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的成熟与发展

章回小说的产生

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上都有不同的反映，正如“唐诗”“宋词” 一样，章回体小说最能反映明清的时代特征。元初刊行的小说，经过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和罗贯中、明代中叶的吴承恩等人之手，将一个个的故事集大成而加以详细叙述，用丰富多彩的文章整理成长篇小说的体裁。

这些长篇小说，因为分成章或回，所以称为章回小说。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金瓶梅》，它们被誉为明清四大奇书。下面我们就对这几部书做一简单的介绍。

《三国演义》，120 回，作者据说是罗贯中。按照通俗小说的常情，对于民众寄予深切同情的刘备当然是好人，而敌对阵营的曹操则是坏人。支持这一观念的思想，有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的《通鉴纲目》。《演义》中借诸葛亮之口，强调了蜀的正统性，这个正统论代替民众的立场说了话。但讲史本身是不能歪曲历史事实的，《演义》在为蜀汉灭亡而唱挽歌这方面，也痛感命运的无情，这使得同情更为加重。《平话》中张飞在长坂桥上大喝一声： “燕人张翼德在此！”桥就断了，这一类极端的夸张形象在《演义》中没有了，而是尽量忠实于史实地发展情节，于是视线自然集中在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身上。在结拜兄弟这一点上诸葛亮除外。这三个人三种表现方式的深情厚谊，和孔明的智谋形成四极，占据了三国时代的空间。其相反一极的位置上站的是曹操。这一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包容了很少受史实制约的其他小说以后形成的张力的表现吧！

口语文学特有的有趣之点，尤其见于人物与会话的关系。刘备要三顾茅庐拜访孔明时，关羽劝阻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刘备则说：“不然，况吾见大贤耶。”这时，张飞插入阻挠说：“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看了这些话，就可以知道，武将的言语用文言表达就是如此，但张飞用的则是口语。这三个人的关系与《史记》鸿门宴中刘邦、张良与樊哙的关系相对应，会话的文体也相类似。张飞是卖酒和猪肉的，而樊哙则是屠夫，对应相同。《史记》虽说是文言体，但与《汉书》以后的正史比较，在根据不同的身份和出身灵活地运用不同文体这一方面是没有前例

的，非常具有小说性。

《水浒传》，120 回。作者是施耐庵。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人以梁山伯为据点对抗官军这一史实，在正史中也能找到。在作品中出现的他们，分别按其不同的阶层出身，对照地描写了两种倾向：即他们可分为两个集团， 一个集团是在作品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下级武官出身的宋江与地主出身的晁盖等人。在太平盛世，这些人可能会过着安定的生活。另一集团由阮氏三兄弟、李逵、鲁智深等人组成。他们或是独身的打渔人，或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人， 不管在什么朝代，他们总是抱有不满情绪。

前者可以看作是在现存体制下偶然被天子近侧奸臣的苛政逼上了梁山的，他们经常想直接结识天子，改革现行体制内的各种弊端。后者站在宋代官僚制度确立之前民众所持的立场上，感到现存体制不合理。李逵等人理直气壮地说：“宋江哥哥便做了皇帝⋯⋯却不好？”这一思想，似与殷纣王无道，就应当肯定周武王的“讨伐”，以及项羽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同出一辙，都是肯定反抗的权力。这两者在本质上不同的方面，表现在“忠义” 和“替天行道”这两个口号，它们奇妙地结合，是由于在平民的感觉中，最可信赖的结义兄弟这一种关系，能消除这一矛盾。

在下层官僚的暴政下挣扎的民众中，那些自信有才干的人成了落草的盗贼。当武装的地主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势力时，各地出现了类似于梁山伯的武装。如果“替天行道”是反抗意识的表现，那么应肯定这些武装组织的存在。但是，就连高举“替天行道”旗帜与官兵斗争的梁山伯集团也不喜欢他们的存在而加以讨伐。特别是期待招安的梁山伯领导集团，因他们毫无“忠义” 之志而认为讨伐他们是正当的。这样做看来并不矛盾。诚然，李逵那种一时性起杀人的天真，对只要危害不涉及自己的听众与读者来说是痛快的，但这也只允许好人可以这样做。对于其他集团，则遵循“忠义”而不承认其抵抗权利，就同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完全一样了。然而，巧妙地使用这两个方面， 也正是长期忍受高压政策的民众的智慧的表现。

