有哪个部长被抓？李先念讲了有关部长被抓的情况。周恩来说，赶快派联络员把他们接出来。接着就把吕东、陈正人、段君毅等几十位领导人接到国务院保护起来。

孙维世的死，也使周恩来十分伤心。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德国时和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共产党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抗战初，1938年，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在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惊喜地看到了他们。邓颖超说：“维世啊，你当我们的女儿吧。”孙维世亲热地叫了“爸爸”“妈妈”。周恩来、邓颖超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她。后来，孙维世和孙泱都被送到延安学习。1939年，周恩来坠马伤臂，去苏联治疗，孙维世随去苏联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在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1946年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和著名话剧艺术家金山结婚，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副院长，导演过《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江青一伙的迫害而死。周恩来深深地愤怒了，但怅望苍天，只好把怒火埋在心间。

正如段君毅所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夏衍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已经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被康生等在社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一次，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连说：“不敢，不敢。”后来，夏衍被调出文化部，安排到对外友协“闭门思过”。1966年年初，在一次会见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时，周恩来安排夏衍参加了。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了接见时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夏衍及江青一起同外宾合影。江青看到后愤愤地说：“真不像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为了避免招来江青、康生等更大忌恨，周恩来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如身体许可，可到下边去看看，但是“南方不要去”。这是告诉他要避开上海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2月，夏衍被江青、康生一伙秘密逮捕。周恩来叫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都说不知道。夏衍是被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派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受到酷刑拷打，腿被打断。他通过一位好心的医生带信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要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康生搞的，他管不了。一天，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说：“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给夏衍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关到秦城监狱，一关关了八年多。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要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都因江青、康生阻挠而未果。直到1975年冬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夏衍才被假释回家。廖承志来看夏衍，带来了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后来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夏衍的情况，周恩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好！只要人还在，就好……”

仔细体会这句话，周恩来是从长远着眼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处境中，周恩来苦心保护大批科学技术专家。1966年8月，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就力争要写上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多次亲自出面保护科学家。“文革”中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的杨国宇回忆说：

记得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我们拿着总理的“令箭”办事，保证了钱学森同志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我们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直接参与某工程的。我们把名单呈报总理，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我们的做法。他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受到冲击，他的数学手稿也被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有关负责人对华罗庚进行保护。华罗庚回忆说：

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国务院的两位同志奉命向我传达了周总理1970年3月4日的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的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最后，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我听了批示的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我只好以汇报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

正是由于周恩来、聂荣臻等的维护，尽管“文化大革命”搅得全社会动荡混乱万分，但是我国科技界和科学家们，仍然捷报频传，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协助周恩来管理经济工作的谷牧说：“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

6 党、政、军负责人的避风港

动乱中的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是周恩来给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安排的避风港。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拍桌子追问这些人的下落。毛泽东称赞说：“总理做得好。”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想方设法对这些干部进行保护。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经历过无数劫难的老革命家们谈到周恩来时，他们仍然难以抑制激动的眼泪，有说不完的故事……

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回忆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对于我本人，总理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他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被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我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径返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太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1974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

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的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一一·三”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一）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二）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三）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一）10万人大会不能开；（二）游行不能搞；（三）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10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7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7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作人员负责与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我们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儿，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我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儿，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的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作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作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作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时，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伫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8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二十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因此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对方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有二十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监护我。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他在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干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让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8341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今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总理的关怀。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1970年6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让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一）看文件；（二）检查身体；（三）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我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的倾诉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妄图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敬爱的周总理为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日夜操劳，彻夜不眠，采取种种措施，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命老干部。我就是周总理保护下来的老同志之一。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1966年秋，天空乌云翻滚。林彪、“四人帮”打着极“左”的旗号，推行反动的蒙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挑动受蒙蔽的群众，开始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围攻各级领导。当时江西省委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中央虽有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字规定，但不久，中央文革那个“顾问”在回答江苏省委的电报请示中却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下跪等，既不算文斗，也不算武斗。”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支持和指使下，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越来越混乱。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轮番地受到围攻和冲击，我也多次被揪斗。他们逼我承认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还把我揪到北京天安门一带游斗。当时还有其他省的领导同志也被揪在那里游街。沿路群众对这种丑化和污辱革命老干部人格的非法行为非常反感。这些恶劣的做法，被周总理的联络员发现了，立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很气愤，当即派联络员，个别通知被游斗的中央部委和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第二天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第二天，被揪到北京的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加上中央部一级的领导同志，有四十多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总理来了，我们立即站起来和总理握手。此时此刻，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的好总理，大家都很激动。总理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向同志们问候，而后明确指出：中央没有叫各省、市的领导同志来北京，他们那样乱揪乱搞，在首都大街上游斗，是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错误的行为。总理转向几位联络员同志说：“你们马上分头到几个大学，找他们的头头说明白，乱揪各省领导同志到北京，这种搞法是不对的，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对在北京的各部委领导同志，也不能满街游斗。还要按毛主席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说理嘛！告诉他们，各省的领导同志在三天之内回省，不能阻拦。”接着，总理还向我们询问各省的运动情况，着重问到了基层干部和当前的农业生产情况。我们反映：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谁也管不了。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站了起来，态度极其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联。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敬爱的周总理还一再嘱咐我们：要注意保重身体，力争在三天之内都回省。遵照总理的指示，我抱着对运动能够正常发展的希望回到了南昌。然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1967年年初，揪斗“走资派”的声势越来越大。2月17日，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海报”：“2月19日在八一广场批斗走资派刘俊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办公室来了紧急电话指示，要杨尚奎同志和我立即前往北京。但有的坏头头不肯，直接电告周总理：要批斗完刘俊秀后再去北京。周总理当即严厉地回答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在19日送到。

