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疲惫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

——徐悲鸿

心怀祖国的安危

徐悲鸿结束了画展，取道海参崴，乘一艘日本客轮，于1934年8月17日回到上海。

他的学生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庆贺他载誉归来。徐悲鸿带回了极为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也带回了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们的美术复制品分赠给学生们，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复制品，如《伊凡杀子》、《札波罗热哥萨克人给苏丹王写信》、《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等。

徐悲鸿热烈地推崇这些作品，他也是第一个将俄罗斯巡回画派介绍给中国的人。

然而，中国时局变幻，形势愈加恶化。徐悲鸿心情难平。

一天，他腋下夹着画卷，走上艺术系的讲坛。面对学生们充满希望的目光，徐悲鸿一字一句地说：“同学们，看了动人心弦的戏剧而为之流泪的事是常有的，看了一幅画令人感动流泪的事却是很少有的。而我却有切身的感受，这就是看到这幅画时，我被画面及其思想打动了，我仿佛也置身于画中，不由得泪珠滚滚。”

徐悲鸿说完，打开了一幅画。同学们争相观看，有的还站起身来。徐悲鸿把画在墙上挂好，然后说：“这是我在巴黎卢浮宫临摹的，德拉克洛瓦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看不清楚的同学可以轮流到前面来看个仔细，尽管我临摹得不好，但我想它也会打动你们的！”

徐悲鸿充满感情，给同学们讲解着：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初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浪漫主义画派的主将。他痛恨土耳其对希腊的残酷统治，寄同情于被异族迫害的希腊人民。抵抗土耳其压迫的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于1820年，德拉克洛瓦早在战争开始之翌年即想以这个事件为题材作画。

然而他的构思直至1822年4月，在听到希阿岛的残杀事件之际才形成。在这次事件中，被屠杀的岛民总数达两万余人，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剩下的人都被当作奴隶让土耳其军队掳走。

德拉克洛瓦刻画出了暴力之前一筹莫展、愕然等死的希腊人悲剧。这幅画反映了作者尊重民族独立自主的可贵思想，整个画幅达15平方米，它一诞生，便立刻在法国画坛内外引起极大震惊。

介绍到这里，徐悲鸿意味深长地说：“看了这幅画，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祖国的现实……”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屠刀横舞，烧杀抢掠，而蒋介石派出大批反动军警搜捕、枪杀爱国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

徐悲鸿之所以特别欣赏、推崇这幅油画，还因为作者大刀阔斧，气势磅礴，打破了传统的拘泥手法。

徐悲鸿指着画面右前方一位奄奄一息的妇女说：“这一形象的刻画，创造性地发挥了油画语言和思想感情完美融洽的艺术技巧，在油画艺术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同学们看，那妇女的眼睛虚合着，脸面显得朦胧，但一点儿也不感到松散；肤色惨淡，但精微而多变。那个正匍匐在她的胸前，状若吮乳的婴儿，使人看了不禁凄然落泪。作品表达了撼人胸怀的人道主义，发出悲天悯人的强烈呼声，而这种油画技巧，则出于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

徐悲鸿精辟独到的分析，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共鸣，激励着他们为祖国的艺术事业而发奋，为祖国的前程而思索，而行动。

徐悲鸿离开苏联前，曾建议苏联美术家到中国举行展览。他的建议促成了1935年在南京和上海举行的苏联版画展览。他为展览会撰写的序言说：

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交流开始。

徐悲鸿从国外归来，才知道高奇峰先生不幸因病逝世。他的女弟子张坤仪女士含泪跪在徐悲鸿面前，陈述这一不幸消息时，徐悲鸿缅怀往事，也不禁潸然泪下。

徐悲鸿在1935年出版的高奇峰遗画集第一辑中题写了“发扬真艺，领导画坛”八个大字赞颂高奇峰先生的功绩，并写道：

奇峰先生以画负盛名于中外，吾与纳交20年，而一别10余载。去年7月，吾以其《孤帆》售于法博物院，何期归来，遂已隔世。张女士坤仪以其画集见示，言念旧游，凄然泪下，庶几其泣鬼神而惊风雨者，不随其魂魄而长往也。

