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过了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陈赓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上了朝鲜战场。

1952 年夏天，正在朝鲜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陈赓，奉调回国。他拄着拐杖， 一瘸一瘸地跟着周恩来，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他欣然接受了毛泽东交给他的

校址定在哈尔滨。陈赓在那里一干 6 年。军事工程学院健全地站立起来

了：到 1957 年就拥有校舍 60 万平方米，教师 1600 人，专业 34 个，实验室

149 个⋯⋯而陈赓却被心脏病击倒了。

他已经发作过两次心肌梗死了。第一次就在 1957 年。这一年他特别忙。

2 月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 月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他严重失眠，靠眼药水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 月回到北京，紧接着又是各种会议。6 月底又离开北京，冒着炎热，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 月，出访苏联。10 月，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 “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12 月 19 日，他的胸部就出现了疼痛，整个胸部像个不停充气的皮球，窒息得他有种濒死的感觉。他终于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不醒人事。

他被抢救过来以后，在医院卧床 3 个月。如果他能像普通人那样，安静地完全遵守医嘱，休息一段就好了。但是他心急如火，就像战争年代听不到枪声一样寂寞，不能指挥打仗一样难受。在建设时期，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的习性，在他身上几乎成了一种驾驭他的惯性——他不把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甚至不打几个电话，他都会难受得想发火！——实际上，他有损伤的“发动机”正在作超载运行。1959 年上半年他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 20 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一个是军委值班室，一个是中央保健室，都是阻止陈赓去的。傅涯放下电话追到门口，汽车已经开走了。她只好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中午，陈赓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发脾气：“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干嘛给人家单位添麻烦！”傅涯一解释，陈赓气又消了，笑了起来， 风趣地说：“妻子的约束很必要，可是你要给我工作的自由啊！”这年五六月间，终于诱发了第二次心肌梗塞。这以后，他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1 年，陈赓病情加重。傅涯陪他一起去上海休养。可是一到上海，陈赓就打电话给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组织上考虑安排傅涯立即工作。结果， 她整个白天忙于去徐汇区搞调研，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照顾陈赓。

一天，陈赓收到中央军委的文件，上面写着：

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就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

陈赓立即兴奋起来。面前的稿纸仿佛打开了他库存的智慧闸门，使他浑身是劲，情绪高涨。他甚至骄傲地感到，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解脱了世事的烦恼，完全融进了战斗历程。

傅涯送来茶点和报纸。因为陈赓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竟迟迟认不出她来。傅涯站在那里端详着稿纸后面的丈夫，心里百感交集。她感到丈夫似乎在一刻刻地变得疲乏衰颓，好像他那宽阔的胸脯压着千斤重负⋯⋯

小儿子知涯跑进来，叫嚷着：“热，爸爸给我脱衣服！”陈赓伸手拽住袖口，用力太猛，忽然觉得有一股沸腾的浪潮先是渗入了他的胸膛，随之又涌向太阳穴。他顿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颓然倒在沙发上。他轻轻对儿子说：“去叫你妈妈⋯⋯”

傅涯赶来时，疼痛似乎已经过去。他脸上装出没事的样子，打起哈哈： “欢迎，欢迎！”

陈赓笑着说：“托福你家，请你陪陪我。”傅涯在他身边坐下。她不知道他这是第三次心肌梗死的前兆。

到了夜里，陈赓久久不能入睡。在他那蒙着一层仿佛是月光的苍白的脸上，两只眼睛发出了向前逼视的光芒。在黑暗中，那光芒具有某种特别感人的力量。他侧身凝视着对面床上的傅涯，深情地问：“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傅涯连忙伸手打开台灯，侧转身来，默默地望着陈赓。那灯光的出现， 仿佛缓解了他痛苦的心情。看得出来，他此刻所涌现的激动心情，甚至可能比同傅涯第一次会面那天更加激动。他知道，剩下的时光已经不多了。只想说话，不停地说话，说出自己的感情和他所经受的一切⋯⋯可惜傅涯没有完全意识到——以后想到此情此景，她总觉得无限遗憾。

傅涯对着陈赓望了一会儿，就劝慰他：“不舒服就好好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情了。”

陈赓苦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右手晃了晃，然后指着脑袋惨然一笑：“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第二天的黎明，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正巧是星期天，医院里的大夫未能及时赶到，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焦急地望着他的眼睛。陈赓已经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使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

“陈赓！”傅涯低声呼唤着，热泪顺着面颊滚滚流下。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手在渐渐变凉；她望着他的眼睛，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他仰脸躺着， 不再回答⋯⋯

陈赓逝世后，傅涯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抽空整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资料， 借以寄托哀思。

傅涯的体质也越来越差，还时常抱病整理有关陈赓的回忆文章。更使人敬佩的是，她还四处奔走，找李强、童小鹏、帅孟奇、夏之栩等同志查找材料，写了一篇翔实生动的王根英烈士传——《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这篇史料，在她为数不多的文章里，足以显出她大将夫人的宽广胸怀。“也算是偿还一点自己对他生前照顾不周的心意吧。”她说。

——徐海东与周东屏

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今大悟）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败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 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在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一位被毛泽东称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为了他从事的革命事业，他的妻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先是他的童养媳妻子备受牵连，吃尽苦头。他与第二位妻子周东屏结婚后，从 1940 年 1 月起就卧病在床，在后来 30 年的岁月里，一直得到妻子的精心照料。

徐海东有一个“窑将军”的雅号，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这一雅号，说来颇有来历。1936 年 6 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经西安秘密来到陕北苏区采访。在《西行漫记》中有专门的一节“红色窑工徐海东”，描写了他与徐海东会见的情形，记述到徐海东传奇性的经历和他童养媳妻子的遭遇：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

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的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 的了，也肯定没有人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 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 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 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 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

⋯⋯

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

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

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捕。后来我听

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 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徐海东，这位具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大将军，1900 年 6 月 17 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祖辈六代都是窑工， 父亲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徐海东从小机敏好学，8 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也要送他去念书。读书 3 年多时间，因打了财主的儿子，被迫辍学。13 岁那年，就进了窑场当窑工了。

窑花子的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 11 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他与童养媳的妻子田德载成了亲。平常，徐海东爱喝酒、看大戏，最喜欢的还是读《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侠义小说，幻想着大别山里再出一帮英雄好汉， 那窑花子就能时来运转了。

1924 年夏季的一天，徐海东吃过晚饭，刚到窑棚外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走来。此人是徐海东在喻家祠堂读书时的同学吝积堂。吝积堂后来在武昌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受党派遣，回乡作革命宣传工作。在吝积堂的引导下，徐海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听吝积堂说寒假后要回武昌，非要吝积堂带他一起去找共产党不可。吝积堂想着他和童养媳新婚不久，怕家人不同意。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我这个窑家没有什么可恋的，她也不会管我的。”

这一个阴历年，徐海东过得特别简单。他没喝酒，没串亲戚，也没有玩骨牌。田德载见他这么节省，还以为丈夫变得规正了呢。妻子是一位贤慧能干、吃苦耐劳的农村姑娘，协助婆婆省吃俭用，忙里忙外。然而，她哪里知道，徐海东是为了省下一点钱，好做去武昌的盘费啊。

1925 年 3 月初八，徐海东选择了“若要发，不离八”这样一个吉利的日子，只对家人说是赶庙会去，连一件衣服也没带，就与好友吝积堂上了路。从家乡到武昌，有二百四十多里路。一路上，徐海东憧憬着未来，满心喜悦。一直到离家很远了，他才觉得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不该瞒着家人， 对不住妈妈，至于他那个媳妇，由于是父母包办的，也没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这年 4 月 8 日，徐海东在武昌由吝积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不久，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名为

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任代理排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昌等著名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927 年 6 月，徐海东离开武昌，回到了黄陂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老乡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当天傍晚，徐海东回到了徐家窑。站在山坡上，远远地就看见那徐家草屋顶上的缕缕炊烟，猜想到妻子在做晚饭了。离家两年了，家就在眼前，母亲、父亲还有妻子近在眼前，心情特别激动。一踏进家门，他就大呼着：“妈，我回来了！”

家里的气氛却十分凄凉。双目失明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肩膀，泪珠从那苍白的面颊上滚滚而下，嘴里喃喃说道： “元清（徐海东的学名），还走吗？”徐海东不见父亲的身影，颇感到意外， 连母亲的话都没顾上回答。

妻子田德载站在一边，两眼直看着迟迟归家的游子，泪流满面。听到丈夫询问公公和大哥的近况，德载难过地告诉他：“他老人家和大哥在一年前已先后病故了。”徐海东一闻噩耗，跪在地上哭了起来。母亲和德载也哀声啼哭着。

徐海东强忍着悲痛，望着泪人儿一样的母亲和妻子，想到他离家两年家里日子的艰难，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想到家里就靠妻子张罗度日，硬维持着这个穷家，心里更充满了对贤妻的感激和敬佩之情。

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奇怪的是徐海东这两天闷闷不乐，饭量大减，彻夜难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事业比什么都重要，他不能老呆在家里。这会儿他能做点什么？怎样挽救革命呢？他想到返乡路上的情形，农民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斗争，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

田德载并不了解丈夫的心思，只觉得两年不见，他的脾气却大变了。德载以为丈夫思念去世的公公和大哥，多次劝他节哀。很快，她发现丈夫心里想的不是这些。母亲以为儿子吃不惯粗米杂粮，便告诉媳妇每天做点可口的饭菜。那天，田德载提着一篮子鸡蛋进城卖了，花钱买了两瓶白酒，回家炒了两样菜，端在丈夫面前，让他消愁解闷。可是，事与愿违。从前能喝酒的徐海东，如今滴酒不沾。

不几天，徐海东意外遇到了一块在武昌参加共产党的好友田道生。在他的介绍下，徐海东找到了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徐海东当队长。徐海东动员徐家兄弟、侄儿和乡亲们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 300 余人，巧妙地与敌周旋。后因出了叛徒， 自卫军被打散了。为保存革命力量，徐海东又回到了徐家窑。成天为丈夫提心吊胆的田德载看到丈夫平安回来，又惊又喜。

1928 年秋，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任命徐海东为区委书记。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由于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徐家也被抄了。徐海东强忍失败的痛苦和与家人的生死离别，又一次远走他乡。此后， 他就没能再回徐家老窑。

徐家被抄的前一天，田德载得到当地党组织的通知，扶着双目失明的婆母，跟随许多乡亲们连夜逃走。田德载和婆婆冒着寒风，拄着打狗棍，提着破篮子，一路沿门乞讨，艰难度日。由于当时天气奇寒，他们来到亲戚家里

每天外出讨来残汤剩饭送到婆婆手里。婆婆吃着冷饭充饥，内心感激不尽。一天中午，德载讨饭归来，发现婆婆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双手合掌，在低语诉说：“我儿元清闹暴动惹下大祸，实在对不起受苦受难的穷人，也对不起左邻右舍，求求菩萨饶恕我儿的罪过，保佑我儿的安全⋯⋯”说毕，她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她又仰起头，以虔诚乞求的神情面对着菩萨塑像， 唧唧哝哝地说着话。一连说了三遍，磕了九个响头。她突然站起来，用嘴咬破右手中指，血流出来了。田德载冲进庙内，急切地问道：“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呢！”婆婆含着眼泪说：“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元清消灾消难哩！” 说话间，田德载紧抱着婆婆痛哭起来了。

婆媳相依为命，在外地躲藏多日，终于又回到了徐家窑。窑场的几间茅棚都已烧塌，遍地都是破盆、破罐和破缸。婆媳忍不住哭了起来。

正哭着，二叔走了过来，安慰她们。二叔还告诉她们，海东在徐家被抄的夜里回来过，并请二叔转告母亲和妻子，是他连累了她们，他要为徐家报仇，要为天下劳苦大众报仇，他走了，他找红军部队去了。

婆媳听说海东还活着，心里好过多了。田德载扶着婆婆找到四哥徐元海。徐家兄弟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筹集木料、茅草，重建了草房。田德载在丈夫和亲人的影响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早已有了认识，她支持海东的革命事业。她曾对海东说：“你为国为民尽忠我是高兴的。我宁愿吃糠咽菜，也要照顾好妈妈，管好这个穷家。你们军队上有些什么事情要我做，也尽管嘱咐。”此时，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经四哥徐元海介绍，田德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决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 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 1931 年 1 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徐海东先后参加了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 年 6 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坐镇武汉，发动第四次“围剿”。徐海东当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铁蹄所至，无恶不作。他们狂妄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斩尽杀绝。地主、豪绅纷纷乘机拼凑保安队、民团，还乡倒算，推行保甲制，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许多村庄被捣毁，层层山林被烧焦。徐海东的家乡也在劫难逃，徐海东的亲人惨遭蹂躏。

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徐家窑，挨家挨户搜捕红军亲属。一群敌人端着闪亮的刺刀，冲进了徐海东家的草屋，将田德载绑了起来。婆婆听见敌人绑了儿媳，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将手里的水盆向敌人泼去。敌连长大怒， 开枪击中婆婆的胸部。婆婆倒下了，田德载疯了似的扑上前去，大哭道：“妈妈，你死的太冤枉了！”敌人血洗了徐家窑，杀害了徐海东的 66 个亲人，其

中有徐元海等近亲 27 人，远亲 39 人。

田德载被押送到敌人团部审讯。敌团长知道，她不仅是共匪头子徐海东的婆娘，而且还是共产党。皮鞭的抽打，枪毙的威胁，都没有能从田德载口中逼出点什么，反而激增了她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敌人一看田德载不吃硬的，就采取软的方法感化她，一日三餐都让她吃好，还允许娘家亲戚探望。一天，国民党黄陂县县长到狱中来，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说了许多“徐海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也是黄陂不可多得的人才，请他过来参加国军，共谋大事；他跟着蒋委员长干，将会让他当个师长或军长，到那时，你这个官太太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啦”等等之类的话， 骗德载让海东回来。敌县长的阴谋无疑只会落空。

敌人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都失败了，很快有意传播消息，要将田德载枪毙处死。娘家人得知此讯吓坏了，主动捐粮捐款，派人四处说情送礼，希望

狱是可以的，但她要立即另嫁他人，与徐海东断绝一切关系，否则，我们就将田家三代人全部杀光！”无奈，田德载由娘家亲人保释出狱后，被迫与一位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结婚了。

徐海东离开了母亲和田德载以后，无时不在惦念着她们。当他得知母亲和亲人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妻子田德载被迫改嫁的不幸消息，悲痛万分，眼泪滚滚而下。连日以来，他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又开始吐血了。病情好转后，他把仇恨牢牢地记在心里，决心率领红军健儿多打胜仗，多杀敌人，为死去的亲人们和活着受苦受难的亲人们报仇雪恨。

1932 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徐海东和许多同志一起坚持斗争，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残酷的斗争生活，把一个铁一样的硬汉子累垮了。他患上了肺病，经常发着高烧，吐血，原来胖乎乎的脸变得又黄又瘦。但他毫不在乎， 即便是生着重病，躺在担架上，他依然亲自指挥着战斗。

1934 年 11 月 16 日夜，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告别了大别山，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12 月 10 日，红二十五军已进入陕西省的雒南县。那天中午，徐海东正参加鄂豫皖省委在小镇庚家河召开的工作会议。突然，镇外枪声大作，敌人六十师由鸡关头方向偷袭过来。由于过度疲累，红二十五军在庚家河东西的徘哨发现敌情已晚。战斗一打响，省委立即中断了会议，军首长们跑步上了阵地，激烈的战斗全线展开。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把敌人打垮了。

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徐海东又一次负伤了。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负伤最重的一次。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进去，又从颈后穿出，流血过多，昏迷了四夭四夜，到第五天才醒了过来。

这次负伤，徐海东结识了周东屏。他醒来的第二天，看见一位女护士坐在身旁，眼睛里饱含着焦急不安的泪花。女护士叫周东屏。她看到昏迷多日的徐海东副军长醒了过来，喜形于色。她马上去做了碗面条，一口一口地喂到徐海东的嘴里。

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还有程子华军长，两只手都被敌弹打穿，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些，立即询问部队情况。当他听到营以上干部负伤的不少，程军长也受了伤时，挣扎着要起来，要周东屏和警卫员扶他去司令部去，并要周东屏去照顾程军长。

部队继续行进。大伙用担架抬着程子华、徐海东行军、作战。每到一地宿营，周东屏先用自制的高锰酸钾、盐水给徐海东消毒，又把树根熬成药水给徐海东洗伤口。当他痛得浑身抖动之时，周东屏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眼里含着泪水。同时，她发现他的一只耳朵失灵了，只有大点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尽管他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但仍然还要求回到战斗岗位上去。

葛牌镇战斗时，天下大雪，政委吴焕先向周东屏、警卫员交代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担架要到指挥所去。周东屏、警卫员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徐海东大怒，硬让两名警卫人员架着他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协同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指挥作战。这一仗打胜了，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农家，看见周东屏为他生好了火炉，做好了饭，高兴地笑了，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不寻常地跳动。他浑身像被火燃烧着。他喜爱这个聪明机灵的女护士。而且，他从周东屏的眼神里发现她也喜爱自己。

一天晚饭后，徐海东和周东屏漫步在山道上。还是豪爽的徐海东，首先

人贩子卖给一户农家当童养媳⋯⋯”

