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巅峰

隋末唐初

公元 589 年，隋文帝杨坚灭亡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使前后约历 200 年的南北分裂得以统一。他鉴于南朝政权的腐败堕落均源于奢侈浮艳风气，所以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实施了以专尚质朴为宗旨的具体政策。例如，隋开皇四年，公布了公私文翰俱宜实录的诏令，就是其中一例。同年， 治书侍御史李谔又上书论魏晋以来文辞轻薄化的倾向。其中，他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对南朝的文学风气加以强烈的批判。文帝将李谔的奏疏颁传于天下。

这一些是与早先北朝苏绰等倡导的复古主张相通的。然而深深扎根于普遍文化中的齐梁艳冶之风，并非容易改变。诗歌仍旧承继着南朝的风格。结果，隋诗只不过担当了向唐代诗歌革新过渡的桥梁的作用。

然而同时，隋代前半期，原属北朝系统的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诗人活跃着，写作了歌咏北方严酷的情景与表现边境悲壮感的作品，在南朝诗坛上独树一帜，从而上接前代庚信、王褒诸人的诗风。特别是薛道衡，佳作尤多。

第二代天子炀帝沉溺于享乐生活之中，因为肆意追求南朝风格的华丽，

出现于隋初的改革气运，顿时化为泡影。诗坛又依旧盛行宫体诗创作，今存炀帝亲作的许多诗章，作品中泛滥的艳情，正显示了他对南朝诗的心醉。

现存的隋诗，一般以乐府歌行类居多，就其主体而言，均争竞于纤细的抒情与华丽的词句。只是，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七言诗的成长。七言的诗体形式，远在汉、魏的歌辞中已经出现；然而作品数量极少。魏、晋以来， 直至隋代，诗的主流为五言诗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并存于这一主流中的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七言诗，进而更有隋炀帝的作品，从这时起，七言诗渐渐经由一流诗人之手加以改良和钻研，沿而至于唐诗，更广泛地普遍定型， 完成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过渡。同时，在六朝开始的声律的研究蓄积了不少创作经验，不久后在唐代发展而成立为被称作“律诗”或“近（今）体诗” 的诗体。在这一点上，隋诗也是其过渡期。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达到空前发展的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诗的时代”。其所以称之为诗的时代，第一个理由是：随着近体诗的完成，多种多样的古典诗歌的诗体，在这个时期全都齐全了，就狭义的“诗”而言，此后没有创造出特别新型的诗体。第二，诗人队伍的飞跃扩大，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诗歌的普及化，这与当时的社会诸条件有深切的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条件，是科举制的发展。第三个理由是歌舞音乐的繁荣。随着对诗才的社会评价的提高，诗歌作者的层次扩大了。与此同时，人们倾注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加强了，唐代的诗人于一句、一字的表现上尽其心力，其结果，诗的世界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的扩展，唐诗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

诗人层次的扩大，理所当然地带来了作品数量的增加。现存唐诗 49000

余首，作者达到 2900 余人。这些作品现在收录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编成的御定《全唐诗》900 卷之中。近些年来，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虽发现若干上述集子未收的作品，但数量并不怎样多。不过，当时实际创作的诗的数量一定数倍于现存数量，应是不言而喻的。

初唐诗

辅助高祖推翻隋朝，奠定唐朝 280 年统治基础的第二代天子唐太宗，发挥了兼跨文武两方面的巨大的指导能力。出现于太宗贞观年间（627～649） 的学术文化的隆盛，对此显示出深切关心的太宗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他的命令，编纂成了从群书中收集治政要点的《群书治要》和《晋书》以下的若干种史书，还有《五经正义》等多种书籍。在文学史上有特别引人注目价值的是，从隋末唐初起，到初唐中期，编纂了可称作百科全书的《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等类书，以及收集汉以来诗文的《文馆词林》。诗坛也忠实地反映了当时那种学术风气，在依然继承来自前代的齐梁诗风的同时，多用典故丽辞，以夸耀各种各样渊博的学问。代表当时诗风的是虞世南的诗作。在亲自作了许多齐梁体诗的唐太宗周围，以虞世南为首的许多宫廷诗人，在侍从、奉和、应制中，以竞相表现才能而为高。这一时期，与众不同的诗人是王绩。他因好酒，被称为“斗酒学士”，他钦慕阮籍、陶潜等的风骨，过着隐居生活，以歌咏饮酒哲学与清澄的自然景物而著称。接迹虞世南，得到太宗与高宗宠信的宫廷诗人之首，是上官仪，其被评为“婉媚”的艳丽诗风， 称为“上官体”，据称在贵显者中产生许多仿作。他还制定了“六种对”法， 在律诗的成立中起了一定作用。

