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进行深造
1919年3月的一天,天下着小雨,温暖的雨点欢快地洒在宽阔的江面上。嘈杂的人群拥挤在黄浦江码头,一阵阵闹哄哄的声浪使空气变得混浊而凝重。人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在依依地送别将要远离的亲友。
一艘载重7吨的日本轮船即将起程了。24岁的徐悲鸿站在船栏边,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动手臂,蒋碧薇含笑地倚在他的身边,挥舞着一条丝质的手帕,向父母告别。
徐悲鸿决定带着蒋碧薇一同去巴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要靠他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人生活,将十分困难和艰苦。
但是,他希望蒋碧薇到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以后,能像他一样,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氛感染。他甚至还想象出那些举世闻名的、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大师们的杰作,将怎样强烈地震撼他们的心灵。
他衷心希望,蒋碧薇爱上艺术,投身到艺术事业中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和艺术而献身。这样,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这个美好的愿望,使徐悲鸿不再回顾过去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争吵,并愿意永远遗忘它们。
徐悲鸿在船上没有忘记作画,他除了休息、吃饭,便是不停地练写生,把他看到的新鲜事物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准确地画出来,既收集了素材,也达到了练笔的目的。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50多天,经太平洋、印度洋,又越过红海及苏伊士运河,于5月初到达伦敦。
徐悲鸿和蒋碧薇立即参观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他在博物馆内看到了许许多多日夜渴望见到的艺术珍品,这里陈列了希腊雅典神庙的雕刻。在这些伟大的艺术品面前,徐悲鸿陶醉了。
徐悲鸿又参观了国家画廊,欣赏了凡拉士贵支、康斯太布尔、透纳等艺术大师们的杰作,还参观了皇家画会展览会,见到了英国当代一些画家们的佳作。
在英国停留了一个星期,5月中旬,徐悲鸿渡过英吉利海峡,转乘火车到了巴黎。
在巴黎一住下来,徐悲鸿立刻怀着极大的兴致,和妻子一同去参观卢浮宫。但一些重要的陈列室还关闭着,因为许多著名的杰作都在战时运往安全的地方存放,这时尚未运回。
只有一间陈列室中,挂着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圣母和圣安娜》及其他画家的十余幅画。
徐悲鸿站在这幅久已仰慕的《蒙娜丽莎》前,浮想联翩。这是达·芬奇为德尔·乔空达的夫人蒙娜丽莎所作的带着深沉微笑的肖像。
许多世纪以来,文艺评论家都在徒劳地解释她那隐藏在神秘微笑后面的东西。这幅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所作的《蒙娜丽莎》,在他到法国居住时,一直伴随着他,因为他要它永远在自己的眼前,到死为止。
大卫的作品也深深吸引住了徐悲鸿,他崇拜大卫那种纯正严密的画风。在《荷拉斯兄弟之誓》前,徐悲鸿受到强烈的感动。
作品描绘了荷拉斯三兄弟上战场之前,向父亲宣誓,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场面。画面上,父亲手持3支刀箭,神情悲壮,家里其他人坐在一旁,悲痛欲绝。
这幅作品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也使名不见经传的大卫一举成名。而大卫的另一幅画《加冕式》,则场面庞大,人物众多,形象逼真。
离开卢浮宫,徐悲鸿又参观了沙龙,看到了莫奈、罗朗史、达仰、弗拉孟、莱尔弥特、高尔蒙等前辈画家的作品。
接触了这许多大师们的作品,悲鸿惊叹不已。
他感到无比的快乐、激动、安慰和温暖,也深深体会到,在国内,自己只是以画谋生,而且因常作写意的中国画,所以观察和描写物象都不够精确。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徐悲鸿决定先攻油画。
最初感觉有些困难,两个多月以后,手才渐渐地熟练了起来。
1920年初夏,徐悲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拜著名教授弗拉孟为师。
弗拉孟是著名的画家,作品流丽自然,尤其精于肖像画。弗拉孟对徐悲鸿的素描功力感到非常诧异,他很看重这个不远万里刻苦求学的中国学生,亲自指导徐悲鸿,不厌其烦。
徐悲鸿虽是官费留学生,但由于中国政府腐败,政局不稳,学费经常拖欠,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为了继续学习,徐悲鸿决定走勤工俭学的路子。自此,他便在一些商店、书店当临时工,或给一些出版社画图书插图。
徐悲鸿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没课,便到叙里昂研究室画模特儿,直至很晚才回家。这时,法国的各个博物馆已陆续开放,许多作品都搬回巴黎,对游人开放展览。
巴黎全市有大小博物馆60多个,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徐悲鸿利用星期日,到各个博物馆参观。他总是拿着一块面包,带着一壶水,到博物馆去看画、临摹,不到闭馆绝不出来。
在临摹中,他为一些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叫好,它们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面对德拉克洛瓦的名作《希阿岛的屠杀》,暗暗发誓说:“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有具备民族风格的《希阿岛的屠杀》!”
