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画艺术奋斗

徐悲鸿对学生的要求仍极为严格。

有一次，学生冯谷兰生了一场病。病愈后回来上课时，徐悲鸿看到她画的素描，形有点不准确，十分严厉地说：“你病了一场，把聪明都病掉了，应该打两下手心！”

他对学生的素描习作，要求高度准确，不允许有一线之差。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都学他的画法，善于引导学生向各自的长处发展。

学生沙耆在塑造形体时，善于用大块的面来表现体积感，画得比较朴实，很少用华丽闪光的色彩，喜欢用灰调子，但却能表现本质的东西。

徐悲鸿很赞赏，不断地表扬他。学生问德宁的色感很强，他的习作色彩很丰富，只是素描差一些，造型不十分严格。但是，他有自己特有的色感，有个性，别人代替不了他。徐悲鸿也很鼓励他，说他很有发展前途。很可惜问德宁不幸早逝，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热忱，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蒋介石也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的条件。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初步形成的可能，为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做了有利的准备。

1937年1月28日，徐悲徐鸿缅怀淞沪抗战，创作了国画《壮烈之回忆》。在画面的右上角题写了：

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易胜感叹。

这幅国画以高叫的雄鸡，象征全国人民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随后，他又创作了《风雨鸡鸣》。画面描绘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感，抒发了画家渴望漫漫长夜逝去，黎明即将到来的心情。

这个时期，徐悲鸿精力充沛，创作颇多。祖国的多灾多难和动荡不安，使他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创作同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安危融合在一起。

这一年春天，徐悲鸿携带他的作品赴长沙、广州、香港举办画展，积极宣传抗日。在长沙画展时，由于观众拥挤，致使楼板坍下，几乎造成大祸。

画展圆满结束，徐悲鸿准备由香港转赴桂林。在那里，他创作了有名的国画《漓江春雨》，描绘了祖国河山的美丽，以表达人民在国破家亡之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爱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

正在桂林的徐悲鸿急忙赶回南京，打算将家小全都接到桂林去。但是，蒋碧薇却坚决反对。

徐悲鸿盼望与蒋碧薇言归于好。但是，他没有想到蒋碧薇已堕落成为张道藩的情妇。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准备迁往重庆，而张道藩暂时还在南京，蒋碧薇宁愿留在南京。要走，也只愿到重庆去。于是，徐悲鸿只好留下一笔路费给她，自己匆匆返回广西了。

不久，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学生们又纷纷要求悲鸿回校教课。徐悲鸿于这年10月，回到中央大学。

刚刚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舍简陋，绘画材料也很匮乏。徐悲鸿帮助学生们从各方面克服困难，用猪鬃做油画笔，找油漆工厂做油画颜料，忙于为学生奔波。有些学生情绪低沉，他极力鼓励他们，使他们精神振奋起来。除了课堂作业，他还教学生们画宣传画，让他们积极投入抗战的洪流中。

徐悲鸿住进中央大学的单身宿舍，过着孤寂的生活。只有用教学和创作来取代他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也只有教学和创作才能使他感到欣慰。

中统特务头目张道藩，这个在绘画上一无所成的国民党政客，既嫉妒徐悲鸿的才能，又痛恨徐悲鸿不愿为国民党所用，便通过蒋碧薇的手，来对徐悲鸿施加迫害和报复。

1937年的农历除夕，在人们的鞭炮声中，徐悲鸿独自一人在嘉陵江畔照路而行。家庭的温暖已变成遥远的往事了。在家家户户团聚的除夕之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远在沦陷区的老母和弟妹，国破家亡的辛酸感触，弥漫在他心里。

在寂静无人的岸边，忽然有一个身背竹篓、捡拾破烂的妇人蹒跚地向徐悲鸿走来。她衣衫褴褛，两只饥饿的眼睛射出可怕的光芒。

这个在除夕夜晚还惶惶地寻找生活的妇人，蓦然出现在徐悲鸿面前，引起了他强烈的同情。他急忙伸手到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塞到那个妇人手中。

就在这一瞬间，徐悲鸿仿佛看到了20多年前在黄浦江畔的那个阴冷而可怕的夜晚，他仿佛又听到了江水的呜咽和叹息。时间过得多么快，他已40多岁了，但这个社会仍是那样，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急匆匆地跑回宿舍，在寒冷的灯光下，研墨挥笔，默画了那个妇人的形象，这就是他的国画《巴之贫妇》。在画的右上角，徐悲鸿感慨地题写了如下的词句：

