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的摇篮

《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 500

多年的诗歌 305 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它们的创作年代很难一一具体指出，但从其形式和内容的特点来看，可以大体确定：“周颂”全部和“大雅” 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 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屈原与《离骚》

辞开始浮现于文学史的表层，是因为战国末期楚国屈原的出现。屈原是楚王室的同族，也是一名重臣。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失败，被逐出都城，流放于洞庭湖的周围，最后自投汩罗江而死。他采用楚地的方言和歌谣，创造出一种文学形式，后世称之为“楚辞体”。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

屈原回顾了自己以前的人生道路，感叹尽管自己在热爱国家和忠诚于君主方面毫无愧疚可言，却被君主所抛弃。而后，由于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只有向天界的神们吐诉，开始了幻想性的天界周游。由于

《离骚》是距《诗经》的下限约 300 年后的作品，结构、表现都远为复杂化了。

屈原的作品，除《离骚》外，还有《九歌》《天问》《九章》三种。另外，旧说认为现存的《远游》《卜居》《渔父》三篇也是屈原的作品。只是关于后三篇，认为是后世伪作的人也很多。《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流传的祭祀歌改作而成的，是关于当时以巫为中心的民间信仰的有力资料。《天问》全部是关于神话和历史的疑问式的咏唱，因而成为考察古代神话的线索。

屈原的作品，脱离了诗是社会的反映、是民众情绪的代言的理论，率直地吐诉个人的忧愤，而由此造成了韵文历史上的新转机。其文学表现，亦相应于辞的复杂形式而复杂化，变得华丽，而对于屈原的后继者宋玉他们来说， 从屈原那里接受的东西，较之忧愤，似乎更多的是对华丽表现的爱好。传世的视为宋玉作品的《风赋》《高殿赋》《神女赋》等，虽继承了辞的形式， 但在表现方面的技巧上费力尤多。及至汉代，这一特点就成为盛极一时的辞赋文学的先河。

诸子百家的散文成就

通贯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变动的时代，担当着文献的传承与阐述的，是意图保守西周文化的儒家学派。这个学派集团，奉孔子为祖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在贫贱中生长，做过鲁国的小吏， 富有好学之心，熟习了在鲁国保存下来的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据说，置身于政治纷争中的孔丘，在一度担任鲁司寇（相当于法务长官）时，对反对者使用高压手段，遭到掌握实权的三桓氏以及别国的合力陷害，出奔到国外。从 56 岁起，他带领门下弟子游说诸候，也访问了当时的霸主晋、楚两国。经

过长达 13 年的流浪，对政治终于失去希望，回到鲁国。晚年，他作为“儒家” 思想集团的倡导者，一面教导人数众多的门生，一面整理古代典籍。

孔丘的事迹和思想，以忠实记载其言行的《论语》为基本依据，《春秋左氏传》《礼记》等为参考，虽然不明之处仍有不少，但可以说他是中国首先使人伦道德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的人物。

主要由儒家的门徒保存下来的《诗》《书》，是文学史上居于诗、文开端地位的文献。其中《书》，留下了散文体文章的最古老的面貌。

《书》在汉代以后，作为经书之一，被称为“尚书”。随着宋代的经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的编定和四书、五经的确立，又得到《书经》的名称。它的内容，是由古代帝王的史官记录的，从传说性质的圣王尧、舜开始，经

夏、殷、周三代诸王，至东周时晋文公、秦穆公。旧说称，孔丘曾将尧、舜以来圣王贤主的言辞及教令整理为 100 篇。战国时期的儒家从自己的王朝观出发，将这些史官记录作为自己的经典，以后与《诗经》及礼乐说一起，成为这一学派的权威的源泉。

与周王朝的政令同样，“封建”诸候的大事，也被王公的史官们以自觉的责任感，在各种各样的公式化的记录中保存下来。在战国末年，这些以年、四季、月日为基干记述事件的内容及经过的官府记录，似乎被通称为“春秋”。