卢浮宫还有许多杰作强烈地吸引他。如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描绘了“梅杜萨号”海轮沉没后,剩余船员挤在一只筏子上漂浮,在濒于死亡时,望见远处有一个船影的情景,有欢呼的,有将好消息告诉垂死的同伴的,也有绝望的,还有半浸在海中的死者。
还有库尔贝所作的《画室》。它描绘了作者自己的画室,里面有请来的模特儿和他的朋友,画家自己正在作画。形象结实有力而自然,表现最普通的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悲鸿非常喜欢这幅作品。
徐悲鸿的求知欲特别强烈。他每次从博物馆出来,总要经过罗森堡公园和圣杰曼大道,于是顺便溜到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去购买些便宜的书画。这就使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显得捉襟见肘。
也因为如此,他常常跟妻子蒋碧薇争吵。
有一天,徐悲鸿又拿着几本旧书回来,蒋碧薇满脸不高兴,抱怨道:“跟你在一起,永远只能过穷日子。”
徐悲鸿没有说话,他觉得既不能怪罪她,也不能为自己辩解。
蒋碧薇有些生气地说:“如果你真有钱,你买多少书画我都不管,但你现在是个穷学生,也该收敛起你那些爱好了。”
徐悲鸿十分不安地望着妻子,倍加亲切地说:“我多少次对你说过,我爱画入骨髓,但愿你能谅解,我总是想,你一定能谅解的。”
“我无法理解,现在吃饭都要计划,挑最便宜的菜买,可你却……”
“碧薇,你喜欢音乐,我送你去音乐学院吧!等你真正爱上了音乐,也许你会像我一样入迷,艺术就是如此充满魅力,使人不由自主,甚至忘掉一切。”徐悲鸿尽力劝说着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闻言不再作声了,陷入沉思中,她正在一所初级中学学习,打算初通法文以后,专攻音乐。她又想起了家中的风琴,想起了随身携带的那支箫。
与此同时,在国内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强烈激荡着徐悲鸿那颗为祖国而跳动的心。回到家里,他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了《中国画改良说》这篇文章。
《中国画改良说》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它使一潭死水的中国画坛,掀起了波澜,也使一些人感到震惊。
徐悲鸿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经常与中国留学生共同研讨中国的前途,相互交流来自祖国的革命信息。
他也结识了一批很有事业心的留学生。徐悲鸿先后认识了杨仲子、谢寿康、沈宜甲、盛成、曾觉之等人。杨仲子先生聪敏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徐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他回国后,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沈宜甲先生专攻化学,回国后曾创办化学工厂,并从事研究工作。
盛成先生是悲鸿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在巴黎用法文写作的《我的母亲》一书,受到法国文化界推崇,随后他又将《老残游记》翻译成法文。
谢寿康先生回国后曾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曾觉之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翻译了一些法文著作。同一时期,徐悲鸿还认识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何长工。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就已显露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智和锋芒。
1920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法国著名雕刻家唐泼特夫妇举行茶会,徐悲鸿应邀参加。
与会的都是法国当代的文化名人。唐泼特夫人特别为徐悲鸿介绍达仰·布佛莱先生说:“这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画家。”
徐悲鸿对达仰先生的作品非常崇拜。达仰先生的名作《林中》、《降福的面包》、《征兵者》、《玛甘泪》、《穷祸》、《摄影人家之婚礼》、《种牛痘》等,都以极其严谨、娴熟、精练的艺术语言,抒写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深刻感人。
现在,达仰先生就站在他的面前,慈祥、平和,丝毫没有倔傲的神色,这使徐悲鸿从心底涌起一股亲切而尊敬的感情。
“达仰先生,认识您太叫人高兴了!”徐悲鸿紧紧握住达仰先生的手,并在达仰先生的身边坐下。他告诉达仰先生,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美术商店,被达仰的一幅油画吸引住了。他在这幅画前停留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师。
达仰先生用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青年,从他那朴素无华的言辞和衣着上,感觉到这一定是一位诚恳而努力的学生。
达仰没有看错,因为数十年来从事创作的经验,使他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人的心灵。他立即将自己画室的地址给了悲鸿,嘱咐悲鸿每星期天的早晨到他的画室里去。
打这以后,徐悲鸿每逢星期日都到达仰先生的画室去面聆教诲。达仰先生在艺术上、生活上,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达仰先生是一个很勤谨的人,在成了大名的晚年,即使是星期天,也依旧从清晨就到画室作画。
