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则：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① 杨之华：《忆秋白》。

① 《回忆杨之华》第 147～148 页。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在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前一月，由于发生了上海反动当局指使流氓打手杀害上海大学学生黄仁的“天后宫事件”，激发了上海市爱国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浪潮，反动当局气焰嚣张，蓄意扩大事态，并对上大支部书记瞿秋白科以煽动学潮之罪，下了通缉令。瞿秋白暂避入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杨之华一与瞿秋白结识就陷入险境，分担了风险。幸好军阀当局抄查慕尔鸣路兴彬里瞿宅时，瞿秋白己潜居在外，不然，这对新恋人的下场就不堪设想了。年底，经过组织的安排，瞿秋白把新居安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

路顺泰里 12 号，贴墙的 11 号为沈雁冰的住屋。当然，1924 年的沈雁冰还不是茅盾，瞿秋白也没有心思顾及文艺，那时彼此都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弄得焦头烂额。在即将来临的风暴——北伐战争——之前，瞿秋白终算有了一个家。11 月 18 日结婚时，据说沈剑龙还赠送给瞿秋白一帧照片，他把自己装扮成剃了光头、穿了袈裟，手捧一束鲜花并上书“鲜花献佛”的不伦不类的形象，也许他是真心诚意祝福瞿秋白获得了杨之华的爱情。瞿秋白则珍惜这朵献来的鲜花，在辟为瞿秋白纪念馆的常州瞿氏宗祠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枚金别针，针面上有瞿秋白亲刻“赠给我生命的伴侣”，熠熠发光，永远象征着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 1925 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

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下一首长诗给杨之华，诅咒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萧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不久，瞿秋白和杨之华都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瞿秋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展开反帝斗争，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决定由瞿秋白和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立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明五卅惨案的性质，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瞿秋白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办好《热血日报》。这份报纸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买办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彻底的

上每天的评论很多，有社论、短评、呼声、“舆论之裁判”、杂感等，文章短小精悍，旗帜鲜明，尖锐有力。社论绝大多数是瞿秋白亲自写的。在现存的 24 期报纸的社论中，光是收进他在 1926 年自编的论文集的就有 20 篇。

五卅运动期间，杨之华被派往浦东区组织工人运动。她白天到工厂去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晚上就把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拿来与瞿秋白讨论。瞿秋白总是先让她谈谈自己的认识，然后帮助她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他还为杨之华指定一些参考书，指明有关的段落，折上书角，让她自己学习以后，写出简要的通俗解答。杨之华在瞿秋白的帮助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学习实际经验；一方面从书本上取得理论知识，然后结合起来进行宣传，进步非常快。杨之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好像进了比任何大学都好的大学。

1927 年 3 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武汉，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极为不满，热情支持了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看法，亲自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写了序言，序言的结尾说：“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同年 6 月，瞿秋白出版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这本书是在瞿秋白患病期间写成的。瞿秋白自青年时代起即染上了肺结核病，每次发作都是高烧、吐血，十分严重，此病一直缠绕他的终生，未能痊愈，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然而，病魔的折磨并未削弱瞿秋白的斗争热情，即使在病床上，他也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坚持为党工作。1926 年春，瞿秋白因连续两个月发烧、吐血，中央决定叫他疗养，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中央的好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帮助瞿秋白。杨之华得知中央的决定后十分高兴。之前，她一直为秋白的身体担忧，多次劝他休养一个时期。瞿秋白总是微笑着对她说：不要为我担忧和操心。当前革命斗争这样紧张，需要做的工作那么多，我哪能放下工作休养呢？其实，我不是一直一面同敌人斗争，一面同疾病斗争的吗？还不是坚持过来了。

瞿秋白服从中央的决定住进医院后，对杨之华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了。我想编写俄国革命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时用惯了的文具等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去了。开始，杨之华每天去看他一次，他总是让杨带回一张他需要的参考书的单子，要她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寻找。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高兴，很快地读这些书。在头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就是不停地读着书。第三个星期起，就像在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了。杨之华每次去医院看他，总要带回他的“产品”，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瞿秋白写得很快，像往常一样，总是衬着复写纸写，然后一份交杨之华带回家，一份留在医院里。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写作，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就大部分编写好了。

在武汉工作时期，瞿秋白与任弼时、恽代英、苏兆征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一起，同陈独秀作了很多斗争。后来，他主持了中央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其后，瞿秋白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