随着新王朝基础的巩固，在高宗，更主要的是在武则天统治年间，反映那种勃兴气运的、清新的诗歌得以产生。随着诗歌内容的改容易貌，这一时期近体诗形式的成熟完成了，因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大转换期，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高宗永隆二年（681），进士科考试课目中首次加入了诗赋。

高宗至武后时代，首先闪耀光华的诗人，是被称为“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他们全都以宫廷诗而驰名，尤擅五言律体，其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佳作尤多。

继四友之后的，是较他们稍晚在武后宫廷登场的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二家，集当时的律诗韵律之大成，创作了形式完整的五七言律诗，因而被后世称为“律诗之祖”。在近体诗诸形式完成上，他们完成的任务是很大的。

四友以及沈、宋的诗风，依然浓烈地留存着宫体诗的色调。在他们的作品中，并非全然没有唐人那种感情自然流露的清新之作，然而，其数量比起其他作品，决不是很多的。他们的功绩，说到底是在于近体诗的确立上。初唐时由宫体诗中破壳而出，拓开新的诗歌天地突破口的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即所谓“初唐四杰”。

四杰也活跃在高宗武后期，而略先于沈、宋。正如“王杨卢骆当时体”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所咏，这四位，在当时以文名为人赞颂。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仕途上都相当不幸，同时活跃于宫廷之外。而由诗风观之，王、杨和卢、骆可分为二类，前者在律诗创作中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对于当对律诗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后者则于七言歌行等古体长篇方面颇有特色， 四杰的诗作，以致力于抒写植根于各种现实生活经验的真实心情，清除齐、梁体诗轻佻浮薄的格调，而得到高度评价。特别是王勃，他抨击以宫廷为中心的笼罩当时诗界的艳冶之风，主张具有气骨的诗作，是四杰中的代表诗人。此外，熔铸壮丽语辞的《长安古意》的作者卢照邻、《帝京篇》的作者骆宾王，对于七言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七言诗发展历史链索上并列的又有张若虚与刘希夷两人。二者的代表作《春江花月夜》和《代悲白头翁》， 因为是在作品中横溢着勃勃生气的抒情体诗，历来被称为出自宫体诗却打破了宫体诗陈旧外壳的作品。

诗歌的革新

武则天，是位非常奇特的天子，她除了因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外，还以其积极的内外施政，及放荡的个人行为被人所知。原来出身卑贱的武后，改废了旧来的权威和诸种制度，推行颇为革新的政治。武后在位期间，国号也改为周。实际上唐王朝一时被她中断了。

因武后优遇文人和艺术家，这一时期文化界大大呈现出活跃的气象。即在诗歌方面，上述四友、沈宋而外，还有许多人在宫廷中（也可以说是在武后一族的沙龙中）竞现种种才能。武后朝的革新风气也逐渐浸淫于这些诗人之中。可以见到，从历来的风格中蜕脱，诞生一代新诗的倾向，那种倾向在不久继起的玄宗治世年间的盛唐诗中开出了奇葩；而武后朝出现的陈子昂是开始诗歌革新，引导新的诗界的诗人。

基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采丽竞繁，兴寄都绝的认识，陈子昂提倡必须清除诗歌的形式主义，恢复富于思想内容的汉魏诗精神的积极的复古主张。而亲身实践这一主张的是其《感遇》三十八章。全篇以古体写下的

《感遇》，时而感叹时政，时而语含讽刺，有时则以抒情的笔调歌咏新鲜的情景，明确地表现出诗人的个性。在这些诗作中完全扫除了齐梁体诗那样的脂粉香，被认为是风格劲健的优秀作品。

盛唐诗

以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6）为中心的盛唐时期，是唐代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以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基础，歌舞音乐、绘画工艺诸艺术发达，并同时广泛普及于一般，人们讴歌着太平。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科举制的切实运用，文人和官吏的地位相对提高，人们贯注于文学方面的热情，比起以前来也飞跃增长。不言而喻，这对诗人的质和量之增进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以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为首的大城市中，以富裕市民为中心，某种市民文化正在产生，这也对于诗人层的扩大和新的诗歌境界的获得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众多优秀诗人辈出，开创了多种多样诗作的时期。尤其瞩目的是，在此前初唐期已完成的近体诗诸形式渐渐普遍地确立， 并取得了内容方面的发展。同时，历来的传统形式——古体也依然为人们喜爱。中国古典诗歌古近体，五七言等所有的形式，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出现了。因此人们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