徐海东的话头，把东屏的思绪引到了过去的岁月。她生于安徽六安县一个木匠家中。家里穷，父亲有病，13 岁那年被人贩子用 50 块大洋，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哭着与婆家大闹，跑了出来。14 岁加入了共青团。她跑到了湖北红安县，找到了郑位三同志，软缠硬磨了两天，终于接受她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当了女护士。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把一些老弱病残的同志留在原地。周东屏等七个女护士坚决要求远征，军政治部才同意把她们带出来。长征的第三天，敌军前阻后追，形势十分严重。军政治部为女战士的安全担忧，决定把她们精简下来，每人给了八块大洋。周东屏大胆泼辣，猛地站起来，把银元摔在地上，要求去见参谋长戴季英。戴季英担心女护士们长途行军拖累部队，仍然劝她们留下来安家。正好这时，一匹战马疾驰而来。周东屏她们透过晶莹的泪水，看到是徐副军长来了，立即迎了上去，坚决地表示： “我们生是红二十五军的人，死是红二十五军的鬼！”徐海东望着这七个可爱的姑娘，向戴季英说了情。戴季英同意了。她们破涕为笑，捡起银元交给军政治部那位干部，忙赶部队去了。

周东屏年满 18 岁，个头不高，长相虽不出众，但她天真、纯朴、勇敢， 有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上一次徐海东说情，并没有对周东屏留下多少印象， 这次徐海东负伤，却将二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徐海东对周东屏讲述了自己的家世，真诚地叙述了田德载遇难改嫁的经过，以及对东屏的爱恋之情。周东屏认真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阶级感情使他们心心相印， 徐海东突然紧握住周东屏的双手。此时此刻，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了他俩的全身⋯⋯

冬去春来。经过周东屏两个月的精心照顾，徐海东的伤口已基本痊愈了。红二十五军转战于商具与商南之间的龙驹寨。一天，政委吴焕先用手拍

着徐海东的肩膀，开起玩笑来了：“老徐，有人在背后骂你哩！” “政委，你说说，人家怎么骂的？” “有人骂你长了四条腿！”

“日他妈的！谁骂的？” “别发火，你到底是不是四条腿？” “我是人，又不是牲口。”

“看来我不揭发，你是不会承认的。” “你揭发吧，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吴焕先笑了笑，说：“有人反映你和周东屏在外边谈情说爱，披着一件大衣，这不是四条腿吗？”

徐海东笑着说：“日他妈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天天气寒冷，我把大衣给她披上了⋯⋯”

“我也经常想，你身体不好，需要人来照顾。听说你爱上周东屏，我是高兴的，她聪明能干，又受过苦，我看将来你娶她做老婆，肯定是美满的。不过，我提醒你现在可不能结婚呀！”

“大敌当前，你徐大哥知道应该怎么做。” “等到举行婚礼那天，我给你们当司仪，让大家热闹热闹⋯⋯” 说着说着，二人哈哈大笑起来了。

1935 年 9 月 18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水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并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由于程子华、刘志丹的关怀，徐海东与周东屏结婚了。结婚那天，他俩想买两块手绢交换纪念，可是身上只有 5 分钱，没买回来。晚上，

起了不久前牺牲的吴焕先，心里平添了几分哀伤。第二天，徐海东目送妻子前往瓦窑堡红军医院去工作。

1938 年初，徐海东又犯病吐血，党中央命他返延安治病。直到 10 月， 他的身体仍未复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 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又问徐海东有没有读过。他向毛泽东说：“《三国演义》看过，《水浒传》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在坐的大笑起来。

徐海东回到家里，问周东屏：“你能想办法搞到《红楼梦》吗？”周东屏听人说过有这样一部才子佳人书，就说：“你还有闲空看这种书？”徐海东说：“你看过？”周东屏说：“马列的书我还看不过来，

我还去看它！”徐海东笑着说：“我算半个中国人，你呀，连半个都不到！”周东屏瞪大了眼睛，不知所说何意，逗得徐海东大笑起来。

徐海东爱他的妻子。当时，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他说道：“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位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很生气，说：“胡扯！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能干那种事！”

徐海东进了马列学院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又想着早日上前线。9 个月后，党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再三请求，派他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华中。徐海东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向周东屏报告这一好消息。刚满两岁的女儿小松子的哭声将他迎进了家门，徐海东赶忙把女儿抱在

怀中，小松子看着爸爸笑了。徐海东把准备出发的消息告诉妻子，周东屏开始还以为又是在开玩笑，也半真半假他说：“出发就出发，说今天走，我马上打背包。”徐海东说：“好，就准备出发吧。”周东屏这才明白真的要走了，看着丈夫微笑着说：“我还真想在这里好好学习文化，前方有文化学校吗？”徐海东说：“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大学校。学文化，哪里不能学！不过，你要想留在延安也可以。”说罢，走出了窑洞，突又转过头来说了一句： “我看，还是一起上前线。”徐海东心里总觉得有点抱歉，让周东屏既当战士，又要当妈妈，实在难为她。周东屏理解丈夫，她连夜整好了行装。

1939 年 9 月 15 日，徐海东伴随刘少奇等同志，离开了延安。他们经西安来到洛阳，一路上紧张、劳累，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到了竹沟， 发生了大咯血，而且病情十多天没见好转，刘少奇命令把他抬到了江北指挥部。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1940 年 1 月，徐海东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他不能起床，每天 24 小时，躺在一副担架上，吃饭、翻身、大小便，都得靠妻子帮助。他经常发怒，难以忍受这种生活。周东屏安慰他，精心照料他，但他急切想恢复工作， 时刻不肯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1941 年 1 月中旬，当他听到皖南事变之时，几乎气昏了，病情一天天加重。中原局将此情况电告延安。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亲自复电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了电报，流出了眼泪。他把毛泽东电报的 8 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这样，徐海东才安下心来休息。

抗日战争的后 5 年，徐海东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了多次战斗。徐海东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未呻吟过一声；周东屏在他的担架边守护了 5 个春秋，无微不至，尽心尽力， 帮助丈夫度过了一道道鬼门关。

一次，徐海东突然大口吐血，床前的二号洋瓷盆吐了半盆。连续几天几

手无策，同志们已在悄悄准备后事。深夜，守候在床边的周东屏忍不住流泪， 低声哭泣着。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似乎也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他低声说： “哭什么，你是个红军，共产党员，不该哭哭啼啼嘛！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只是我为党做的事太少了。”他说着，又昏迷了。

垂危之际，地方党的一位同志找来了一名中医，近 60 岁，名叫沈默。军医和领导看这中医貌不出众，名声也不响，担心他医术不高，坚决不同意让他主治。有人提出，要吃他的药，一定得报告中原局领导。

周东屏不懂中医，但她知道徐海东在长征途中负伤、患病，正是吃了中药好转的。她不要人请示上级，不让人告诉医务部门领导，一个人断然决定， 立即请沈先生开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可是三副中药取回来煎好后，周东屏又忧虑起来：是啊，万一吃坏了，这责任太大了。海东不只是自己的丈夫， 而且是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怎么办呢？

警卫员把抓中药的消息告诉了发高烧的徐海东。徐海东把周东屏叫到床边问道：“药煎好了吗？”

周东屏如实地说：“好了，只是大家怕吃错了药⋯⋯” “拿来，”徐海东微微睁开眼说：“中药不会吃坏人的。”

一句话，解除了周东屏的疑虑，她亲自把煎好的药捧来，看着丈夫吃下去。可是，她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地坐在床前，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眼见病人慢慢地安睡了，她也坐着睡熟了。

无名中医，也有本事。沈老中医用药很灵。到了第二天夜晚，徐海东三副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周东屏破涕为笑，同志们奔走相告。沈老先生这才知道，病人不是开始人们对他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区出了名的徐海东。老中医陪同周东屏在徐海东身边观察了一夜，第二天就背上个筐，上山挖草药去了。徐海东的病情又出现好转，周东屏久久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徐海东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1947 年 9 月，天气骤冷，徐海东病情又一次加重。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他赴大连休养（当时大连已解放）。在妻子的护理下，他们来到大连。他们住在临近老虎滩海滨的一座住宅，风景如画，空气新鲜。到此徐海东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医治，却留下了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周东屏经常陪伴徐海东到海边散步，他也利用时间给妻子讲述《红楼梦》中的动人故事。

1951 年 5 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大连看望了徐海东夫妇。临别，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安慰徐海东把病治好，感谢周东屏对徐海东的精心照顾和无私奉献。1955 年初，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 年，周东屏应邀参加了国庆 10 周年庆祝大会，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上将的位置上。

徐海东生命的最后 5 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度过的。1966

年 6 月初，在京养病的徐海东和周东屏一起去看望贺龙元帅，在贺帅家里高兴地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了。林彪、“四人帮”借机造谣，说徐海东与贺龙密谋“二月兵变”。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天而降：说徐海东“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彭罗的黑干将”。1967 年“七·二○” 事件后，停发徐海东文件，禁止与外界来往，撤走所有直接照顾徐海东的工作人员。后来，

又下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徐海东一切药品和氧气。徐海东的肺部百分之八十已失去功能，受尽了折磨。林彪、“四人帮”还不罢休，1969 年1 月，将他大儿子文伯“隔离审查”；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大儿媳也被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周东屏实在无法，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

残的儿子，周东屏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1969 年 10 月 25 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徐海东夫妇和小儿子文连被强行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被软禁在那里。林彪在河南的亲信执行着“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采取断药、断氧、不治疗、不护理的办法。周东屏这位经过长征的女战士，经过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时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她和孩子们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通不到北京， 写的信也送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随同到郑州的秘书，实力监视徐海东的人。

1970 年 3 月 25 日，一代名将徐海东含恨离开人世。周东屏痉挛地扑过来，紧紧抱住丈夫那还未冷却的遗体，失声痛哭！是林彪害死了徐海东！海东死得太冤枉了！林彪一伙得知徐海东逝世的消息，大为高兴。并立即规定： 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不准在骨灰盒上覆盖党旗。

然而，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1979 年 1 月 24 日，党中央彻底为徐海东平反昭雪，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周东屏非常激动，在徐海东的遗像前， 她告慰英魂：“海东，你可以含笑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 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彭雪枫与林颖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起历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师长、师政委，

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太原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竹沟后方留守处主任、豫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 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 年 9 月，在河南省夏邑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中牺牲。

1940 年，33 岁的彭雪枫还未结婚。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彭德怀都关心过他的个人问题。然而，邓颖超却收到了一封彭雪枫的来信，上面写道：

特向大姐郑重声明，我个人的问题并未解决，海阔天空，独往独来，岂不惬意？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就在这封信发出的第二年，他认识了林颖。

林颖是 18 岁那年来到解放区的，刚刚跨进解放区，当晚接到通知，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请来参加抗战的同学们吃饭。林颖莞尔一笑，心想秀才就要遇上兵了，不知这位赫赫有名的抗日战将是何模样的人？

桌上摆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高粱米稀饭和几样小菜：碧绿的菜秧、嫩黄的鸡蛋、细如丝的凉拌萝卜、油亮亮的红烧扣肉，颜色滋润，香气扑鼻。这在根据地已是上乘的饭菜了。

彭雪枫从门外赶回来，笑盈盈地挨个与大家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 从哪里来的，生活和习惯。站在后面的林颖细细端详着彭雪枫，心里不觉惊讶赞叹，好一个英俊的彭师长啊！他高挑个子，宽阔的胸膛，粗浓的两道卧蚕眉，明亮的双眸闪动着热情机敏的目光，鼻梁笔挺，动作利落大方，一身洗得发白的军服平整净洁，更衬出他的潇洒气度。他与每一个年轻人握手， 都望着对方的眼睛，很郑重热情地一一介绍，像个温厚的兄长，一点不像威风凛凛高人一头的军官。

他开口说话，话不多但真诚热情：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坚持抗日宣传， 受到百般压制，吃了很多苦，现在你们来到了根据地，是回到家，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可以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地抗日、干革命了！今天特备饭菜，请大家一聚，表示祝贺和欢迎！林颖听得心里感到很热乎、很激动。

大家开始吃饭，毫无拘谨地聊着，窗外传来低低的争吵声。彭雪枫立即站起来，招呼大家继续吃，自己走了出去。

林颖的座位正靠窗口，院内的事她看得清楚，听得真切。 “彭师长，我有件劳神费劲解不开的事，想找您讨个主意，可这位小同

志就是不让我进门。” “彭师长，我告诉大爷您今晚有客，让他等会再来，他就不肯⋯⋯”战

士解释。

“大伯，您还没吃饭吧？来，进屋一块吃，等吃完饭，您再给我细细说说是啥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彭雪枫声音和蔼，没有丝毫埋怨。他请老人进屋，自己对门口的警卫战士说：“小鬼，我讲过多少次，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老乡找，就让他进，不要挡嘛！不是有急事、难事，老乡会大老远来敲我们的门吗？今后要注意，记住了吗？”他语气严肃，但不是高声训斥。战士连连点头。老大爷坐上桌，大口嚼着白面馒头，跟彭雪枫无拘束地谈开了⋯⋯

一讲，知识分子听了觉着深入浅出，入情入理，有见解，有文采；没文化的老乡和战士们也频频点头，句句听懂，觉着有味、带劲！这样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报告，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政策水平、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是作不出来的。林颖是做妇女工作的，那些连县城啥样也不知道、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妇女，提起彭师长，也竖大拇指！于是，久而久之， 彭雪枫的形象在林颖的心中占了一席之地。然而，这时的林颖还无心谈情说爱，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工作上。

林颖长得相貌出众，倔强能干也出众。她是湖北襄樊人。父亲不是个很有知识的人，他当过学徒，善于经营，后来就开起钱店，家境逐渐富裕，给大女儿林颖找了丫头、老妈子伺候。他主张女孩子读《女儿经》、《烈女传》等，这样长大订婚嫁人能成个体面的少奶奶。谁料女儿任性、倔强，对四书五经中贬低谩骂、束缚妇女的内容非常反感，不愿背书，“女子无才便是德”、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佯简单的句子，私塾先生教多次她硬是不背， 气得老先生不断用戒尺打她手心。小手又红又肿，依然无啥长进。母亲心疼女儿，实在拿她没办法，只好允许她考“洋学堂”。读完小学，她就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中学，读书专心，看小说更入迷，巴金、鲁迅、冰心的作品，她爱不释手。“七·七”事变后，她和同学们一块上街游行，焚烧日货， 募捐筹款，慰问抗战伤兵。女儿的抛头露面引来亲戚朋友的耻笑、辱骂，把母亲震怒了，为了维护门风，为了束缚任性的女儿，一向吃素念佛，文静贤良的母亲强令女儿跪在地上，使尽全力抽打女儿耳光。眼见着自己手心红了， 痛了，鲜血顺着女儿嘴角流下，她又累又心疼。长跪在地的女儿却紧闭着眼， 咬紧嘴唇，不躲不闪也不求饶。母亲无奈，跺脚骂道：把这孽障带到乡下关起来！她拒绝吃饭以死抗争。家中实在无法，只得由她去了。林颖如同冲出牢笼的小鸟，倍觉天空辽阔，自由珍贵，她立即报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决心为抗战尽力，投入了奔赴抗日根据地的行列。到抗日根据地后，她不愿意再到文工团跳舞唱歌，因为不能直接实现她追求妇女自由、独立、解放的愿望。她坚决报名到基层去做妇女工作，越贫穷、偏僻、落后的乡村她越想去，她要在解放妇女的斗争中，实现自己彻底解放的理想和命运。

有一天，林颖到行政公署开完会，刚要离去，眉眼总挂着善良笑容的公署主任刘瑞龙叫住林颖：

“小林，我问你一件事，你认识彭雪枫师长吗？” “当然认识！”林颖爽直答道。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刘主任太熟悉林颖的个性了：泼辣、大胆、快

人快语，从不转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想问什么就对她直说，不必担心她承受不住缄默不语，她会直言不讳他说出自己的印象和见解，不管评论的对象是谁。

“印象很不错！”林颖大大方方地回答，接着像平时汇报工作一样，有条不紊地摆出三条根据：“第一次见面就留下待人特别真诚、亲切的感觉； 第二，他对老乡，对战士平等、尊重，没有大干部的臭架子；第三是有文才， 有水平，作报告不拿稿子，可记下来不用润色，便是一篇好文章，有理有据， 有情有感，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

刘主任是十分欣赏面前这位年轻部下的。他带着一丝神秘的笑说：“林颖，我可是已经向彭师长介绍你了。”刘主任也来了个一二三：第一，革命坚定，一心抗日救国；第二，做妇女解放工作扎实、能吃苦；第三，要求自己严格，敢讲话，最反对首长路线。

其实，刘主任早就听说，林颖对那种嫁给领导干部后便不再做实际工作，

庸、花瓶，可悲可叹！她在多种场合下发誓赌咒：绝不与此类人为伍，绝不当官太太！想到这里，刘主任不由叹了口气说：

“小林啊，我把你的倔强，你的个性和理想都向彭师长介绍了，他乐意和你建立联系，先嘛，通通信，然后接触接触加深了解，看看他能不能与你成为理想的爱人。”

“什么，和我交朋友？”原以为是老领导了解情况的林颖顿悟缘由，两颊飞红，惊喜地反问，丝毫没掩饰内心的兴奋。彭雪枫是她内心尊敬爱慕的真正男子汉：他是四师一颗最亮的星，是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他有出众的相貌，非凡的才干，他若能成为自己的终生伴侣，那是多么美妙幸福的事啊！ 这一瞬间，她真后悔自己的幼稚和极端的发誓：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不结婚也不会当官太太，我要坚持自己的人格、自我和尊严，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她从来没把彭师长列入自己追求的对象，也没想到彭师长会注意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妇女干部，并乐意交朋友，早知有今日，她也不会把话说绝了！