现存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与《诗》《书》一起，被战国以后的儒家列为他们的教本。对于《春秋》的成书，孟轲等人提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说，《春秋》原来只是极简略的官府的政事记录，经过孔子的修正，才成为后来的面貌。这位儒家学派的开创者，通过对原文的文字上的修正，依照自己的“大义”（善恶的价值标准），恰似站在执政者的地位上，对那一桩桩事件作出评定。也就是用一字褒贬的方法，推行“微言大义”。这种在仅仅一字的修改中寄托褒贬之义的所谓“春秋笔法”，是立足于孔丘的大义，以文辞的严格用法来表现事迹。

现存的《左氏传》，也算是前述《春秋》的“传”。所谓“传”，既是指一个学派对他们所奉的经典所加的训诂、解释，也是指这一教义的师传， 从秦汉之际开始，逐渐以文籍的形式出现。西汉前期被汇总在一起的《周易》

（《易经》）的十翼及《毛诗故训传》之类，是“传”的典型。《公羊传》

《谷梁传》，作为“春秋传”，是当时国家公认的经书解说。与此相对抗的， 是据称由孔丘同时代人左丘明所作、在西汉末被列入“春秋传”的《左传》

（《春秋左氏传》）。不过，它原来称为“左氏春秋”，是战国时期人将历史故事、传说作为资料编集而成的。《左氏传》对《春秋》的笔法虽然也颇加注意，但较之“空言”，更为重视“行事”。也就是说比起追究文辞的表现来，重点主要是在对以往历史事迹的明白的解说。书中对春秋时期历史上的人物作了个性鲜明的描绘，对复杂的事件，也从原因和始末展开了曲折而丰富的铺写。对战争的记述，尤见精彩。所谓“春秋五大战”的描写，足以令人想象，以语言表达巧妙的说唱故事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口诵文艺，是《左传》产生的基础。

《国语》据说是左丘明写作《左传》后的剩余部分，所以被称为“春秋外传”。它也是使用与《左传》共通的原始资料，按照周王朝及七个诸侯国的国别编成的，其中《晋语》占了一半。这本具有说唱故事沿源的书，以“记言”（言辞的记述）为中心，大部分充满了对话和谏辞之类。其中有说服力很强的文字，如记吴越争霸之事的部分等。

《晏子春秋》也是一本充满向齐国君主进谏言辞的书，从中可以看到支持、喜爱这些故事文学的士人层的典型。《战国策》则多述在战国时期对立的列国之间从事外交活动的纵横家之事迹，充满善于诡辩的说客极尽委曲的论辩。此书是由西汉末的刘向最终完成的。他根据多种异本进行整理，按 12 个国家分章编排。后来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战国策》同《左传》《国语》，都成为其资料来源。

墨家同战国时代的儒家并称，为一大学派，其思想见于现存的《墨子》53 篇。《尚贤》（分为上、中、下）篇以下的“十论”30 篇（其中七篇缺）， 和被称为“墨辩”的论理学著作（《经》《经说》篇），是这一学派的中心思想。这种结构，似乎是出现于从孟子到荀子这一段时期中的几种相类的书

重合而成的。

墨家与力求以道德调和人类社会的儒家相对立，追求从人类集团的全体繁荣的意义上而言的“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鼓吹强制性的无差别的广泛的兼爱，排斥侵略思想（《非攻》），反对侵害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奢侈行为（《非乐》《节葬》）。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领袖，姓孟，名轲，出生于邹，其地与孔子的出生地鲁相邻。相传由母亲养育成人，流传有孟母三迁及断机为教的贤母逸闻

（刘向《列女传》）。

孟轲私淑孔子之孙子思（孔伋），接受了注重内省的主观精神的曾子学派的教义。他的后半生，作为当时士人阶层的典型，与其他学派相抗，同时游说于山东、河南一带的诸侯。又曾在齐国的稷下，向异学派挑起政治论争， 磨炼了思想，所谓稷下，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当时，齐威王在这里招纳了众多学者，建立了百家争鸣的场所，世人誉为“稷下之学”，盛极一时。

