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韵文向诗的过渡

建安时代

东汉以来，社会在不断的动荡中，从东汉的民间乐府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到了东汉末年，就更激起了黄巾起义。这一支农民军摧毁了汉代 400 年的统治，一向作为宫廷护法的礼教，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神圣的意义。这思想上的动荡，就是社会动荡的更深刻的表现。儒家的思想失去了它定于一尊的地位，道教、佛教于是相继大盛。

表现在一般知识分子之间，这时就不再是礼教俘虏下的孝廉与贤良方正，也不再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而是要凭自己清醒的智慧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

随着智者的复活冲破了沉闷的束缚，就变为重视个性的解放时代，一个富于浪漫主义情操的时代。《陈思王传》说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换句话说，就是有才能而不重外表形式，没有架子而有真的性情，这就是当时所推崇的人物。

既然要求个性的解放，自然就形成重视作品中的个性与风格的批评观念，这就具体表现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他主张“文以气为主”，就是把个性从过去辞藻的堆砌与模仿中解放出来，要求作品有风格，有本色。这正是承继了先秦时代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乃使得建安巍然成为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由于这“文艺复兴”的时代，个人从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才能而被压抑的寒士阶层开始抬头，这对于社会各方面都是一种发展的力量，也就为文坛带来了五言诗的出现。到了东汉，宫廷的基础已经动摇，宫廷文学也已逐渐由平民的乐府诗所代替，“三字节奏”自然也就要正式代替了四言的“二字节奏”。

但是，要从四言诗直接飞跃到七言诗，诗行一下子就长出近一倍来，难免不容易习惯。五言诗比四言诗只长出一个字来，既在上半行继承了二字音节，又在下半行展开了三字节奏；既有突破，又不离传统太远，这是便于接受的。诗行的变长原是为了接近于生活语言的。这时文人方面所写的五言诗较早的有班固的《咏史诗》，张衡的《同声歌》；至于繁钦、蔡邕、秦嘉、徐淑等人的作品都已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这百余年间就是五言诗由偶然的出现而渐为人们所注意的阶段。

古诗以“十九首”享名最盛，其中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学情调。例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

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如此天真而富于传说性的作品，真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了。再如：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样坦率质朴的作品，也正是民间文学的传统。至于一连用了那么多的叠字，更是文人作品中所少见的。十九首的内容，与东汉以来的乐府，都是以游子为中心主题的，而且有很多的乐府诗事实上也已是通首五言了。它们

写成的时期大约正应是相去不远的。

十九首的内容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现实的就是游子、思妇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爱恋与生活中的不平；浪漫的就是由于不满于现状而产生的自由追求与要求解放的情操。十九首里尽管也“颇多哀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热力，例如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又如说：“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这些浪漫气质的想象，正是从肯定生活来的。再如说：“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人生的被压抑，被限制，借着对于牵牛织女星的想象，形象地表现出来；这里一股深厚的热力，正是从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凝成的。这些美丽活泼生动的诗篇，就复活了久已沉寂的诗坛，开始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这时又有长篇五言的叙事诗出现，如《羽林郎》《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而其中篇幅最长、故事最曲折完整，且为一典型的悲剧故事的，就是《孔雀东南飞》。这篇诗是中国古诗中第一首长诗，所叙述的是建安中焦仲卿与兰芝为了反抗礼教社会殉情而死的故事。建安正是礼教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在这时候出现，正是反礼教的时代呼声，因此，乃歌唱为长篇巨制，它的影响在整个封建时代中都是存在的。

五言诗掀起了一个时代的巨浪，这一个解放，为文学语言的通俗化提供了当时最有力的形式，使得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在《诗经》与《楚辞》之后，又举起鲜明的火炬，而这些都是建安时代的事情，所以《诗品》说十九首一类的无名氏作品“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这是一个五言诗飞跃涌现的时期，像《孔雀东南飞》，以及相传为蔡琰的《悲愤诗》等，那么长篇巨制的出现，才不是偶然的。五言诗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着文学语言继承了先秦的解放道路向前推进，这个我们只要看建安以来有名的散文和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的真率流畅，就可以明了文学语言的时代趋向。另一方面就是诗歌传统的复活，这在两汉是久已成为空谷足音了，却从此一发而不可遏。而在五言诗飞跃的出现中，同时解放了一向比较保守的四言，一时产生了大量的四言诗；也偶然复活了骚体诗，启发了更为成熟的七言诗；改变了为宫廷铺张歌颂的汉赋、为个人抒情的骚赋，而出现了“四六”的体裁。这些文学语言形式上的后浪推前浪，正是环绕着诗歌跃居于文坛的主流这一中心而呈现的，便都蔚为五言诗大量涌现中的壮观。