一旦接受“招安”归顺，他们就成了天子的忠实军队，不再坚持清君侧的斗争锋芒了。这样，这部作品就迅速失去了光辉，无论是清君侧除奸也好， 用兵打仗也好，其尺度都不及《三国演义》。结果因为是盗贼集团，从政权体制角度考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势必迅速消灭，因此，故事的结局是急遽的。特别是忠义的最高德行表现者宋江的死亡，消除了对于李逵等人思想倾向的束缚。要是保留故事“讨伐”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故事是还能继续下去的。让好汉们一下子几乎统统死去，也是这种闭塞状态的时代性的反映。

《西游记》，100 回，作者吴承恩，隆庆四年（1570）前后完成。

初唐的高僧玄奘，因佛经的解说有许多疑义，师说也不一致，所以犯国禁（当时禁止往西域旅行）前往印度，经过长达 16 个年头的旅行和修行后才回国，其见闻纪叫做《大唐西域记》。另外，这件事情由其弟子慧立写了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些都是实录。对于他经历的艰难的历程，通过种种想象加以孕育发展最后固定成《西游记》。

到一个未知的国度去冒险旅行，是一个刺激人们空想的绝好题材。到天竺（印度）去，恐怕必须有到天涯海角永不回头的魄力和足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实力。在这个程度上来观察，他们活动的空间比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要广得多。而在旅途上等待着他们的则是难以预知的危险。为了实

现取回真经这一目的，三藏当然是完全有经受得起的能耐。但让陪同他上路的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一起分担这些苦难，就能使他们与阻挠前程的各种妖魔的斗争立体化了。主角三藏、配角悟空、丑角八戒、起辅助作用的角色沙悟净，各个角色的作用都十分明了。正因为如此，情节就简单化了。兴趣的焦点集中在他们与敌对者的法术较量上。81 难（他们一行其实遇到 77 难）各有各的奇趣异旨，但正如张道陵和杜子春之类的道士甘愿经受试验一样，终归于单纯的反复，没有由于经过一难而赋予人物新的性格的发展性。这表现了章回小说的一个共同缺点即必须以一回回读完的结构形式，使人物性格类型化。特别是《西游记》，为了凑 81 难之数，将一个旨趣分割开来写， 使人有掺入水分之感。

关于这部作品的寓言性，有若干个解释。一种解释着眼于孙悟空靠三藏解除拘禁，成为他的忠实的从者这一点，从而可以看到受招安后的《水浒传》好汉们的形象。诚然，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提出“皇帝轮流做，来年到我家”，期待着让位的情况，和李逵的皇帝观没有什么两样。《水浒传》重点放在描写好汉们聚集梁山伯、结成集团以后，各个人物就此失去了光辉。但是《西游记》倒是将重点放在后半部的降妖上，少数具有对照性格的人物也很活跃，它和《水浒传》的人物互相补充的话，人物的形象就完整了。另一种解释持相反的论点，认为不应将悟空视为投降变节的农民的反叛英雄的形象。阻碍他们取经的妖怪，影射使人民遭受痛苦的官僚和土豪劣绅，悟空打倒他们前进，显示了人民的力量。由于妖怪与天上的神仙保持着某种联系， 所以这种解释也能成立。这两种解释的一致点在于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在敌我方面是颠倒了。这部作品的有趣，与其说在于情节的展开，不如说在于法术的较量上。譬如，被二郎神追赶得无路可走的悟空化作一座庙宇，但不知将尾巴如何处置为好，就化为竖在庙宇后面的旗杆，由于这个缘故而被二郎神看破。再如悟空向如来大言不惭地说，他驾个筋头云到了天涯海角，看见那里有五根柱子，就在中间的那根柱子上留下了他的大名而归， 后来才知道那五根柱子原来是如来的五个手指，上面还留着他顺便便溺时的气味。这种浅显的故事引人发笑。此外，还可以看作这部作品或许是借动物的形象对世俗进行无情的批判。

《金瓶梅》，100 回，作者兰陵（山东省）笑笑生（与此笔名相应的人物不详）。它有两个系统的版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和清朝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题名取自西门庆身边一妻六妾中三个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名字中的各一个字。

关于该书的作成时期，推字为执笔于隆庆二年（1568）到万历三十四年

（1606）。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在这版本之前也有版刻，再早读到的是抄本。关于作者，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说，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由于这句话，一时被人怀疑为王世贞，现在已被否定。也有人推测为李卓吾，根据也不很充足。从对话是山东方言来看，这二人的可能性很小。从曾有过《北调金瓶梅》及若为一人所作记叙上有矛盾等方面来看，也有认为它与《三国演义》等前三部书一样，是故事的集大成者。但是，也可举出证据说明是先有《金瓶梅》， 然后才有说唱的。再将沈德符的说法考虑进去，这种集大成的说法也并非有充分的说服力。还是将这部作品看作是经由下层文人之手开始创作为好。