然而，狂喜之后她冷峻细想，不觉又犹豫、疑虑。她内心呼唤着自己的名字：林颖，林颖，他是四师师长兼政委，如果只是想娶房妻室，必然要调我到部队与他朝夕相处。我只能当妻子，当孩子的妈妈，没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追求，只剩下×××爱人的内涵。我追求的妇女解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毫无疑问是失败了！我白挨了手板，白挨了嘴巴，依然走母亲的老路，生儿育女，夫荣子贵⋯⋯想到这些，林颖不寒而栗，她理智地答复刘主任：“我愿意与彭师长通信，像一般朋友那样，因为我确实尊重他，坦白点说：也确实喜欢他的英俊、洒脱、才识和气度。但是，尊敬不等于爱情，喜欢也不等于爱情，这里有质的区别。我还不太了解彭师长，等我们接触一段，看看彼此感觉能否一致而定吧！结婚，毕竟是终生大事，如果双方不能理解，没有爱情，我宁可把这一荣幸让给更幸运的姑娘。”

刘主任点点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又禁不住摇摇头，真没见过这样坦率、倔强的姑娘。但是，刘主任更了解彭雪枫：他是河南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耕读之户的后代，爷爷、伯父、父亲，能教书、善种地，更爱习武，使彭雪枫自小养成勤学敏思的习惯。他后来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取唐朝诗人杜牧

《山行》一诗中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将原名修道改为雪枫。1930 年参加红军，身经百战，从江西到陕北，从延安到苏北， 他戎马生涯仍酷爱读书习文。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对自己恋人的期望当然不会低：希望才貌双全，既有妻子的温柔，又有战士的豪气；既有女性的灵秀， 又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他自己知识面宽，感情丰富，理想中的爱人标准这样高，确实很难如意。然而，刘主任认定，彭雪枫不打算解决是假，不愿降低标准是真。他关心这位年轻有为的师长的幸福，一直注意为他寻觅。

刘主任熟悉了县妇女部长林颖，发现她秀气之中的倔强，热情之中的坚韧后，非常高兴，他猜想这位不同寻常的姑娘可能恰恰符合彭雪枫的理想。在书里不是常说，一物降一物嘛。

过了不久，林颖真的收到一封信，牛皮信封左侧有着鲜红的大字：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不用拆信，林颖的心便加快了节奏，秀气的脸庞为喜悦点染，越发显得俊俏。她稳稳神，撕开信封，急切地读着这封既是意料之外， 又是意料之中的来信。

林颖翻开信纸，不觉一阵好感，分明没有竖格，可白纸上一行行字迹， 俨然像训练有素，排列整齐的士兵，赏心悦目。读罢内容，林颖更觉感情如诗如画，不能自恃。信中写道：

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觉悟、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

“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也才能更多地相互帮助。”

“有时间，我们需要长谈⋯⋯”

林颖细心地用彭雪枫希冀爱人的“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十个字衡量自己，不说十全十美，也不算一点边不沾，否则，彭师长是不会给自己写这封信的。她心里暖暖的，只是再读两遍信，琢磨希望“有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才能更多地帮助我”这句话，心里又敲开小鼓： 他可能特别希望有位知心伴侣朝夕相处，他肯定不会同意我结婚后离开他到远处工作。因为据她所知，部队领导干部结婚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把爱人调到身边的。彭雪枫这么重感情，恐怕不容易答应我离开他。况且，在林颖内心深处，对自己并不是有绝对的把握，她担心自己为彭雪枫完全倾倒之后， 会不会像攀援大树的青藤，再不愿离开感情丰富、多才多艺的丈夫，不愿去困难重重、问题累累的穷乡僻壤拼搏，她认定人是有惰性的，惰性是潜移默化的⋯⋯

林颖下决心利用开会的机会，坦率地和彭雪枫谈一谈，她要当面得到许诺，她才能允许自己跨过比同志更进一层的关系。

月光溶溶，湖水低吟，柏树林里虫鸟安睡，十分幽静。大青石上坐着英俊的彭雪枫，林颖依着一株柏树，借着树荫掩饰激动引起的颤栗，她不愿在没有认可的条件下，过早流露出自己无法压抑的爱慕之情。她又是个坦率的姑娘，不加保留地讲述自己接到信后喜悦、幸福以及瞬间产生的顾虑和犹豫， 情真意切。彭雪枫含笑听着，她喜欢林颖的灵秀、聪慧，更喜欢她的豪爽、落落大方，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慨。

林颖话锋一转：“彭师长，你了解我的家庭，表扬我一个高楼小姐，能放弃舒适生活到敌后受苦，没日没夜做妇女工作，你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是我的动力。当然，抗日救国，这是第一条。这第二条，是我自己的痛苦经历。” 林颖叙述了在家中为争得宣传抗日的自由当众受罚的情形，接着说：我总是牢牢记住被打耳光的情景，告诫自己：必须有我的生活，有我的事业，有我的追求。我不能走母亲那条道路，所以我到根据地来，不愿再跳舞唱歌，决心做妇女工作。这几年，也有不少同志给我写信追求我，但是只要这方面有点不尊重我的人格和事业，我便坚决不允。现在我唯一的担心是，倘若我们结婚后你就要把我调到师部来工作，我只有放弃妇女工作的事业，自己再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平心而论，部队适合女同志的工作并不多，我担心久而久之，我会成为羽翼下不再能飞的小鸟，成为你大树下不再能经风雨的小草， 成为你的花瓶、摆设，真正是弃之可惜，放之无用的玩物。”林颖的一席话， 彭雪枫听来如雷贯耳，深深被震撼了。他过去只了解林颖的豪爽、热情，却不知她始终在为女性独立的人格、事业拼力抗争。只听说她曾经拒绝过一些人的爱，却不知她的动机和原因。如果说交谈前他喜欢林颖的纯洁和坚定， 听罢这番心迹表白，他更为她的自尊自爱自主自立的个性和追求所倾倒！这样的女性，正是他渴望得到的，能给自己激励和帮助的好姑娘！彭雪枫眼里闪现出奇异光彩，他猛然伸出双臂，把面前这位秀气坚强的姑娘揽到自己的胸前，紧紧地拥抱着，沉默了很久、很久。林颖依偎着他，听得见彭雪枫胸膛内那颗坚强有力的心脏剧烈地跳动，像一支节奏明快激越的奏鸣曲，真动听，她期望他回答：又害怕听到他的回答！她担心他拒绝自己的请求，更担心自己不能承受被拒绝的巨大损失！她甚至希望就这样永远站下去，她品尝

姑娘，我们结婚吧！”彭雪枫捧起林颖发烧的脸庞柔声请求。姑娘惊异地发现，彭雪枫明亮的双眸柔情似水，平日宏亮的声音充满诗意：“我绝不干涉你的工作，不把你调到身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你给我写信，只要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方，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一位坚强的同志，一个有理想的女性惦记着我，始终与我志同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奋斗就足矣！”

彭雪枫是位多情的男子，更是位守信的丈夫，新婚第二天清晨，天边刚露鱼肚白，林颖已踏上返回淮宝县工作岗位的路程。她勉强自己一直往前走， 坚决不回头，她真没料到分离——自己坚持新婚第二天的分离，竟使自己失魂落魄，依恋的泪珠成串地滚落，她不愿让彭雪枫看见自己的软弱。前面要拐弯了，转过树林再看不见村庄了！林颖终于强忍不住扭过头去，彭雪枫， 自己最亲爱的丈夫，依然站立在村口，见她转身，又高高扬起胳膊，清爽的晨风送来他宏亮的声音：一路保重！

婚后，缠绵的书信往返，林颖始终坚持在基层工作第一线。有一回，几位部队领导绕过彭雪枫，办理了林颖调往四师的手续，两人齐心反对，未成。结婚头几个月，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连雪枫自己都在信中幽默地说：“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不多见的吧！”

后来，地方政府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林颖安排到四师所在县工作，林颖打好背包，坚持跑到离师部最远的区委蹲点发动群众。彭雪枫理解她不愿当官太太的心理，也同意了。

这样，彭雪枫在前线指挥作战，林颖在后方做群众工作。只有书信，成了他们互相鼓励、交换情感的纽带。从 1941 年 9 月至 1944 年 7 月，在不足

三年的时间，彭雪枫写给林颖的信就有 80 余封。这些书信，不仅记录了他们当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的概况，而且着重体现了夫妻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高尚情操。

他们结婚不久，就赶上全党整风运动。彭雪枫在信中就常常讨论整风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当他从林颖的信中得知，她对别人提出的意见感到难以接受时，彭雪枫多次写信从思想上对她进行教育。他在信中写道：“⋯⋯你要一百二十分地下一番克己的功夫！先苛责自己，别抱怨人家！任何人（连水平最低的人在内）对你的批评，不管当面的或背后的（背地里的批评，即是所谓“舆论”），你都须要以善男信女们对观音菩萨似的虔诚态度，先来自我反省一番。为什么人家有这种批评呢？为什么人家有这种舆论呢？只好反而求诸于己了。⋯⋯那些批评，或许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或许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然而，无风不起浪呵！我就不同意你这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 的态度！前年我们不是谈过吗？我们不应为舆论所左右，然而也不应该漠视舆论！这里头包含不必做优柔寡断、东倒西歪的人，同时又包含着反对那种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去接受舆论！”

“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这是彭雪枫1941 年送给林颖《斯大林传》时，在书的扉页上写的赠言。于是，这便成了他们夫妇问共同生活的政治基础。雪枫还写道：“革命者的爱情，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这种爱才是最正当最伟大最神圣的！”“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人对他的爱人，是不容易看到缺点的。所以在起初，感情无限好，但日长天久，弱点逐渐暴露，感情就会淡了。”所以，“只要对方在基本上是可爱的，是值得爱的，那就够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

彭雪枫不仅十分尊重林颖在婚后要求自主自立的决心，而且对于爱情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他说：“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妻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相互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和习性，方能保持永久。”为了求得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进步， 彭雪枫主动在信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诱导林颖正确对待自己的丈夫。他在信中说：“今天开了一个会，费了 8 个小时，解决了一个同志的党性问题。一个女同志在会上对她爱人所犯的错误进行隐瞒，而不尽情暴露，因为他们是‘夫妇’。她，这样的她，不是我的爱人。我所期望的颖，是热爱她的爱人的人，而同时更热爱着党。”

彭雪枫还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林颖，他常对林颖说，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是首长家属，在物质生活方面千万不要特殊。有一次，林颖丢失了钢笔，有位领导同志知道后，把公家的一支笔送给了她。林颖因为工作需要也就收下了。彭雪枫知道后，觉得这不是小事，不能揩公家的油。于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为林颖付清了钢笔钱。

后来，林颖回忆说：“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你的优良品质， 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你对我的许多教言， 始终是鞭策我，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彭雪枫和林颖在婚后的日子里两地书往返不断，相比之下，总是彭雪枫的来信多，林颖的回信少；前者的信长，每次信封都鼓鼓的，后者的信短， 常常是薄薄的一片。以致雪枫在信中经常批评她信写得“太简单”、“太抽象”，甚至埋怨她说：“最急人的是久不接你的信，最恼人的是总不见你的长信！”

客观上，林颖工作在基层，个性要强，工作条件艰苦仍努力一心放在工作上，加上信件投递也不甚方便。更令林颖感到吃力的是，结婚后就怀孕了。第一次怀孕眼看就要生产了，正逢鬼子扫荡，她挺着个大肚子在天寒地冻中东躲西藏，结果，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可很快夭折了，十月怀胎一场空，让林颖伤痛不已。

1945 年 1 月底，窗外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林颖躺在暖和的床上，细细端详身边刚出世、酣睡中的胖儿子，眼眉、鼻子整个再版了雪枫，她心里一阵阵幸福、宽慰：时间过得真快啊，与雪枫结婚三年了，可她细细算过，夫妻团聚的日子满打满算，不到半年。其实林颖何尝不惦念出生入死的丈夫呢！ 她珍藏了雪枫给她的每一封信，每一张便条，按照收信时间一张张叠在一起， 用针线装订成册，每每夜深人静，便像规定好似的，从头到尾细细读一遍。每当读到信中落款：深夜两点一刻；6 月 6 日夜亦即 7 日晨 1 点 40 分；⋯⋯ 她仿佛能看见雪枫那历尽风霜苦难依然英俊的脸庞浮现出脉脉深情，心里充满了温情和甜蜜。她庆幸自己找到了情真意切的丈夫，感受到爱情的诗情与画意。

回想起因为自己的固执，夫妻错过了多次重逢相聚的机会，林颖的心头掠过了一阵悔意，自己对待丈夫也许太自尊，太自私了。她含泪亲吻着儿子胖胖的小手，心里暗暗铭誓：待儿子小枫满月，她带孩子去师部住段时间， 与雪枫好好地谈谈心，过过日子，她会更加体贴和照顾丈夫和孩子，让幸福、和谐、充实、美满永远伴随着全家⋯⋯

会面的时机终于来了。小船离半城码头还有二三里路远，林颖在舱内已坐不住，她兴奋地抱着小枫走到船头眺望：雪枫知道她们母子回来，一定会到码头迎接，她要让雪枫早一点见到他们爱情的结晶，她盼望看见雪枫英俊的面容上浮现的欢悦笑容！

码头上没有雪枫高大的身影。抱子上岸后，林颖在人群中急切的寻觅着，

安慰的神色。

“林颖同志，我告诉你，雪枫同志壮烈殉国了！”邓子恢政委沉痛地说。“这是真的？！”林颖几乎惊呆了。

“去年 9 月 11 日，雪枫同志在河南夏邑里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政委一定弄错了！”林颖匆匆摸出衣袋里的三封电报：“这是我生小

枫前后雪枫发来的电报，都是今年的，他怎么会去年 9 月牺牲？！”

张爱萍师长落泪了：“林颖同志，请您原谅，这些电报是我代雪枫拟的稿子，我们不忍让您在月子里过于悲痛！”

天旋地转，人影模糊，林颖在众人搀扶下走进雪枫的灵堂。她一望见灵台上雪枫含笑的遗像，猛然扑上去，凄楚地流泪哭诉：“雪枫，雪枫，你不该走，我还有好多话没给你说！⋯⋯雪枫，雪枫，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想改变部没有机会⋯⋯雪枫，你有儿子了，只是我们的小枫还没见过爸爸⋯⋯”

在那些痛裂肝肠的日子里，林颖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函电，对她和孩子表示亲切的慰问，周恩来、邓颖超也前来看望。林颖重新振作起来，她含泪吻别了托付邱一涵大姐照顾的小枫，又返回泗宿县工作岗位。她决心把儿子养大，她要告诉儿子，他的爸爸是个多么好的人，永远不能辜负他；她也要把自己内疚的心理如实告诉儿子⋯⋯

——刘亚楼与翟云英

刘亚楼（1911～1965）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 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 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己巳清明，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一位头发灰白，脸庞仍然带着俄罗斯血统印记的妇女捧着一束亲手栽培的鲜花来到原国防部副部长、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她的脚步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打扰正在运筹帷幄的将军。“亚楼，我看你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惊醒因劳累过度和衣而卧的司令员。她掏出手帕轻轻拂去骨灰盒上的灰尘，就像当年为凯旋的亲人拂去军衣上的尘埃。她把鲜花放在灵前，默默地凝视着镶嵌在骨灰盒正面那张异常熟悉、倍感亲切的遗像。24 年了，24 个清明，年年她到这里送来无穷的思念，捧起不尽的回忆。那是 44 年前一个风雪纷飞的冬夜⋯⋯

1945 年岁尾的一个夜晚，在中共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小客厅里，坐着一位风华正茂的姑娘，一张有着鲜明俄罗斯人风采的脸庞，端庄秀丽，一双大眼睛像一泓湖水晶莹清澈，两条粗壮的辫子垂在身后，丰盈苗条的身材奔涌着青春的活力。姑娘和王书记很熟，作为县妇女代表他们没少打交道，多少次汇报请示工作从未拘束过，可是今天却显得格外拘谨局促，甚至有点儿紧张。尽管室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她的鼻尖上还是沁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的紧张是有缘由的，因为一会儿王书记要给她介绍一位陌生的男子。

姑娘时年 18 岁，正是多梦的时节，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在她那个年代，18 岁已是婚嫁的年龄，多少痴情的男子向这位出水芙蓉一般水灵的姑娘投去多情的目光，渴望她能抛出绣球。但是姑娘自有择偶标准，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是一个英俊高大、威武滞洒的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呆会儿将要见到的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门外响起了停车声和脚步声，房门开处，中共大连市长韩光和一位高大的军人跨了进来。

“这位是刘亚楼同志；这位是翟云英同志，我们县的妇女代表，一个十分能干的女将。”王书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边笑着向双方作着介绍。

“你好，翟云英同志。”刘亚楼落落大方地向姑娘伸出了结实有力的大手。姑娘抬起头来，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胸口禁不住突突地跳动起来。当她的手和刘亚楼的手一接触，脸上立时飞起两朵红云，羞怯地低下了头。以后他们三人说了些什么，姑娘全然没有记住，只记住了刘亚楼给她的第一印象：英俊高大、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姑娘的眼力不错，刘亚楼确是一员骁勇的虎将。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1 年 2 月诞生在福建武平县桃澜区大洋泉村一个

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这所革命的大学校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22 岁时就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师长的重任。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担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作为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占领腊子口， 奏凯直罗镇，创造了一系列光辉战绩，为红军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长征胜利后，他又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和教育长。1939 年 1 月，党中央送他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其间适逢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他加入苏联红军驰骋于反法西斯前线， 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随苏联红军，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来到大连工作。

