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西藏势在必行

• 毛泽东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 毛泽东电令刘、邓：“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 班禅致电毛泽东：“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毛泽东高度关注西藏问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扫清在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匪军已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全歼残敌的同时，也把解放西藏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10月13日，毛泽东就西南、西北作战部署致电彭德怀，电报说：

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把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明确交给了二野。毛泽东用了“经营”一词，很值得去琢磨。

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已经把解决西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说，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太快不利于团结，也不能过于鲁莽，最好是和平解决。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比较多。

二、民族问题复杂，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区……不应操之过急。

而当各地陆续获得解放的时候，西藏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当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西藏问题。

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曾数度谈及西藏解放。他用一种坚定的口气对大家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是指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一切神圣领土。李宗仁的南京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谈判，我方也曾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建议。

后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华南和西南的胜利进军，肃清大陆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指日可待，下一步必然就是解放西藏。事实上，西藏的解放比任何一个地方都重要。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讲话。他说：

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150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到了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听说班禅到了兰州，打兰州时要特别注意尊重、保护班禅和甘、青两省的藏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当时，毛泽东并没有给一野下达进藏的具体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国民党集中了大批部队固守四川，二野的任务由此加重。西北战事结束得早，新疆已和平解放。基于此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已有新的考虑，从“暂缓”转向“宜早不宜迟”。

10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老友周世钊复信，表示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便是解放台湾和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其他军事行动很快就会结束。毛泽东说：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刚过，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

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也是一个一旦处理不慎极易陷入被动的现实问题。尽管元朝时西藏就已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到了明代，西藏与内地中央政府的联系基本上是隔绝的。

清朝康熙、乾隆时，以武力为后盾，从宗教、政治方面大施怀柔，终于比较好地解决了西藏问题。清朝前期和中期（道光之前），西藏僧俗对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向心力，朝廷也对西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真正实现了统治、监督和管理。清末民初，由于外侮不断、内乱频仍，加之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西藏上层的一些分裂主义者开始和内地的中央政府越走越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20多年，蒋介石忙于消灭共产党，且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西藏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

新中国建立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怀疑的、不信任的。旧中国留给毛泽东和人民政府的，不但有千疮百孔的、残破不堪的经济烂摊子，而且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更是一个难题。

鉴于此，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做着解放西藏的军事准备，一方面指示各地党政负责人，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务必耐心细致，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地军事首长作了如下要求：

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量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民族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毛泽东这种博大仁慈、富有远见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不但对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对增进以后几十年中华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和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各族人民所爱戴的人。

11月23日，毛泽东就西藏问题给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出了指示电：

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

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约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

彭德怀对进军西藏的考虑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向自信而又身经百战的他犹豫了，他不知道打过多少大仗恶仗，然而这次竟使他考虑甚多。毛泽东的电报像一块火炭一样，拿在手里滚烫滚烫的。他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不停地走，显得很烦躁的样子，而且还大发脾气。周围的人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惹他大怒。

晚上，在办公室里，彭德怀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仍在不停地思索着进藏问题。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推开彭德怀办公室的门，见彭德怀正闭目思考问题，不想打搅彭老总，就轻轻地关上门准备离开。

“范明！”彭德怀睁开眼睛突然冲他喊道。

“到！”范明回身推门走进办公室，行了个军礼。

彭德怀拿了一把椅子让范明坐下，说：“范明，毛主席叫我出三个军进军西藏，你说有没有把握成功？”

范明刚刚坐下，又马上站起来说：“老总……”

彭德怀打断范明的话，摆着手说：“坐下慢慢说。”

范明坐下说：“老总，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彭德怀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双手叉在腰上，瞪着眼睛，不解地问范明说：“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回答你。”范明再次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答我？”

“一个月后。”范明答道。

“不行！一个星期内得答复我。”彭德怀一屁股坐回沙发上，两眼盯住范明。

范明慌了，揩着额头的汗，说：“这个，这恐怕不行”

彭德怀站起来说：“吓住了是不是？”

然后，彭德怀转身踱了几步，思考了一下又说：“好吧，就等你一个月，你准备怎么办？”

范明赶忙报告说：“我要调查。”彭德怀笑了，指着范明说：“好你个范明，还蛮有一手，好！我等你一个月。”

范明走后，彭德怀又命令野战军司令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同时调查、研究西藏以及与西藏有关的新疆、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省和西藏接壤地区的地形、物产、经济、交通等情况。

