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老杰

那时，我在读大学。有一天，小欣问我：“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有友谊吗？”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是，她又问我：“幸福在哪里？”

我狡猾地握住她的小手，说：“让我来牵引你吧，幸福在这里……”

后来，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男女之间要么是爱情，要么什么也不是。”她无限惊奇地张大了嘴巴。我说，英国有个叫王尔德的写诗的家伙，他倒是承认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是有友谊可言的。可是，这位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主儿，自己却是个同性恋。

连我自己都叹服自己的偏执和绝对，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拿自己也没办法。

记得刚和小欣恋爱那会儿，我悄悄问她的乳名，连哄带骗好话说尽，她才极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叫“妞妞”。于是，每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我总是无限慈祥地叫她“妞妞”。

有一次，两人闹别扭。这家伙一发狠说不要我了，气得我站在高高的白杨树下悲愤无比地一声大叫：“小妞儿——”

我等着看她鼻子都气歪的模样，不想，这小东西竟然转怒为喜，亲亲热热甜甜蜜蜜地“哎——”了一声。呜呼！天下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5月的某个黄昏，我和小欣浑身大汗地挤下300路公共汽车，沿着花园村宽宽的马路牙子，一边随心所欲闲逛，一边无边无际天南地北神吹胡侃。

突然，小欣指着路边的龙爪槐树，说：“看！鸵鸟的尾巴……”

“哪里？笨蛋！”小欣指着人工修剪后树端新生的一大丛枝叶说：“喏，多像鸵鸟夫人高傲的尾巴！”

果然，那一大丛葳蕤葱郁的槐树枝叶，生机勃勃地挺直着，酷似鸵鸟的尾巴，再加上树身的形状，北京的街头，就仿佛奔跑着一只只可爱的鸵鸟。

我不由得想起一本书的名字《都市放牛》。

现代城市文明日复一日地消解、包装、粉饰、异化着我们原初本真的生活。世界被越来越多的毫无意义的表象所遮蔽，人类的情感正变得越来越粗糙、麻木和冷酷。既然我们不能像荷马、弥尔顿、博尔赫斯这些伟大的诗人那样，把黑暗永远留在眼中，而把光明永远灿烂在心中，那么可不可以在这世俗的生活中尽量保留一份真纯和想象呢？

简单点，再简单点，简单为美……

那一刻，我为小欣细腻的情感和敏捷的想象力，为这尘世间存在着的美，而深深地感动着。

大学毕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北京某杂志社获得了一份工作，并且和单位其他几位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一起，住进了杂志社招待所——三里屯一处窄小的地下室。

小欣是北京人，她做了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

虽然同在一座城市的天空下呼吸和畅想，我们却再也不能天天见面了。我用稿费给小欣买了一部传呼机，开玩笑说：“从现在起，它就是我的间谍，天天跟随你，时刻感受你的每一次心跳和你芳香的体温。”

小欣也笑嘻嘻地说：“寻呼、寻夫，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呼叫你……”说着说着，她就哭了。

此后，每一天，也许我们不一定能见到对方，但我们却用呼机紧紧联系了彼此的心灵。“2757”“67036”——这两组平平常常的数字，竟成了偌大一座城市里沟通两颗心灵、两个世界的奇异密码！

有时，小欣也抽空到地下室来看我，一起做饭炒菜，一起想着我们艰难而美好的未来。虽免不了儿女情长辛酸泪，但我们计划着一起赚钱将来买房，计划着我们各自的、共同的事业，甚至兴冲冲出门买来好大一束美丽的鲜花，置放在幽暗的地下室里，彼此鼓励下，我和我同样年轻的爱人，一直都在风雨同舟认真地活着。

也许，这就是关于幸福的定义吧！

青春时的叛逆，常常是无理而执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