然而，这位在沙场逐鹿中屡操胜券的虎将，在个人婚姻上却一再受挫，发生了两次裂变，几年来一直是孑然一身。一位哲人说过，任何一个单独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都只是一个圆球的一半。只有男女双方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圆球，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滚滚向前。亚楼是个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需要女性的温存和体贴，需要另一半圆球的支持。几年来，他一直在寻觅知音。“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王西萍家的灯光下，翟云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立即被姑娘的俏丽所吸引。数天以后，在王西萍家中，刘亚楼和翟云英又一次见面了。这一次姑娘

已不像上次那般羞涩。她心中的琴弦在和刘亚楼握手的那瞬间已被重重拨动。她平静地坐在那里，一双大眼睛注视着亚楼。亚楼虽然从心底里喜爱姑娘，但是两度的婚姻裂变迫使他十分谨慎小心，他不希望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于是他采取了迂回战术。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是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 要上前线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哟。”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牺牲在日本鬼子手中的⋯⋯”姑娘望着亚楼，叙述起自己的家史。

1911 年深秋，一个名叫翟凤歧的中国青年，因不堪忍受贫困和饥饿，只身从东北去俄国谋生。但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并不比中国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同样挣扎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冷酷的现实使翟凤歧的一腔热望化为泡影。他先是在远东的海参威，以后几经辗转，由赤塔到伊尔库茨克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过着颠沛流离的苦力生涯。其时，一场大革命风暴正在俄罗斯上空孕育，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积极酝酿推翻沙皇统治，血气方刚的翟凤歧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于工人运动。1917 年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后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又参加了由任辅臣同志领导的“中国红军团”，开赴前线同高尔察克匪帮展开殊死战斗。“中国红军团”的英勇顽强，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并把该团命名为“红鹰团”。在阿拉伯耶夫斯克战斗中，翟凤歧腰部负伤撤下火线，养好伤后被分配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纯朴善良的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安娜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失去双亲，和哥哥米哈依尔·卡兹米洛维奇相依为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安娜进厂当了纺织女工。共同的命运把这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青年人联系在一起，两人结为伉俪。四年后他们的爱情之树结下了两枚果实，生了一儿一女。1929 年翟凤岐和安娜携长子翟云海（苏联名安德烈）、幼女翟云英（苏联名塔玛拉）回中国大连省亲。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尖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受到十月革命洗礼的翟凤歧懂得，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有前途。在安娜的支持下，他毅然留在祖国投身于革命洪流。他积极穿梭于工人贫民之间，以自己在苏联的亲身经

特务的注意，1942 年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投监。在狱中他受尽非人的折磨， 终被严刑拷打致死⋯⋯

姑娘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两行热泪滚滚而下。亚楼静静地听着姑娘的叙述，心中卷起股股热浪。他十分钦佩这位永远不能谋面的老人，同时为姑娘深明大义、通达事理而暗自高兴。

“小翟，你知道么，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很多苦的哟。” “我不怕苦，能吃苦，什么苦都能吃。”

姑娘的话不假，她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从她懂事起就体会到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艰辛，小小少年就接受了生活的挑战。她懂得体恤父母，捡煤核， 挖野菜，和妈妈一起帮人家洗衣服。父亲去世后，她更是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心贴得很近很近，亚楼看到时机成熟，便向姑娘坦陈了心曲。但是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刘亚楼时年 35 岁，而翟云英年

仅 18 岁。一个正处豆寇年华的妙龄少女要嫁给一个年长 17 岁并且两度结婚的男子，免不了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种世俗偏见，姑娘不予理睬，她自有主见。只是安娜妈妈有点沉不住气，她告诉女儿要亲自见一见刘亚楼再作定论。

初春的一个晚上，刘亚楼来到安娜家里，望着这位纯朴善良、历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俄罗斯老人，他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随即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交谈了起来。安娜一听见那遥远而又熟悉的乡音，眼里顿时放射出热烈的光彩，等她听完刘亚楼叙述的身世和遭遇，老人的眼眶湿润了。百闻不如一见，她相信女儿的选择，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

1947 年 5 月 1 日，由韩光同志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蜜月尚未度完，亚楼奉党中央之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夫妻双双告别安娜妈妈，离开大连的秀山丽水，策马东北解放战争的前线。

诚如亚楼所说的，军人的妻子要吃很多很多苦，亚楼奔赴设在双城的前线指挥所，云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眷属留在哈尔滨。两人天各一方，过起了战地的牛郎织女生活。翌年春天，身怀六甲的云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鼻腔流血、屡治不止。她深知丈夫军务繁忙，责任重大，为了不牵扯他的精力， 她迟迟不让别人告诉亚楼。不料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日重一日。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同志望着生命垂危的云英，急电前指把亚楼叫了回来，望着躺在病榻上脸同白纸、气息奄奄的妻子，这位泪不轻弹的硬汉双眼发潮。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影响你的工作。”

“哎——你呀！”亚楼爱怜地抚摸着妻子的秀发，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立即四出奔走，八方求医，幸亏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籍医生精心治疗，才把云英从阎王殿门口找了回来。

全国胜利后，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当时中国空军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建设。繁忙的工作使亚楼无暇顾及妻子和孩子，云英毕竟是感情丰富和细腻的人，她和每个做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一样，渴望得到丈夫的爱抚，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特别是星期天，看到人家夫妻双双去剧场影院、商店公园，她羡慕极了，她多么希望亚楼能陪她和孩子去一次商店， 逛一回公园，看一场电影！可是亚楼似乎有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完的军务，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望着丈夫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面容，她既心疼又抱怨。

“实在太忙了。” “忙！忙！人家忙不也能休息吗？”

“谁叫我是司令员呢，你以为司令员这个称呼叫起来好听、听起来舒服吗？不！它意味着比别人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做妻子的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云英对其他事情都能理解，有一件事却使她怎么也不能谅解。安娜妈妈从 1929 年来到中国以后，即和苏联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老人苦苦地思念着故国的亲人，渴望和亲人团聚。每当亚楼去苏联访问或会谈，翟云英总希望亚楼能兼顾一下。凭亚楼这样的职位如果说一句话，请苏联有关方面查询一下，也许不难找到，可是亚楼说： “国事和家事相比，国事重要，我怎能在国事活动中去处理家事呢！”为此， 云英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

1965 年初春，亚楼感到身体极度不适，经检查肝癌已到晚期。在病笃沉重之际，他把妻子叫到床边，一双干瘦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庞。“阿英， 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如果说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你不要难过，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反法西斯前线， 我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能看到革命胜利，看到人民空军一天比一天壮大， 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在这个家里，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第一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第三务必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她老人家，请她能谅解。最后我希望你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像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

1965 年 5 月 7 日，刘亚楼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终年 55 岁，时年云英仅

38 岁。中年丧偶，使云英陷入生活的低谷，但她没有消沉，她把对丈夫的一腔爱倾注到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身上，认真地执行了亚楼临终前的嘱托。她精心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如今大儿子滨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二女儿红红和小女儿珍珍均是军队干部。对亚楼的父亲，她一如既往悉心照顾，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十年浩劫期间，尽管她自己身处逆境，仍嘱咐孩子按时寄钱寄物。1978 年老人寿终，她率子女风尘仆仆亲赴武平奔丧， 料理后事，替丈夫尽孝道之情，被亚楼家乡的人民传为佳话。最后一件事尽管费了许多周折，但办得非常漂亮。1986 年中苏关系渐趋好转，她不失时机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协助查找亲人。一年后，她终于盼到了回信。她的舅舅米哈依尔·卡兹米洛维奇早在 1937 年辞世，她的表哥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一家健在。获悉亲人的消息使母女俩欣喜万分，她立即去信邀请表哥全家来北京相聚。蛇年之首，皓首白发的米哈依洛维奇老人率全家来到北京，95 岁高龄的安娜终于在阔别 60 年以后和亲人团聚，了却了心愿。

云英圆满地办完了三件事，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 1965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指使叶群抛出了无端捏造的所谓“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四条”。以此达到“以死人整活人”的罪恶目的，他们派人要翟云英作证。翟云英虽然不知道其中内幕，但她懂得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更不能加害于人，遂严词拒绝作证。她说：“我们和罗总长一家过去常有接触，我和郝治平大姐也常见面，关系是很密切的， 也是正常的。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党言论，更谈不上有什么罪行。亚楼生前对罗总长很尊重，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罗总长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作证，那好，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证明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

表明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一个如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亚楼， 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完了，你要我做到的我也做到了， 请你放心吧。”云英凝视着亲人的遗容心中默默他说道。照片上的亚楼笑了， 这是信任的笑，欣慰的笑，满意的笑⋯⋯

——肖华与王新兰

肖华（1916～198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政治委员，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困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 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38 年冬，王新兰终于接到久盼的调令，派她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去。这意味着从此她就要在自己的心上人——肖华身边工作了。突然降临的幸福， 使她兴奋得几夜也没睡好。

11 月 21 日那天，王新兰与陈赓夫人结伴，离开了她生活了一年多的延安，踏上了东进征途。

汽车驶出延安，王新兰回头望去，高高的宝塔山，清澈的延水河，今天要离开了，心里又好像失去了什么，空荡荡的。在这里，有她多少珍贵的记忆。

记得有一天下班后，王新兰和女伴们在延河边散步，兴之所至，她们不由得放开歌喉，唱起了新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

毛泽东恰巧也来到延河边散步，他被甜美的歌声所吸引，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唱歌的那几个姑娘是哪里的？”

“是新华社新闻台的报务员，其中一个是肖华同志的对象呢！” “噢！”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就很熟悉肖华，一听肖华的对象在此，微

笑着招手喊道：“唱歌的小同志，你们过来嘛！”

王新兰自 1937 年秋与肖华分离后，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当了报务员。她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她发报的声音，也像她唱歌一样，特别清脆，好听极了。

王新兰几个人听到毛泽东招呼她们，赶紧跑过来，向首长敬礼。

毛泽东上下打量着王新兰，笑着问：“你就是肖华的女朋友？你知道肖华在哪里？”

王新兰睁大了眼睛，摇摇头：“不知道啊。”自从云阳镇与肖华分别后， 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肖华只在平型关大捷后，从山西给她写过一封信， 由一位同志带来。那位同志又急匆匆要走，新兰来不及回信，只托来人带去自己在延安拍的一张照片，寄上自己对肖华的一片深情。

见王新兰一副茫然的样子，毛泽东打着手势，慢悠悠地讲开了：“肖华就要率部东进打鬼子去了。渤海区和日本就只有一海之隔，从渤海区坐船过海，就到日本了。你要现在不去找肖华，将来他打到日本去了，日本的漂亮姑娘多咧，你要是去晚了，日本姑娘就要把肖华抢走了！”说完，毛泽东忍

“抢走就抢走吧，我才不怕呢！”王新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知道， 毛泽东讲话风趣幽默，这是在开玩笑。

毛泽东又问：“你不想去找他？” “嗯⋯⋯”王新兰脸一红，没说出话来。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道：“小鬼，我今晚要给肖华拍电报，叫他在山西八路军总部等你几天，我们想办法送你去那里，你看好不好？”

王新兰的脸更红了，心怦怦直跳。要能随肖华同行，一道工作，这该是多好啊！

临与毛泽东告别时，主席握着她的手，说着：“你等着！”

第二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来一份电报。王新兰急忙打开，电文不长， 上面写道：

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 无须顾虑。

肖华

王新兰知道，肖华战斗在抗日前线，无暇顾及个人问题。其实，自从与新兰分别后，肖华何尝不想她！

大概毛泽东估计到王新兰会有些失望，他托秘书转达了自己的话：“肖华现在身负重任，我会另找机会，一定尽快把你送到肖华的部队上去。”

那一夜，王新兰久久不能入睡。肖华打来的电报早已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肖华深情刚毅的面庞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激荡着她那充满柔情的心，她的心里翻腾开了。是的， 他们都是革命者。肖华 12 岁入团，14 岁转党就当了兴国县团委书记，当年毛委员考察过他的工作情况，还表扬了他！18 岁，周恩来副主席就提名让他当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长征路上，他打过不少硬仗，有智有勇！而自己呢，9 岁当红军，长征路上是大哥哥大姐姐们拾过来的。

肖华的电报，发自热血男儿报效祖国、坦荡赤诚的胸怀，它使王新兰第一次懂得了革命者崇高深沉的爱情：既意味着思念、团聚、幸福和甜蜜，更包含着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想到这些，王新兰为有这样的未婚夫而高兴。

王新兰已经为自己的幸福而陶醉了，手里的电报仿佛变成肖华的大手， 那么亲切，那么有力，又那么温柔。恐怕是职业的习惯，王新兰放在胸口的右手食指自然地敲动起来，敲得认真、动情、长久。王新兰甚至相信，远在千里之外的肖华一定能听见，一定能听懂她那发自心灵的电文。

这发自内心的电波虽然无声无息，却成了王新兰和肖华两颗热恋的心相互联系的纽带⋯⋯

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着，王新兰想到这次去一一五师工作，一定是毛主席的安排，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脸上禁不住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从延安到冀鲁边区，如在和平时期，坐火车只有几天的时间，可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王新兰她们却整整走了一年！有时随大部队行动， 有时随游击队活动，进进退退，打打停停，几次穿过平汉铁路、胶济铁路， 和日本鬼子、汉好们周旋。

在这艰难困苦的一年里，电台成了他们与一一五师联系的唯一工具。每到一地，王新兰立即去所在地部队，只要有电台，她立即上机工作，娴熟、敏捷地敲打着电键，向挺进纵队领导报告情况。看不见的电波，载着她的深情，飞往挺进纵队司令部，飞往肖华。

华的报务员们一收到那节奏分外清脆的信号，就知道准是王新兰打来的。离肖华越近，王新兰的心越是不能平静，手中的键敲得越轻快。打完电报后， 她就睡下了。

黎明时分，鬼子突然包围了部队驻扎的小村子，村口架起机枪，疯狂地扫射，情况危急万分。王新兰被窗外激烈的枪声惊醒，找到支队长。支队长命令王新兰等非战斗人员设法突围，进泰西山区去找游击队。

王新兰飞身上马，紧贴在马背上向村外冲去。等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 她才发现，随她骑马、跑步一块冲出的一百多人中，大半是地方干部、机关勤杂人员和民兵，她是唯一的正规军的干部，又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革命。大伙一致推选她当队长。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她毫不犹豫地带着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按照支队长的嘱咐，向山区进军。他们昼伏夜行， 几次与小股敌人相遇，几次巧妙与敌周旋，转危为安。

再说肖华。快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收到新兰的电报，真急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敢往坏处想。

自平型关战役后收到王新兰的照片，肖华一直把它珍藏在日记本里。战斗紧张时，他顾不上想新兰。战斗结束后暂时平静的日子里，他时常打开来看。平时，王新兰一发报，他就知道他们转到哪个部队，知道他们的位置。如今整整一个星期听不到王新兰发报的声音，他们的位置失踪，肖华怎能不急！

七天过去了，王新兰终于找到当地游击队，有了电台，她立即发报。 挺进纵队报务员一接到王新兰的电报，立即赶来向肖华报告。他连门也

没敲一下，就哗啦闯进了肖华的房间：“报告司令员，收到了！收到了！” 乐得合不拢嘴。

“什么收到了！收到了！”肖华明知故问，兴奋的喜悦仍然抑制不住， 挂在脸上。

又过了几天，王新兰终于回到津浦支队。然后经过辗转周折，总算来到一一五师师部，在师部工作了一段时期后，罗荣桓把她派到了冀鲁边区的一支部队，然后随该部队到达了冀鲁边区。

王新兰正巧在 1939 年的 11 月 21 日到达目的地。肖华的技术书记小杨在前引路，她终于走进了一座普通的农舍，里间是卧室，外间放着一张方桌， 几把椅子。这就是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指挥部。

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小战士从里屋跑出来，他顽皮地向她敬个礼，伏在小杨耳边说了句什么，嘿嘿笑着，跑了。

“他笑啥？”王新兰有点奇怪地问。“他说早就认识你！” “早认识我？”王新兰更奇怪了，“在哪里？” “在照片上！”小杨笑着解释。

原来肖华有时把新兰的照片拿出来看时，被警卫员战士也看着了。王新兰脸有些红。看来，肖华还真的想她。

正说着话，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新兰！新兰！”人还未见，却先喊了起来。

一个英俊潇洒而又熟悉的身影一下子出现在王新兰的面前，新兰心头怦怦直跳，站了起来，迎上握来的一双大手。

肖华紧紧握着新兰的手，怜爱地说：“长高了，长大了！”

王新兰羞涩地望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发现肖华也变了，瘦了，黑了， 特别是那双灼人的眼神中，增添了几分深沉和凝重。“曾经有一个星期电台的同志没有听到你上机工作，真把我急坏了。”肖华又提起了此事。“我们一直跟敌人打游击，好几次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新兰动情地说。

见我们的。”肖华爽朗地笑了。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炮声恰似结婚典礼上的礼炮，肖华和王新兰这对恋人结成眷属。

新婚之夜，他们百感交集，战争是残酷的、艰苦的，而此时他们的心中是幸福的、甜蜜的。他们谈了很多，很久，特别是想到两年多以前的意外相识，他们还真相信缘份，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是 1937 年 8 月，陕西三元县云阳镇。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 红军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正聚在这里开会。