玄宗开元年间，唐朝正处于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称是有数的大帝国的繁荣时期。远远地穿过横贯沙漠的丝绸之路，遥遥地越过海洋，各国的使臣、商人、艺人、留学生等，集中到都城长安，他们带来的珍贵的文物和诸种艺能，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加入了新的要素。即使在韵文方面，被称为“词”（又称“诗余”）的新体歌曲，也在这一时期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而产生了。像这样与各国的接触，理所当然地，逐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外部。更重要的是，建国以来与周边异族反复不休的战争，使许多人实地体验了边境的生活， 进而，不论有无实际的体验，更普遍地唤起了人们对广阔的边境事物和生活的关心。取材于这种边境生活，放声歌唱异域情趣的风物和高扬的浪漫精神， 以及出征兵士的望乡之念与其家族的哀愁之情等等的诗歌，形成了盛唐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的诗，叫作“边塞诗”。

边塞诗

歌咏在边境要塞遭受艰辛的将士之心情，和在故乡等待他们归来的妻子之感叹的诗歌——例如像汉魏六朝期间无名氏们的乐府诗那样的作品——在此之前决不为少。然而这一时期的边塞诗有以下特征：第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投入边境节度使和远征军的幕下，体验直接的边境生活，用出众的才笔歌咏自己的见闻与经验；第二，多数作品流丽而音调悠扬，表示出生气勃勃的高扬精神；第三，由清澄的抒情性所支撑的新鲜的动感等等。在对外并非总占优势地位的盛唐，边塞诗中产生了许多杰作，这与盛唐进取雄放的风气不无关系。这一进期的代表是王昌龄、高适、岑参。

王昌龄以歌咏边境将士英雄气概及其深切乡思的《从军行》《山塞》诸作著名，他不仅在边塞诗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力，同时也以歌唱宫廷女性哀怨之情的闺怨诗之名家著称，有《闺怨》《长信宫词》诸作。这些闺怨诗具有明朗的音调和柔婉的感情，的确由于唐诗式的健康性，而与过去那种颓废的

宫体诗完全异趣。王昌龄的代表作几乎全用七绝写成。他在这一诗歌形式中开辟了独特的境界。被称为与李白并肩的七绝名家。

与此相对，高适、岑参以充满着紧张感的激昂调子歌咏边塞事物和感情。高适年轻时游历了北中国，又作为河西节度使的掌书记，实地体验了军队生活，依据那些经验写作的有《燕歌行》《蓟门五首》《塞下曲》《营州歌》等作品。另一方面，岑参做安西、北庭等节度使的幕僚，较长期地生活在今甘肃省和新疆一带。根据那种丰富的经验，他在歌咏异域情调的边境情景的诗作方面，开拓了新的境界，被认为是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之人。有诸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送别》《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七言歌行的杰作。

此外，当时作为边塞诗人著名的，有王之涣、崔颢、李颀、王翰等。王之涣的《凉州词》等等，均为边塞诗的佳作。

山水田园诗

与雄壮而具有激烈音调的边塞诗形成对照，又存在着描写山水自然美景和在自然中静谧心情的山水田园诗派。他们其间不乏远承晋、宋时代的陶渊明和谢灵运流风遗韵的诗人。六朝以来，这一传统脉脉相传，而在盛唐时期出现了几位杰出的诗人，王维、孟浩然以外，其中当数储光羲、裴迪、綦毋潜等人。

如就年辈而言，王维较孟浩然和綦毋潜等比较年青，却更早诗名远播， 被视为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不单单作为诗人享有盛名，而且被称为南宗画的祖师而广为人知。他那诗画浑然一体的境界，正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语）之评那样，具有幽邃的理趣。还有，他的音乐素养也非同小可，至今还留存有传说他的天才情况的许多小故事。如此多才多艺的王维， 年轻时就成为玄宗朝王侯贵族“沙龙”中的宠儿。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王维字摩诘，名字相缀，与佛典《维摩诘经》中的佛教徒同名），他是位热心的佛教徒。这与后述李白具有道家思想，杜甫则有强烈的儒家精神， 适成奇妙的对照。王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宁静的自然观照的态度，与他是个佛教的信徒，有着深切的关系。