经过紧张的工作，20天后，范明的联络部和野战军司令部等部门给彭德怀提供了上述地区的详细情况。

就在1949年12月底，毛泽东访苏期间曾经致电彭德怀说：

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于是，彭德怀就把自己调查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在电报中说：

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

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惟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

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若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毛泽东令刘伯承、邓小平进军西藏

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因为和斯大林会谈不太顺利，心情显得十分烦躁，对着苏方的联络员常常大发脾气。

有一次，毛泽东气愤地对苏方联络员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到底让我来做什么？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英国通讯社还造谣说，斯大林把我给软禁起来了！”

而当毛泽东接到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后，心情更加烦躁，他相信彭德怀所说的情况没有错。

他为西藏问题久久思虑着：由西北进入西藏的确很困难，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只能从西南进军了……

可是那个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刚刚进驻西南，还没有站稳脚，而且当地的匪乱又很严重。

但西藏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不能看着美丽的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必须解放，只能劳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了。

毛泽东坐在椅子上，他吸着烟，浓浓的烟雾缭绕在整个屋子里面。他提起笔开始草拟电报。他希望西南局能尽快进军西藏，时间不能再拖了。

1月2日凌晨4时，当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的时候，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让他马上发给彭德怀，并转发给伯承、小平、贺龙。

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毛泽东也觉得太辛苦西南局了，于是又在电报加了一句：

西南刚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西南局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即在重庆召开会议，研究制订入藏计划，决定入藏部队。

由二野五兵团的十八军负责进藏任务，其军长是张国华，由他在二野随意选择三个师。

随后，刘、邓将进军西藏的计划上报中央。

1950年5月中旬，邓小平以西南局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随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从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亲自主持制定了更加详细而全面的“十项条件”（又称“十大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基础。

这“十项条件”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这“十项条件”成为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接下来，部队开始入藏前的准备工作阶段。进军西藏前的准备工作较之进军其他地方，要复杂得多。

进藏部队进行了如下的准备：

一、思想准备。传达和学习中央指示，领会进军西藏的意义等。

二、政策准备。了解西藏的概况，掌握必要的藏语和民族宗教知识与政策。

三、物资准备。衣食住行都在准备之列。每个战士要背足半个月的粮食（包括蛋黄蜡、燃料等）和春夏秋冬的衣服及帐篷等等。

四、军事训练。侧重高原行军和作战。

五、体育锻炼。每个战士需负重35公斤左右在高原上行军，因而事先的负重行军训练是腿绑沙袋，背负石头、铁锅、磨盘等等，马匹也要进行训练，保证人马健康。

大部队行动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部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了解。

随后，大部队就开始陆续向西藏进军，一路上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开始了新一轮的长征……

西藏地方政府密谋驱汉事件

1949年的夏天，和煦的清风抚摸着美丽的西藏，然而一场阴谋马上就要上演了。在拉萨，摄政王达扎召集噶伦、仲译钦布、孜本等官员15人，到罗布林卡举行秘密会议。看来是有重大的事情要讨论，不仅摄政王亲自参与，连仲译钦布、孜本也来了。按噶厦惯例，日常事务均由四个噶伦（官名）一起商讨决定。

凡是重要事务，需要同仲译钦布、孜本共同商议；如果他们也不能决定，而在达赖又未亲政的情况下，就要向摄政王禀报；如果遇到重大边关事宜，摄政王、噶厦共同协商也无法定论时，就要召集西藏扩大会议讨论决定。

大会做出决定后，要加盖四枚公章转交噶厦，噶厦必须按照决定行事，并无修改的权力。

参加会议的人员到齐了。达扎下令：关闭门窗，连倒茶送水的人也不准入内，这可是破了旧例。达扎连倒茶摘帽的人也不准入内，让每个人的心里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达扎有什么重要决定要告诉大家。

70多岁的达扎，可谓老奸巨猾，而且心狠手辣。他执政以后，想尽办法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1943年，他恢复了西藏所谓的“外交局”，还同意在拉萨仲吉林卡成立英文学校，后因三大寺喇嘛激烈反对而停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藏以向美、英、中国“致敬”为名，派员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显示了他的独立心态。而1947年又派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参加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达扎正襟危坐，缓缓说道：“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卡逊先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的时刻，国民党可能垮台。但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如不立即将他们驱赶出境，将来他们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黎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名单和住址……”