王新兰原是红四军的宣传员，奉命调回延安学习。她与两位女战士走到云阳镇，恰遇几天暴雨冲坏了去延安的公路，只好住下来，等修路通车。

这天傍晚，三位姑娘来到镇子东头，看着平整的草地就像舞台，她们就手脚发痒，边唱边跳了起来。

王新兰身着合体的军装，跳着欢快的刀马舞，一个亮相，收住了舞姿。周围响起了一阵掌声和喝采声。她一眼认出，叫好的正是陈赓师长。

陈赓笑着，向王新兰介绍身边的肖华：“他是肖华政委，是我们红一方面军最年轻的指挥员。”

王新兰走上前去敬礼问好。肖华刚满 21 岁，脸庞英俊，说话时总带着笑， 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

通往延安的公路修了一个月，王新兰几乎每晚散步都能遇到肖华。他们随意拉家常，王新兰总有提不完的问题，肖华也奇怪地问她：“9 岁还是个娃娃，当年红军怎么肯收你的？”

一次，王新兰发现肖华久久打量着自己，颇觉奇怪。她扯扯衣襟问道： “肖政委，干嘛这样看着我？”

肖华有点忘情，经王新兰一问，脸上更显窘色，赶忙掩饰道：“我看你身体单薄，年龄又小，长征时怎么没掉队？”

多日的接触，肖华已经喜欢上这位美丽、聪明的女孩。

王新兰当时 13 岁，稚气未尽，对热情的肖政委也颇有好感，喜欢与他一块儿玩。

肖华听说去延安的公路快要修好了，这意味着他与新兰就要分别了。他喜爱新兰，但又矜持害羞，如何向新兰表白呢？

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热心地当起了红娘。他派通讯员找来了王新兰。

“罗主任找我有什么事？”王新兰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她忐忑不安地走进了罗荣桓屋里，望着这位戴眼镜、面容严肃的首长，很是紧张。她并不认识他呀。

罗荣桓看着王新兰不安的样子，直截了当地问：“我今天找你谈件事情。你喜欢肖华吗？”

王新兰没迟疑，爽快地回答：“喜欢呀！” “你爱他吗？”罗主任又追问了一句。

这一句可把王新兰给问住了。她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呀，罗主任的活仿佛没听懂。是啊，她一直觉得肖华挺可亲的，可是从来未往“爱”字上想过。

“肖华说他爱你，”罗主任又接着说，“希望同你建立恋爱关系。”罗主任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革命队伍，恋爱是以双方共同理想为基础的， 也要讲情投意合。你若不爱他，我去对肖华说，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您让我想想。”王新兰有些沉不住气了。她确实没想过“爱”这个字，但却不能容忍“不爱”这个词。一向口齿伶俐的王新兰，此时变得结

她陡然觉得难为情，急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罗荣桓乐了，他亲切地拍拍新兰的肩膀说：“你是同意了？” 王新兰羞答答地点点头。

罗荣桓笑得更开心了：“既然这样，你到延安后就不要再找别的男朋友喽！”

“那当然！”王新兰回答得很干脆。

话音刚落，肖华突然推门进来。罗荣桓打趣地对肖华说：“怎么，在隔壁坐不住了？好了，台我是搭好了，下面的戏该你自己唱了。”

罗荣桓笑着走了出去，让管理科长杀鸡备饭，为肖华和新兰庆贺一番。“你真坏！”王新兰等罗主任一走，想起自己刚才的狼狈相，不禁开口

埋怨肖华，撒起娇来，肖华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傍晚，肖华牵着马送新兰。路短，话长，转眼已到村口。肖华站住了， 语重心长地开了口：“要分手了，我没有什么好送你的，这床丝棉被是打土豪时分给我的。延安冬天冷，你身体单薄，就拿去用吧。”

王新兰接过又轻又软的棉被，心里立即涌起一股暖流。她用手抚摸着花色的被面，赞道：“真好看！”

“以后看见被子，就等于看见我了，可不许忘了我哟！”肖华叮咛着。王新兰抬起头，第一次看懂了肖华双眼中依恋的神情，就跟前些天久久

打量自己时一样，心里又甜又有点害羞，没有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你会给我写信吗？”肖华握住了新兰的小手，话音都有些颤抖。“写啊！”新兰心跳得更厉害，一个劲地点头。

肖华放心了，翻身上马，转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那身影矫健挺拔，像直冲蓝天的雄鹰。

初恋的欢欣与羞涩，分离的惆怅与留恋，从此轮番撞击着这对恋人的胸膛。两年多过去了，他们重逢了。他们终于结成了比翼双飞的战鹰，一起翱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之中。

——谭震林与葛慧敏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5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秋上井冈山，先后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二纵队党代表等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抗战时期， 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二师政委、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1945 年 6 月，当选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 年调中共中央任副秘书长。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受迫害。1974 年重新出来工作，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 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逝世。

1939 年春，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抗日前线，专程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此行是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传达和敦促执行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的。临走前，周恩来又为干部的婚姻之事说了情。这是因为项英副军长在男女问题上始终抓得很紧，军部一度提出“枪毙恋爱”的口号。对于敢破坏规定者，轻则撤职开除党籍，重则可能军法从事。周恩来不赞成如此“一刀切”，对男女恋爱卡得过死，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258 团”的原则。这就是，年龄超过 25 岁，参加革命满 8 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恋爱、结婚。正是周恩来带来的这股春风，解决了许多老同志的“个人问题”。

那一年，谭震林 37 岁，正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多年来驰骋疆场，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 但还是单身一人，倒也来去无牵挂。

谭震林从小在湘东边陲长大。他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喜起，是盼望喜事降临的意思。但在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喜事是不会降临到贫困的市民家庭的。他 12 岁时，开始了艰辛的学徒生活。书纸店的活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却意外地获得了晚上偷看书的机会，明白了不少道理。他曾这样说：“中国的历史，我是怎样了解的呢？我是从书店里了解的。因为小说《水浒传》是讲造反的。历史书上的陈胜、吴广，那是搞农民起义的。读了，就晓得革命。”他还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从《水浒传》等书中所受的教益：“要打倒欺侮穷人的坏蛋，光靠英雄豪杰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一伙肝胆相照，利害一致的人一块去造反，就像书中说的‘聚众起事’。攸县有句俗语也这么说：‘一堵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个道理。”读书促使谭震林的头脑开了窍，不平的世态唤起他的反抗精神。他不再

是逆来顺受的学徒，而是 20 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投身到了大革命的

洪流中去，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 年 10 月 12 日，谭震林由余来、戴述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他要求改名“谭虎”。余林觉得这个名字太露，说：“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还是叫‘震林’好！”谭震林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我就叫谭震林。”

从此，谭震林踏上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新的征程。从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战斗在赣南、闽西、参加三次反“围剿”战争、保卫和发展福建革命根据地、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战斗在铜（陵）繁

（昌）前线，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党方面委任。但是，县政府早已从县城搬到了乡镇。三支队开抵铜繁前线以后，川军也趁势退出了防线。于是，谭震林带着三支队司令部移驻繁昌县中分村，担负起了保卫繁昌防线，阻击日军“扫荡”的作战任务。

新四军不设政治委员，三支队司令员是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的，因此， 谭震林实际上主持着三支队的工作。艰苦的斗争生活，加上身患多种疾病， 使谭震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敌情严重、戎马倥偬的紧张战斗，使他的婚姻问题总摆不上议事日程。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到来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谭震林与葛慧敏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也许成为陌路人。

葛慧敏，原名田秉秀，安徽蒙城人。1920 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她从小在蚌埠长大，后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在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由于受到我地下党的影响，她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到工人夜校上课，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教唱革命歌曲。1936 年，经赵伯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粹年的帮助下，化装成医务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她弃学从军，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被派往江西南昌新囚军战地服务团。1938 年 4 月，随军到了皖南，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附近的汀潭开展民运工作，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同年 8 月，重新入党。1939 年 2 月，她由汀潭临时调回军部，参加战地服务团第二工作队。不久，调至第三支队。当时，新四军第三支队已经由原来所在的南陵县的南四区沙滩脚，向前方移到繁昌县的繁一区赤吉乡中分村。

19 岁的田秉秀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留着齐耳的乌黑短发，微笑时面颊上还现出两个笑靥，显得格外秀丽俊悄。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服，打着绑腿， 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出门工作时总是夹着一把伞， 肩上挂着一个草绿色布包，包口上缠着一条白色毛巾，要是夏天，还要戴顶小斗笠。这一身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当她脱下军装，赤着双脚，卷起裤管，同妇抗会员们一起， 站在村头溪水中为战士们洗衣裳时，宛然是一位村姑。说起话来操一口普通话，看上去这位在南方长大的少女，倒像是北方的姑娘。由于她待人和气， 村民们都愿接近她；由于她英武不凡，大家又非常敬畏她。她布置的工作， 人们都乐意接受并积极地完成。人们欢喜她、敬重她，随之用多种称呼来称呼她。青年人称她“田大姐”，老年人称她“田同志”，与她同公屋住的徐崇辉及其老伴张氏，则亲切地称她“秉秀”。

谭震林与田秉秀几乎是同时来到中分村。村南有个绰号“老光蛋”的， 名叫徐崇道，谭震林就住在他家。田秉秀住在村东的“三公所”。“三公所” 是徐姓三个小公堂合建的公屋，前后两进共 8 间，中间有个大天井。后进两

侧房间是公堂仓屋，前进两侧房间是看仓屋的贫苦农民徐崇辉一家 7 口住着，天井左侧厢房便是田秉秀的住处。

最初，谭震林对田秉秀并不了解。在后来的工作接触中，谭震林很快喜欢上了这位稳重而又能干的姑娘。

那是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在中分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这个训练班是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筹办的，校长是由县委妇女部长田文兼任，田秉秀任副校长兼负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决定到会并亲自给妇训班赠送锦旗。但这位县长又担心自己压不住阵脚，故特地邀请了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陶县长双手提着一面绣有“妇女先锋”四字的红绸锦旗走到台上， 这时，田秉秀和另一位女民运队员迎面走了过来，不卑不亢地接过了县长的

人心弦的话语，甜润清脆的嗓音，雍雅端庄的英姿，无不为到会的人们所赞美，也打动了青春早已悄然逝去的谭震林的心。从那次会后，他开始打听她的名字，他想更多地见到她。

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 谭震林正想站起，门却被推开了，进来的正是田秉秀。谭震林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的面前：“田秉秀，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谭司令，中分村妇抗会抓到两个尼姑。” “你们抓尼姑干什么？”谭震林没等田秉秀把话说完，就奇怪地抢问一

句。紧接着说：“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保护的呀！” “经过审问，她们招供是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刺探军情的。”田秉秀

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谭震林默默地点头，他为田秉秀敏锐的眼睛、高度的警觉而感到满意。在一番对话之后的静寂时刻里，谭震林这才发现田秉秀那副戎装仪容—

—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密匝的绑腿，佩上腰间一条宽实的皮带，还有那白皙的脸膛上两颗秋水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使这位秀丽的姑娘显得格外威武、俊俏⋯⋯

谭震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口琴，闲着就吹一吹。政治部几个年轻人也来凑热闹，先后找到四五把口琴。于是乎，一把口琴队组成了。琴声经常招惹得那些爱唱爱跳的姑娘们前来观看。

谭震林经常抽空去看望妇训班的学员们。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刚从前线归来的谭震林跳下马背，来到了妇训班，还掏出口琴为她们吹奏一曲《采茶扑蝶舞》，归去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又是一个晴天的傍晚，太阳西沉群山，天色却还明亮。谭震林晚饭后来到涧溪边散步，一眼瞥见田秉秀正在溪边浣洗衣裳，这就使他猛想起田秉秀平时常在青年人中教唱的那只皖南民谣《洗衣曲》，于是掏出口琴吹奏起来。那美妙动人的琴声，随着清澈的溪水荡漾，流进了洗衣少女的心房。

田秉秀情不自禁地伴和着琴声唱了起来：

一根棒儿两尺长， 姐在溪边洗衣裳。 红叶子落在溪水里， 咿得儿哟得儿哟， 不知飘落到何方？ 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这歌谣抒发了“洗衣姐”对远方情人的思念之情。也许是田秉秀被这种真情实意所打动，仿佛她自己也成了歌中人，唱得是那样情真意切。

叶啊叶，你别忙，

奴家有话托你寄情郎， 收拾行李早还乡，

咿得儿哟得儿哟， 大家一起赶豺狼。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

唱歌的倒是无意，吹琴的却是有情。田秉秀刚唱完歌词的一半，谭震林已经走近她的身旁。这时的她，不由得脸刷的绊红，心里“通通”直跳，只得拎起水淋淋的衣裳，扭头往“三公所”跑去。

谭震林对田秉秀的好感被同志们觉察了。当地的特委书记问谭震林：“谭司令，她怎么样？”

“不错。”谭震林爽快表明自己的看法。 “看中了！”特委书记兴奋了：“我们找她谈话。” “别胡来！”谭震林严肃起来：“婚姻不能一厢情愿，要双方都同意才

行，莽撞不得！”

然而，偏偏出了莽撞之人。

一天，谭震林请服务团的同志吃饭，男女各一桌，田秉秀自然也来了。宴会是在晚上举行的。当两杯饶酒下肚以后，男同志们话语多起来，姑

娘们不管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地吃。

忽然，一位男士举起酒杯，说：“女同胞们，你们只知道吃，只知道喝， 晓不晓得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谭司令请的酒啊！”女同胞们回答。男同志说：“这是什么酒？” “这是谭司令和田秉秀的定婚酒！” “哈哈哈哈⋯⋯”

人们的笑声，惊起了落在院中树上的飞鸟。

谭震林没想到他们会如此恶作剧，赶忙说：“你们不要胡来嘛！” “谭司令不要不好意思嘛！”

田秉秀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看到女伴们正惊讶地望着自己，看到男同伴们得意的笑声，忍不住把筷子一放，只身跑出院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哭了起来。

同伴们把她找回来。 “你要和司令员结了婚，我们还可以沾点光！” “哈哈，我们这里要出一位司令夫人！”

同伴们的吵吵闹闹，搅得田秉秀心绪更加不安。本来，她是敬重谭震林的，但是今晚之事，令人有被捉弄的感觉，谭司令是以权势压人！

年长一点的章蕴大姐说：“田秉秀同志你不要误会，谭司令请客不是那个意思。即使他看上你了，也得征得你的同意才行啊！”

“你们合计好了，背后算计人。”田秉秀的气还没有消。“这怎么是算计你呢？是关心你！”

田秉秀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起了曾经像哥哥一样关心她的未婚夫。

那是在大上海的日子里。他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英俊、蔚洒。他带她去租界看苏联电影，他带她去公园，他和她一起看进步小说，他曾想带她一起去投奔八路军、共产党！由于她再过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了，结果他先行一步， 她追随而来，但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她才知道，他离开上海时，泅渡苏州河呛了水，坏了肺，大口吐血，壮志未酬身先死。她惊呆了！在月升中天、夜深人静之时，她只有凝望着未婚夫送她的订婚戒指，默默垂泪。

谭震林突然叩开他的心扉，她心慌意乱。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首长，他是领导；他风度翩翩，气字轩昂；他已是中年，老练成熟，豁达乐观；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她自己，只是一个还未成熟的新兵！他正是自己所需要的良师益友，而要结为终身伴侣，这从未想过！她心里矛盾极了！此后几天，她没搭理谭震林。

“我不去，你们愿意你们去。”田秉秀生气了。 “你不去，不更叫他们说你了。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你才大大方方

地去看他呢！”章大姐劝导她，“越是不去，别人越说。你想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田秉秀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去就去吧。姑娘们说说笑笑，走进了谭震林的住所，七嘴八舌，与谭震林打着招呼。

突然，又有人使“坏主意”，在窗外叫道：“你们都出来，帮帮忙好吧！” 田秉秀还未明白过来，女伴们忽拉一下子全冲出屋，把房门立即锁上。谭震林急忙喊道：“都回来，不要再恶作剧！”

呼喊也无济于事，门外一片嘻笑声。他和她被反锁在屋里。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田秉秀默不作声，谭震林先开了口：“这些人， 尽胡闹，净帮倒忙！”

略停顿了一会儿，谭震林继续说道：“秉秀同志，这件事弄成这样，让你受委屈，我很是不安。当然，同志们并无恶意。我对你是有好感，可这要征得你同意，你不同意，我决不会用强迫命令的。”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的心放下来了。

谭震林用感伤的话语说道：“看到你，使我想到了我牺牲的妻子。” “牺牲的妻子？”田秉秀感到意外。 “是的。当时，她的年纪与你现在差不多，我们志同道合参加革命，感

情很好。一次，我打仗归来，有人告诉我，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被人诬蔑为‘社会民主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她秘密处决了！我最了解她，她是一清二白的共产党员，怎么会是什么‘社会民主党’。她的死，我很伤心， 我没有保护她，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

田秉秀又一次感到意外：这位外貌刚强、脾气爽直的将军内心却另有一番强烈的儿女柔情。二人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谭震林从感伤的情绪中回转过来，用一种诚恳和期待的口气说道：“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 我请你嫁给我。我们奋斗目标一致，感情上能互相体谅、理解，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如果你不愿意，也希望你直接给我答复。我现在不会对你不礼貌， 将来也不会勉强你，不会让你为难。请相信我的诚意。”

田秉秀垂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问道：“能让我再考虑几天吗？” “当然可以！”谭震林爽朗而高兴地答应。

田秉秀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现在想走。” “门锁了，怎么走？”

“我从窗子跳出去。” “那你就走吧。”

