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出,爱迪生是自觉地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技术趋向的。因为他研究的是电工技术。然而也不能否认他对其他新的技术思想的反应是很快的,而且他本人就是新思想的创造者。但在许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则性的事情中,爱迪生表现出了难于解释的保守观点,而这就在他的研究工作的开展中起了消极作用。例如,都知道爱迪生是直流电的拥护者,而且他的全部研究工作都用来发展这种电流的技术应用。然而对于白炽灯电照明来说,对于扩大集中生产电能和远距离输送电能来说,单相交流电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即在电站的建设特别蓬勃发展的时期以前,就有人发明了工业用变压器,并把变压器并联起来进行实际应用。单相交流电明显占了优势。然而爱迪生没有成为这一发展方向的拥护者,而且他的公司还在继续建设直流电中心电站,虽然这已明显地阻碍了电站作用范围的扩大。不能不指出,爱迪生在 80 年代中的电气建设方面的劲敌之一——威斯汀豪斯公司,该公司从

80 年代初就开始使用交流电了。该公司是攻里亚尔和吉布斯以及后来的德里、布拉梯、崔派诺夫斯基等人的单相变压器的专利特许证的持有者。

几年以后,即在 90 年代初,电工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新手段, 即多相电流,特别是三相电流。三相电流使电能生产和输送有了新的条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三相电流保证了电力传动和工业与运输业动力

装置电气化的突飞猛进。

爱迪生对这些新的、进步的电工技术条件态度如何呢?完全是消极的态度。爱迪生甚至不想进一步去了解多相电流技术方面的主要活动家米·奥·多里沃-多勃罗沃尔斯基研究工作的结果。但这时,即在 1892 年以后,爱迪生公司的各个企业已经加入了“通用电气公司”,而爱迪生本人不再是这个新康采恩的技术上的决策了。与爱迪生相反,通用电气公司朝着电工技术和电力技术中的新方向迈出了大步,广泛地应用了三相交流电的技术。

爱迪生的出色之处是,他在解决某项研究课题时总是选择自己所独有的途径和方法,但同时也不轻视或抛弃他的前辈所已经采用或已经取得的成果。通常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都缺少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他们曾试图用实际经验、技能和试验中的勇敢精神来弥补这一缺陷,直觉对发明家很有作用。爱迪生是一个职业发明家,他在其工作中主要是以科学资料为依据,并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

科学家们不认为他是科学家。其中某些人甚至把他的方法贬得一无是处。卓越的电工学家尼·特斯拉写道:

如果他(爱迪生)需要在干草垛中寻找一根针的话,他不是把时间用到确定针最大可能在什么地方,而是马上以蜜蜂那种极其勤奋的劲头开始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检查,一直到找到其所需要找到的东西为止⋯⋯他的方法根本没有效;如果不是侥幸的机遇给他以帮助的话,他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却什么也得不到。开始我忧郁地观察了他的活动,了解到只要有少量的理论知识就可以使他少花百分之三十的劳动。但他确实对书本教育和数学知识持怀疑态度,而完全信任其发明家的嗅觉和美国人的健全的理性。

特斯拉的批评非常严厉,也很尖锐。他的批评,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爱迪生的方式方法。这种批评经常被人们不加分析地予以引用。问题是, 特斯拉对爱迪生几乎是初次见面就产生了反感。而且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爱迪生比特斯拉更能克制自己并恰如其分地待人。特斯拉来到美国后不久,就到爱迪生那里工作,在众多的技术高超的试验人员中成了一名作具体操作的助手。由于特斯拉是一位在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学问渊博的工程师,当然要比爱迪生的某些助手高明得多。他总是竭力要在独立的创造性工作中表现自己。他在爱迪生实验室里未能如愿以偿,就离开了那儿。后来,特斯拉不止一次地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爱迪生。例如在1915 年,特斯拉拒领自己那份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因为奖金是授予他和爱迪生两人的。特斯拉根本上不允许把自己的功劳与爱迪生的功劳相提并论。在他的心目中,爱迪生只不过是一个工业某些部门发明工作有才能的组织者。此外,特斯拉认为把科学家和研究家的研究工作,与商业家和企业家的活动混为一谈,是绝对不容许的。

我们还可以援引一个事实。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在 1916 年,费劲说服特斯拉同意接受爱迪生奖章的奖励。特斯拉碍于面子,接受了奖章,

但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30 年代中期,特斯拉由于财政困难而停办了自己的实验室,不得不把自己的两位女助手辞掉时,他把爱迪生金质奖章分成两半,每个助手各送一半。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特斯拉未必能客观地评价爱迪生,因为爱迪生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在其寻求和研究中获得的技术和商业成就比特斯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