1936年初，一个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强烈地震动了刚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他的好友田汉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

徐悲鸿急忙赶到田汉家里。田汉的老母见到徐悲鸿，扑倒在徐悲鸿的面前，痛哭失声。这位年轻时就死去了丈夫，孤苦伶仃地抚养3个孤儿的母亲，在生活中经受过种种困苦和磨难，她都毫无怨言，十分坚强地走过来了。但是，现在她眼看最心爱的长子陷入囹圄，就像有人在她心上捅了一刀，从来不愿流泪的母亲，现在却泣不成声。

徐悲鸿连忙搀扶着田老太太，耐心地劝慰她。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和徐悲鸿一起安慰着年迈的婆母。她流着眼泪告诉徐悲鸿，这些日子她背着孩子、提着饭菜去探监时见到田汉的情形。徐悲鸿满含热泪表示，一定要尽心竭力去营救田汉。

徐悲鸿为营救田汉而四处奔走。终于由他和宗白华先生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了监狱。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出狱后，并未沉默。他献身于中国进步戏剧事业的决心毫未动摇，并积极筹组话剧团体，准备上演反映现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戏剧。

这年11月，田汉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宣布成立，文艺界许多人前来祝贺，洪深、张曙、马彦祥、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吴茵、吴作人等都到会了。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械斗》和《回春曲》。

当时，徐悲鸿深受感动地写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革命的文化运动激励着徐悲鸿的斗志，陶冶着徐悲鸿的思想。

这天，徐悲鸿站在家中的画室里，看着自己书写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出神。忽然，门外人声嘈杂，他忙迎出门，原来是10多个男女学生来到他家。

尽管外面飘起雪花，显得很冷，但他们一来，却使人感到热气腾腾。他忙给同学们沏茶解寒，谈话中，知道他们原来是去游行，在警察干涉威胁下，又按原定路线走完全程。徐悲鸿也为之高兴。

一个名叫朱丹的同学激动地说：“徐先生，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凡中华儿女，都不甘心坐以待毙。我们要抗日！一些同学商量了，准备暂放画笔，拿起刀枪上前线，打鬼子！”

徐悲鸿自豪地望着同学们，说：“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支持你们的爱国行动，为表心意，凡上抗日前线的，我送20元大洋作为盘缠！我可以画画，变卖字画，还可借债。同学们，我想的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以后，只要我是艺术系主任，保留你们的学籍，再来学习！”

正当这个爱国的艺术家热心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之时，一只罪恶的手在他的背后设下了卑鄙的陷阱。

这天，徐悲鸿打算约一位朋友同去田汉那里，提前从中央大学回家来。他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张道藩往外走。这个经常利用徐悲鸿不在家时私会蒋碧薇的国民党鹰犬，没有料到徐悲鸿提前回家，弄了个措手不及，又尴尬，又恐慌，又不得不装腔作势。

张道藩故弄玄虚，停顿片刻说：“徐先生，你清楚，我们的蒋委员长对你的绘画评价很高，对你的人物肖像尤为赞赏。他亲口对我说过，你把人物肖像画得惟妙惟肖，不仅外貌逼真，并且内含精神，真不愧为人物肖像画大师。”

张道藩看徐悲鸿一脸愠怒，干笑一声继续说：“因此，特请你挥洒生花妙笔，为蒋委员长画一幅像，作为他50岁大寿的祝贺，这对你来说，岂不是喜从天降？”

他加重语气说：“这可是很多画家巴不得的美差，千载难逢，机不可失。画好后，蒋委员长定然要……”