田秉秀一纵身，真的就从窗户跳出去了⋯⋯

谭震林谈恋爱，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很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不急不恼，他相信自己的魅力。他又吹起了那把心爱的口琴。

悠扬的琴声，牵动着田秉秀的心。以前听他吹琴好像没觉察出什么，而现在这“琴”外之音却声声打动着她，吸引着她。一次又一次，这口琴简直成了他们的联络暗号。

好事多磨。1939 年 6 月，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结婚了。婚礼极为简单，结婚那天，略备几碟菜，几位支队领导在一起小酌一餐，两个人的铺盖合在一起，就算办了婚事。

在人们看来，他们俩婚事从相恋到结合，乃至婚后，都处在十分神秘之中。极少数知情者严守秘密，对谁也不说；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得而知， 最多也不过猜测而已；至于全村那些憨厚的村民，其茫然状态就更不用说了。

的疏忽，人们看出了其中的神秘。这年腊月，那时已住在中分村北面谢村的田秉秀，有一次回到中分村来，人们发现谭震林经常穿的那件黑色皮夹克， 而今穿在田秉秀的身上，晚间在栗树园看演出时，又发现谭震林与田秉秀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从这些过去从未看到的现象中，人们断定他俩已经结婚了。

至于他俩婚后为什么还这样神秘？原来在结婚时，田秉秀就向谭震林明确表示过：第一，不愿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关系；第二，要照顾政治影响。正因为要做到这两点，所以他俩婚后长期分居两地，从来不在一处共餐。

婚后不久，曾发生过以下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来检查工作，有人向他反映，谭震林强行和田秉秀结婚。这怎么得了！支队的主要领导人带头这么干，还怎么管别人！

他找谭震林谈话。谭说：“要说一开始，她不愿意是对的，可跟我结婚， 她是自愿的。不信可以找她来问问嘛！”

项英说：“你让她写个材料来。如果她不肯写，就是强迫。” 田秉秀痛痛快快地写了，而且还赘了一句：“我已经怀孕了。” 此事只好作罢。

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神秘地共同度过了 10 个月的时光。用田秉秀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嫌他年龄大，也不是要做‘首长夫人’。我把震林同志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结成了患难与共的终生伴侣。”

她晚年曾回忆过中分村的这段峥嵘岁月，记叙了谭震林的战斗生活和他们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情谊：

“震林带着四种疾病参加每次战役，一副黄瘦的身躯，谁也难以保证他的寿命能维持到八十一岁又七个月。每当我驻地离他近的时候，我就设法医治他的遍体疥疮和腹泻，直到治好为止。我看他吐黄黑痰时，心里多么不安啊！可是，他打起仗来忘记一切，勇往直前。他为党、为人民、为军队，是那样忘我的搏斗，根本不顾个人安危。”

“当繁昌战役紧张时，尤其是峨山头搏斗，塘口坝血战时，我带着后勤骡子、担子，还带着当地群众和三县妇女训练班的同志，在敌人飞机扫射、轰炸下转移。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用小钢炮三次对准目标，震林同志用滚地的方法躲开敌人的炮弹，衣服只剩下里子，鞋子只剩下鞋口。我真担心，他却说：‘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他为党、为人民，置生死于度外。” “震林同志个人学习非常努力，对我的学习也非常关切，我想自己是个

新兵，多么渴望他能帮助我解答问题。我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他总是启发我独立思考，常对我说，‘你应该由你所在的组织上帮助你。’”

“他对三支队的上下级干部、战士、官兵、马夫都一视同仁，同命运， 共呼吸。过组织生活时，他自己只当一个普通党员，对党小组长非常尊重。不论是勤务兵还是马夫，都那么尊重。这些对我教育很深。”

“他想吃泥鳅、小鱼，稍有空时，他就拿起脸盆，和勤务兵一起捡泥鳅、抓小鱼，每次还留些给我吃。可惜因工作两地，无法同他一起吃饭，每次我都向他道歉，想起这些情景使我难以忘怀。”

转眼间，中分村的岁月过去了 20 多年。田秉秀早已改名葛慧敏，她和谭震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共和国的土地上突然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谭震林和葛慧敏的夫妻深情又一次经受了时代风雨的洗礼和考验。

1967 年 2 月，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谭震林忍无可忍，带头“大闹怀仁堂”。在被诬为“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2 月，江青一伙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大

大叛徒”的首都工人体育场大会几天之后，清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一伙人冲进谭家，一边搜查抄家，一边把所有子女押上卡车，逐出了家门。随即， 又开来一辆小吉普，连拖带拉，把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他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葛慧敏不知去向。举家星散，天各一方。

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中，谭震林坚定而乐观，对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1969 年 11 月，他孤身被安置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他特别不放心的是跟随自己数十年的“老太”葛慧敏。其实，那时葛慧敏才 50 来岁，说不上老。但是，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脸色灰涩，满头白发。由于病势日渐严重，她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直到病情有所好转，这才被允许带了两个有病的小儿女，前往桂林， 来到谭震林住处。

这又是一个新的年头。1970 年 2 月 5 日，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烧

了年夜饭，迎接失散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他所居住的 5 号楼，位于小山上，坐北向南，一排四间平房。那时，谭震林属“全军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他们老两口连个名字都没有，分别叫作“5 号老头”和“5 号老太”，子女都用了化名。所以， 直到他们离开，那一带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里住着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

在桂林团聚以后，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两个小儿女，在后山坡开荒种地，过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葛慧敏回顾在桂林的这段生活，曾说：“老头”也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不过，不论压力有多大，处境有多难，他始终有信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后一定能弄清问题。这是他所以能在逆境中保持坚定和乐观的原因。

冬去春来，1971 年的春节到了。除夕之夜，这座孤单地坐落在山坡上的5 号楼里，虽然没有一个亲友上门，谭震林却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深山密林里过年一样，想方设法要让身边的家人过好新年。除夕怎么过呢？他同葛慧敏合唱了《新四军军歌》、《繁昌之战》等战歌，他还独唱了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阳澄湖畔，芦花放，稻谷香”的唱段；然后，葛慧敏唱了青年时代投奔革命之际的《游击队员之歌》。歌声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带到了昔日中分村相恋相爱的岁月，同时，更坚定了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

1972 年 12 月 26 日，谭震林特意选定了这一天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返京治病。毛泽东作了批示。随后，迎来了又一个新年。1973 年 2 月，谭震林同家人在那幢 5 号楼里度过了第三个春节。年后，从北京发来一节“公务车”， 把他和葛慧敏及子女接回北京。至此，隐姓埋名三年多的“5 号老头”才公开了自己是谭震林。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谭震林夫妇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兴奋得彻夜未眠的谭震林，快天亮时才睡着了，睡得那样香甜。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未有过的，以至从床上掉在地板上也没有醒。当他被葛慧敏扶上床后，连自己都惊讶他说：“怎么睡到地板上来了！”接着，是一阵爽朗的大笑。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此时竟兴奋到失态的程度。看着谭震林笑得那样开心、豪迈，葛慧敏也笑了。

这笑声是对跳梁小丑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嘲弄，也意味着对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欢呼！

——叶挺与李秀文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第 6 期毕业。1921 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去苏联学习。1925 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1926 年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汹桥和贺胜桥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 所部被称为“铁军”。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去国外，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1937 年底出任新四军军长。1941 年 1 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6 年 3 月获释， 4 月 8 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李秀文是出身于澳门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李少邨是位支持革命的绅士。1924 年，李秀文还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结识了叶挺。当时，叶挺正在孙中山的大总统府任警卫团第二营营长。他们俩人通过一段时期的交往和了解，感情越来越深。

1924 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定派遣干部去苏联学习，叶挺被列入去苏学习的行列。叶挺辞去了一切职务，十分愉快地准备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他又怀着对李秀文满腔的热恋之情。经过反复考虑，临行前，叶挺终于忍不住向李秀文求婚了。李秀文当然满心欢喜，她对叶挺已是以心相许了。但她提出还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

秀文的父亲知道后，对女儿严肃地说：“叶挺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军官， 现在正是你们两个求上进的时候，婚姻，要作为鼓舞双方前进的力量。”秀文的母亲把女儿拉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你爸爸早就看中了叶挺，老人是希望他当了团长你们再结婚。”

李秀文把父母的意见跟叶挺说，叶挺欣然接受。两个立下约言，互勉互励。

叶挺到了苏联后，处处感到新鲜和兴奋。他如饥如渴地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并实地考察苏联的社会情况和探求革命胜利前后的经验。叶挺广泛接触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之建立革命的友谊。叶挺的思想进步很快，开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由于觉悟提高，表现良好，在苏联学习半年后，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英支部，成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5 年，叶挺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不久，叶挺和李秀文便在肇庆阅江楼举行了婚礼。

婚后，迎接他们的不是春江花月，不是歌舞良宵，而是一阵阵猛烈的狂风暴雨。

叶挺独立团在广东省肇庆县成立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协助开展广东西江的农民运动，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叶挺在北伐途中，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在汀泗桥、贺胜桥、破武汉城垣请战役中，均亲临前沿和城下督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转战闽粤。1928 年，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被任命为总指挥。但因敌众我寡，起义第三天遭反动武装四面包围，他镇静处险，指挥部队突破重围。他坚持断后， 敌军部队已进入广州市，他仍隐伏于叶家祠堂的密室内。后逃到吉隆坡山区

此后，叶挺和李秀文在国外度过了 10 年艰苦生活。在这期间，他们曾住在法国和德国，叶挺在那里作些零散工，还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来维持生活，宋庆龄曾寄过钱帮助他们。

1937 年抗战开始，叶挺到了延安。毛泽东请他吃饭，称他是北伐革命战

争时期的名将，并请他出来担负新四军军长一职。叶挺欣然答应，于 1938

年 2 月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

在延安，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党校，在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在一片掌声中，叶挺站起来激动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高山， 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爬山的比喻形象他说明了叶挺的经历和决心。不久，他肩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从延安来到汉口新四军筹备处。新四军筹备处是这年夏天开始筹备工作的。叶挺和郭沫若在这里相会，作了长时间的热情交谈。郭沫若还亲笔写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挂在叶挺住所的中堂， 表达对叶挺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的赞扬。从此，他们俩人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情。

那时，新建立的新四军经济困难，装备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 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为此费了很多心血。他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最难得的还是李秀文。她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 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支持叶挺的新四军，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并在别处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 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准备运往皖南，供给新四军抗日。

不料，这批手枪从广东起运路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地扣押下来。李秀文只得赶紧拍电报通知叶挺。

叶挺得到电报后，十分恼火，立即骑上马到达军部，接着坐上汽车直奔上饶。

第二天清晨，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门口。叶挺下了车，走进司令部，进了顾祝同的办公室。叶挺一进办公室，就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顾祝同当年在黄埔军校当学生的时候，叶挺曾做过他的教官，因此，顾在叶挺面前表面上还得装作恭恭敬敬的模样。他心里早就明白叶挺的来意， 嘴上却故意问：“叶军长这次来上饶，不知有何国事与本人协商？”

叶挺深知他惯耍这套外交伎俩，根本没理他。顾祝同故作殷勤地帮叶挺点上烟，凑上去说道：“为国家，为民族，我等共事多年，本人学识浅薄， 能力有限，处理国事，恐有不妥之处，请叶军长多加指点！”

“请问，内子为本部谋得 3600 支手枪，司令官为何要百般刁难？”叶挺的声音中蕴含着蔑视与愤怒。

顾祝同一听，狡猾地冷笑两声说道：“请叶军长不必生气，本人并非故意刁难，这全是误解，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他一边说着，一边慢腾腾地吸了口烟，然后像朗诵似地说道，“当前，我战区所属各部，武器均甚缺乏， 这批枪支，新四军用，亦不过是为抗日，其他军使用亦为抗日。抗日乃我全

长多从大局计议，从整体着眼，洞察余意之所在，定能谅解。”

叶挺听了他的话，愤然站起来走到桌旁，拳头往桌上一拍，说：“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是否问心有愧，请扰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在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事实不容狡辩，这一下把顾祝同责问得哑口无言，弄得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把 3600 支手枪如数还给了叶挺。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 3600 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 1938 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 一脸的端庄秀气。儿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叶挺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打仗之余，就在屋后的小园子里种西红柿、黄瓜、青菜。他一干活，就脱掉鞋子，赤着双脚，完全像个农民的模样。而且他对种菜特别内行，在菜地边沤了两缸肥，每天挑水浇菜，照顾得十分细致。

结果，军长的菜园子每年都是满园春色，长势喜人。豌豆又肥又嫩，西红柿长得像小碗口大，嫩黄瓜一摘就几十条。到了丰收季节，叶挺常请参谋处、副官处的同志来会餐。

叶挺生活十分俭朴，出外的时候才穿军装，或西装，回到家一般就穿破旧的衣服。一件衫衣，有时让秀文补了又补。夜里办公往往搞得很晚，他不许叫醒炊事员，自己动手淘两把米，切两片腌肉，做夜餐，还给没睡的警卫员也捎上一份。

夫人李秀文在军营中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她喜爱练毛笔字， 每天都坚持写好多张，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有时，她跟着勤务员一起打扫环境，扫地抹桌。她还买来一些铅笔、本子，教警卫员识字，对人和蔼极了。

有时，她为叶挺买来水果，一定让警卫员们都来尝尝，他们不好意思吃， 她就把水果放到各人的床头。有时，警卫人员生了病，她不仅前来细心照料， 而且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上几个荷包蛋吃。看到这些孩子们的鞋坏了，她也爽快地拿出钱来要他们立即去买，找回的零钱也总是送给他们零花。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叶挺经常率军袭击日军，或粉碎日军的“扫荡”。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1940 年秋季，军部天天开会，讨论北上问题。不久，叶挺决定先让李秀文回广州。李秀文为了孩子，不得不与叶挺分手了。她把叶挺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叫来他的贴身警卫，告诉他，军长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春夏秋冬怎样关心他的冷暖，衫衣要洗干净，烫一烫。如果军长不注意身体，不听话， 就写信给她，她好讲他。直到上了汽车以后，秀文还把警卫员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小黄，一切都交给你了，要多注意呀！”随后又在他手里塞了20 块钱，让他零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蒋介石抓了起来。李秀文在家里看完报纸以后放声大哭，接着几天不吃饭，整天地呆坐着。

1942 年下半年，叶挺被关押在湖北恩施。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去和叶挺一起生活。不久，秀文的母亲带着别的孩子也与他们住在一起了。那时，叶挺已被解到桂林，遭到软禁。

当时，叶挺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秀文的姐夫每天出去摆地摊，一家十

少得知叶挺状况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钱来，可叶挺只能收到来信，汇票都不翼而飞。到邮局去查询，都答：“这是上头的命令。”

于是，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叶挺带领全家开始了生产自救。李秀文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换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只小猪。孩子们每天到后山放羊，并捞猪草。叶挺在房前开荒，种上蔬菜。有时，他还带着孩子到草地上挖地衣，拣菜根，采野慈菇等等。为了改善生活，叶挺还带着孩子到附近池塘中去钓田鸡。

特务们总是远远地监视着叶挺一家的生活，并且隔三岔五地派人来逼迫叶挺签“悔过书”，都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不久，叶挺又一次被押往恩施。其时，李秀文已生下了“阿九”。除了老三“夭折”外，身边一共有 8 个孩子。

为了减轻秀文的负担，叶挺决定带 3 个孩子到恩施去。于是，在 1943

年的 12 月，李秀文被迫又一次与叶挺分手了。

秀文带着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 一家人先流浪到离都城郊外几十里的一个破庙里，每日只靠野菜和向老乡买些红薯过活。不久，一家人又染上了疟疾，没药少吃，生活几陷绝境。为了不至于全家困死在破庙里，秀文又开始拉扯着一家穿山越岭的到处流浪。后来又到了罗定，再也走不动了。在罗定找到叶挺的一位朋友谭冬菁先生，便暂时住在他家里。李秀文每天靠到集市摆小摊卖估衣，换点钱养活大家。后来好不容易与李济深接上了关系，这才全家搬到了广州。

在叶挺被囚禁的 5 年中，还有一件让人感动的事。那是 1942 年冬季，叶

挺还被关在恩施。李秀文带着 8 岁的女儿扬眉来看他。见到叶挺后把郭沫若

托她捎来的香烟送给了叶挺。那时，正值郭沫若 50 大寿即将来临之际。

没几天，叶夫人携扬眉来到郭沫若的寓所。她送来了叶挺赠给郭沫若的一份“寿礼”。那是叶挺用香烟罐的圆纸片亲手制成的“文虎章”。正面正中用钢笔横写着“文虎章”三个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 10 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文虎章”的上面由李秀文订上了红丝线做成的佩绶，还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

这真是一份宝贵的礼物。郭沫若捧着这份深情厚意时，感激得流下了眼泪。

后来，郭沫若又收到叶挺的一封信，信中说：

沫若兄：

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彻夜长谈二十四小时，曾说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别后自思，不如改为下二句为佳：

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

叶挺三十一，十一，十四

在渝效红炉厂囚室中

后来，郭沫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避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产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希夷征服了这一切。”①

