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藏代表进京谈判

• 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也增强了他劝说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信心。
• 达赖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前往北京谈判，西藏人民热烈相送。
• 在宴会厅门口，周恩来停住脚步，伸出左手，请大师先行。两个人谦让一会儿之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

阿沛劝说西藏当局进京谈判

昌都战役之后，美丽的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自从投诚解放军以后，一直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里。

在那里，阿沛受到了解放军的热情款待。不过在他的内心里却很矛盾，眼睛里流露着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做什么，又不知该如何向西藏当局交代。

阿沛住在一幢藏式小楼里，他脱掉了往日的旧官服，穿上了一身黑氆氇藏装。曾经的那些侍从和护兵已经放下武器，投降回家了，现在他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

对于战争的结局，在阿沛来昌都上任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但当预料之中的事情就这样发生时，他还是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是惊恐和不安。

一天，阿沛刚起床，康巴汉子平措旺阶就来到阿沛面前，他是来看望阿沛的。平措旺阶身穿解放军军装，显得焕然一新，更加高大威武，又精神抖擞，脸上还挂着微笑。

平措旺阶是一个28岁的青年，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在一年前的“驱汉运动”中，噶厦当局把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而现在他真的成为了解放军的大官，他会来报复自己吗？阿沛在心里琢磨着，觉得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提防着这个平措旺阶。

平措旺阶此时的身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驱赶出西藏的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他们有仇必报。为了复仇，他们也许会记恨你一辈子。

原来平措旺阶来访的目的是请阿沛噶伦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那边的楼上宽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住上去一定很舒适。听到这里，让阿沛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

在平措旺阶的劝说下，阿沛就搬到了对面的楼上，后来有人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昌都战役投降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了原来的官服。

后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两军交战，战火是没有情面的，已经给双方带来没有必要的人员伤亡，许多汉族和藏族兄弟因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说着说着，王其梅潸然泪下。看到这种情景，阿沛也十分惭愧，被解放军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也增强了他劝说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信心。

阿沛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误解和顾虑也渐渐消失了。他觉得共产党并没有那样可怕，却是这么和善，这么真诚。那天，阿沛房间里一直亮着灯，久久都没有熄灭。他和王其梅等人促膝而坐，聊了很多关于西藏的问题。

那之后，阿沛等40多名昌都投诚官员联名给西藏当局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送往了拉萨。这是一封阿沛等人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在信中，他们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降后广大官兵受到良好待遇。并提出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好时机，希望达赖喇嘛可以接受和平谈判。

信中写道：

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

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好时机。共产党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

目前汉藏如果能尽快进行和谈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党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

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做担保。

信很快就送到了拉萨，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会接受阿沛·阿旺晋美的建议吗？那就请看下面的故事吧！

达赖接受和平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收到阿沛·阿旺晋等40名官员写来的信以后，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而有些人则是又气又怕，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觉得，如果继续与解放军对抗下去，肯定会穷途末路；但如果就这样和平谈判，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失，所以又很不甘心。

于是，他们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他们就决定前往印度去躲避。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告诉他昌都失守的消息，故让达赖出国躲避，令其在印度选择躲避地点。几天后，夏格巴复电噶厦说：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会派兵接应。

到了藏历1950年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就悄悄准备前往印度。

就这样，达赖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离开了西藏，他自己骑着一匹灰色的马，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

当他们抵达亚东以后，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世界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原来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不再派部队进行接应达赖；而英、美等国怕达赖出国后会丧失原来的地位，也表示不赞同达赖出国。印度政府表示说：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

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谁愿当难民呢？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待遇，但就这样回西藏的话，肯定会成为世人的笑料，该怎么办呢？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5岁的达赖滞留在亚东镇一座名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诵佛，一筹莫展，在亚东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而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大部队已经步步逼近，并等待着达赖派人到北京进行谈判。