《词话》本根据《水浒传》第 23 回到 27 回的情节：武松杀死了毒杀哥

哥武大郎的嫂子潘金莲及其情人西门庆和为他们牵线搭桥的王婆，为哥哥报了仇（武松因此判了流放，不久便上了梁山）。将这故事扩展到 100 回，主题也由原来的复仇转变为描写商人荒淫糜烂的生活。因此，看起来所写的时代是宋代，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代的生活。

主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描写善于钻营的商人大发横财，依靠贿赂在腐败的官僚机构的基层地方政权上谋得了一官半职，满足了他那无孔不入的物质欲和权势欲，毫无罪恶感地穷凶极恶地迅速往上爬。从一个侧面，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态。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内欲望和嫉妒紊乱的女性的纠葛，特别是西门庆与女性的相处，女性之间阴冷的斗争以及细腻而大胆的性描写，讽刺了乱七八糟到了极点的家庭关系。

清代小说的进一步发展

在明代，“讲史”和“小说”作为读物而固定了下来。按照此种形式进行创作，清代成了口语创作小说的全盛时期。虽说是创作，可成为小说的作者决不是荣誉的事情。因此，与小说的笔名相应的作者的生平明了的不多， 但知识阶层的上层分子也参与小说的创作则是确定无疑的。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由于充分利用了口语的长处，就连性格描写和曲折的心理微妙之处也表现了出来。对于作品的爱好也有变化，明代刊行的“讲史”系统多，“小说” 中以公案（侠义武勇、出名的审判官）、灵怪（神魔、妖术）为主题的亦不少，而清代则是烟粉（言情故事、世情故事）、讽谕（讽刺、训戒）之类， 尤其后者，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创作出了许多作品。

下面，将各个主题，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予以分类。

讽刺小说。在异民族统治下的元朝，汉人置于蒙古人、色目人之下，又因暂时废除了科举而使他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而清朝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则采用了怀柔政策，任用他们参与大型编纂事业，康熙帝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帝时的《四库全书》就是其例。与这种文化保护政策和对官僚税制上的特权相适应，大量志在做官的读书人经受了科举考试。对于那种读书人的生活和官场的腐败投以尖锐批判目光的作品是《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55 回（也有 56 回、60 回本的，为后人增补），作者吴敬梓。他出身于安徽省全椒县的名门吴氏一族。他在考取具备科举考试资格的秀才之后，就背离官场，在挥霍尽遗产后，移居南京。在南京，依靠出卖藏书和卖文过着贫困的生活。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处于读书人阶级的最下层而来审视读书人的社会。这与《阿 Q 正传》是通过农民的最下层，从而也是中国人的最下层的阿 Q 之目来看透社会结构的骗人伎俩有着同样的意义。映现在吴敬梓眼中的读书人社会的景况是：科举为万恶之源，八股举士的制度是何等彻底地败坏了人性。这部作品估计是其 40～50 岁期间所作。时代虽取作明代，但登场人物大体以与其同时代之人为原型。作者自己也登场，但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骂倒他的生活状况，排除主观，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冷静地描写。情节特别松散，仿照正史的“儒林传”，写得像列传，但作品中的人物连锁相接，可以说是运用了小说的情节。总共 55 回，回数是个奇数，也是与众不同之处，列传般的结构也是以往的章回小说所没有的。凭借情节所束缚不了的结构上的自由，能够纵横地描绘出代表着虚伪、狡诈、假正经、厚颜无耻、愚钝、轻薄、贪欲、残忍等一切品质恶劣的人物肖像。

这部作品的倾向，为清末“谴责小说”的源流，而视野广阔、用笔慎重等方面特别有所不同。

人情小说。与《儒林外史》一起，作为清代通俗小说两巨峰的另一部是

《红楼梦》。前者描写了一个在追悼殉夫的女儿时若有所思而落泪的道学先生的非人性的言行，激烈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毒害，而《红楼梦》则是描写官僚大家庭的没落，暴露其黑暗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特别是主人公贾宝玉， 作为成为统治阶级所必需的科举考试的批判者，被塑造为一个不屑于正规的应考进取的呆子。作者通过宝玉之口，将科法应试者骂为“国贼禄鬼”，还对忠孝思想加以冷静的批判，会使人想起借狂人之口批判儒教统治社会的鲁迅作品《狂人日记》。