丁丑除夕，为巴之贫妇写照。

在重庆，徐悲鸿尽管个人生活遭到极大不幸，但他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因此而稍减，仍旧不停地用他那支画笔，抒发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徐悲鸿在重庆，发现这个依山而筑的城市，房屋层层上升，街道也是上上下下的斜坡，有层层而上的石梯。在他住的沙坪坝，常常看见许多人用双肩挑水，爬越百丈以上的阶梯，将一担水送上岸来。这种极为艰苦的劳动，深深触动着艺术家的同情心。

徐悲鸿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创作了国画《巴人汲水》。在这幅长2.95米，宽0.635米的画面上，徐悲鸿深刻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艰辛。

卢沟桥事变后，出现了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继平津陷敌之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南京又失守，武汉岌岌可危。

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逃到后方，扶老携幼，流离失所。为了筹款捐助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也为了向华侨和在国外宣传抗战，徐悲鸿决定去新加坡举行画展。

当时，为避免敌机滥施轰炸，徐悲鸿曾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存放在桂林七星岩岩洞内。由于需要携带一部分作品出国展览，1938年7月，徐悲鸿离开重庆去桂林。

然后，由广东沿西江东下，拟赴香港，再从香港去新加坡。但是，由于广州沦陷，他在西江漂流了月余。船到西江江门，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小城市，约50000人口，名叫四会。那里有一位画家陈先生，曾在广州美术学校任教，听说徐悲鸿路过此地，特来船上访问，并邀徐悲鸿至其叔父家餐叙。

饭后，陈先生拿出一幅他自己的作品《西江寻梦图》请徐悲鸿观赏。这是陈先生应他的叔父所请而作的。他的叔父有一位爱子，17岁去世，心中万分悲痛，所以请陈先生作此图纪念。

徐悲鸿虽然很称赞陈先生的技法，但是，他一眼就看出这张画的缺点，幽默地说：“此图可题为‘长江寻梦图’或改为‘黄河寻梦图’否？甚至叫黑龙江寻梦图也无不可。”

陈先生愕然：“那么，徐先生，我应当怎样画，才能叫‘西江寻梦图’呢？”

徐悲鸿微笑着说：“既然是广东西江，就应当有确指地域和环境的标志。如果用屋宇表示，广东房舍的结构与别处不同；如果用植物表示，如长江以北少竹，黄河以北更罕见。就竹而分，广东、广西多是丛生的翠竹，不像江浙、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竹能成林。再有，福建、广东多见垂根之巨榕，湖南、江西、四川也有榕树，但不垂根，而叶大。这也是区别之处。但据我看，芭蕉在广东省，结实累累，在江浙、四川的芭蕉便只开花，很少结实。而广东近热带，多参天的棕树，如在图中多画几株高大的棕树和结实累累的芭蕉，便自然不可改易地域了。”

陈先生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心里惊叹眼前这位艺术家竟对祖国地理、植物如此熟悉。

徐悲鸿爱画如命，特别对有价值的艺术品，更视为生命一般珍贵。为此，他特意刻了枚方形印章，上边刻着：“悲鸿生命”四个梅花篆字。凡属名贵藏品，他都要工工整整地盖上这个印记。

在他收藏的数以万计的艺术品中，有一幅名曰《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这幅相传是唐代的作品，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人物画之一，也是研究我国艺术遗产的极其难得的资料。徐悲鸿特别喜欢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视若自己的“生命”了。

早年，徐悲鸿就听说这一珍奇国宝去向不明，便时时、处处留心，朝思暮想要找到这幅画。但他从国内找到国外，都没找到它的踪迹。事情往往异常奇巧，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38年底，他到南洋举办画展，这年年底，徐悲鸿到达香港。

有一天，作家许地山先生及夫人介绍徐悲鸿去看了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字画。这位夫人的父亲在中国任公职数十年，去世后，遗产由其女儿继承，其中有4箱中国字画。但她对中国字画竟一无所知，便托许地山夫人为她觅人销售。

因此，当徐悲鸿来到她家时，她十分欢迎，亲自将4箱字画打开。徐悲鸿先看了第一箱，又看了第二箱，从中挑出两三件他欣赏的佳作。看到第三箱时，徐悲鸿的眼睛陡然一亮，一幅很长的人物画卷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顿时他展开画卷的手指因兴奋而颤抖起来，他的心欢快而激烈地跳动着。他几乎是叫喊道：“下面的画我都不看了！我只要这一幅！”

德籍夫人愣住了，她仍请求徐悲鸿继续看下去。但是徐悲鸿连连摇头说：“没有比这使我更倾心的画了！”