王维五言诗尤佳，特别在将丰富的感情蕴孕在五绝短小的形式方面，做得尤其成功。然而，王维原先并非专作歌咏山水自然的作品，他最初以神童之名，似乎是目空一世，一帆风顺地步入官场，但在青壮年时期也几度尝到了挫折的滋味。在此前后的诗篇中，有不少不加遮掩地歌咏了青年的血气和失意之情。他栖心于山水田园中是晚年，尤其是安禄山之乱后。乱后，他在位于长安郊外蓝田的辋川别墅中闭门不出，他与友人裴迪唱和的《辋川集》二十首，最突出地表现了作为此派领袖王维的真正价值。

孟浩然一生几乎都是在其家乡襄阳（湖北省）隐居渡过的。其作品大部分是以五律或五绝描写山水田园情景的。如同一般评论其为“恬淡”那样， 其诗风显示出远离俗事的平和境界。然而与王维诗之彻底的静谧相比，孟浩然的诗还是有着明朗的有节律的动态。王维是孟浩然的很好的理解者之一。王维和孟浩然二人，加上后来中唐时的韦应物、柳宗元，作为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代表，称为“王孟韦柳”。

李白和杜甫

体现唐帝国达到高度繁荣之盛唐宏大气象的是李白；沉郁地歌咏帝国逐渐衰退过程中充满矛盾的社会诸相的是杜甫。概括说来，前者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后者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们都是充分继承了中国诗歌久远的传统， 而登上了诗歌艺术最高境界的诗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尽管对各自崇高的政治思想和自己的才能抱有强烈的自负，但几乎得不到在政界实践的机会，而大部分时间在各地流浪，终此一生。

李白年青时好剑术，崇尚任侠风气并与游侠之流交往，又被道家思想吸引而寻求神仙不老之术，传说曾隐居山中。这两件事，与他那奔放不羁、豁达自由的性格深有关系，给他以后的生活方式以重大影响。又加以嗜酒的李白，其诗作带有飘逸的意味，想象非凡，措辞巧妙，所以得到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评价，被称为“诗仙”。

虽然李白作为一个卓越的诗人早就为人们所尊敬，然而他活跃于中央的时期却极短。天宝元年（742），他被宫中召为翰林院供奉，或作诗供奉于玄宗的宴席，或与京者名士诗酒行乐；然而因其奔放的性格却为当时权贵所疏远，遂于天宝三载（744）离开了长安。李白由长安向洛阳，在那儿遇见了比他年轻 11 岁的杜甫，也有另外的朋友参加，在今河南、山东一带旅行度过了大约二年。这两位高度认识对方才能的大诗人，虽然此后再无重逢的机会， 然而相互间的尊敬与友情终生不渝。

李白的诗今传 1000 余首，形式、题材均多种多样。他的重大功绩之一， 是在七绝等短诗形式中显示出超卓的表现力，他的绝句——这一在唐代爱好者剧增的诗歌形式之实际完成者。然而，其特色得到充分发挥的是古乐府作品。这种较少束缚的诗体形式，最适合于李白蓬勃舒展、奇思天外的自由想象。这种想象与无拘无束的节奏相辅相成，遂开创了他独自的世界。这一点， 如果看看他的《蜀道难》一首，就能理解。在这首诗里，李白所展开的幻想力，丰富壮阔的浪漫精神使读者惊叹不已。李白为汉、魏以来的乐府传统注入了新的生命。再者，不论今体古体，李白诗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数他那种“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式的广为人知的诗的夸张。这些并未堕为单纯的夸张，而具有使事物的本质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眼前的力量。

成为李白上述那种诗歌创作活动之根本的文学观，他在题为《古风》的五古组诗 59 首中曾强烈歌咏。与陈子昂的主张相通的，旨在恢复诗歌生命的复古，即是他的主张。

对于天才素质的李白，杜甫衷心敬爱。同素性变迁不定的李白相比，继承了名门血统的杜甫喜欢夸耀门第，同时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的关心。他终生不懈，忠诚地贯彻儒家的伦理观念，被后人尊称为“诗圣”。他之所以为其先辈李白所吸引，或许也正由于李白具有同自己绝然相异的气质。