① 郭沫若：《叶挺将军的诗》。

织送来的叶挺出狱的消息，多么令人兴奋啊！这盼望已久的消息！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捣乱，毅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要到重庆与叶挺相会。她带着阿九，拿着行李和全家告别，别的孩子闹着要跟着去，秀文亲亲孩子们的脸， 亲切地说：“妈妈三个月后一定回来接你们。”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这些孩子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1946 年 3 月 9 日，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进重庆中共代表团住地——曾家岩，在一阵爆竹声中，车门迅速地打开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叶挺，自皖南事变以后，已囚禁了 5 年零 2 个月了。在人民的声援和党的营救下，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一天，李秀文也从广州坐飞机赶来了。两个人面对面，互相打量着： 叶挺的鬓边已染上了白发，李秀文的眼角也刻下了皱纹。叶挺挽着秀文的手，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激动地紧挽着李秀文的手说：“秀文，我们两个，好像又结婚了！”李秀文微微点了点头，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挺怎么能不高兴呢？！夫妻离别，异地相思，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双方吃尽了苦头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他们共同策划着前程，准备一起到延安去。

临行前，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入党，郭沫若和阳翰签一同邀请叶挺一家， 包括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共四口人，在重庆一家饭庄设宴。此外还请来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南方局的几位同志，周恩来因事未能来。

叶挺心情激动，生活的风雨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 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叶挺的这些话发自肺腑，尽管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坎坷不平，却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正直热诚。正如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电文中所说：“全中国都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抗战时期的岳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骄傲。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1946 年 4 月 8 月，叶挺夫妇，带着女儿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由重庆去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一同在山西境内遇难。举国上下，不胜痛悼。

周恩来在 1946 年 4 月 19 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文中垂泪呼道：

“若飞！博古！希夷！邓发！黄老先生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 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

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阿九才 3 岁。她分享了叶挺一生的光荣，也更多地分担了叶挺一生的苦难。

——方志敏与缪敏

方志敏（1900～1935）江西戈阳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 年领导横峰、戈阳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委。1931 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4 年 11 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抗日。1935 年 1 月被俘， 在狱中坚贞不屈，8 月 6 日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男女之恋，人之常事。”这是方志敏将军和战友们谈到恋爱婚姻问题时说的一句话。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和无数共产党人一样，除了舍生忘死与敌人斗争外，方志敏同志也有着自己的爱情生活。

青年时期的方志敏曾结识过一个相貌出众的女朋友。因为老家都是赣东北的，而且方志敏与她的哥哥关系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萌发了爱情。但是，当他们到南昌读书后，这位女友受到当时都市的不良风气影响，逐渐地羡慕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她不是认真学习、追求进步，而是讲穿着、爱打扮，贪图安逸。方志敏目睹她的变化，心中忧虑，曾多次对她批评帮助，但是她迟迟不觉悟。于是，方志敏便断绝了和她的往来。

后来，方志敏结识了缪敏。她也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学生，进城几年来，衣着打扮依然朴素，为人忠厚老实，保持着农村姑娘的本色。她喜欢和进步学生接触，并且学习勤奋。方志敏和缪敏接触几次，彼此都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缪敏对方志敏敢于坚持真理、忠实谦虚的品性和出众的才华非常敬佩。渐渐地，他们建立了友谊，并产生了爱情。

那时，魔鬼横行，革命战士时常遭到捕杀。1927 年春，缪敏在江西鄱阳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当时，方志敏正在横峰领导农民运动，听到未婚妻被捕的消息，十分焦急，立即派人秘密到狱中看望缪敏，并给她带去了一封信， 鼓励她坚持斗争。不久，缪敏出狱来到横峰。见到从狱中归来的情人，方志敏高兴得几乎流出了眼泪。他安排缪敏和另一个女同志同住，并嘱咐她形势紧张，睡觉不要脱衣服。缪敏经过狱中的折磨和路途劳累，疲劳极了，一时忘了方志敏的话，脱了衣服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半夜里，白军突然袭击，缪敏从梦中惊醒，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匆忙跑上山去。方志敏去她们的屋里通知她们撤走时，看到了缪敏慌乱中丢下的旗袍，他急速赶上她俩，把旗袍交给了缪敏。缪敏接过旗袍时，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1927 年 6 月，方志敏根据组织决定就要离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昌城， 转移到农村从事组织农民起义的工作。出发前几天，方志敏和缪敏商量以后， 决定在中共江西省委的秘密机关把婚事办了。

当时，方志敏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省农民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常驻省会指导全省农运工作。江西各县的农民运动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要求方志敏去农村组织农民起义加以配合。

婚礼十分简单，只是加餐吃一顿好饭而已。在这简单的结婚仪式上，方志敏表示：现在革命已经到了严重时期，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一对英勇的战士。彭湃同志正好由党中央派到江西省委视察工作。他不仅参加了婚礼，还高兴地即席献词以示祝贺。他随手写下诗句，然后贴在他们结婚房间的墙上。诗词是：“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

新婚之夜，省委及有关负责同志罗亦农、彭湃、冯任等及方志敏夫妇， 以打麻将为掩护，实际上是开会研究方志敏此次去农村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婚后几天，方志敏便告别缪敏，到赣西农村领导农民运动去了。

1927 年 10 月中旬，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戈阳、横峰两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弋横地区纵横百余里，到处红旗漫卷，捷报频传。当时赣东北各地传遍了这样一首歌谣：“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领导共产闹革命， 都是为穷人。”

1931 年，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工作，缪敏前去与他生活、战斗在一起。方志敏率领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1932 年，方志敏在苏区“工农报”上发表了《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的文章，号召全苏区工农群众千百倍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来，苏区人民在储备红军粮食，断绝敌人给养方面均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4 年秋天，中央红七军团来到了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会合。官兵相见倍感亲切，情绪特别高涨。

方志敏和缪敏当时曾分别代表省委和省反帝拥苏同盟，携带许多慰劳品到部队参加会师大会，方志敏夫妇都上台讲了话。他们夫妇当时在苏区都是积极革命的骨干和领导。缪敏任省反帝拥苏同盟主任。

1934 年 7 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庄严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1 月决定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

于是，方志敏亲率先遣队由葛源出发，向皖南行动，创造了 8 百余里的根据地。2 千多人的部队，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包围中冲杀着。

谭家桥战役，是空前未有的血战，先遣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这时，方志敏决定将部队退回闽浙赣苏区休整，但敌人紧紧地跟踪追击。方志敏亲自指挥后卫部队堵击敌人，使前卫部队顺利地进入苏区。这时，在敌人 7 倍以

上兵力的强压下，退至怀玉山，经过 7 天 7 夜激烈的战斗，已弹尽粮绝，人马疲困，又正当大雪纷飞，将士吞雪啖草，挖山芋芭蕉脑以解饥渴。方志敏披着树叶，抵御寒冷。饥寒疲困已到极点，几次要冲出封锁线，敌人又层层包围上来。方志敏不幸于 1935 年 1 月 24 日被俘。

方志敏被解到德兴敌军团部时，亲笔写了“自述书”，表现了对革命的忠诚和伟大的理想。不久又被解到上饶禁闭室，敌人审讯逼供，均归失败。至 2 月 2 日，方志敏被解到南昌军法处看守所。

国民党百般诱降，竟派几个穿花旗袍的青年妇女来所谓“优待室”骚扰、诱惑方志敏。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还气愤地斥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有个别厚颜无耻者贴近他，企图轻薄勾引，方志敏举起双手铁镣向她砸去， 此后，那几个妖艳的妇女再也不敢来了。

敌人见美人计不成，就想用夫妻之情来动摇方志敏的意志。一天，一个奸诈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的夫人？你与她的感情很好吗？”敌人的问话，勾起了方志敏对妻子缪敏的深切怀念。他哪里知道， 就在他被捕半年后，由于叛徒告密，缪敏也被捕了，被关在南昌第一女子监狱。妻子此时此刻也在无比地想念自己的丈夫。当然，方志敏是决不会以自己的屈服为代价来换取同妻子见面的。他毫不踌躇地回答：“我与妻子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是长期共患难的人。我到了这个地步，妻子儿女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经过生离死别的考验，方志敏和缪敏的爱情更加纯洁而坚贞了。虽然身陷囹圄，但仍隔不断他们的思念之情。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每想到缪敏的音容笑貌，心头便立即涌现出“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几

为了光辉的共产主义事业，立志敏把对妻子的爱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甚至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的时候，他依然志韧如钢，丹心向党。正如他写到的那样：“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1935 年 8 月 6 日，方志敏被“秘密处决”。虽然，就义前他未能与心爱

的妻子缪敏见上一面，但他却用鲜血浇灌出一朵永放异彩、更加艳丽的爱情之花。

——周保中与王一知

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团长、副师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从苏联学习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 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兼民政部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周保中，原名叫奚李元，1920 年 3 月，他带着探求生活之路的决心，从家乡大理来到了省城昆明，被送到云南讲武学校学习。不久，他的父母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

周保中的父母因过早地失去了大儿和儿媳，把希望放到了二儿子的身上。他们盘算着、试探着和儿子商量，要为儿子娶妻成家，并告诉他女方是离湾桥村不远的大张屯人，名字叫金阿喜。周保中出于对父母的爱和同情， 麻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答应了父母的要求。

结婚第一天，乡亲们按着白族习惯，帮助周保中家搭了一个漂亮的彩棚。这是迎喜神的一天，晚间乡亲们都来贺新郎，周保中按着父亲的意愿拜了“喜匾”。第二天一大早，周保中在湾桥村跟来的 10 多名伴郎的陪同下，乘坐着明轿前去迎亲。另外，还有三乘轿是迎亲回来时，供新娘和送亲的人乘坐。新娘的轿门用门帘遮着。一路上，唢呐吹奏《迎宾曲》开道，后面跟着的是准备替新娘梳妆的妇女，催妆的小孩，还有挑“海酒担”的。这副担子中装草席子两张，木炭两根，带骨肉一块，取其龙席虎炭、山盟海誓之意。周保中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来到新娘的家门，新娘家为了表示不让自己的爱女离去，则将大门紧闭。周保中惆怅地感到白族的婚礼习俗名目太繁多了，他耐着性子等待着。顿时，唢呐声三起三歇，再三表示新郎的诚意以后，新娘家的大门才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位颇有风度的老先生，站在大门口，拦路考新郎。老人第一个对联的上联是：“北斗七星三四点，”周保中立即回答：“南山万寿十千秋。”老人又出一上联：“能刚能柔英雄度，”周保中又对出： “无私无弊圣贤心。”老人脸上露出喜悦，又说一上联：“敬德辅仁，宇宙功成降世方，”周保中对出：“除邪扶正，雷电声震消尘氛。”老人还要再对，周保中忙上前施礼，说：“阿伯，佩服阿伯知识渊博，等进得门来，我一定拜见请教。”说得老先生喜笑颜开。

周保中被请入正屋，他见妻子文雅秀丽，身姿苗条，婷婷玉立。那色彩鲜艳、加工精细的头饰，盘于姑娘的头上，上身穿一件玫瑰红的金绒夹袄， 一件雪白的大襟衬衣衬在里边，镶有绣花的围腰、飘带围在身上。这一切， 使周保中感到自己的妻子如同一朵盛开的山茶花。只见她端庄而有礼貌地单独招待周保中入席，其余同去的人，由她父亲另设六人席招待。席面是八大碗，红烧肉是不可缺少的第一道菜。周保中被文静贤惠的妻子迷住了。他漂泊在外的风尘之苦，顿时有云消雾散之感。他受过创伤的冷漠之心，暂时得到了一些安慰⋯⋯兴奋之余，他喝完了妻子斟满的最后一杯酒，便按着白族的风俗，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铜壶交给妻子，表示不管冷暖，今后一定对妻子忠心。

直到月儿西下，又经过媒人再三催请，新媳妇才依依不舍地哭泣着由他的兄长抱着上了轿。她头上盖着“开脸红”。周保中一路上听到妻子按着白

别从轿中出来，听到路旁的孩子们念着：“新姑娘，莫哭啰，转过弯弯到屋啰”的喜歌。这时，周保中家的门前早就设下一套斗、尺、秤、剪、香、纸、烛之类的用具，又由端公仗剑执法，退去车马。人们拥簇着新媳妇入洞房。

在热闹拥挤之时，周保中见到许多只手从各方伸来，向妻子的身上、手上、腿上掐，掐得妻子疼痛不堪，泪珠几乎掉下来。周保中心疼地走上前，小声地对妻子耳语：忍一忍，一会进屋就好了。妻子当然明白，这是白族婚礼上的风俗。据说，掐新娘的人，因为常年多病，掐新娘一把，沾沾喜气，其病自除。所以，妻子顺从地听着周保中的安慰，强忍着没让泪花滚下来。周保中伴着新娘入洞房，按着白族的风俗，他夫妻二人双方都跨过了特

意摆在这里的一副马鞍子，又低头经过挂在房门上的一个筛子，那里还有三支箭和一面镜子。这些都是表示今后新人吉祥平安、六畜兴旺、美满幸福之意。周保中没精打采地听任主婚人的摆布。进了洞房后，他就无力再进行夫妻俩争坐枕头的闹剧了。他只是对着天真地抢坐那个大长枕头的妻子，淡淡地一笑，然后疲倦地坐在了椅子上。至于夫妻喝交杯酒，吃团圆饭，互换三次饭等礼俗，他都没心去做了，只是应付一下了事。避开别人，只留媒人在房中互饮交杯酒后，闹新房又开始了。

繁华的婚礼和美丽的妻子并没有拴住周保中的心。尽管新婚燕尔，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结婚，并没有使周保中摆脱心中的苦闷，也没有给他带来新的追求，新的希望⋯⋯他不肯蛰居乡里，新婚以后不久，他毅然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妻子，走上奔赴东南亚之路。

周保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1924 年秋毕业出校，被派回原属步兵第九团担任连长。不到两个月便辞职离去。自己不怕违抗当政者，坚决脱离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束缚，出国游历，到过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后又回国到了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广东省，投入了当时广东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漩涡。”

1928 年，周保中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曾与妻儿见过一面，然而，因为工作需要，他又不得不与分别四年的妻子分手，去湖南醴陵搞兵运工作。随后，他又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直到这时，他才在报上看到他的妻子、儿子和弟弟乘坐的新华轮在海上遇难，船上 700 余人，无一幸免。当时，他的身子一下子瘫软在床铺上，眼前似乎出现那恶风巨浪，雷电轰鸣，风卷浪涌的大海，吞噬海面的小舟和巨轮。新华轮在下沉，他仿佛听见爱妻与娇儿及可爱的小弟，在茫茫大海中绝望的叫声⋯⋯

生活中的不幸没有把周保中压垮，他继续为着中国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着。“九·一八”以后，他请求回国抗日，得到了驻苏中共代表团的批准。随后，他被中央军委派赴东北抗日第一线工作。从此，他出生入死，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周保中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经结识过一位才识过人的女性，“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革命的激流使得他们的感情还没来得及升华就急匆匆地分了手，留给周保中的只是一片甜蜜的回忆和幻影，即使她的影子也只是在梦中依稀出现几次。连年的战争生活告诉周保中，今生今世再见她难矣。他正视这种战争年月的残酷现实，曾立下不将日寇赶出中国不结婚的誓言。几年来，他曾谢绝过许多房东大娘以及战友们劝他成亲的关心，他曾使许多抗日联军中的女杰对他萌发的爱慕之情偷偷地藏起。

然而，就在日军重兵包围，残酷地“清剿”，在严寒与断粮中进行游击作战的日子里，周保中决定与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王一知同志结为伴侣。

王一知 17 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初，受组织派遣赴佳木斯吉林省第五师范学校上学，准备取得文凭以教师的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

离开了这个学校到部队去了。到抗联第五军后，王一知曾任文化教员、妇女团指导员。以后被调到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工作，1938 年冬转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处工作。

王一知参加地下党和抗联第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工作期间，一贯立场坚定。她在困难面前坚强不屈，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她不仅生得容貌秀丽， 而且个性温柔坚强，深得同志们的敬佩。当时周保中担任第五军军长和第二路军总指挥的职务。王一知转入抗联第五军之后，一直跟随周保中南征北战， 艰苦斗争，起初她对周保中怀着崇敬的心情，非常敬仰他，后来在长期共同战斗生活的接触中，他们之间都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最后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1939 年 10 月 6 日晚，在黑龙江宝清县兰棒山上的京石泉溪旁，在不时的传来敌人稀疏的枪声的伴奏下，以及第二党小组同志们雄壮低沉的国际歌声中，周保中和王一知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借此机会，周保中幽默风趣地向同志们汇报了他和王一知爱情的基础，他说：

“恋爱、新婚、度蜜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为无数人所向往和憧憬， 我今年已近 40 岁，是真的不懂得享受新婚的幸福和甜蜜吗？我不愿与亲人形影不离，漫步于道旁，聊聊天，说说笑笑吗？不！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有着对爱的热烈向往，对幸福的执著的追求，也殷切地盼望着得到蜜月的欢乐。但是，日军的铁蹄，屈辱的战争，使我没有时间顾及这一切，有时虽然在梦中出现过爱情，但那只是梦，而理智告诉我，在共产党人的天平上，更重要的砝码是祖国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所以在个人幸福与革命需要的选择面前，我决定的是后者。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王一知同志的支持和理解， 所以我更感到幸福。

“比如，昨天我就和她商量⋯⋯”他侧过脸，看了一下羞涩地低着头的王一知，又接着讲，“为着战争的需要，我俩商定好婚礼要保密，不能公开， 我们住宿也要和往常一样。我还告诉她，今天举行婚礼后，明天我就要到饶河找崔石泉去，路上很可能与子弹结缘，先一步见马克思。我曾问过王一知怕不怕？她说那你就先走一步，我会在战场上为你报仇，如果我也遇上子弹， 那么我就在九泉下与你同步。同志们，这就是我俩忠贞不渝、新美如画的爱情基础，这就是我和王一知同志青春的使命。”

