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主张和平解放

• 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更加详细而全面的“十项条件”，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基础。
•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进军西藏只是为和平谈判提供保障，并对西藏顽固当局形成威慑力。
• 格达活佛悲声哭道：“毛主席如果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就给毁了啊。”

邓小平拟定十项和谈条件

在解放军挺进西藏前夕，中共中央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另一方面也着手制订各项政策。

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位二野首长等迅速制定了经营西藏的详细方案。

1950年1月7日，西南局将进军西藏的军事计划电告毛泽东，同时希望中央军委能提供更多的关于西藏的军事、政治情报，并协助十八军进行道路勘探和技术侦察。

毛泽东于当日即收到了西南局进军西藏的计划。他十分高兴，称赞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办事利索、有效率。1月10日，毛泽东以愉快、兴奋的心情答复并指示西南局说：

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之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后电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领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

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

西南局在解放西藏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在承担了中央交付的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即迅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展开了积极的双重准备：一方面确定进藏部队及其军事首长，筹划武装开进西藏所需的物资，另外为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紧紧抓住和平解放西藏这一核心问题，在部署进军西藏的同时认真考虑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问题，并于1950年5月中旬以西南局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

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经过商量后，由邓小平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草案。

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从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亲自主持制定了更加详细而全面的“十项条件”（又称“十大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基础。

这十项条件的具体内容为：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族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究。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以上谈判十条，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如何建设西藏指明了方向。

这“十项条件”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仅在第八条中加了“西藏领导人员”几个字。经改动后的第八条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毛泽东的这一改动，不仅反映出中央尽力争取西藏地方当局归向祖国，派员来京谈判，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最大诚意，也表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拟定的“十项条件”的内容相当满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十项条件”成为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基础。

为了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除因巩固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全部维持旧观，保留达赖的统治地位。

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容忍野蛮、残暴的西藏农奴制，既显示了非凡的自信，又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正是这种宽容和仁慈，才让西藏一步步走向了解放。

中央批准了“十项条件”后，邓小平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翻译为藏文，写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解放西藏公约十章》，正式公布，并通过各种方式在藏区广泛进行宣传，对进藏部队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执行。由于“十项条件”充分照顾了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各阶层的利益，受到藏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和上层僧俗人士的普遍欢迎，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发挥了巨大的政策感召力。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释说：

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

……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

事实证明，这“十项条件”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不得已时才用兵”

进军西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宽厚的民族政策，即便用武力攻下了西藏，也很难处理以后的民族矛盾。

邓小平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更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智慧和才能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才能，他也无法在以后的年代里去改变中国的历史。而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

为了出色地完成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军事任务，邓小平提出“不得已时才用兵”的战略构想，并决定付诸实施，以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伤亡。

1950年1月中旬，邓小平在重庆对前来接受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同志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他指出，解决西藏问题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问题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

邓小平在准确估量西藏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世界屋脊高山缺氧、气候寒冷等一大堆难题会对部队行动造成负面影响后，提出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对策。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阐述把握“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原则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意义。他的观点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妥善处理宗教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十八军进藏动员大会上专门强调，要注意民族宗教政策，部队进藏要注意保护喇嘛寺，尊重西藏僧俗宗教信仰，要为增进藏汉团结努力。

为防止入藏部队因民族宗教信仰问题而与藏族同胞发生磨擦，邓小平责成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从速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集中精力研究西藏情况，制定各种基本政策，为进藏部队提供详细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西藏问题研究室成立后，先后制定出34条进军守则等一系列政策和具体规定。

2月6日，邓小平为十八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进军西藏这一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上的光荣。”

之后，邓小平亲自修改了十八军进军西藏的24条口号，号召进军部队充分认识解放西藏的意义，忠实地执行各项政策，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向千山万壑、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的世界屋脊进军，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补给问题不仅仅是后勤保障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军事问题。

为了和平解决西藏的补给问题，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一支优秀的军队只有不扰民，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才可以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可以想象，进藏后勤供应将面临挑战和难以预料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未雨绸缪，做了很多准备。

在十八军入藏前，邓小平专门指示十八军要把补给视为头等大事来抓，进藏所需要各类物资可以就近购买和筹措，刘伯承首长还说更要做好饿肚子的准备。

邓小平、贺龙在补给问题上，命令：

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打通后勤补给线。

据此，十八军1.8万人投入抢修雅甘公路的战斗。至1950年8月26日，603公里的雅甘公路奇迹般地实现全线贯通，给运输物资提供了方便。

进藏部队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解放军的民族政策素质和优良的作战风格；而宽厚的民族政策也为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央对于和平谈判的努力

中共中央在督促西南局进军西藏的时候，也在积极劝说噶厦当局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以此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一家人没必要发生战争。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解放西藏，部队必须开进去，但这并非意味着必须使用武力去解决，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和平解决，而进军西藏只是为和平谈判提供保障，并对西藏顽固当局形成威慑力。