总理当机立断，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和爪牙们的伎俩。但他们仍不死心，竟派两名心腹，名为护送，实为监视，与我们同乘19日的飞机到北京。总理的联络员在北京机场接到杨尚奎同志和我，一看另外还有两个人，既不是秘书，也不是警卫员，便对他们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然后，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可以安心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都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与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身体才逐渐有所好转。1967年国庆那一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光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国庆观礼。总理对我的关怀使我联想到在延安时期，我家里很困难，生活维持不下去，当时总理虽在重庆，但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曾两次要组织上给我永新老家寄钱。1938年上半年寄了五十块大洋，第二年又寄了一百块，事后我才知道是周总理亲自关心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钱，不仅在当时对解决我家生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全家得到了党的温暖，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总理一贯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爱护同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1968年8月初，我从北京回到南昌。回想在北京这段难忘的日日夜夜，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做中流砥柱，把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从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法西斯专政下解救和保护下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要被迫害致死，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

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杨易辰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主要领导人，为了达到揽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10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形势很乱，全国一片狂热，各色各样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红卫兵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像我这样公开表示对“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难逃。总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说违心的话，对我尤为关切，关心我在这种混乱局势下的遭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次大会散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门口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总理亲笔写的几个字：“易辰同志，散会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谈。”一会儿，总理就来了，陶铸和李先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才到黑龙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不能眼看着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革”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总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为了稳定黑龙江省的局势，不使生产垮下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要我振奋精神，不悲观失望，学会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保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从感情上说，我对总理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是对总理要我支持执行极“左”路线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觉得总理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文革”进行抵制。只是到了后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冷静思考和观察，我才真正理解到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当时的想法可谓是感情深，认识浅。总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远，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的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啊！“文化大革命”中，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打倒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周总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尽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当时对“文革”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确实认识不足。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如果当时总理也像我那样，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稳定局势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谈到总理时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总理贴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对总理的衷心拥戴从来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当时的黑龙江主要领导人只得让我出来工作。但由于我对他奉行的极“左”路线极为不满，对“文革”也没有真正地“理解”，经常与他发生顶撞。他便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排挤、打击。1967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组时，他将我甩在一旁，靠边站了。一次，他找我们几个省委的老同志谈话，将我们训了一通，话不投机，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1971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和家人悲恸欲绝，茶饭不思，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我在家里挂上了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28岁的儿子原定在1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议，每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锢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泪落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戴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总理不尽的哀思。

……

周恩来对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保护，招致了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对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受周恩来之命保护干部的傅崇碧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7 保护民主人士

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周恩来趁机开出了一份特殊保护名单。民主人士感慨地说：“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荫深荫弱苗。”