达扎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和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噶雪·曲吉尼玛。他们斜倚在墙边，身穿宫廷内库制的黄缎子藏袍，戴着红缨顶子帽，肩上披着蒙古式的披肩。

西藏自七世达赖时设噶厦机关，中央政府册封了四位噶伦，并规定他们的穿着。现在他们穿着清帝赐的官服，但他们却正谋划着如何让西藏“独立”。索康正打着哈欠，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每晚都要打牌，下棋，玩女人。坐在他身边的噶雪·曲吉尼玛长得圆头圆脑，他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达扎继续说道：“各位，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他们讨论到了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噶伦们判断：现国民党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必取而代之。共产党实行红色俄罗斯制度，是要消灭宗教的。西藏是佛教圣地，与共产党水火不相容！

会议最后宣布，要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和无线电台、拉萨小学、医院的官员、教师、医生，以及在拉萨市内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乃至当喇嘛的汉人、回民及家属，全部驱逐出藏。并对汉人离藏的时限、路线和护送兵力等都做了具体布置。

噶厦还发布一道正式命令，让四品官夏扎·甘登班觉组织一次转神山、念咒经活动。据一部叫《噶雪森姆》的西藏经书记载，在拉萨河流域和南域山川间，仰卧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可怕妖魔，但因为有四大神山和周围20多座小神山镇着，才一直没有作乱。这四大神山是，哲蚌寺后面的培关孜日山、拉萨东北的觉莫西西日山、曲水的加桑曲乌日山和桑耶哈布日山。

从前，凡遇天灾人祸或是达赖喇嘛生病，噶厦都要命令这一带的群众转山、念经。这次，噶厦要求20个县的男女老少，放弃一切活动，全部去转神山、插经幡，并按惯例给大小20多座神山拨供奉银，共藏银250两。

到了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当日，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在布达拉宫会见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对陈锡章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引过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个星期内马上离开西藏去印度，转道再回内地。噶厦将派军队和向导护送其至西藏边境，然后让他们前往印度。”

听了这番话，陈锡章说：“如果这样，我立即发电请示蒙藏委员会，等回电以后再答复你们！”

然巴摇摇头，对陈锡章冷笑着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再说，现在所有电台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

到傍晚时分，陈锡章回到了办事处。这时他看到大批手持英式步枪的藏兵，已经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团团包围，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

而那些所谓的“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黎卡逊提供的名单被一一逮捕。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进行着大规模的驱汉行动。

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受到了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当时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他们使劲地宣称：“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噶厦政府并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印度驻西藏总领事理查逊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土地就要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这是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更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事件发生后，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

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西藏的解放。

解放西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中央也做着和谈的努力。

班禅致电毛泽东盼望西藏解放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同一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塔尔寺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代表全藏人民“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相信“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这时的西藏主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国民党的一部分势力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发动的“驱汉事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愚蠢举动，受到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历史注定他们将上演一场丑剧，给世人留下笑柄。

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和平解放西藏绝非易事。于是，在和谈受阻的情况下，决策发动了昌都战役，以战促和。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电文说：

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说道：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朱复电勉慰，并期待和其一道完成解放西藏的使命。

而在1950年1月底，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

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帝国主义和噶厦政府策划西藏独立

刚刚进入1950年的时候，包括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五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获得解放，当地的藏族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

然而与此唱反调的是，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干预下，西藏少数独立分子已经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丧失了理智。

“驱汉事件”之后，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1949年12月2日，在向美国派出的使团携带的西藏“外交局”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

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西藏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使团，也携带有同样措辞的信函。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

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

……

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时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的英国人福克斯亦积极为西藏地方当局出谋献策。福克斯于1950年1月17日致函藏军总司令称：

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埋设地雷，查处煽惑公众的共军间谍等。

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福克斯表示感谢。福克斯在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谈话中，还详细策划了有关藏军编制、兵力部署、训练计划、军队装备、士兵给养、指挥安全等事宜。提出要噶厦派遣各级军官去印度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昌都等地担任指挥。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绝不能让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

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他指出：西藏人民始终是与祖国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热烈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引领渴望祖国的旌旗西指。西藏人民誓以实际行动，协助我人民解放军将帝国主义势力永远赶出去。

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各民族工人、青年、学生、妇女、工商业等团体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表声明，一些报纸发表社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解放西藏的谈话，声援兄弟的西藏人民，表示要为解放西藏人民、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贡献力量。

有了西藏人民和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解放军更有信心实施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