徐悲鸿望着张道藩眉飞色舞的样子，像吃进了苍蝇般地恶心。提起“蒋委员长”，他立刻自然地想到了东三省，脑子里闪现的是卑躬屈膝，拱让国土和屠杀爱国志士的丑恶面目。暗忖：“我岂能为这样的人画像，又怎能把这样的人画好？”他默不作声，脸色严峻，不为所动。

张道藩身怀使命，所以极尽恭维。不想，徐悲鸿断然说：“张先生，实话实说，我是个穷画家，教书匠，我不愿靠溜须拍马往上爬，只靠这个混碗饭吃。我对给你们的蒋委员长作像，丝毫没有兴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据我所知，上海城隍庙里不少店子既画得像，又画得好，且价钱便宜。你既然负此使命，不妨去上海跑一趟，肯定会使你满意的。”

没等徐悲鸿把话说完，张道藩就吃惊地把眼睛睁得溜圆，叫道：“你连给蒋委员长画像都没有兴趣？”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不感兴趣！”

徐悲鸿侧目看了张道藩一眼，说：“我的画是战士胯下的马，孺子手中的牛，如此而已。”

“这么说，你肯定不给蒋委员长画像了？！”

徐悲鸿冷冷地摇了摇头。

张道藩又羞又恼，渐露本相，威胁说：“你不要忘记，你的很多画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不稳和狂热，持续相当时间。《逆风》是鼓吹与当局对立；《九方皋》则是讽刺当今领袖不识人才，蒋委员长为此而大怒，看了这样的画，会对政府和领袖失去尊重！”

徐悲鸿冷冷一笑说：“部长先生，你太抬举我了，小小的几张画，竟有那么大作用？笑话！”

张道藩又说：“念及老同学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给你打了圆场。你是明白人，我再一次奉劝你，还是不要那么固执的好，免得事后后悔！”

徐悲鸿尽量克制住自己，缓缓语气说：“我只会感到自豪，何以会后悔。我们俩想的不一样，你的信条是沽名钓誉，高官厚禄，而我的座右铭是这个！”他一指墙上悬挂的自己亲笔手书的条幅，上面写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笔锋刚直，一派正气，凛然不可侵犯。

张道藩看看条幅，又看看徐悲鸿，惊愕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站起身，牙齿咬得咯咯响，脖子上暴起青筋，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走了。

徐悲鸿瞅着张道藩狼狈而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感到很舒心，很痛快，很久未有过的痛快、舒心。

此时，蒋碧薇对徐悲鸿说道：“你怎么可以拒绝为蒋委员长画像呢？你一口拒绝，还说什么对蒋委员长不感兴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这在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你却拒之千里，我真想不通。给蒋委员长画了像，你就有可能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再说，你在巴黎苦攻苦读，回来也不过是当个教授而已，你看我们在巴黎的同学，那几位参加国民党的，都做了大官。而你，戴传贤院长和朱家骅部长两人要联名介绍你参加国民党，你也不肯参加，唉！”

此时，她看到墙上那副用黄色绫子装裱、徐悲鸿集泰山经石峪的大字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接着说：“你还写这样一副对联挂着，叫我看着都觉得不顺眼。你为什么直至现在还要跟田汉那帮共产党搞在一起呢？从苏联回来，你光写宣传共产党的文章，说了苏联那么多好话，你为什么不写苏联人又穷又苦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怎么不看看国内的潮流，当今的形势！我看，你就赶快替蒋委员长画张油画像，这对你有好处，否则……”

听着蒋碧薇没完没了的絮叨，徐悲鸿那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越来越紧地拧在一起，他的面容由黯淡而变成激愤了。

“我请求你不要再说下去！”徐悲鸿打断她的话，同时扬起一只胳膊，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尽说这些自私自利的话！”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好心劝告你。”蒋碧薇愤愤地说，“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分道扬镳。你不参加国民党，我参加，你不要以为我会屈从你！”