《红楼梦》，120 回。前 80 回为曹雪芹所作。后 40 回，被认为是高鹗的续作。作品的题目，起初名《石头记》，后来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金玉缘》等等。《红楼梦》一名的由来，是依据作品中宝玉做梦，在梦中聆听了《红楼梦》12 曲。

曹雪芹的名字，第一回就可看到，可长期未被注意。他生于受到康熙帝信任的江宁织造（在南京管理宫廷御用织物制造兼监视江南民情之职）的家庭，但到了雍正帝时代，其家被追究失职的责任而遭免职，家产没收。以后， 移居北京。他经历了南京的极其繁华的童年时代和北京的食不果腹的生活。在北京，也可以说是以卖画来补助生计。《红楼梦》的执笔始于 30 岁前后，

此后经过了 20 多年的琢磨，全书的结构原来打算为 100 回，由于当时流行的称为“文字狱”的残酷的思想镇压，所以可以推定，当写到抄没家产时，就产生了书写对政府不满会置身险境的恐惧，因而在未完成之时，结尾部分的原稿就散佚了。高鹗是否得到原稿尚不清楚，但续作似乎沿袭了原作者的意图，而让应该被弃的王熙凤病死，应该死去的侍女登场，则是与原稿有矛盾的。

作品的构思是：女娲补天用剩下来的石头，由僧侣和道士携临下界，其上记录了它的所见所闻（因此题为《石头记》）。舞台转到了甄士隐和贾雨村二人的登场，引出了本题的贾府。在贾府，存在着一个女性的世界——大观园，这些女性是由天国的太虚幻境中的仙女们降凡幻化而成的（这个趣旨继《水浒传》开头的手法，为后来的《镜花缘》的开篇所承接）。这些姑娘中有 12 人，是主人公贾宝玉周围的女主人公（因此叫金陵十二钗），尤其将才气焕发、病魔缠身的林黛玉和稳重大方、大家风范的薛宝钗对照起来描写， 以寻求理想女性的形象。林、薛两人作为宝玉的候补夫人又是情敌的关系。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对女性一边倒。他要蒙蔽父亲的眼睛而不肯用功读书，就声称“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渣滓浊物而已”。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强调尊重女性、描写女性的世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将贾府乱伦的生活对照地描写，就成为对男性统治社会的一种批判。宝玉违背了祖母和双亲的期待，倾心于黛玉，黛玉是位有自己主张的新女性，而宝钗则是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稳定的女性。新事物因而必然遭到挫折，而对那挫折的共感也是对封建伦理的批判。结尾宝玉舍弃妻子出家走了，回归到原来的世界中，可以看出受《金瓶梅》的影响， 但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相反，这是时代先驱者的悲剧。

将自己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润色自传的要素以构筑虚构的世界，这是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所取得的创作成果，与过去那种分别将好人与坏

人予以极端地夸张，用老一套的语句来形容的小说相比，它们是描写个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可谓出于文人之手的杰作。

到了清末，《红楼梦》作为“诲淫讥世之作”，屡次列为禁书，可经过人们的阅读修补，产生了数十种不同的版本。而且还出现了《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多达 30 种的续作，但将原来的悲剧改为团圆则是不足为观的。

才学小说。文人作家登场，借小说显示自己的学识、文才的作品出现了， 代表作就是《镜花缘》。

《镜花缘》，100 回。作者李汝珍，音韵学家。由于讨厌科举的敲门砖八股文，晚年生活清苦，娱乐于小说，历时十多年，写成《镜花缘》。

在《镜花缘》中，众花神因奉则天武后之命使百花一时齐放而受罚，被降生为 100 个女子，这一开端的构思是取自于《水浒传》等的。游历海外各地的趣旨，已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有过。宣扬男女平等，争取提高女性的地位，在《红楼梦》中也能见到（也有人指出，《红楼梦》的副名《金玉缘》与《镜花缘》类似）。虽然如此，而这部作品的特色则在于 100 个才女互比才艺，以百科事典的学识展开学术讨论会式的议论。这种内容虽然写得过于冗繁，令人感到厌腻，但对于名实不符的官僚空谈的批判、对伪道学的讽刺、以及对富人奴役下人的残酷性的暴露，都是非常激烈的。