安禄山和继起的史思明叛乱（安史之乱），在前后约 10 年中把中国社会卷入了动乱之中，给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带来种种影响。朝廷的权威因此失坠， 又由于战乱与偏巧连接不断地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不安大大地扩展，人们为生存奔逃而不暇他顾，杜甫也不例外。在严酷的流亡生活中杜甫用清醒的眼光注视着充满混乱的社会，他所写下的《北征》《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描写时事的社会诗，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当时的历史，被称为“诗史”。中国诗的现实主义，至杜甫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

中唐诗

盛、中唐之际，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等诗人活跃起来，他们歌咏田园自然的宁静状态和闲适情趣，而以韦应物成就为最高。他们都喜爱五言诗的形式，其中五律超卓的刘长卿，被称为“五言长城”。

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虽然诗人们拿手的题材诗风格各不同， 而总体来看，活跃着一群擅长五律，多作酬和、应制诗的诗人，被称为“大历十才子”。据《新唐书·卢纶传》记载，为卢伦、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十人。此外，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等也是同时相先后的著名诗人，也有人说他们在“十才子”之内。

上述诗人中值得注意的为钱起、郎士元、李益三人。由钱起曾与盛唐时的王维相和可知，他是十才子中最早活跃的诗人。其诗风也以接近于王维的清淡为特色。又因有五绝组诗《江行无题》一百首而著名。郎士元与钱起一起并称“钱郎”，其闲雅的诗风为当时士人所重。以七绝名手而知名的李益， 被认为是可与李白、王昌龄匹敌的诗人。他基于从军朔北的经历，创作了《塞下曲》《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边塞诗杰作，在《宫怨》等闺怨诗中也显示了卓越的技巧。其清丽的歌唱接近于盛唐诗风。

继大历年间之后，在宪宗元和年间诗坛又呈现出活跃情况。这一时期出现了乐府作者张籍、王建二诗人，被称誉为“张王乐府”。张籍既被归入后述韩愈一派，又被列入白居易一派。他继承了杜甫社会诗的传统，歌吟农民、妇女等普通民众的苦难与悲伤。其《野老歌》、《山头鹿》《妾薄命》《别离曲》诸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尖锐的写实性与沉痛感，在看似平淡的笔致中凝聚着深刻的工力，因而深受韩愈、白居易等人尊敬，王建也于《田家行》

《织锦曲》《水夫谣》诸作中咏歌民众的苦难，暴露出现实社会的深刻矛盾， 可以说张王二家这类乐府，为不久后由白居易和元稹推进的“新乐府运动”， 准备了有利条件。

“元和圣天子”宪宗，作为一度恢复了唐中央王朝权威的中兴英主，其名广为人知。在宪宗治世年间，成为诗坛主导人物的是韩愈与白居易。韩愈以倡导革新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散文，推进古文运动而著名，而作为诗人也开创了卓越的业绩。白居易除进行韵文革新的新乐府运动而外，在包罗多方面的诗歌创作活动中，给予当代及后世文人以重大的影响。韩、白两人都是盛唐李白与杜甫的最好的理解者与最佳的继承者。一般都把李、杜、韩、白四人作为唐代的四大诗人。

与其散文的情况相同，韩愈在韵文方面也显示出复古的倾向，创作遣词造句古色盎然而气势激切刚直的诗作。原本富于学识的韩愈，他使用不经见的语言，多用奇怪的造语与出人意表的比喻，因此，其诗风被称为“险怪”。同时，他作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在诗歌中也积极奉行这一主张。他于诗歌本来的流丽性有所欠缺而议论意味强烈的作品，被评为“以文法入诗”。然而实际上，这正是韩愈诗新意义之所在，生发出了前此诗人们所不具备的崭新奇拔的想象和表现。理所当然，像他那样的特色，充分发挥于古体诗中，遂有《南山》《寄卢仝》《秋怀》等优秀作品。

韩愈作为一个官僚，因任刑部侍郎和国子祭酒等职，升迁至吏部侍郎的高位，死后赠礼部尚书，在唐代诗人中是为数不多的显赫的诗人之一。在这

方面，与以吏部尚书致仕的白居易相近。总而言之，既作为学者享有名望， 又在政界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成为文学界的指导者的韩愈，在其周围聚集了当时许多文人学士，这就是所谓“韩门弟子”，其中有诗人孟郊和贾岛。