到了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

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美国大使汉德森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如果采用战争的办法，那么（西藏）现有的内部权势必丧失。英国大使约翰·米宪拉尔也说，先前印度属于英国期间，我们能够从各方面给予援助，但是印度现在已经独立了，西藏政府还希望从英国政府得到援助，只能使藏人感到受骗……”

而就在这之前，这些外国势力还一个劲地鼓动噶厦策划西藏独立，还制造了“驱汉事件”，而现在噶厦们却落得无人收留的地步，让西藏当局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人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

信中说：

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信很快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手里，鉴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当局的诚恳态度和采取的积极行动，所以很快给予了回复。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欣慰，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准备赴北京进行谈判。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3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宫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进京。

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代表团成员每人的姓名和身份。在这个证书里面，达赖告诫代表团成员可以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可以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其外不要有任何许诺。

1951年3月29日，代表团就开始启程前往北京了。那天，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西藏人民热烈相送，表达了藏族人民对和平的期盼，他们相信西藏美好的明天就要到来了！

西藏五人代表团进京谈判

1951年3月27日，阿沛·阿旺晋美等3位代表和12名随员在平措旺阶陪同下，离开昌都，前往北京谈判。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那天早晨，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温暖的阳光照在阿沛快乐的脸庞上，他带着一种欣喜，并在内心里涌动着美好的期盼。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4月9日，阿沛几人来到了甘孜。这是西藏工委的驻地。在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欢迎他们的标语，西藏工委给他们准备了最舒适的房间让他们歇息，并热情招待了代表团成员。

而在西康省首府雅安，代表团受到了当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西康省委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设晚宴款待和谈代表，并给每个代表敬酒致意，又和阿沛·阿旺晋美友好交谈。

4月17日，西藏和谈代表到达重庆，就看到邓小平政委已经早早地在机场等候他们了，和他们握手问候。西南局的首长们在重庆的胜利大厦宴请西藏代表，祝他们一路平平安安，也祝愿和谈取得成功。

4月1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阿沛代表一行。邓小平的四川口音让代表团成员倍感亲切，觉得这位首长和蔼而真诚。

阿沛动情地说：“和平解放西藏是符合藏族僧俗人民利益的。达赖喇嘛在藏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争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是上策；如不得已时，打通取道印度来的代表的思想，求得藏军从沿途要塞退出，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百姓遭难，这是中策。”

邓小平对他耐心地劝说道：“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就不能胜利。藏族同胞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疑惧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阿沛代表向取道印度来的代表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

代表团在重庆期间，还参观了纱厂、毛纺织厂和西南土特产展览，让他们感受到了内地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些天，在重庆的上空总是弥漫着雾气，使美丽的重庆变得更加神奇。4月20日，雾气散后，西藏代表团才乘飞机经西安前往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自从去年新疆5名政协代表遇难之后，中央对西藏代表团的安全问题就十分关注。

中午12时15分，代表团的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时，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

在西安机场，他们受到了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的热情接待，还让他们参加了在美丽古城西安举办的欢庆活动。在当天的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

喜饶嘉措大师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已经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佛学大师，在西藏地区享有盛名。在这样的场合还能见到自己的老师，这一切都让阿沛既惊喜又欣慰。

阿沛这个老师是一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在晚宴上，师徒二人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代表成员乘火车离开西安，于22日傍晚到达北京。

19时10分，当阿沛和其他代表走下列车时，一群孩子就送上了鲜花，并围着他们灿烂地笑，那笑是对他们最诚挚的问候。

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们，也在车站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看到这一切，让阿沛的心里涌动着难以名状的感动，慢慢地，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北京，中央政府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如此高规格的待遇，让他们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更让他们感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情。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

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面带微笑，双目炯炯有神，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指明了西藏发展的前景。

阿沛觉得，他们从西藏到四川再到北京，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们这一路走来，注定要去改变历史，为历史留下清晰的脚印。