这一天，两个人又因为立场的问题而争论。

为了结束这场可怕的争吵，徐悲鸿急匆匆地从家里走出来。他什么也没有拿，身上连一文钱也没有，他一整天只是在家门附近徘徊。夜色降临了，他望见远远近近的窗子里都射出温暖的灯光，想象着那些和谐而快乐的家庭都在吃饭的情景。

他开始感到饥肠辘辘。然而，倔强的徐悲鸿此时却不愿意走进自己的家，而且他多么盼望有片刻的安静。他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他的留法同学沈宜甲先生家里。

沈宜甲先生是位化学家。他在法国时爱上了一位国民党元老的女儿张女士，但张家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不同意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贫寒的学生。

张女士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和沈宜甲在巴黎正式结了婚，随即，双双归国。到达广州时，张家电告广东省主席将沈宜甲扣押起来，关在监狱里。但她矢志不移。后来他们终于又生活在一起，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不幸的是这个男孩患病夭折。他们夫妇受到这个打击，心情都很抑郁，时常发生口角，感情渐渐破裂。最后，彼此同意离婚。张女士嫁给一位革命先烈之子，沈宜甲则一人孤单地生活着，以至于今。

徐悲鸿来到沈宜甲先生家里，得到了老同学的同情和安慰。那天晚上，徐悲鸿忽然感到头很沉，全身软弱无力，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好像要病倒下去似的。

第二天，他到一位很熟悉的医生那里求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医生对他说：“徐先生，你的血压偏高，现在还不严重，但有高血压的倾向，你要注意，不要太紧张。而且，你的肾脏有慢性的炎症，这和劳累有关，需要很好的休息。”说着，给徐悲鸿开了药方。

但是，他到哪里去休息呢？他从医生那里出来，仍回到了沈宜甲的住处。他不想再回自己的家，他害怕那无穷无尽的吵嚷。他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休息。

1936年夏初，徐悲鸿愤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拒绝为蒋介石画像。

这之后，他便时时受到刁难、威胁。正在这个关头，李宗仁在广西连发电文邀他赴广西作画，还表明，乐意为徐悲鸿在桂林建立中国第一座美术馆提供资金和方便。

徐悲鸿悄悄和爱国人士李济深等朋友商量后，只身南行。

在南京下关车站乘上火车，徐悲鸿如释重负。他靠在车窗旁，凝望着车窗外面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在隆隆的车声中，南京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他觉得心上一阵轻松，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些无边无际的忧虑和痛苦，好像随着火车头喷出的浓重烟雾，袅袅地飘散在漫长的旅途中。

美丽的大自然永远是徐悲鸿精神上最好的慰藉，它温柔地抚慰着他那受了创伤的心。桂林无比秀丽的青山绿水，重新唤起徐悲鸿心上的欢愉和振奋，他又沉浸在创作的热情中。

他用淋漓的笔墨，描绘了烟雨迷蒙的漓江，苍茫而秀丽，在我国的山水画上别开生面。

徐悲鸿知道李宗仁在广西是主张抗日的，这颇合他的心意。一到南宁，看到省府对面墙上有4个大字：“明耻教战”，立刻触动了他的一颗爱国心。

他很快就在《广西日报》上撰文，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寡廉鲜耻”“丧权辱国”，明确表示坚决抗日的主张。人们都知道大画家徐悲鸿来到广西，现在又见到他的抗日主张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

在广西的日子，徐悲鸿一面作画，一面在桂林艺术馆、广西艺训班教授美术。桂林那奇幻美妙的山水使他心旷神怡、画兴大发。

徐悲鸿正在桂林专心作画时，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写道：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意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并进。瞻念前途，殷忧易极。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

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

呜呼！“九·一八”之创伤未复，“一·二八”之血腥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5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

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

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当时，西南将领数十人通电表示拥护：愿“为国家雪额年屈辱之处，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六一运动”使全国为之震动，徐悲鸿也感到鼓舞。

但是，接着而来的却是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直向广西进逼，准备分四路围困广西。广西当局也异常激愤，将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预备与中央军决战。

