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辞赋的兴盛

秦与西汉文学

秦用法家的办法统一了天下，初期割据的封建社会就进入了专制统一的封建社会。秦又统一了天下的文字，由大篆及蝌蚪文改进为小篆及隶书；统一了货币及度量衡制度；修筑了全国驰道，达到了所谓“书同文、车同轨” 的统一，又命全国富商一律迁居首都咸阳，以便于集中控制。这就是统一封建制度的开始。

由于这样一个制度，皇帝的权威远超过以前，一切大权便都集中于宫廷。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后，文学当然没有人敢写了，所以秦代只有李

斯自己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几块呆板的雅颂式的刻石，别无文学可言。到了汉代，约法三章，似乎比秦朝放松了些，但是汉惠帝时还有“挟书之禁”， 对于“市井之子孙”也还是不准求仕。汉代实际上还是沿袭秦制的，不过鉴于秦代的失败，逐渐把严刑峻法换成了礼法，用文化统治的办法代替刑法的一部分，汉文帝所以一面废肉刑，一面举贤良方正，这就是礼教治国的开始。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由于汉初人口锐减，实行鼓励垦荒减低赋税等政策， 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再加上提倡儒术，设五经博士等，文化也热闹起来，这便是历史所说的承平之世。这时的代表文学便是所谓汉赋。

赋的名称最初还不专指汉赋而言。《史书》称屈原的《怀沙》篇为赋， 则凡“不歌而诵”的也就是赋了。到了汉武帝之后，由于这一种铺张的宫廷之赋盛极一时，于是逐渐赋就成了汉赋的专称。这样原来或称为赋的《离骚》一体就被称之为《楚辞》。汉赋与《楚辞》如果从它与宫廷的关系上来看， 乃是相反的东西；如果单从形式上说，汉初仿《离骚》的人极多，《离骚》

散文化的一面，也就为出现于诗文之间的赋所凭藉。同时，《楚辞》的俪偶也成为汉赋模仿的对象，因为这些宫廷的作家们，既缺少丰富的内容，更要依靠文字上的富丽铺排，自然不免就形式地模仿屈原的辞句；而汉代屈原的追慕者，受了当时赋的风气的影响，也不免逐渐铺张起来，从东方朔的《七谏》到王逸的《九思》，这些都促成与汉赋的合流。铺张实质是语言上的浪费，它与诗化之要求精练，从此便分道扬镳。诗赋的消长，在这里正是反映着诗化的曲折历程。

汉赋的主要内容，是以夸耀宫廷的生活、供帝王的欣赏为主的。汉代的统一局面，形成雄伟壮观的帝国，这原是人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然而帝王们却只看到宫廷的力量日见壮观起来，自然也就需要为壮观的宫廷服务的作家们，事实上这些作家们在帝王的眼里不过是弄臣而已。汉代最大的赋家司马相如也还是通过了汉武帝的狗监杨得意，才得意起来的。为了夸耀这版图之大，财富之盛，人力之雄厚，赋的内容所以以炫耀行猎、苑囿、京都、宫室为主，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射猎》，班固的《两都》等赋，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至于相传为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及《登徒子好色赋》等三篇，以写宫廷中的艳事与帝王的问答为乐， 当也是这时期的产物。此外王褒又有《洞箫赋》等开咏物小赋的一体。赋于是环绕着宫廷豪奢的生活风行一时，成为汉代文坛的特色。

“乐府”是汉初就有的，《汉书·礼乐志》：“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候宽⋯⋯”，可是那不过是有个官员管理些乐人，其中主要的只在保存一些宗庙的乐章而已。之后这些雅颂一类的乐章既不能与民间的歌唱媲美，也就不能不出现了民间乐府诗歌。汉初乐府中已多见七言，如《薤露歌》：“薤上露，何易稀？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曲》：“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说明《楚辞》诗化过程中涌现的三字节奏已经广泛为人们所采用，甚至司马相如所作郊祀歌中的《练时日》竟乃通篇三言，也正是在这里又随之出现了五言诗，它一方面吸取了三字节奏的优势，一方面在诗行的上半还保留了《诗经》传统的二字音节，形成为由四言体向七言体过渡的折衷的形式，到了东汉时期便广泛流行起来。