《燕山外史》八卷，陈球作，才子佳人小说。故事叙述一文士离别游学中相识钟情的女子，奉父母之命结了婚，经历许多迂回曲折之后，离开了正妻，并依靠乳母迎回那个钟情的女子，将她立为正妻，于是那女子应聘而来。全文用骈体文作成，讲究文辞，显示了作者的才学，但不及口语表现有生气， 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狭邪小说。有关歌妓和妓院的实录，早在唐代就有，明、清也有同类的书籍出版。但从明末到清代，写出了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包罗了所见所闻的事实而成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也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继承了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移至狭邪巷子的才子佳人小说。

魏秀仁的《花月痕》，52 回。故事叙述两个有才能的男子，其一幸运地受提拔成了高官，另一个怀才不遇不得志而死去。为此缘故，分别与两人亲密的妓女，一个得了“一品夫人”的诰命，另一个却未能结婚殉情而死。它将男子的一生分为运气好和运气坏两种类型，描写了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两种模式，但着眼于悲剧方面，其因果报应不能说明之处，表现了文人创作的特色，但不是优秀之作。

俞达的《青楼梦》，64 回，是一个讲文人受妓女奉承，因而发迹，最后得到长生不老的无聊的故事。所谓：

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 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第一回）

这种追求欲望极度满足的小说，是给于慧眼独具的风尘女子以期待的甜美的故事。而“任政事”当然含有成为富人的意思。所以可以认为是一部完全表现民众寄予通俗小说以愿望的作品。

与上述这些作品相反、另一种倾向是暴露妓女的现状，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64 回。与《儒林外史》一样，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但以上海的名士与妓女为原型，书中的会话用苏州方言写成，因而生动地表现了种种情景是其特色，另外没有不恰当的夸张这一点也很出色。

侠义·公案。以勇侠、好汉为主人公的小说也层出不穷。这是继承宋代

话本正统的作品。

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中，英雄人物没有登场，往往都可看作是失意文人自嘲的结构和表现。这些不是民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的正统，因而在

《红楼梦》的续作纷出之际，文康写了《儿女英雄传》。据说原有 53 回，现

存的作品是 40 回。作者是满洲镶红旗人。虽出身显贵却已败落的经历与曹霑相似，但作品有意识地要写得与《红楼梦》相逆，甚至还对《红楼梦》加以贬斥。情节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的樊篱，因而免不了才子中探花（科举殿试第三名）而成名的陈腐框框，然而佳人则勇武非凡，且娴静安详。故能投入时代的潮流。作者运用了北方“讲史”巧妙的说话技巧，结局是佳人与才子（他已与曾被佳人救出的姑娘结了婚）结合，一妻一妾团圆。这种结果也很配人胃口，成为此书受人爱好的原因。

石玉昆著《三侠五义》，120 回，讲述继承《水浒传》正统的好汉们的故事，而不是炫耀巾帼英雄的奇特。正如该书原名《忠烈侠义传》所表现的那样，是在确立忠义规范的基础上，来描写盗贼的风采。关于盗贼骚扰宋都汴京，进入豪门巨宅之类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有，只是那些故事中的盗贼，都不具备忠义，所以包拯一到任，他们就消失了。在《三侠五义》中， 重点转到了他们归顺包拯去剿灭其他的盗贼，接替了“招安”后的水浒好汉们的活跃方式。石玉昆是说书先生，该书可以看作是由说书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因而盗贼的人数有些矛盾（三侠是指南侠、北侠和双侠，因双侠是两个人，所以实际上是四位侠客）。俞樾读了此书后作了改写，又加了三侠，称为《七侠五义》。

这些作品的创作、说书流传的时期，正好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动乱时期，它反映了人们对勇侠和忠义关注的心理。

谴责小说。到了清末，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出晚期的症状。那时，由于新闻界的形成，报刊、杂志上陆续出现了抨击官僚时政的作品。

《红楼梦》第一回中称：“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所谓小说，本来就是有亦为无的东西。但小说的效用引人注目，往往可以看作借消遣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的手段（这一情况延续到近代，在鲁迅《阿 Q 正传的成因》一文中也可看到）。讽刺，也是读书人使命的一部分，露骨的暴露小说是清末小说的特征，还阻碍了作为近代文学的小说的诞生。《海上花列传》也属于这一系列的作品，不过暴露出没于花街柳巷的酒色之徒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情况若是折向官场、读书人和商人而来，马上就涉及到了政治问题。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60 回、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08回，都是采用《儒林外史》的手法，将自下层官吏直至军机大臣，形形色色官僚的阿谀、贿赂、勾心斗角的情形，作了尖刻而又夸张的描写。刘鹗的《老残游记》20 卷，以老残旅行中见闻录的形式抨击了时弊，其新颖独到之处在于：过去的小说都是攻击腐败的官僚，而老残则主张，自以为清廉的官吏、自负自己正直的官吏，比被贿赂所左右的官吏更加危险。这是对那些被理学规范所束缚，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僵化的官僚意识的尖锐的批判。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在义和团运动之际，在八国联军占据控制下，向侵略军购取清政府的太仓粮以救济灾民，从而被逐流放边境的硬骨头气质。曾朴的《孽海花》20 回，以清末 30 年的政界逸事为题材，但几乎都有