建安时代的文艺复兴，并不只是恢复了古代的诗坛，而且唤起了无数的诗人。他们歌唱出这时代的脉搏，时代要求他们能解放自己的思想感情，歌唱出爽朗有力的诗篇，自然也就必须要求他们要有骨气，这“骨气”的形象的写出，就是建安时代历来被赞美的“风力”，也就是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两汉时代，人们是在礼教下，虚伪的生活着，因此不能说明在追求什么。建安时代，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思想情感正在寻求，那坦率而解放的个性，这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就形成为建安风力的基础，而且这一个追求，是在悲苦之中带着反抗的意味出现的。这不是在悲苦之中屈服变得脆弱，而是在悲苦中锻炼得更坚强；它不是低徊缠绵，而是爽朗有力；它是高原上的风，而不是屋檐下的雨。所谓“高台多悲风”，这就是建安的风力或风骨的典型语言。它明朗朴质近于《国风》，奔放不平近于《楚辞》。古

代诗歌主要的两股渊泉，到此便统一为一股巨流。

曹操、曹丕、曹植，在诗文上原都是天才，在政治上又都是主脑的人物，因此，一时文士都环绕在他们的周围，特别是曹操，对于招揽人才不遗余力，建安七子都是以曹操为中心而聚拢来的。当时三分天下，在这方面吴、蜀就远远落在曹魏的后面。曹氏父子都酷好乐府，他们尽管在别的作品上也是能手，但是他们真正的思想感情，却是要借乐府来表达的，这就是诗歌主流的前奏曲。

曹操的诗几乎都是乐府，这说明建安时期还是在从乐府诗转向诗人的诗的开端，而曹操就是最初以大力来推动的一个人。曹操一生在战争之中，写作的机会是比较少的。他的作品也多半写在戎马之间，如《步出夏门行》就作于建安十二年征袁尚、袁熙的路上。在这戎马匆匆之间，却要抽出工夫来写诗，当然不只是为了乐工们的要求，在这时他正是要歌唱出自己藏在心里的理想。像《龟虽寿》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时曹操已 50 多岁，正是自勉之作，而这样一种“人定胜天”的奋斗思想，通过这样形象的诗句表现出来，便显示出曹操的一种慷慨苍茫的气概，这也便是建安风力的一面了。《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篇，前人评为有“吞吐宇宙气象”，他以最素朴的乐府语言，像“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简直就是口语，却完成了气象万千的形象；这里有曹操的思想感情，也就形成曹操诗歌的独创风格。而这首诗又是中国最早一篇以写景为主题的诗篇。

曹丕的作品也多四言乐府诗，然而显得比较柔和。《古诗源》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其实就是较文雅些。他是世子，自然不免就有些华贵的气味，这表现在本来就比交文雅的四言上就更显著。他的五言诗不多，也多少受到四言的影响，如《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便是一例。但也偶有比较新鲜活泼的，像他的《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一首，正是素朴而富于形象的。他的浮云与车盖的联想，后来李白有诗说：“浮云游子意”，浮云既是游子意，当然就与车盖有联想了。而“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单刀直入，犹如直见游子的肺肝；游子的主题在当时原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古辞《燕歌行》《枯鱼过河泣》等都可以说明这个心情，然而一针见血，写出游子多少脆弱的心情，俗语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曹丕在这里正是成功的表现。

曹丕的《燕歌行》写道：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燕歌行》本身无疑是一首好诗。曹丕也正以这一首诗的流传而成为杰出的诗人，这不但由于它是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而且由于它通篇都是典型的，荟集众美。

曹植是第一个以大力来写五言诗的作家。他的 50 多首五言诗的出现，在诗坛上就正式承认了这新兴的诗歌形式的地位。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在诗坛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这是原因之一，因为五言诗的出现与此后诗歌的顺利发展，其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在屈