当即商量价格，徐悲鸿因手头的现金不足10000元，提出愿意再加上自己的作品7幅，作为交换。

德籍夫人思索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这就是徐悲鸿为之神魂颠倒的唐画《八十七神仙卷》。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绢底呈深褐色。画面有87个人物，列队行进，飘飘欲仙，那优美的造型，体态的生动，道劲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虽然没有着任何颜色，却产生渲染的效果，展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

徐悲鸿十分推崇我国传统的线条白描技法。他认为：“线条必须综合渲染作用，方为尽其能事。”《八十七神仙卷》是达到这个境界了。

我国北宋画家武宗元所作的《朝元仙杖图》与此卷构图完全相同，但武宗元卷显然是个摹本。张大千先生认为“北宋武宗元之作，实滥觞于此”，并认为此卷可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粉本。

徐悲鸿也认定，非唐代高手不能为，并在画面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

当时，这是在国内仅见的唐代人物画卷。除此之外，便只有后来曾归张大千先生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徐悲鸿能为这件流落外国人之手的国宝赎身，使它回归祖国，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事。

徐悲鸿携带着重新装帧并加了题跋的《八十七神仙卷》，来到香港，请香港中华书局照相制版，用阿罗版精印。但他来不及等待出版，就起程赴新加坡了。

从南洋归来，徐悲鸿把画卷加以整修，使画面完全恢复了本来面目。谁见了这幅画，都要加以赞美。懂行的人更是连连说是“难得的珍品”“少见的神品”，以一睹为快。

徐悲鸿也不保密，经常拿出来给同事和学生们欣赏、研究。有人劝他小心，他说：“物尽其用，这样才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啊，只是收藏物，有何价值？”他万万没想到，这幅画被人盯上了。

1942年秋末，《八十七神仙卷》运往昆明时，徐悲鸿突然发现画卷不翼而飞了。徐悲鸿焦急、惊愕、不知所措，经人提醒，他才跑去报告了警察局。此后，虽然是侦骑四出，但是《八十七神仙卷》还是无影无踪。

一向将《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视若生命的徐悲鸿，心情变得十分忧郁。他觉得这是自己生平以来一件很大的不幸。他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人一下子憔悴了，最后终于病倒了。病中的他常常在睡梦中惊呼《八十七神仙卷》。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姓刘的将军找到徐悲鸿，悄悄地说：“徐先生，我在成都一处地方发现了你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

徐悲鸿一听，大喜道：“你看真切了？”

那位将军说：“当然是真的，我何以能骗你。不过，徐先生，丑话说在头里，你必须舍得拿出法币10万元，我方能将《八十七神仙卷》拿到手，然后物归原主。”

徐悲鸿忙说：“好，好，只要能把《八十七神仙卷》拿到手，何惜金钱，10万就10万，我们一言为定，你我虽非至交，也不陌生，对你此举，我当重谢。”

徐悲鸿送走刘将军，心情顿觉轻松，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经过一番周折，刘将军终于把画卷拿回来了。当徐悲鸿从将军手里接过画卷时，激动得两手发颤，热泪盈眶。他急切地打开画卷，仔仔细细地看着。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徐悲鸿捧着画，犹如一位慈爱的母亲见到久别的儿子。可惜，眼前的《八十七神仙卷》由于盗窃者的改装，有关考证的题跋印章全被割去，面目今非昔比了。

唯一让徐悲鸿感到宽慰的是画面本身并无损伤，87位神仙的优美线条一点儿也没改变。

经过这次失盗，徐悲鸿更加谨慎地收藏这件珍品，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他还写了一首诗，用以自责自警：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连城璧，负此须眉愧此身。

既得而愧，遗恨万状，赋此自忏。

1938年初，徐悲鸿在赴新加坡途中，给孩子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

我因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献国家。

一年之后的8月，他在给丽丽的信中仍坚持在外，写道：

在国家大难临头之际，各人须尽其可能的义务。

徐悲鸿跋涉在异国的土地上为抗日募捐经费，他时刻关注着祖国大地上战争烟云。

新加坡依旧像一座美丽的花园，欢畅地迎接徐悲鸿的到来。阳光炽热而明媚，那些高达数丈的椰子树像一把一把张开的巨伞，快乐地在阳光下迎风摇摆。

这是徐悲鸿第三次访问新加坡，重逢许多旧友，倍增亲切之感。

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在新加坡几乎无人不晓。它是1939年秋，徐悲鸿在新加坡“江夏堂”完成的名画之一。

