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爱迪生的各个实验室里，对整个研究工作都系统地作了记录。许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记载实验室试验的记事簿。在有关爱迪生的文章中已公布过的某些内容，如属于爱迪生效应的发现的那些冗长的摘录（见第八章）表明，对研究工作、对研究工作结果的登记和记录都组织得非常好。每天在下班以前（有时在晚上），爱迪生就把所有的实验记录簿收集起来加以研究，并从这些结果中作出结论：怎样继续进行试验，哪些东西可以认为已经搞得足够清楚了，而哪些东西应当增补到研究计划中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好不坏的结果也成了爱迪生停止试验或彻底改变研究方向的理由。

进行极认真的和全面的记录，是爱迪生实验室的一项严格规定。所有已被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记录，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成了研究爱迪生创造发明活动的财富，是再现爱迪生发明活动进展历史的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发现，爱迪生实验室的全体人员的特点是合作得非常好。在发明活动初期，爱迪生的助手和试制人员很少。渐渐地随着他的研究工作

的展开，不仅助手人数在增加，而且素质上也发生了变化：科学工作者、有经验、有技术的工艺师、设计家等都纷纷前来。他们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研究如何使爱迪生的主要意图得到实现。助手们在其具体的任务范围内，能够而且应当发挥出其创造的主动性，找到独到的解决方法，但他们不能变动爱迪生给他们的任务。工作是由爱迪生分配的，因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人员，清楚他们中间谁会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爱迪生不允许对内保守“秘密”，但同时又认为透露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消息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爱迪生力求最合理地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助手们的能力和爱好，他千方百计地要腾出自己的双手，以便能够专心致志地和最大限度地分析和检查研究工作，表现出来他的首创性和预见性。只有他能够对各项研究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他目光远大，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助手都看得远大。虽然他们几乎全都与爱迪生同属一代人，但他们承认他的威望。他的助手中任何一个人考虑的只是部分问题，而爱迪生却要通盘考虑全部问题。

爱迪生没有把工作分成“小事”和“大事”。他在对发明的深入研制和定型的过程中，使所有每一件东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有一股子倔强劲，他不容许他的助手们在工作中把他的指示当成耳旁风。同时他不束缚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思想，对各种能改进工作的独创的和合理的东西都持爱护的态度。他不容许仓促订制模型，而要求按整个工艺规程制造试样，以便在样品上就能一眼看出仪器的作用和外形。

爱迪生从来不单单研究某一个问题。在他活动的每一个时期，他都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主导的”工作，而且当时还要做或是处于准备阶段，或是处于研究阶段的另外一些工作。甚至在 1879 年至 1880 年， 即在白炽灯研究工作正紧张进行的时候，爱迪生还致力于电力牵引方面的试验，研究着电机并为磁选矿组织制造工业装置等等工作。

爱迪生本人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他也要求他的助手们节省时间快速工作。爱迪生在其各个实验室所实行的计件工资制，激发起了人们的干劲，大大提高了工作速度。有关爱迪生为大规模生产水泥而如何设计试验工厂的资料保存下来了。他对设计图一气研究了 24 个小时，况且这不是草图，而是工厂应当按它来建筑的详细设计图。他预见到了连续不断的工艺过程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原料的运送和粉碎机到成品包装车间。在一昼夜内就制定出了工厂的设计图，工厂要安装的设备约长达半英里，其日夜产量要大大超过其他水泥厂。根据这份设计图建成了工厂， 并投入了生产。

爱迪生在体力上很有耐性，所以他要求他的助手们也要有这种耐性。在必要时，他就要迫使他们连续不断地工作许多小时，因此也只能抽点工夫睡觉。长期坚持这种制度很难的，所以为了保持住这种“飞快的”工作速度，就不得不全力以赴。有一些助手离开了爱迪生，但不是因为有时出现这种忙碌，而是因为独立工作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但爱迪生的大多数助手却持另外一些观点。由于他们了解到爱迪生对每一问题的看法总是思路很宽广，搞清楚了他实现某一原理的想法总是多么适宜，以及他分配工作又总是如何合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劳动基本上只是实现爱迪生所提出的任务。所以爱迪生的绝大部分助手在几十年期间都能不断地与他一起工作，并经过了卓越的实际锻炼，

从中就形成了一批“爱迪生式的发明家”，是友谊和劳动、快乐和失望使他们与托·阿·爱迪生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过的人中有苏格兰人查理·巴切勒，爱尔兰人詹·亚当斯，德国电工学家济·伯格曼、济·舒克尔特、尔·贝姆，塞尔维亚人尼·特斯拉，瑞士人约翰·克留济，美国人弗兰克·斯普拉格、威廉·哈默、约翰·利布、爱德华·艾奇逊、阿·肯内利、爱德华·尼科尔斯，丹麦人列·费森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