孟轲在“仁义”这一人伦道德和“性善”这一人类观的基调上，提倡实现“王道”的社会。但当时战国的诸候，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计和眼前的外交策略，将他的理想主义视为远远不切时势的道义派论调，敬而远之。尽管他以雄辩的论说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结果却是被废置不用。

儒家学说，注重家族关系的调和与国家秩序一类问题，是人伦和政治的哲学。与此相对，道家学说则贯穿了个人主义态度，把充满矛盾的现实作为“自然”必然的命运，消极地接受，通过描绘排除人为努力的、无为的“混沌”世界，表现他们的观念，展现了可以说是宗教性的境地。这些，在庄周

（庄子）所作的《庄子》的主要部分内篇中，用想象力丰富的寓言作了论说。一般认为，庄周与和他同为生长于宋地的名家的论客惠施是同时代人，

这也是孟轲活跃的时代。孟轲具有强烈的王道政治的使命感，惠施在利、害的对立中积极地进行辩论，而庄周对他们一概漠然视之。他鼓吹一种万物齐同的理论，就是以相对化的态度看待价值判断，对事物的对立的外相也平等视之，企求一面从现实中退避，一面因循（随从、顺应）命运的主宰者“真宰”、“造化”，立足于超越于现实的“道枢”之境，保全自身的性命。这些主张，都是在巧妙的寓言中，通过奇想天外的比喻来展示的。以丰富的语汇和独创的表现力写成的鲲鹏故事（《逍遥游》）、梦化蝴蝶（《齐物论》） 等著名的文章，在整个先秦的散文文学中，成为第一流的作品。

老子，名李耳，字聃。如果作为实在的人来看，当是比孟子稍后的人物。其思想较《庄子》内篇出现得迟，比起前者关心个人的祸福，《老子》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政治应有的理想状态。《老子》提出“无为无不为”，即统治应当对人民无为（排除人为的干涉），相反却可以使人民完成其所有的功用。进一步说，由“绝圣弃智”——放弃琐细卑微的人智，所达到的社会生活的“无为”（排斥外加的强制）状态，又是同“自然”的面貌相一致的。从而， 与相互争夺私利的社会相反的、由自给自足的经济产生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就被当作理想的社会。

荀子名况，又被尊称为荀卿、孙卿。据《史记》记载，他是赵人，曾参与“稷下之学”，长期担任稷下的祭酒（首脑）。当时，田骈、邹衍等人已经去世。后来，投靠楚国的春申君，在他的推举下做了楚国新领地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附近）的令（长官）近 20 年。荀况的门下，出了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等，儒者浮丘伯等，他给予秦汉之际的学说以极大的影响。

学于荀况门下的韩国公子韩非，是开辟新时代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著的《韩子》即后来的《韩非子》，是秦汉之交的著述，其理论

构成最为致密。“经”的部分和相当于“经”之“传说”（解说）的部分分开，论述其学说，如《内储说》《外储说左·右》上下六篇那样，在各篇中发挥了使所说主旨彻底化的效果。论证文的有力形态在这一书中得到了完成。

战国时代，诸侯已完全自立，成为相互间以力竞争、弱肉强食之世。各国为了对付激烈变动的形势，寻求紧要的政策。生逢其时、身怀一二技艺和术策的游说之士，在外交和内政方面，得到了纵横驰骋的场所，同时诸国的掌权者也纷纷召纳他们为门下食客。这些客士们，一方面显示出任侠或俳优的气质，琢磨辩说的巧妙，使用适当贴切的俚谚，设制出人意料的寓言及比喻，以提高论说上的表现技术；同时，为了超越对抗的思想集团，也在锤炼独自的思想、学艺。这些主张，被用来教导诸子百家的门人或游说诸侯，主要是阐述执政者的政治方术和战略，作为以议论文为中心的思想性散文，大致在从秦汉之交到前汉末年，被写成书本的形式。于前汉末年将汉室书库加以整理而成的书目，为《汉书·艺文志》所承袭，其中将这些书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小说家从略）的百家九流，加以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