原型，按作者的好恶将这些人给予夸大粉饰，结构和文章都很出色，对洪钧

和赛金花露骨地表示了憎恶的情绪。

这些作品虽有暴露各界权势阶层的潜在意识，向世人发出警告的意思，但首先显示出来的是作者们的焦躁感，而未能提供任何良策，故结局只能是以骂倒而后快来告终。不过从连载小说这种方式的制约中，产生了一种情节进展迅速，靠讲述方式引起兴趣的倾向，这是与过去的通俗小说不同之处。志怪·艳情小说。根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题名，为“倣晋、唐

之小说”。从明初到清的中叶，这一领域的作品流行，它是属于六朝的志怪和唐传奇系列的文言体小说。那是由于到了明代，宋初所编而未刊行的《太平广记》中的小说极受欢迎的缘故。以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20 篇为先驱， 其后陆续出现了模仿它的作品集，而清初的《聊斋志异》最为有名。

《聊斋志异》，16 卷，作者蒲松龄。它由仿照唐传奇的稍为长篇的作品和仿照六朝志怪的短篇构成，记述狐与鬼魂与人相恋的故事。但目的已不在于讲述怪与奇，而是通过假托人类以外之物以表现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爱来描绘理想的世界。文中忽而含蓄地批判了礼教，忽而借阎罗王之口批判了政治。虽是文言体，但杂以口语表述以避免文章的生涩。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24 卷，与《聊斋志异》包融志怪、传奇两种倾向及使用口语语汇相对立，易之为文言的正统和把作品内容统一于志怪。但是，在假托狐鬼批判理学的伦理说教和宣扬合乎人情的道德观为有益这一点上，于小说中反映了时代的倾向。

家庭小说。鲁迅没有提到，但作为新奇倾向之作，存在着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对男女组成家庭的观念，而以大家族中的夫妇或一妻一妾为佳话。

沈复的自传作品《浮生六记》六卷（缺二卷），是一部追忆不幸的亡妻的充满爱情的作品。作者没有顺着年代，而是剖为婚姻生活、趣味生活等等立体地进行描写，极为成功地运用了文言的韵味，发出了人生如梦、欢乐难在的感慨。

与《浮生六记》同样为写家庭生活的《醒世姻缘传》100 回，据说为蒲松龄所作，是一部有特异之处的作品。作品以惧内为终始而达百回之繁，没有多少趣味。作为《红楼梦》、《镜花缘》等著作的先驱，《醒世姻缘传》从正面写到了女性，但将“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日皆配为夫妻”即“今日夫妻，五百年前是冤家”这句谚语作为作品立意及极力描写妻妾协力虐待丈夫这种趣旨来看，也不能认为目的只是主张女权和劝善惩恶。

在小说评论方面，继李卓吾之后，清初的金圣叹以独到的见解，将《庄子》《楚辞》《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视为第一等的作品， 取名为《圣叹才子书》。就小说而言，他以 108 人聚义于梁山伯的 70 回来结束《水浒传》，认为余下部分是蛇足而予以删除。因此，“忠义”变成徒有虚名，全都作为盗贼反叛却是一贯性的。还附上尖锐的评语，并按自己意思修改了原文，提高了作为文艺作品的完美性。

如上所述，清代小说的特色在于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顶峰的文人小说所具有的那种寓有讽刺和题材的多样化。但那是读书人所喜爱的多样化，其表现范围虽广，但却未能抓住民众的心理，不久也就向着以小说为手段的方向发展了。

故事文艺。清代的通俗小说，随着经由读书人的润笔，成为脱离民众生活感情的作品，所以故事的传统便凭借讲史系统的“评书”（南方称“评话”），

用琵琶伴奏演唱的“弹词”、直属于说经体系的佛教、道教故事的说唱等来维持生命力。其后，这些说唱文艺通过“民族形式”的发掘运动，于 1940 年在大众文学（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中又结出了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