剑拔弩张，形势危急。许多人纷纷逃离广西，但徐悲鸿却坚决表示愿留在广西，支持广西军民的抗日要求。

当时，徐悲鸿还没有看到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只被“抗日”和“反蒋”的口号所激动，因此不计个人安危，但求民族精神之振奋。广西军政领导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对徐悲鸿这种态度十分敬重，给予很高的礼遇。

在南京的蒋碧薇眼看战事如弓在弦，一触即发，她决定亲自冒着危险，去劝说徐悲鸿赶快回来。她由上海乘轮船赴香港，由香港转乘火车至广州，由广州又转车至三水，然后乘轮船至梧州，由梧州乘小火轮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正值炎热天气，她一路奔波，十分辛苦和焦虑。

徐悲鸿接到蒋碧薇将到达南宁的电报，无限欣喜和感激地去轮船码头迎接她，过去那些不幸的争吵仿佛已化为轻烟，他心中重新升起美好家庭的愿望。但是，两人单独相对时，却又开始了极不愉快的谈话。蒋碧薇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徐悲鸿突然又感觉过去那种不和谐的气氛弥漫在他们之间。

“我是专程前来请你回南京的。”蒋碧薇一见面就亮出底牌说。“你明知李宗仁同蒋委员长闹对立，广西一小撮人和南京政府唱反调，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同流合污？”

“住嘴！”徐悲鸿一拍沙发扶手，瞪大眼睛：“谁同流合污？南京政府丧权辱国，专门与民众为敌，回去想想你自己的行为吧，那才叫同流合污！”徐悲鸿显得怒气冲冲。

随即想到蒋碧薇千里迢迢地赶来的辛苦，徐悲鸿不由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亲切地说：“你千辛万苦来到南宁，我本应跟你一同回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走。广西全体军民强烈要求抗日，理应得到全国人民支持，何况现在广西被数十万中央军包围，我走，岂不变成了负义！”

“我知道，你心中永远没有我，你不愿负别人，就只愿负我，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再让我一个人回去？”

“那么，你也留在这里，好吗？”悲鸿满怀希望地问。

“你真是异想天开！我对广西就反感，李宗仁、白崇禧这伙人是强盗，他们想造中央的反！”蒋碧薇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说道：“权威人士告诉我，只要你肯回南京去，政府给你留着位子。”

徐悲鸿站起身来说：“原来你是充当说客的，是谁叫你来当说客的，是张道藩，还是陈立夫？”

徐悲鸿没有说错，蒋碧薇此次之行，是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交代张道藩出面，亲自向蒋碧薇授意的。蒋碧薇明知不能说服徐悲鸿，可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成行。不想，头一次交谈，两人便不欢而散。

徐悲鸿的脸沉下去，真正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默不作声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徐悲鸿陪同蒋碧薇去游览了漓江，在桂林和阳朔逗留，但彼此心情落寞。

这天，正值广西当局召集“抗日会议”揭幕前夕，各地代表均已抵达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风云人物在省府礼堂，大摆宴席，招待群贤。蔡廷锴、蒋光鼐、徐悲鸿等名流毕至。

李宗仁首先走到徐悲鸿面前，盛赞他的为人，并提议为他的绘画艺术取得辉煌成就干杯。

席间，酒催人意，一些人站起来慷慨陈词，批评南京蒋介石政府违背民族利益，主张立即展开抗日行动。蔡廷锴将军更是无比激动，他用捏紧的拳头敲着桌子，大声说：“凡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都不会置国土沦亡于不顾，谁不抗日，就不是炎黄子孙，就不是他祖宗的骨血！”说完，他举杯邀祝：“为在抗日中捐躯的爱国志士们干杯！”

人们纷纷举杯响应，气氛非常热烈，令人振奋。

此时，徐悲鸿极为兴奋，酒也多喝了几杯，话也显得多起来了。蒋碧薇则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冷眼观望。她见徐悲鸿毫不动摇，知道此行难达目的。