一张特殊的保护名单

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波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宽，斗争方式之残酷，时间之长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罕见的。“文革”初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蛊惑而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像汹涌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一大批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弃党的领导、党的政策于一旁，横行无忌地乱揪、乱斗、乱抄、乱抓。大批党外朋友被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旋涡。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围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徐冰开完会回到统战部，即成为部内造反派的众矢之的。接着中央统战部被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党的统战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其“造反行动”从学校里扩展到社会上。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向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狂暴的冲击。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1966年8月12日夜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大约三十人闯入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老全家宣读毛主席语录，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在查抄过程中，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30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阅后，他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8月30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三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三○一医院予以保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对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就在30日这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周恩来开列的这份名单很快就送到了中央统战部。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8月底的一天，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在政协礼堂斗争徐冰同志。我那时尚未被揪斗，还能坐在台下看台上造反派们的表演。正当斗争大会进行的时候，我部干部处副处长程浩同志忽然来找我。

“你看，”程浩同志递给我一个文件，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公安部转来的，果真是总理的亲笔字，写的是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我记得名单上已开列的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除此之外，总理又指出应该迅速给予保护者的原则，其范围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务院部长等。在这份名单的末尾，又添上了李宗仁先生的名字。我看过名单后，问程浩：“这张名单是谁送来的？”程浩回答说：“是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他们要徐冰按照周总理划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出来。可是徐冰还在台上挨斗，怎么办？”

我说：“这个名单开得太好了，真及时啊！这是件大好事，不要等徐冰了，你先和沙里同志回部里，按照总理划的范围把名单开出来，等徐冰回去让他签个字就是了。”

“好吧。”程浩答应了一声，就去找沙里了。

斗争徐冰同志的大会快要结束时，我提早退场，赶回部里，找到了程浩和沙里。他们已经按照总理划定的范围把名单拟好。我看了一遍，没有遗漏的，就同程浩、沙里一道，站在办公楼门口等徐冰回来。等了一会儿，统战部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最后，徐冰的车开进部里。我们立即迎了上去。徐冰一下车，我们就把总理亲笔写的名单和我们拟定的名单拿给他看。刚刚挨斗归来的徐冰，一见周总理的亲笔批示，眉宇间顿时浮现出欣慰的神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犹豫地拔出钢笔，在名单上签了字，并嘱咐我们说：“尽快送给公安部转报中央。”

总理最后批准的名单，使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领袖及高级干部得到了保护。有关部门按照名单，给每个保护对象每家派去两名解放军战士守卫。周总理还指示解放军三○一医院，接纳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以便更加安全地把他们保护起来。

因人而异的保护方式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这张名单。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办这些事就更有把握了。他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做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关于周恩来对张治中的保护，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1967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是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却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虽然张老被保护起来，但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作了结论的。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1968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1969年4月6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在回忆周恩来对程潜的保护时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当时政协召开过一次会议，向大家打了招呼：如果红卫兵到家里来，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帮助你们“破四旧”。因此对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我们已有准备，把一些不合时宜的照片、资料全部都烧毁了。红卫兵来后觉得我们家没什么问题，破得很好，只是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大了些。秘书向他们解释：这房子不是程老私人的，是国家分给他们住的。程老年岁大，来往人多，所以住这样的房子。因此红卫兵很快就走了。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所以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三○一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程老逝世后，总理非常关心程老的安葬问题。程老生前一直想在死后用棺木安葬，在湖南老家已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木。“文化大革命”中棺木的一角被造反派劈坏了，但修一修还可以用。我劝程老不要迷信棺木，还是火葬为好，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因此程老去世后，我家提出了火葬。但总理是了解程老心思的，他派人来与我们商量：听说程老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给湖南方面拍个电报让他们送来。我说，已和孩子们商量妥了，我们都同意火葬。总理一直不放心，四次派人来商量，最后一次才决定火葬。我们全家为此深受感动。

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胡子昂感慨地说：

周恩来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1969年5月4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决不能忘记对祖国和人民有贡献的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时间里，就曾亲身感受到那些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时所给予的无私的可贵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一个重感情、重信誉的人，他总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人、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

宋庆龄，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助过共产党并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伟大人物，周恩来对她一直关怀备至、非常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也受到冲击。1966年8月，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当地农民砸毁。宋庆龄得悉后泪痕满面，极度悲伤，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宋庆龄看到修复后的墓地照片时，很是感激，说她对周恩来永生不忘。周恩来遵照毛泽东8月30日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指示，当即开列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周恩来还请她住进中南海，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人，郑重地指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曾经对西藏和平解放有过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受到冲击。周恩来得知后，对阿沛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对此，当时任西藏军区负责人的任荣回忆说——

1966年9月27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了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能够健康地成长。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他的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有着特殊功勋，并且他对西藏人民态度诚挚，因此他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周恩来忧心忡忡。他担心这些人突然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处理不好，容易对执政党产生误解。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高级民主人士谈谈心，向他们说明和解释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但总难以找到适当的机会。