孟郊、贾岛二人，全部身心贯注于诗句的雕凿，是依靠苦吟形成独特风格的诗人。都用奇怪的印象和难解的词句，创作古雅的诗作，被称为“蹇涩” 与“穷僻”。这种评语是因他们的诗作缺乏流丽的顺畅性，以专用生硬的语句表现与阴郁的幻想为特征而起的。又有“郊寒岛瘦”之评，也是同样的意思。虽然，二人之诗正如后来区分为“孟东野体”、“贾浪仙体”而被模仿的那样，其诗歌风格与诗体形式能见出微妙的差异，然而在以凝练险峻的表现、显示古朴格调这一方向上，二人又同以韩愈为首而相通。韩愈对二人， 尤其对年长于自己的孟郊，格外尊敬。

同样得到韩愈知遇的诗人，有人称“鬼才”的李贺，这位常常被列为韩门第一人的诗人 27 岁就夭折了。他的作品汲取楚辞的流风余韵，充满了具有奇特之美的幻想，以此而知名。他的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给予晚唐及晚唐以后的诗人们重大的影响，虽然其内含失意之情，表现屈折的诗句确乎难以通解，然而那富于色彩感的诗句中所饱含的幽冷的悲感与忧愤之情，却使读过李贺诗的人，不能不为之入迷。在《雁门太守行》《神弦曲》《李凭箜篌引》等乐府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特色。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是韩愈的盟友，其诗作则与韩愈异趣，而属于歌咏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之流裔，正如其脍炙人口的《江雪》《渔翁》诸作中确实描绘了闲静情景。不过实际上，他的作品又不尽同于前述三人，作者的心情与思想，浓烈地渗出于诗作表面的作品并不少。《南涧中题》《岭南江行》诸作，明确地显示了这种倾向。

新乐府运动

乐府诗，原来是产生于民间的素朴歌谣。由于这些诗歌如实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声音，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给当权者施政之际提供了重要指针的作品。而六朝以来，乐府诗失去了它率真的风姿，堕落成为旨在阿谀与淫乐的歌诗。新乐府的提倡者白居易等，认识到以上那种现实情况，所以主张恢复乐府原来的讽喻精神。为了使当代民众的声音不断上达当权者之耳，必须创作有当代风格的新乐府。

新乐府的提倡，虽然继承了杜甫新体乐府的精神与方法，但直接的契机是李绅的《新题乐府》20 首。李绅的作品现已亡佚不传，不过，继之而起， 元稹作了《和李校书（绅）新题乐府二十首》；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唱和元诗的同时，将这一种组诗增至 50 首，这就是《新乐府》50 首。白居易于前一年跻身翰林院，作为制策主试官，屡次上书呈说自己的政见，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具体贯注到新乐府 50 首中。50 首作品，篇篇都真实地描绘出社会诸层面的各种矛盾，对于现实政治痛加激烈的批判。次年元和五年

（810），他又有《秦中吟》十首，咏唱陷民众于苦难的社会的悲惨情况。以后白居易在亲自为自己的作品结集时，置这一系列社会诗于讽喻诗一

类，而其强烈的讽喻精神，给了同时代与后世的诗人们强大的信心。这些诗使得作为人民诗人的白居易获得了不朽的声誉。

然而，如就其长期的诗歌创作的全体来看，这一类讽喻诗的制作，只是

集中于元和初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后， 这种面貌的作品就消失了。

白居易今存诗作约有 3000 首，数量为唐代诗人之首。他在生前编定自己创作的诗文为《白氏文集》75 卷，其中诗歌分四类，除前述“讽喻诗”外， 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歌咏悲哀之情的作品属“感伤诗”。就像当时他连同其友人元稹一起被非难为“元轻白俗”那样，白居易诗的重要特征是诗句的平易性，他善用浅白易懂的语句，致力于优美的韵律和巧妙的表现，其诗，从他生前起，就广泛地为人们所爱唱，这在其本国中国自不待言，连在远方的朝鲜、日本人中间， 也复如此。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除元稹外，白居易周围还会集了许多诗人，形成了一种相互以诗文唱和酬答的文学团体，这与韩愈周围存在有韩门子弟相类似，这是中唐以后产生于文坛的新倾向。以《竹枝词》等民歌格调之作知名的刘禹锡，也是其中的一员。