周保中发自肺腑的话，激励着第二党小组同志们的心扉。同志们含着激动的泪花，都有千言万语要表达，但在刹那间，低沉有力的国际歌声代替了这满腔的热血在迸发。

晚上，周保中在桦树皮遮掩的油灯下，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王一知同志祖籍山东，吉林人，寄住依兰，曾毕业于佳木斯师范学校。1935 年 16 岁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地党组织领导并从事农民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6 年与胥杰结婚，1937 年在吉东省委秘书处编辑部工作。1939 年春胥杰同志为国捐躯于牡丹江莲花泡（属依兰）。一知同志虽然悲痛万分，然于敌人重重包围、内部濒于崩溃状态中

（1938 年冬时，省委秘书处人员即皆随军行动），一知屹然不动，斗争更加坚决。党组织拟派她赴地方作自由活动，一知誓不去，愿死于抗日军中。一知家虽富豪，但以工人阶级立场己叛绝家庭，余甚嘉纳；凡同志莫不赞佩。第二路军总部突围东征，一知在部任秘书工作，凡军中之劳动，勤务、炊事、洗碗、缝纫，无不积极参加。一知深具布尔什维克之信念，书翰亦有精进之望，有工作能力，聪敏伶俐，举止大方，余启爱恋之情感，愿求作斗争工作中之永久伴侣，渠将有利余之革命工作。一知同志亦笃信革命领导，愿作直

矣。

第二天，他正要出发，突然风雪交加，妻子王一知说：“人不留人天留人，是否再待明日出发。”周保中抓紧了这一天时间，又给黄玉清主任和张师长写好指示信，特别嘱咐他们，目前日寇对苏蒙边境冲突紧张，但对我进攻谋算亦必不放弃，勿因一时情况转变而忽略日贼对我故布疑阵，务必时刻戒备。目前，万勿再于现地盘旋，应速出西北方向活动，务必努力作袭扰敌人交通运输之积极活动，对于服装、给养、粮食须尽力筹备。总部西返时， 必须依照预定方案，确保交通联络及粮食准备。同时，周保中在信中对军队及地方活动也都提及。

最后，给黄玉清主任留了一份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结婚的报告：

向党组织提请求：余与王一知同志革命的爱情，结成夫妻关系。余以工作地位重要，斗争紧迫与艰难，而突有此举，在党组织与群众领导关系上， 不能不有以说明。特给专信与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清同志，实有必要。但为顾虑引起敌方注意与今后工作活动计划，除黄玉请与第二党小组同志外，暂不宣布余与王一知同志之婚姻。

婚礼的第三天，周保中为下一步的军事活动计划的实施，只带了简从卫队，早 7 时自京石泉临时驻所出发向东南挺进，目标是虎林和饶河一带的七军和五军三师各游击区。为避免暴露行动目标，他们只好走山林荒道，沿宝石河子上游越干沟子，横过兰花顶子南山各山谷。行进方向多是曲折迂回。行约五十里，午后 4 时抵一谷地宿营。因未带帐幕，只有露营，和往日一样， 大家急忙动手割草为遮掩和铺垫，复燃火堆。周保中观察周围动静，驻地周围都有敌人。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只好白天睡觉，夜间行军。周保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横过汽车道，残月微明。朝西北望，隐约可见敌人在兰花顶子驻屯所， 只见哨楼高耸于西山巅，瞰视南北，视野广阔。拂晓登汽车道东山，就隐蔽地休息，燃火取暖。日出三竿以后，避免烟火飞升为敌察觉，乃另选谷地， 设警戒哨于山上，部员悉就曝日安眠。美妙之日光浴，为游击生活之常事。是日须渡挠力河及越过密宝汽车道，盖因河岸及道两旁地形无遮荫，且系平夷漫岗，浅草不深，不宜白天行军。待日落西山，向东北走挠力河岸，河宽约 15 米至 20 米，涨水时非船筏不能渡，幸今水不深，流不急，得以系绳趟

水而过，水深及腹下而已。在河南岸治晚餐，食毕已下午 6 时半，天昏黑矣， 继续东进。银河突现，星点辉明，颇有助于荒林夜行，不致迷失方向。比及将到密宝汽车道道西五六里，瞥见汽车六七十辆，灯光飞杨，接连不断，蜿蜒如长蛇，向南直驰。判为日贼运兵之载重汽车，大概从佳木斯、富锦往宝清。如果运兵，则兵力当在千名左右。日贼恐日间行驶暴露真相，且避免遭空袭，故利用暗夜运兵，日贼亦鬼矣。我方行动兵力太少，否则猝然袭击， 给与之损害必大。⋯⋯是日计行程共 60 里，虽亘半日半夜之行军，且渡河过道，但不感觉疲乏。

周保中就以这样平静的笔法详述了他新婚第三日一天的行踪，其中蕴含着他们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的爱情基础与革命伴侣的充实含意。

不久，周保中便得到情报，日军已开始“围剿”抗日联军第七军和第五军三师。

山中，决定派女同志协助抢制军衣，因为二路军总指挥部和警卫大队，还有100 多人没有冬装。

在敌人层层包围，前堵后追，天空随时又有飞机轰炸的危险时候，周保中究竟要派谁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这是摆在周保中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因为完成这个任务女同志最合适。派谁呢？坚定沉着的冷云牺牲了，机智勇敢的陈玉华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季青的妻子李志雄派往教导队当教官去了， 指挥部虽然还有几十个妇女团的指导员，周保中认为：这批巾帼英雄，抗日联军的女兵们，她们都是久经沙场，能文能武，他坚信这个任务不论交给哪个女同志，她们都能完成。然而，在目前的险恶环境之中，他认为妻子王一知完成这个任务把握性更强些。

日军正在“讨伐”，山下到处是敌人，要完成这个任务牺牲的可能性很大。他想，这时的王一知不但是他的同志、战友和下级，而且已成了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他应该派自己的妻子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认为只有这样做，心中才安稳。因为他们夫妻关系没有公开，行军露宿都和往常一样各自分开。傍晚，他只得将妻子唤到一边，用商量的口气对妻子谈了这些想法。王一知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两双眼睛相对而视，秘密的新婚夫妻百感交集，妻子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坚毅顽强的女性，一头扑到丈夫的怀中，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你的信任。请放心，我一定要完成任务，争取活着回来见你。”周保中为自己妻子的勇敢和坚定感到自豪。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周保中派副官陶雨峰护送王一知到达五军二师驻地，和五军副官处王杰沈处长取得联系后，王一知便继续和王杰沈翻山去被服厂，陶雨峰便返回周保中的驻处。

第二天，周保中一行正在密林中行走，前边哨兵突然发现敌兵从东北方面搜索前进。哨兵立即开枪，周保中立刻随本部全体退出宿营地，向西撤走约 300 米，占领小山头做好战斗准备。等了片刻，敌人的行动并未被枪声引过来，而是相当多的日满混合兵力分散包围前边的小山头。周保中取出指南针，判断了一下方位，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意识到敌人搜索的目标正是五军三师临时后方和被服厂所在地。他计算了一下时间，妻子王一知现在正是和被服厂的同志们一起染布的时候。他想到了这批棉衣，想到了他的爱妻， 果断地下达命令猛然射击，转移敌人进攻搜查的目标。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森林障蔽，山峦重叠，溪谷复杂，目标极难选准，敌人毫无顾忌。由于周保中率总部刚刚行军到达此地，情况不明，不熟悉地形，他又有重任在身，不便与敌纠缠，因此，他怀着一种沉重而矛盾的心情，下令向西撤走。在距敌兵进攻五军三师被服厂的山背部的一个深谷中，选了一处露营地，其余人员分散几处宿营。

一连 4 日，敌人在被服厂的山背东边枪声不断，并时常进行武力搜索。周保中惦念被服厂的命运和妻子的安危。这时，老天爷更是难人之危，偏偏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他妻子临走时还只穿着单衣，已 4 天时间了，敌人即使搜索不着，恐怕也早已冻饿而死了。想到这里，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 摇摇头，后悔分手时为什么忘记给她穿在身上了呢！非常后悔，但一看到自己面前的部队，他屈指算一下时间，离目的地还有 8 天的路程，可现在已经缺粮，联络中断，喝粥也只能半饱。为了稳定同志的情绪，他虽然心急火燎， 但表面很镇静。他当时这样写道：

被服制造厂必陷危险。昨日派往之秘书王一知同志也到该处，⋯⋯两日来，初降雪，雪大、风紧、气候骤寒，露营无帐幕，食又不足，敌情严重。

给郑鲁岩同志送信之颜副官等，是否安全，更属可虑。似较去冬在依兰、方正、牡丹江时为甚。但余习以为常，如无异常状，为部员中之抱忧虑者，示以无事。

周保中忘却了惦念之苦，他在时而密集时而稀疏的枪声中，继续行军。11 月 1 日到达虎林，七军密营二路军王效明参谋处长特来向他汇报，七军三师随长青师长、邵林主任也一同赶来汇报工作。

周保中立即召集了临时紧急会议。会上，他告诫同志们在紧急关头要奋斗到底，并嘱咐大家要迅速返回独木河一带集中掌握各部队，避敌主锋，寻找敌人弱点，必要时应坚决、勇敢地给敌人以严厉打击，同时，注意与行动不定的季青政委取得联络。并指示：情况越紧迫，越要重视七军内部的整顿和改造，坚持统一领导，拥护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

七军领导汇报完情况后，陆续离去。周保中指示要在三人班东南阿布沁河北岸七八里之横道河子谷地建筑临时密营。之后，他不由得又问副官陶雨峰：“五军被服厂联系上了吗？”陶雨峰参加了周保中和王一知的婚礼，明白他二人的关系，王一知至今未归，陶雨峰急得坐立不安。他已经跑了十来趟，也无任何消息。陶雨峰估计王一知很可能牺牲了。因此经周保中这一问， 陶雨峰悲痛地低下了头。周保中反而安慰陶雨峰说：“好了，也许有希望。” 他嘴里虽然这样讲，但心中判断，十有八九刚刚结婚几天的妻子就匆匆地离去了。当人们都纷纷走开时，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还没有坐定，哨兵就发现敌兵分东、南两路向他所在的密营步步逼进。他撤至山顶，观察敌情， 立即决定向北撤，一口气撤出二十里，才择一谷地露营稍息，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枪声若远若近，敌人分区搜查，慌不择路。周保中率部肃静行军， 与敌周旋两天，常相距七八里之遥。在这种危急时刻，又遇七军教导团密藏粮食仓库两处，其中一处已被敌人焚毁，另一处也仅有一半。周保中命指挥部所有成员沉着、冷静，急速地将仓内所余玉米棒子揉搓成粒，每人携带 30

碗，轻者 20 碗，足供 10 日，剩余的另移地点密藏。当时寒风凛冽，同志们见到粮食，欢喜雀跃。又将剩余粮食藏好后，立即转移到油松顶子山上。

周保中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九死一生的心爱的妻子，同时和妻子一起脱险的还有五军三师被服厂的冯淑艳、吴玉清和李淑英 3 位女同志。妻子出乎意料的出现，使得周保中非常高兴。他看到妻子在这种大雪之中只披着一条毯子，要不是在众人面前，他多想将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给她暖一暖冻僵了的身躯。可是，现在他不能直接享受这种爱，为了战争的需要， 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没有公开。

晚上，周保中将王一知留在自己身边，单独地了解这半月来她的经过。周保中用雪擦着王一知冻伤的手，不时地暖一暖王一知流着血的脸颊和冻伤的耳朵，默默地听着王一知以胜利者的喜悦叙述半个多月来奇迹般的脱险经过。王一知告诉他，自分手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被敌人包围了。

原来宝石河子密营只有 3 名女同志，还有一部分机械和布匹。王一知说，

连同与她一起去的两位男同志王亚东、刘华，一起共 6 个人。当天夜里，他们就暂歇在一个用树枝搭成的小仓库里。同志们好久不见，又是在这枪林弹雨的日子里相遇。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这 3 名女同志，问这问那，不觉已

到夜里两点多。王一知说，“在言谈中我发现，这 3 人长期在深山专搞衣服， 认为鬼子进不来，而有些麻痹了。不到天亮，我就催她们起来，拿麻袋上山去找黄树皮。王亚东和刘华背了两麻袋粮食先走了。我们 4 人很快找了两麻袋树皮，用草木灰与自己烧好的土碱掺和好，就动手染布。刚刚染了四五匹， 就听见枪响。我立即要同志们快收机器。可笑的冯淑艳一听枪响却说：‘哪

王一知在周保中面前，像个天真的孩子边说边比划着：“我一听，可气又可笑，立即命令停止染布，快藏机器，并笑着批评她说：‘你和亚东刚分手就又想他了。你想，在这满山遍野都是敌人的追击搜捕下，你们王亚东能用枪打野味吗？再说，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我的话没说完，只听见枪声密集。这时，李淑英也说：‘怎么样，王亚东能有这么多三八大盖子弹？快藏机器。’我们 4 人迅速收拾机器，布匹装进麻袋，决定抢占后山。没料， 一出仓库就看见鬼子端着明晃的刺刀，在二百米的山下，叽哩哇啦地乱叫： 站住别跑，是自己人。夹在鬼子中的伪军在喊叫。这时枪声很密，我们爬山也很危险，4 个人只有两条枪，7 颗子弹。李淑英是大镜石匣子，坏了一个零件不能连发，最多也只有 10 发子弹。尽管这样，我们必须对准快速上来的敌人射击。谁知这一仗，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结果引起了四面八方的敌人枪声四起，更加密集，眼看不能爬上山顶，又准备转到另一山坡下山。刚跑不多远，一条河横在眼前，河面宽，而且水流急，浪又大，我一问，说这就是宝石河子。我们正束手无策，河对面敌人又要过河。我分析：目前的敌人不仅在四面包围，而且是层层包围，看来插翅也难飞了。急中生智，我立即命令就地躲藏，每人选一个大坑，要拉开距离，用树叶子将自己埋好， 敌人如搜捕，抓住谁，或用刺刀捅着谁，谁也不能吱声。我们 4 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想法把衣服做好送出去。我另嘱咐李淑英：我身上带着文件， 如牺牲，望同志们将文件转交党。”

周保中听到这里，非常惊讶：“怎么，你去执行任务也背上它了。” “是的，胥杰在莲花泡是背着你的日记殉国的。可是你的抗日游击日记

又让日军得去了一部分。过去，我们两人为在杨胖子沟丢了的那部分日记惋惜过，曾有过誓言，让日记和我们的生命共存亡。胥杰牺牲了，而我也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发誓要完成胥杰没有完成的任务，将日记背到胜利。所以，我执行任务时，也不把你的日记交给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枪林弹雨中，我认为放在我这里更安全些，所以，我要背着它。”周保中听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接着又问：“后来呢？”王一知抢着说：“就这样，我们在深山密林的树坑里，利用一米多厚的大树落叶，隐蔽下来，敌人在上面搜索了两个多小时，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到处乱刺，结果一无所获。敌人走后，我们出来，又走了十几里路，选择避风地点宿营。不久，又见山上火光四起，原来敌人也在这个山上安营扎寨。我们只好又隐蔽好，就在这座山脚下和敌人一起度过了这一夜。半夜开始下雪，我身上还没有棉衣，只好将从被服厂带出来的一条毯子披上了。就这样，还是冷得发抖。第二天一早，我们趁着大雪能掩盖脚印，就出来找队伍，以便选择适当的露营地。在宝石河子东南 20 多里的地方找到一个石砬子，后面有个小洞，可以避避风寒。大家决定在此宿营。化雪做饭时，才发现干粮跑丢了，只好饿着肚子找部队。过了七八天，预定集合的时间也过了，我们 4 个人就一直朝东走，在雪地中剥树皮，找野果、蘑菇吃，每天我们还照样走几十里路。怎么活过来的，连我们自己也惊奇。”

王一知说完，逗趣地向丈夫行了个军礼，调皮地说：“总指挥，汇报完毕，请指示。”周保中一把把聪颖、年轻美丽的妻子搂在怀中，将军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她的面颊，落在妻子胸前。

人们对新中国的创立者们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学习他们的业绩，追随他们的脚步，人们也渴望了解他们生平的每一个侧面。本书辑录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婚恋故事，有的来自当事人的自述，有的来源于各种传记材料。读者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生活和高尚情操。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对一些文情并茂的作品作了较多的摘引，为统一体例，未在每篇中注明出处，而集中于全书末的“主要参考书文目录”，在此，谨向那些作者表示谢意。

禾青1993 年 10 月于京郊青龙桥畔

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沈葆英：《和代英共命运的岁月》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

田子渝等：《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胡家模：《五大元帅的爱情生活》《红军女英雄传》，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朱仲丽：《艳阳照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9 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书真：《彭德怀分梨轶事》汪荣华：《送伯承远行》

铁竹伟：《红军浪漫曲》，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晓植：《张茜》，中国青年出版社石雷：《元帅逝世后的张茜》

林月琴：《悼荣桓》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怀念罗瑞卿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黄瑶：《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王嘉翔：《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董安庆：《峥嵘岁月情——许光达大将婚恋录》尹家民：《风流大将军》，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

《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晓音：《爱的奉献——徐海东大将和他的妻子》林颖：《深切怀念雪枫战友》

江南：《高尚的爱情之花——记刘亚楼上将的爱情故事》朱维扬等：《妻子眼中的肖华》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董保存：《谭震林的婚恋传奇》

黄定民：《战地情结——记谭震林与葛慧敏》

《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缪敏等：《方志敏的故事》，作家出版社 1959 年版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