达仰见到徐悲鸿,立即现出非常喜悦的神情,引导徐悲鸿观看了那些挂在墙上的作品和一些素描、速写散稿。徐悲鸿看了达仰的作品,深深感到达仰先生功力深厚,他的画笔真是妙尽精微,所有的人物肖像画都栩栩如生,如《福尔德姑娘像》,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位当时已届68岁的达仰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徐悲鸿谈起他年轻时的往事。他说:“我17岁时当柯罗的学生。柯罗教我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我始终信守柯罗的教导,50余年来,未敢忘却。”
他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既然来我国求学,我首先应当把柯罗的嘉言送给你。”
“达仰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铭记在心。”徐悲鸿感动地说,“我国有句古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您说的‘诚’,一定是这个意思吧?”
达仰先生大声地笑起来:“对!你说得很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同时,还要有达到目的的信心,要自信,绝不能自馁。”
达仰先生很欣赏徐悲鸿的聪慧,愿意和他交谈。达仰先生仔细地一张一张地看徐悲鸿的习作,十分嘉奖徐悲鸿的努力。达仰先生勉励他说:“学画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希望你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
他嘱咐徐悲鸿:“每画完一幅画,都要精心地研究,记住其特征,找出差距,知其不足。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
徐悲鸿把达仰的话记在心里,并遵照去做,果然进步很快。
徐悲鸿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校长弗拉孟先生的班上学习,以优秀的成绩,很快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但是,使他苦恼的是没有钱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于是只好又从十分贫乏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来,每餐又只能以一杯白开水和两片面包充饥。
这样,才逐渐积攒了一笔钱。他第一次画油画人体,便受到弗拉孟的称赞,后来,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当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下午都没有课,徐悲鸿便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儿。这个研究所只要买门票便可以进去,每次门票是一个法郎。
回家时,悲鸿常绕道去塞纳河畔,在那里的书摊上浏览书籍图片。他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也常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积稿盈千。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如立马、饮马、奔马、群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徐悲鸿从达仰先生处出来,遇到一个衣着考究、似曾相识的外国学生,他带着酒气说:“徐先生,又到哪里造就一番啦?哼,你们中国人是天生愚昧,即使让达·芬奇亲自把着你们的手画,也不会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涨红了脸,说:“先生,我不知你是以酒装疯还是以酒壮胆,对我个人,你说什么我都不计较,但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既然说起学画,那么我也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你我各自代表自己的祖国,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业结束时,看一看谁有所成就,谁是蠢材!”
徐悲鸿憋足了劲,好似一匹不知疲倦的千里马,努力拼搏,在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大道上奔腾着,永不停息。徐悲鸿正是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豪情壮志,勤奋学画,进取不已。达仰先生把徐悲鸿看作得意门生,把自己收藏的全部美术名作拿出来让他观摩、临摹。
达仰先生从素描、解剖、透视、美术史诸方面对徐悲鸿加以指导,他常常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对朋友们说:“我不喜欢夸奖学生,而是严格要求,但这个徐悲鸿,他将会成为世界画坛上的一颗新星!”
徐悲鸿苦心钻研世界各名家的作品和画理,将中西画法熔为一炉。终于,在1924年的时候,他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1924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油画作品《远闻》、《悟望》、《箫声》、《琴课》等以其对人物性格出神入微、栩栩如生的刻画,引起巴黎画界的强烈反响。他用作品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是可以造就的,中国是有各种人才的!
那个曾经向徐悲鸿挑衅的外国学生看过展览后,对徐悲鸿说:“徐先生,你是胜利者,用中国话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淡淡一笑:“先生,我可不是泰山。不过,我的祖国有座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