这时民间文学的特色，已经更多地发展到城市的街头巷陌。沈约《宋书·乐志》：“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可惜这些民间乐章中，今天能证明其为西汉之作的已经很少了。

东汉文学

东汉是专制宫廷阴暗没落的开始。自从秦、汉形成了集权政治，贵戚宦官就逐渐形成了特殊势力，这样一种与广大人民利益对立的孤立的宫廷集团的基础，自然是不可能稳固的。西汉以来所以屡次提出“盐铁事业归民营”、“买占田地均不得过三十顷”等类缓和矛盾的办法，也都因宫廷集团的反对， 而不能实行。于是最后就出现了王莽变法的主张。王莽变法主要的精神就是回到初期封建社会去，即所谓井田的庄园制度。这样的变法当然是开倒车， 然而这也就同时说明了专制宫廷下的封建社会制度已开始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王莽在位不过 14 年就掀起了赤眉、绿林的农民起义。在大乱之后，汉光武又恢复了统治，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东汉。东汉政府吸取以前的教训，一方面力求获得暂时的安定，一方面对于出身于中下层的寒士们开始采取些缓和的政策，除贤良方正等外又多了所谓乡举里选公府征辟等。然而这缓和也只是表面的，这批寒士们仍然并没有多少参与政治的机会。当时一批一批人选举了出来，就都安顿在太学里，最后聚集到三万多人。这些太学生就成了社会上与宫廷政权对垒的力量，终于爆发为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事实上，东汉在大乱之后只安定了几十年，之后便时常发生起义和骚乱， 而宫廷为了要钱，甚至出卖官爵，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无一而非官爵，外戚内侍都成了世富。在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统治下，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时宫廷文学的活动，随着宫廷威望的低落，而失去了独霸的力量，人民的痛苦汇为巨大的声音，在文学中传播起来。

历史与文学的分工

汉代的散文，在礼教的统治下，像先秦诸子那样的畅所欲言是不可能了， 散文的高潮因此过去。然而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还只是一个开端，先秦诸子的寓言又启发了故事的道路。这样传记式的散文到了汉代还保留着发展的势头，例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燕丹子》，其成书的年代虽尚难断定，而荆轲这类故事的写出，无疑是受欢迎的。符合于这样要求的一本巨作，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从《史记》起才为其后中国的历史体裁真正树立了规格，而《史记》更伟大的地方，则在于司马迁是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一部名作的，特别是那些传记性的文字。这些带着感情的传记， 无疑的正是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司马迁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与反抗精神，在宫廷集权的时代里，他正像屈原一样变成了一个罪人。他的一腔的不平，顽强的斗争的性格，在受了腐刑之后，就只有借着写历史把它表现出来。自然， 传记文学乃是最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司马迁因此不是客观地写历史，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交织到历史里去。当他写那些“布衣之侠”的时候，正是带着广大人民的感情，这就是《史记》为什么如此伟大的缘故。

《史记》中优秀的传记文学，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故事传统，一方面也形成后来笔记小说的章法结构。像《游侠列传》《滑稽列传》，都是一些短篇汇集而成的。这就是后来笔记小说体裁的由来。至于像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那样壮阔的场面则要等到《三国》《水浒》等章回小说正式出现后才能承继那个传统。章回小说的体裁原是从讲史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民间讲史之所以盛行，又不能不溯源于《史记》的为其先河了。

《史记》之后直接学习《史记》的有东汉班固的《汉书》。《汉书》从历史叙述上说，自是更完备的史书，从文学上说则缺少《史记》的思想感情与明快的形象。班固自身又是一个赋家，所以文字上也不免于汉人的骈俪排偶，与《史记》之直承先秦诸子个性解放的散文传统不同。加以汉代人物除

《史记》已写过的汉初一段外，从司马迁到班固将近 200 年间，在礼教的沉闷气氛下，可写的也就不多，当然《汉书》也仍然是《史记》之后的一部巨作，但它的价值已渐只限于历史，而不复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