不久，徐悲鸿从南宁飞机场送走了蒋碧薇。

之后，徐悲鸿在海外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呼唤民众起来抗日的文章《新生命活跃起来》。

他又重新开始投入创作。他先后画了《风雨思君子》、《晨曲》、《古柏》、《逆风》等国画，以寄托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在《晨曲》的画面上，光秃秃的枝丫纵横交错，许多小麻雀在叽叽喳喳歌唱，期待春天的到来。徐悲鸿特意在画上题字：“丙子，春不至。”这道出了画家多么渴望人民生活中的春天到来，但春天却没有来。

《逆风》的画面也是画了一些小麻雀，正迎着狂暴的逆风，振翅疾飞，表现了画家的愿望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古柏》的画面描绘了在北平习见的古老柏树，巨干虬枝，郁郁苍苍，树下坐着一个人，那正是画家自己。悲鸿在画面上慨然题诗：

天地何时毁，

苍然历古今。

平生飞动意，

对此一沉吟。

在南宁，徐悲鸿还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斥责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卖国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广西的报纸上。没想到，这正义的呼声却招来了一场风波。

这篇文章不久就被一位惯于抄袭剽窃的上海画家翻印了数百份，分寄给国民党政府的党政要人，以讨好他们，并企图置徐悲鸿于死地。

后来，又有人假借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登报攻击徐悲鸿反对蒋委员长，说他在需要加强国防之际，搞分裂活动，他已不能见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文化界了。

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地下党党员朱丹、徐萱等人十分气愤，募捐并联合同学登广告，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名义，斥责有人盗用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对徐悲鸿老师进行攻击，指出这种行径极为可耻。

然而，徐悲鸿的言行却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以至这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撤回包围广西的各路大军，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紧张局势顿趋缓和的时候，徐悲鸿却不能归去。

几位好心的朋友从南京来信，劝他不要急于回南京。于是，徐悲鸿只好亡命广西。他又回到了桂林，放舟于漓江之上。

美丽的漓江不仅是徐悲鸿的良伴，而且成为徐悲鸿的安身立命之处。徐悲鸿经常乘一艘木船，漂流在漓江，过着与水上人家相似的生活。为他驾船的是一位40多岁的广西船夫，徐悲鸿亲切地叫他周大哥。

周大哥有一个独生子，已20多岁，在桂林街头摆小摊，卖点香烟之类的零星物品，他常和母亲一起到船上来。徐悲鸿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着那最简单的稻米和芋头。

水上人家的恬静生活唤起了徐悲鸿的创作欲望，从不肯停下手中画笔的他，在船上创作了国画《船户》，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

有一天，徐悲鸿在阳朔舍舟登岸，见到阳朔镇上有一所破败的小屋。屋前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正在盛开，朵朵繁花，艳如白雪。

徐悲鸿恋恋不忍离去。他忽然想租下这所小屋，和那位船夫周大哥一起住到这里，做一个阳朔的老百姓。他当时还刻了一方图章：“阳朔天民”。

后来，这件事被李宗仁知道，派人去买下了那所小屋，加以改建，送给徐悲鸿。徐悲鸿虽然感激李宗仁先生的盛情，但他站在那白壁红窗、巍然屹立的房屋前，却感到怅然若失，他深深地怀念着原来那所小屋的天然情趣。

这时，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虽然十分盼望徐悲鸿回校教课，但有位上海画家已由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推荐，准备去代替徐悲鸿的位置，校长罗家伦也已决定聘请他。

艺术系的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向罗校长请愿，坚决拒绝那位能力浅薄的上海画家，强烈要求学校当局请徐悲鸿回来教课。罗校长说：“不是我们不请他，是他自己不回来呀！”

学生质问罗校长：“为什么学校不去信，请徐悲鸿老师回来呢？”

后来，由于学生们纷纷写信催促徐悲鸿回来教课，徐悲鸿才回到南京，又开始了他辛勤培养美术人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