在祖国内地，阿沛不仅见到了与雪域全然不同的大地、城市、乡村、人民、交通工具、餐饮习俗，更在自己的内心里激荡着对未来西藏的美好期待，他觉得一个时代就要成为历史了。西藏代表被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北京饭店。

代表团的另外两人，藏军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仲译钦布土丹旦达也出发了，他们将取道印度经水路前往北京进行谈判。

出发前，亚东噶厦交给他们一封达赖喇嘛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件。信上说：兹有仲、扎二人前去北京谈判汉藏和解事宜，请求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另外，达赖喇嘛还嘱咐凯墨和土丹旦达向印度政府提出，印藏佛法相同，亲如兄弟，故请印度政府能在签订汉藏协议时，在中间做个证人。

凯墨、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印度新德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达赖的姐夫尧西·彭措扎西，他是汉语翻译。他们去拜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面交了达赖的信件和礼物，同时请他对和谈给予指导，希望印度政府充当汉藏和解的证人。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早就做好了准备。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约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劝告印度不要促使达赖有离开西藏的想法。

周恩来说：达赖已在亚东，有人正引诱他去印度，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人民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旧可以保持。

周恩来还指出，如果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了一种阴影。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

在中国政府的警告后，印度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变得很谨慎。印度总理尼赫鲁心绪复杂地对西藏代表说：“估计中共会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西藏回到中国大家庭。不承认这一条，没法谈判，国际地图也早已标明西藏属于中国，所以必须承认。二是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不承认这一条，照样没法谈，因此也得承认。三是解放军要进驻西藏，承认了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印度与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很危险，所以不能同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力争维护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利，但记切不可与解放军作战，那是打不赢的。”

尼赫鲁对达赖请求印度政府充当和谈证人一事没有表态，在权衡利弊之后，他选择了沉默。

4月26日晨8时，凯墨和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北京。他们是由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陪同而来。

到这时，西藏5名代表团成员全部到达了北京，接下来的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谈判。

周恩来热情接待班禅大师

解放西藏问题，不仅仅要劝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当局，还要团结班禅等西藏宗教人士，所以十世班禅也同样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而事实上，达赖和班禅都是西藏两个重要的宗教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两者的矛盾难以和解。在近代以来，班禅的地位无法得到西藏当局的认可，使得班禅常年流亡内地。为了团结西藏各阶层人士，恢复班禅应有的地位，也是这次和平谈判的重要内容。

1951年4月27日，在和平谈判前夕，十世班禅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0余人到达北京。这成为了班禅大师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第一次进京就受到周恩来的亲自迎接和款待，这是他第一次会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政务活动。

当时他年仅13岁。13岁，毕竟还是少年，班禅一脸的稚气，在一批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也有些拘谨。

但是，他毕竟不同于一般少年。活佛这一特殊的地位，使他从小备受优崇，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场面；高原人特有的体格，又使他比同龄人的个头要高一些，更像个青年人，他同周恩来站在一起，已到周恩来的耳际那么高。

那天，周恩来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白衬衫虽然是旧的，但班禅注意到，显然是刚刚洗过，整洁而又朴素。而班禅大师穿一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

班禅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很好的洁白的哈达，表示自己的崇敬之情。周恩来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显得轻松而愉快。

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藏民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周恩来都谈到了，都想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这使班禅和在座的其他藏胞都深受感动。

在不知不觉中，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融洽，班禅最初的那种紧张和拘谨情绪消失了。尽管13岁的班禅当时还不能理解周恩来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同班禅步入宴会厅。在门口，周恩来停住脚步，伸出左手，请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周恩来先行。两个人谦让之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

席间，周恩来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由于有些名词术语的专业性太强，在藏语中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使翻译有些为难。细心的周恩来立即转换话题。

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但他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他转动那双聪慧的大眼睛，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一切，观察一切，而敬爱的周恩来又是他关注的中心。

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少年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整个谈判期间，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

事后，周恩来对班禅的评价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班禅始终把周恩来当作自己的长辈和导师。

在京期间，年仅13岁的班禅大师为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应有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