对此，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态度。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争取用北平和绥远的解放方式来解决其他还没有解放的地区，后来新疆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获得了和平解放。

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务院西藏问题讨论会上讲道：“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

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电报中也明确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十项谈判条件确定以后，中央政府就开始了积极的努力，在武力进军的威慑下，更多的是希望西藏当局可以尽快来京谈判。

但是，西藏代表团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殷切期望和拳拳之意，却表现了相当的冷淡和麻木，迟迟不来谈判。

西藏当局视解放军为软弱可欺，拒不派出和谈代表，对祖国人民的友善采取完全敌视态度，并沿金沙江以西部署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这就堵死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通道。因此，一场武装较量不可避免。

毛泽东估计如果仗打得好，可能争取藏方来谈判。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和平有时候要用战争来赢取。

为了打击西藏顽固势力，鼓舞西藏广大爱国僧俗的士气，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在求和不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应战。于是就有了后来那场著名的昌都战役。

昌都的解放，打击了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格达活佛愿意进藏劝和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当局的阻挠与拒绝，对于人民的呼声西藏当局也置之不理。

西藏反动当局对中央派出劝和代表加以阻止、软禁，直至杀害，决意关闭和谈大门，这是昌都战役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西藏反动当局的独立阴谋，也是西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西藏上层爱国人士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也做着积极努力，格达活佛就是其中的一个。

昌都战役之前，十八军在进军西藏的路途中，运输和补给很困难，官兵们经常要饿着肚子行军，艰难条件可以想象，但即便这样战士们也没有打搅当地的百姓。

高原缺氧，很多人都感觉不适，有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下去昏迷过去，这种恶劣的条件比当年的长征还要艰难。

十八军终于抵达甘孜，那里条件相对比较好一些。在甘孜城外约3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白利寺，座落在一片松影密林之中。张国华等人就去寺里拜望格达活佛。

五世格达的法名叫洛桑丹增·扎巴塔耶。他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德西底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移居白利寺，以五世格达活佛坐床。白利寺是在远古时期建成的，后来历代皇帝都曾加封或重任过历代格达活佛。

17岁时，五世格达去拉萨甘丹寺学经。历经八年苦学，经过辩经获得“格西”称号，这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之后他返回白利寺，他严守佛教戒律，生活俭朴，老百姓有一点苦难他就夜不能寐。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至今在甘孜一带，还流行着“格达弦子”，每当节日，人们就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它的词、曲均由格达创作。格达活佛还喜欢创作诗词、绘图、搜集民间风情。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白利寺时，他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知道张国华十八军到来的消息后，格达活佛穿上崭新的黄袈裟出寺远迎，一直把他们让到经堂里，后来又为十八军提供了很多的粮草。张国华与格达活佛信步度入庙堂中，张国华抬头一看，经堂中竟挂着一张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山西奋战图》。说起这副图，真还有些来历。

这格达活佛自称是有神论者，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这里，格达与朱德一席长谈后，他发现这憨厚老者虽不信奉神灵，但尊重信奉者的选择与自由。

在格达眼中，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领袖是那么的仁慈，格达心中十分欣喜，觉得像眼前这位朱大哥才是真正的活佛。这副《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是当年格达活佛托人从青海买回来的，为了保护这张图平安到达白利寺，路途中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格达活佛从佛龛里找出多年珍藏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说起了那段民主生活。当谈到西藏的现状时，格达活佛顿时变了脸色，他向张国华介绍了西藏腐朽黑暗的农奴制，以及西藏人民遭受的种种不幸。

讲到激动时，格达活佛悲声哭道：“毛主席如果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就给毁了啊。”说完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希望可以保佑西藏人民平平安安，更希望西藏能早日获得解放。

张国华告诉格达活佛，噶厦当局自恃有帝国主义撑腰，置中央对和平解放谈判的呼吁于不顾，企图武力阻挡进军西藏。知道这些后，格达活佛就要求去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决定前往拉萨对噶厦当局进行劝和。

消息传到重庆，邓小平感到格达活佛爱国精神可嘉，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所以担心活佛安全，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去拉萨。

朱德知道后也认为格达活佛进藏劝和安全难有保障，请他先到北京重叙旧谊，并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可格达在接到朱德的回电后，更激起热忱，表示要待西藏众生得安康之后，再赴京见朱总司令。

朱德深为他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再次致电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旦不妥，就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但格达活佛决心已定，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离开甘孜白利寺，奔赴拉萨。

途中，他积极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并以亲身见闻，介绍人民解放军在西康藏族地区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要以爱国为重，不要和解放军为敌。

除格达活佛之外，还有两个劝和团，一个是由密悟法师率领的劝和团，另一个是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率领的劝和团。三支劝和团一起前往拉萨进行劝和。他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积极努力着。