晚唐诗

以“风流才子”驰名的杜牧，其初是位具有刚直的性格与高迈的政治信念的人。面对从中唐到晚唐昏乱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实社会，他不断地在诗文中写下切齿扼腕的愤怒，与自己才能不被承认的沮丧。经历了江南的放荡生活，得到“风流才子”评价之时，是他的失意时期。江南明丽的自然与享乐的都市生活，为他的诗作增添了艳丽的色彩。华丽的诗风成为杜牧诗的特色。他擅长七言绝句与律诗，其作品以具有清亮的音调与艳冶的内容者为多。这种倾向，在其最为知名的《江南春》《泊秦淮》诸作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晚唐时期，一改中唐时期韩愈、白居易他们刚健质实的诗风，汲取李贺风调的艳丽诗风，逐渐笼罩了整个诗坛。诗人们越益致力于中唐时期作为韩门一派特征的字句雕琢，诗歌变得越来越难解。

这种晚唐诗的代表者是李商隐。李商隐是当时牛僧孺一派和李德裕一派间所展开的执拗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的牺牲者，以辗转于两派之间一生不遇而终身。所以把他在复杂环境中不能明言的忧情与恋家之情，寄托与吐露在许多艳丽的七律之中。他的许多诗，曲折而有所假托，从当时起已有难解之定评，而其诗作是复杂的要素之一，是多用通常诗家所不用的稗史小说类的所谓僻典。然而同时，其音调整饬富有象征性的诗句之甘美形象，虽然被认为晦涩，却出现了许多爱好者与模仿者。宋初就流行仿效李商隐诗风的西昆体诗。李商隐一系列的无题诗、《锦瑟》等诗尤其著名。然而应当理解， 他并不是单纯歌咏恋爱内容的诗人，在他的集子中，歌咏时事，对时政作激烈讽刺的作品并不少。

李商隐和杜牧一起，被称为晚唐的“李杜”，又与和他一样写作艳诗的温庭筠一起，并称为“温李”。

温庭筠也和当时许多诗人一样，未被社会惠爱，他一面在妓楼渡过放荡生活，一面倾注其热情于纤细的表现方法，写下了富于修辞的诗作。不过虽说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之类，以巧妙的表现而负有盛名；然而一般说来，温诗中，没有李商隐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感情的高度凝聚性和意味的深奥感。对于温庭筠，更应当注意的是他的词作，作为以

妓楼为中心流行的词作的名手，他常将青楼的脂粉香带进诗作中，构筑出与词相同的艳丽的境界。韩偓接续了这一系列，其诗风更有官能性。

中晚唐诗的特色之一是出现了一群诗僧，与薛涛、鱼玄机等女诗人。即使在诗僧中，王梵志与寒山二人也是特异的存在。但是也有说二者都是唐初人的，其身世的详情不明。二者的作品，以多教训性的说理诗为特色，但并不是说那些全都是宗教性的作品。大致而言，王梵志带有民众教化的鄙俗性， 寒山则禅宗色彩浓烈，而二人都运用当时的俗语和生硬的奇语，写作表现独特的诗。在这方面，二者与同是僧侣，而在诗的世界中与一般诗人没有多大不同的诗僧，如中唐时期的灵一、皎然，晚唐时期的齐己、贯休他们，根本不同。这种诗僧以及薛涛等女诗人的活跃，显示了诗的作者层的扩大和诗世界的多样化，而特别是女诗人们，与当代的文人名士艳闻流传，与男性诗人为伍，而诗名得彰，这也可说是反映了当时青楼文学逐渐兴盛的社会风气吧。颓废之风逐渐弥漫于社会各阶层。

藩镇割据，王仙芝、黄巢起义等，使王朝的纲纪完全弛懈，在相继的动乱中，唐朝之寿终正寝，任谁都能一目了然，在唐末这样的时期中，在现实性诗篇的创作方面，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其中皮日休作了《正乐府》十首，被高度评价为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

韦庄是为唐王朝唱挽歌的诗人，他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咏唱僖宗中和三年（883）由黄巢乱军手中夺回的都城之荒废状况。他自己离弃了唐王朝，使蜀而留居于此，成为嗣后五代前蜀的宰相，韦庄于律诗与绝句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才能，留下了许多充满悲哀之感的佳作。他又以词的作者而知名，韦庄的代表作《秦妇吟》在问世的当时就博得了不寻常的名声，“秦妇吟秀才”之称广传于世，此作在战乱中堙沉，长期不传；然而本世纪初， 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此诗全篇被发现，遂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