原之后曹植正是第一个有那么大量诗篇的诗人。他现存诗 70 多首，远远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诗人的写作，而这些诗大都是五言诗，建安时代就正是这样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飞驰着。曹植的大量写诗，是创造性丰富的证明；曹植的大量写五言诗，更证明了这艺术语言形式所孕含着的前景。它是新鲜的，富有朝气的，这就是说在发展的道路上飞驰，于是产生了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植的诗篇中乐府诗占了一多半，这些乐府诗的特色就是通俗活泼。

这乐府与诗的关系，后来鲍照、李白也表现得很明白。由于它原是用来歌唱的诗篇，既要能够一听就懂，又要能够引人入胜，所以必然通俗活泼，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提高，就与诗人个性的解放统一起来；换句话说，个性的解放是活泼的更深入表现，也是活泼的提高，因为活泼天真就必然要发展为个性解放；同时通俗而不落于庸俗，也就必须是有个性的；在这一点上，曹植就比曹丕更能代表那一个要求解放的时代脉搏与浪漫主义的情操，曹植因此成为建安诗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西晋以来就已存在的士族，到了东晋就更进一步形成了特殊的阶级。其中大部分是从北方移去的大姓，少数是原有江南的土著。总之东晋朝延是要靠他们实力的支持，他们因此也就垄断着当时的政权。他们把家谱看得非常重要，对于出身不是名门的人，之间有鸿沟，我们过去说“士”这一个阶层与“大夫”不同，是指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但是南朝社会里所谓的“士族” 却是专指“士大夫”阶层而言的，至于一般“寒士”乃是被冷眼压抑着，因此东晋文坛也就落在以门阀为基础的“士大夫”们手里、这些半贵族的文学，后来演变成了梁、陈的宫体，正是自然的趋势。

陶渊明的出现，正是以他的行动和骄傲来反抗这个“士族”社会的。陶渊明的特点首先在于他的真实朴素，他既没有任何夸张，也没有什么

隐瞒，一切如实说来，可是难处不在于此，真正的难处在于如此简单的“如实说来”却能具有最丰富的艺术形象。

陶渊明的思想里潜伏着一股深深的不平，这与比他稍晚的鲍照及后来的李白都有相似之处。

陶渊明一生的言行，就是对于统治阶级的蔑视与抗议。他的言行为人们所景仰，也就降低了当时世族豪门不可一世的威势。这都是最具有斗争意义的。他对当时豪门所把持的门第社会，有力地冲破了一个缺口。

陶渊明远离当时士大夫的门第，接近劳动的农民，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的出现，使得沉寂了将近百年的诗坛，重又获得生命的力量。他

不仅总结了魏晋古诗，而且也启发了宋以后的新体。他的健康的鲜明的诗句，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歌唱，就是此后诗坛所要走的道路。

南北朝文化的交流

晋室南渡，北方为外来的少数民族所占据，其间匈奴、羯、鲜卑、羌、氏，此起彼伏，连年争战，没有多大余力继续南侵，加以汉人在北方崛起的也有前凉、北燕等，经过 100 多年混战的局面（其间东晋也曾灭掉氏的成汉，羌的后秦，鲜卑的南燕），到了宋元嘉十六年，北方就统一于鲜卑拓拔氏的魏；而南朝自宋武帝打破了世族的垄断势力，宋文帝又励精图治，一时也呈现有力的统一力量，形成为南宋、北魏相对安定的对峙局面。北魏在生产与文化上都远落在汉人之后，处处都要向汉人学习，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孝文帝的迁都改制（在南朝齐建武中），从西北的平城迁都到汉人居住的中心—— 洛阳，并自称是皇帝子孙，一律改用汉姓，着汉服，用汉语。这样就加速了南北融合的过程。相伴着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经过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彼此的交流已更臻于成熟，这就成为隋、唐统一天下的基础。

在文化上，北朝的加速汉化正当南朝的齐、梁时代，因此北魏孝明帝以来，文学渐盛，作家温子升、邢邵、魏收等都以擅长南朝诗文，见重于时。南朝的诗歌重在艺术上的发展，其主要的成功方面就是山水风情；北朝

的诗歌是原始的朴质的歌唱，所歌唱的乃是思想感情的直接活动，前者是艺术上的多样性，也即前人所称的“声色”；后者是艺术的源泉与素材，也即前人所称为的“性情”，这二者渐渐结合起来，就成为此后诗歌全面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