格达活佛遇害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他们不要再继续负隅顽抗，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

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得到了西藏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所以就出现了三支有西藏爱国人士组成的劝和团。

格达活佛告别张国华后，一个人打着一面五星红旗向拉萨进发！当时“前藏”与“后藏”的形势非常复杂，由英国政府支持的藏独分子气焰极为嚣张。藏军在金沙江沿线修筑了大量工事，以此对抗解放军进藏。

令人气愤的是，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特务分子却往他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就这样把这位德高望重的格达活佛给害死了。

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很多人都愤怒了。

这样一位爱国僧人还没去到拉萨，就在昌都被暴徒给杀死了！张国华得到格达被害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愤慨，他想西藏人民也无法容忍西藏当局的暴行，进军西藏完全是正义的战争。格达的遇害，更增强了他进军西藏的信心。

那格达活佛到底是如何被暴徒害死的呢？

原来在1950年7月下半月，格达活佛就到达了昌都，并准备继续西行，到拉萨进行劝和。在停息的空隙里，格达活佛连续几天约见了昌都总管拉鲁等当地官员，希望他们放弃藏军的抵抗。

格达活佛耐心宣传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告诉他们和解放军对抗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拉鲁等人却顽固不化，一点都不听劝解。格达活佛滞留昌都达半月之久，和谈之事毫无进展，格达活佛忧虑万分。

在8月13日这天，格达活佛拟几份电报准备发到拉萨，想直接与拉萨当局协商，并致电在拉萨的朋友，希望他们可以促成拉萨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早日看到一个和平的西藏，格达活佛亲自到昌都地方电台处理有关发电报的事宜，谁知这却给英国特务福特带来了机会，因为这个电台是他所控制的。

那天，福特以电台台长的身份“热情”接待格达活佛。当他得知格达的来意后，便借口修理发报机，寻机将此事通知了拉鲁和印度方面的长官。

拉鲁得到情况后，就马上赶来了，沉着脸问格达：“听说你一定要去拉萨？”

格达活佛坚定地说：“是的，我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当然要去拉萨见各位大臣。”

于是，拉鲁凶狠地说：“那我就挑明了对你说，摄政大札本人可不愿见到你，因为共产党要毁灭宗教。”

面对拉鲁无理的对待，格达活佛面无惧色，带着微笑说道：“不对！我知道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我和他们打过交道，而且我和他们的首长还是很好的朋友。”

这个时候，在楼下的福特已收到德里方面的密电，电报指示福特要借此挑起藏汉对立的矛盾，甚至要挑起战争，这样才有好戏看。

福特看完电文以后，他阴谋地思虑着：如果想办法除掉格达活佛的话，解放军在激愤的条件下就会与藏军开战，到时候，众多教徒群起暴乱，外国军队就可以打着“保护”西藏名义进军西藏，让西藏独立。

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做，福特自己便会成为最出色的特务人员，以后的仕途就会很顺利！

然而若要去行刺格达活佛，他身边的那些强悍的侍卫也不能等闲视之。经过一番紧张思索权衡之后，福特决定采取杀人不用刀的办法，用毒暗害格达活佛。

想到这里，福特露出了奸诈的笑容。他从行军床下拖出皮箱，拿出一个写着“剧毒”字样的药瓶。

这是美国制造的慢性毒药，服后一周内才见效。他亲手调制了三份加奶的红茶，并在其中一份中下了毒，他笑着，端着出来了。

福特端着带有剧毒的红茶进来的时候，活佛的两名贴身侍卫也没有发现福特有什么异常。格达活佛不愿听拉鲁总管的唠叨，觉得再和他讲道理也是废话，便默默地坐在毛毡上，双目紧闭，喃喃念佛，祈祷神灵可以保佑西藏人民平平安安！

“活佛，请用茶，有事咱们慢慢商量。”福特轻轻地把有毒的红茶放在格达面前，另两杯留给自己和拉鲁。

格达活佛睁开眼睛，淡淡地说了声谢谢，贴身侍卫取来盛水的水钵，让活佛净手。

“吉祥如意，活佛。”福特说道，举起了自己的杯子，拉鲁也几口喝完了自己的红茶。格达活佛闻了闻杯里的红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杯毒茶，就喝了一小口。

就在那天下午，格达活佛间歇性地感到头痛腹痛，只得暂住福特处。几天后，活佛虽已卧床不起，病得很严重，但他仍然惦念着和平谈判的事宜，他对随行人员说：“解放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人，我们要协助解放军顺利进藏。”

一个星期过去了，拉鲁派他的私人医生前来给格达活佛“诊断”，又开了一剂药物。格达活佛服药后马上就不能言语，于8月22日上午去世，年仅47岁。

格达活佛死后，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开裂。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并将活佛的随行人员送往拉萨“主持超度”，而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竟被拉鲁软禁在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