在新加坡街头，新中国剧团的几位同事正在演出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扮演戏中主要角色香姐的，是中国著名演员王莹。

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树杈上也坐满了观看的人。挤在人群中看戏的有郁达夫夫妇、胡愈之夫妇，还有一边看戏、一边作速写的徐悲鸿先生。

《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战争期间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街头戏”。剧中叙述了一个逃难入关的老人在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为了生存带着他那俊美而又能歌善舞的女儿香姐，而不得不在街头卖艺。

香姐的动人歌舞，吸引了许多观众。可是香姐饥饿难忍，在表演时，突然昏倒在地，竟使观众喝了倒彩。

香姐的亲爹眼看着一顿晚餐钱落了空，激情迁怒之下，鞭子抽在了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

但他很快就醒悟了，又含泪赶快去抚慰受伤的爱女：“啊，我疯了！天哪，我用鞭子抽打我亲生的女儿。啊，可怜的孩子，你能原谅你父亲我吗？”

女儿香姐流着两行热泪说：“爸爸，我哪能怪您啊！您也是没法子啊！我知道，不是您的鞭子在打我，是那些日本鬼子，那些万恶的日本鬼子拿着鞭子在打我！”

老爹、女儿心中的仇恨，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最后在爱国观众的同情、鼓励和支持下，父女俩一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徐悲鸿当年在新加坡，几次在街头观看了王莹的演出。对王莹，对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并不生疏，他早在北平和上海便熟知王莹是个“文艺明星”。

在武汉，他也曾观看过王莹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而且深受感动，还为此作过画。

在新加坡，徐悲鸿再次观看王莹的演出，依然看不够。而王莹女士亦久仰徐悲鸿大名，并十分称赞他的人格、画品。

当徐悲鸿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王莹时，两人一见如故。徐即刻邀请王莹到他的寓所“江夏堂”叙谈。当时已是地下党员的王莹，开诚布公地向徐悲鸿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两人越谈越投机，日后成为经常谈心的挚友。

半个多月后，徐悲鸿精心绘制的这幅油画终于完成了。为祝贺它的诞生，新加坡的一些爱国华侨在“江夏堂”隆重举行宴会。

《放下你的鞭子》成为新加坡人民最喜爱的名画之一。为了满足广大爱好者的需要，还特别赶制了精美的印刷品、明信片，在南洋各地广为发行。

这张油画传遍南洋各地，徐悲鸿与王莹的真挚友情也随之加深。1943年玉莹和丈夫谢和赓在美国深造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徐悲鸿给王莹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莹弟惠鉴：

我接连得到你几封长信，使我感愧。

我当年从不欠人函件，近来大变，竟不爱写信，你那种奋励精神，朋曹无不感动。

我有数千美金交语堂先生保管，闻被冻结，但至少有800美金可动用。你如有急需，可以附函寄去取用。倘若不愿，可作为借款，待他日还我即可。

弟学成归来，我将写弟十次八次，只要你不怕麻烦。纸尽灯昏，伏维为艺自爱。

徐悲鸿

徐悲鸿在新加坡的时候，画家李曼峰先生和书法家陈之初先生先后来看望了他。

李曼峰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油画家，后来，曾担任过苏加诺总统府的画师。他描绘的地方风情和人物肖像丰富多彩，他的作品光华灿烂，像美丽的乐章。

徐悲鸿为他的画集撰写了序言，并称赞他“极负才气，油绘富丽而浓郁，在国中也少见”。李曼峰先生也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但他以超群的才华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成为誉满国内外的油画家。

书法家陈之初先生不仅以浑厚洒脱、极具功力的书法闻名，而且是美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后来曾将自己收藏的任伯年的作品，编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任伯年画集》。徐悲鸿欣然为这本画集撰写了《任伯年评传》。

为了宣传抗日和让更多的华侨了解祖国沦陷的真实情况，徐悲鸿不惜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与各界华侨交往。因而他也结识了南洋一些著名的画家。有善画水彩风景画的杨曼生、许西亚，有创出油画新风格的刘抗等。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曾写道：

潮州人张汝器，早年赴法、德两国学画，功力很深。

归至南洋新加坡，与妹夫庄有钊及建筑家何光耀倡导美术，连年举行作品展览，作品多而且好，又热心公益。

新加坡沦陷，三人皆殉难，至堪痛惜。

在新加坡，华侨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他们热爱祖国，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到祖国被日军铁蹄践踏的悲惨情况后，都积极支持悲鸿的筹赈画展。

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画展，辗转3年，卖画所得10万余美元全部捐献祖国抗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