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出生于浙江吴兴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钱玄同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五四”时期为《新青年》编辑， 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对钱三强的影响很大。

钱三强出生刚 9 个月，随父母来到北京，6 岁时，就举着小旗子同大人们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中学时，在北伐军连连胜利的捷报声中， 他曾秘密传递胜利喜讯，还冒着杀头危险阅读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这使他对前途和理想明确起来。

中学毕业后，钱三强考进了北大预科班。在北大预科时，他旁听了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讲授的现代物理学和电磁学，还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索的《原子新论》，从此他爱上了原子物理，后考入清华大学学习。1936 年， 钱三强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把他介绍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从事分子光谱的研究。

1937 年，24 岁的钱三强怀着振兴祖国的愿望，前往法国留学，踏上了研究核物理的征途。

来到法国，进了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导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两位老师对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十分同情，热心帮助钱三强从事学习和研究。钱三强先到法兰西学院约里奥的实验室学习。他每天来往于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之间，出入于实验室、图书馆，潜心学习研究。

1940 年，钱三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居里实验室里进行研究工作，并受老师委托，为实验室培养研究生。后与中共旅法党支部广泛接触，受到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1946 年，他带领一个小组深入研究铀的裂变现象，经过几万次观测，发现了铀的三裂变现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居里实验室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钱三强在旅法党支部的支持下，和妻子何泽慧带着才出生半年的女儿，迎着解放战争的炮火回到祖国。

钱三强一到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就挖空心思，强要他留在南京，并委以要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但钱三强不为名利所动，辗转来到北平，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古北平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学生运动高涨，钱三强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反动当局策划将一批著名科学家裹胁南下，在所列的名单中就有钱三强。钱三强意志坚决，赶走说客，躲藏起来，终于盼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秘书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1958 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 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核会名誉理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副主席等。

钱三强在原子能科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为世界各国物理学界所公认。同时，为发展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为培养中国的原子能科技人才付出极大的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身居异乡，心连祖国

1937 年，钱三强怀着为国为民的宏愿留学法国，做了小居里夫妇的学

生。老师不仅交给他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同时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约里奥是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在德军占领法国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成为全国地下抵抗运动的副主席。约里奥有句名言：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老师常常用这句话教育钱三强。

科学应该为各国人民造福，但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却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当东方日本帝国主义扑向中国大陆的时候，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也在欧洲开动起来，自由法兰西呻吟在卐字旗下。身居异邦，飘零他乡的钱三强， 一度经历九死一生的逃难生涯。

1940 年，他得到一本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他兴奋万分，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读着它犹如茫茫的黑夜中窥见光明。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描写，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和祖国英勇奋斗的感人事迹，使钱三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敬仰。旅法华侨中广泛流传的关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同志勤工俭学的故事更增加了他对党的认识。中共旅法党支部的同志了解钱三强，给他热情的关怀和帮助，使他更多地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一颗心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使他特别难忘的是欧战刚结束后的伦敦之行。当时，居里老师让他到英国考察新出现的核乳胶的实验技术。临行旅法党支部的孟雨同志要他与伦敦海员工会的一位中国同志联系，这位同志约他翌日去看望一个人。

第二天，钱三强如约来到一家旅馆，没想到所见的是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钱三强望着这位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同志，心中充满了暖意，邓发向钱三强谈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又谈到中国革命的光辉前程，钱三强受到极大的感染，他仿佛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临别，邓发送给钱三强一份用延安《解放日报》剪贴的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回到寓所，一夜功夫，钱三强就把它读完了。书中明晰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的道理，以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雄辩力量紧紧抓住他， 使他整个心灵都被震动了。从这篇著作中，他仿佛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就在眼前，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欢悦。

回到巴黎，他成了党的积极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次斗争。

蒋介石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妄图撕毁双十协定，在重庆制造了校场口血案。旅法党支部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目的，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旅法华桥国内和平促进会”，声援国内人民的斗争。国民党当局驻法使馆听说后， 密谋破坏这个大会。

钱三强来到会场，只见破坏分子在使馆武官的指挥下把持了主席团，他们带着手枪等凶器，气焰嚣张，妄图把会议变成“拥护反共勘乱”的大会。旅法党支部的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当即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

的阴谋得逞。这时，国民党的大会主席已宣布开会，并提议向国内发一份“拥护勘乱”的通电。

钱三强怒火中烧，肺都气炸了。他急中生智，从人群中霍然站起，大声喊道：“谁要发通电，谁就得签名。”这一呼喊使会场顿时大乱。

“对，谁发通电谁签名。” “怎么，你敢骂人，打死你！” “打死他，打死他。” “打人啦，快跑啊！”

霎时，会场乱成一窝峰，人们东奔西跑纷纷挤出会场。混乱中，几位党员同志掩护钱三强逃出会场。通过这场斗争，钱三强同党组织更加贴近了， 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随着国内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钱三强越来越思念祖国，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该为未来光明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旅法党支部的支持下，钱三强准备及早回国。临行，两位老师交给钱三强一份双双签名的鉴定书，其中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领导下的这一代的科学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者。”

科学探密永攀高峰

1955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钱三强带着矿石、资料出席了会议，向毛主席、周总理做了详细的汇报。

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迫切要求，对钱三强及所有献身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会后，以近代物理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被任命

为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成为我国原子能科学进军的指挥员。

1956 年，我国第一个回旋加速器安装起来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运转起来了。

钱三强既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具体的实验，又要对技术人员进行培养和各种物质设备的调集，还要把千军万马组成一部巨大的机器，使原子能事业按照党的要求和计划准确运行。

1959 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妄图将新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加之国内接踵而来的 3 年经济困难，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设下重重障碍。

疾风见劲草，岁寒知松柏。钱三强没有退缩，更没有吓倒，仍然站在科研的最前例。他饭顾不得吃，觉顾不得睡，人累瘦了，眼睛熬红了，白发增添了许多；他总结经验，集中专家的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后，提出了攻占险关要隘的一个建议。

1946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两年零八个月后， 我国第一颗氢弹也成功地爆炸了。

钱三强没有停步，他继续向原子能科学的新领域进发。

（贾治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