1966年9月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即将来临。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没有变，也为了保护民主人士，周恩来邀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国庆观礼，并让工作人员通知统战部，观礼结束后，准备分三批同这些民主人士谈谈心。但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突然有事，周恩来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对此事有详细的回忆：

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生日。上午9时左右，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靠西侧进观礼台的入口处，欢迎党外朋友们的到来。我按照总理的指示范围，通知他们：观礼仪式完毕，请暂留步，总理要和大家见面，开个座谈会。这些高级民主人士一听我传达的通知，立即喜上眉梢，有的人连声说：“好！好！”

记得当时被邀请的人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等；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政协的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等；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部长、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盛典开始前，民主人士们聚集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大家日思夜想的周总理来了。总理绕着整个休息厅中间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并一一握手，微笑致意。总理走到李宗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李宗仁却执拗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总理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总理哈哈一笑，赞扬他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周总理同胡子昂同志握手时，关切地问：“子昂，你怎么样啊？听说你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有不少人挨斗啦。”胡子昂连忙说：“我没挨斗。”总理说：“那就好。”

总理走后，我问胡子昂：“胡先生，你不是在两会被斗了吗？怎么对总理说没挨斗呢？”胡子昂叹了一口气，说：“总理太操劳了，我不忍心再让总理为我担心，所以说了谎啊！”

庆典进行了几个小时，游行结束后，党内高级干部都走了。各民主人士又聚到东休息厅休息，等候周总理来讲话。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总理来。大家知道总理是最尊重他人、最遵守时间、最讲究礼貌的领导人，他若不能按约定时间来，肯定是有意外的事情使他无法脱身。大家只好陆续离去。

为什么周总理说好要接见民主人士，而后来又不接见了呢？直到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才明白其中原因。10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跨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和群众亲切握手。可想而知，毛主席下了天安门城楼，总理必定会跟着下去，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正是总理“失约”的原因之所在。

把温暖扩及民主人士的家庭

周恩来关心民主人士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而且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并且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其夫人的关怀。

1973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并且安排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1974年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去找大夫，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做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4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4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这件事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程潜的女儿程熙回忆说：

父亲死后，有关部门发给我家五百元钱就不管了。在我家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了王海容寄来的一封信，让我到外交部去一趟。我应约而去。见面后她告诉我是总理让她找我的，首先问了我家的经济情况，有什么困难。我谈了湖南老家的东西问题。因工作关系，我们在湖南、北京两地都有家，父亲私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湖南，而北京家中的用具都是公家的。这次搬家不能动公家的东西，又无钱购买，想从湖南要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湖南方面不但不给反而训了我们一顿。我们的家产全部“捐”公，只退给了母亲9元7角钱（东西都被造反派干部们瓜分了，最近落实政策才从这些人家中收回一些破损的家具）。另外，1948年国民党将我全家转迁到香港做人质，曾给我家一笔安置费，我母亲把这些钱都存在香港了。父亲起义后，我们回到父亲身边，一直未动此款。“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曾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能否拿回这笔钱（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感觉困难）。主席说：能取就取回来，取不回来我们共产党还养不起你吗？后来陶铸同志帮助取回这笔钱，但因银行冻结，一直未能取用。此外还谈到我的工作问题。王海容将这些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马上让国务院管理局解决我家的困难，批准发给我母亲和姨母每月各100元，无工作的两个孩子每月各20元。总理还说这笔生活费就固定下来，孩子有了工作后仍照发。但总理去世后，就只发给母亲每月100元了。至于我的工作，因当时社会太乱，总理让我暂在家中等候，以免出意外。1970年我结婚，爱人也无工作，总理就让卫生局给我爱人分配了工作。我的工作问题总理一直想着，过一个时期就了解一下情况。1971年，总理通过国务院根据我的特长，将我分配到“图博口”系统的明清历史档案馆工作。总理心很细，他派王海容来我家联系，了解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王海容看到我母亲有心脏病，住七层楼上很不方便，就汇报给总理。我分配工作不久，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全家搬进了红霞公寓。

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情并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党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覃振的女儿覃瑞被造反派扣上“为亡父反动政客覃振翻案”的罪名批斗。周恩来知道后，就致电南京有关领导人说，“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这样才使覃振的女儿渡过了难关。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说：“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立即对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周总理的关怀拯救了我们一家。”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