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并且一直到 1934 年初，不分配他的工作。与此同时，杨之华也受到牵连，撤掉了她在党内的工作。当时，杨之华想不通，既为瞿秋白感到不平，也为自己感到委屈。瞿秋白在这个特殊考验的时期中，耐心地鼓励杨之华说：“你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共产党员当然要为党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独立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那些难捱的艰难日子中，瞿秋白鼓励杨之华读书，学俄文，把熟悉的工人的斗争生活学着写成短篇小说，学习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当杨之华写了一篇叫做《豆腐阿姐》的短篇小说时，瞿秋白十分高兴，马上帮她修改，并向她说明修改的道理。当杨之华学习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时，瞿秋白则一字一句地把着手教，每天翻译一段，每天帮助她修改一段。杨之华说：“在他的帮助下，我对新的工作逐渐发生兴趣了，对新的环境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自己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胸襟就开阔了，心情也舒畅了。”①

瞿秋白自己在这段受打击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的呢？夏衍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1 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瞿秋白受到王明集团打击的儿年中，他仍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据粗略计算，这一时期收集在《瞿秋白文集》中的文学著作就有 150 万字，平均每天写 2 千字。这还不包括他给党刊写的许多文章。这一时期，他与鲁迅一道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这几年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不能出去买菜，一直吃包饭。瞿秋白的严重肺病一直不见好转，杨之华千方百计地买些鸡和营养品给他补充营养。又由于特务的骚扰，他们又不得不多次匆忙离家躲避。光是去鲁迅家避难就有三次。长期的紧张工作和患难生活，使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日益升华，他们互相支撑，相依为命。瞿秋白用他的一份浓浓的爱心刻下了一枚图章：秋之白华。

1933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有一位同志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来了电报，要你去中央苏区。”当时，他已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一直向往和关心着苏区的瞿秋白，一听到中央要他到苏区的通知，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过了一会儿，问：“之华可以同去吗？”那位同志迟疑了一下回答：“我可以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带来了答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 91 页。

任白区中央局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分离的时刻快要到了。瞿秋白整理了他近三年来的文学著译。临行前的一天夜里，瞿秋白一夜未睡，坐在椅子上抽烟沉思，陷入分离的痛苦之中。快天亮的时候，杨之华醒了，瞿秋白悄悄走近她的床边，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对杨之华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瞿秋白看着那些不能带走的书，不胜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杨之华体会到瞿秋白的担心，耐心安慰他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 瞿秋白突然若有所思地紧握杨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君夫妇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

杨之华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分别的最后一幕：

“秋白离开上海的日子是 1934 年 1 月 11 日。那天晚上，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一个菊花火锅，买了些苹果，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给秋白饯行。到深夜 11 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他：‘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

“我走进房间，看着整洁的书桌，上面放着笔墨铜尺和秋白留给我的书，墙角还挂着他的一件破单衣⋯⋯一切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弯腰低头在书桌旁辛勤写作的姿态，都还历历在目。是的，不管离得多远，分别多久，都不可能从我的生活中抹去秋白的一切。我激动地看着他替我订的读书计划，翻着他要我读的一叠整整齐齐的书，其中有一本他翻译的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我勉励自己一定照他的嘱咐做，我默默地祝祷他安抵苏区。”

过了半个月，杨之华就接到瞿秋白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这是他在赴苏区的路上写给爱妻的。条子上说：“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语短情长，其中既有重回党的怀抱的欣喜之情，又有对杨之华依恋不舍的深情。杨之华一直盼望着早日到苏区去与瞿秋白团聚，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恶果越来越严重，上海的党组织继续不断地被破坏。不久，去苏区的交通也断绝了。杨之华终于未能去苏区与瞿秋白会面。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开始撤高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没被允许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 年 2 月 24 日，瞿秋白在撤离苏区走到福建长汀县濯田时，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俘获。

敌人对瞿秋白进行软硬兼施，逼他供出党的秘密。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

敌人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处决瞿秋白的密令。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在长汀的中山公园内英勇就义。

瞿秋白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 36 岁。他在临终之际写下了一篇《多余的话》，严格解剖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了对党的事业，对同志和战友的关心和热爱。同时，他也流露了对杨之华的深深的眷念与爱情，他写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瞿秋白与杨之华十年依傍的深情直至瞿秋白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让人无限感动与赞叹。

——恽代英与沈氏姐妹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家、中国青年爱戴的领袖之一。江苏武进人。五四时期在武汉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并组织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等进步社团。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国青年》主编。1926 年 3 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927 年春主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同年 5 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 年后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1930 年 5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 4 月 29 日在南京狱中壮烈牺牲。

1913 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一班。1915 年进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就在同年的下半年，恽代英结婚了。

结婚的那天，武昌涵三宫街一号恽家的寓院热闹非凡。新娘沈葆秀是恽家老友沈云驹的二女儿。沈家是江苏苏州人，与恽家是大同乡，当时在武昌官钱局做职员。两家过从甚密，父母作主，于是小两口结为伉俪。喜庆的日子里，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来了。令人惊奇的是，聪明俊逸、知书达礼的恽代英不像别的新郎那样披红插花、一身绫罗绸缎，而是长衫素服，一副朴实大方的装束。

令人更为惊奇的事还在后头。三天后，新娘回门，向母亲哭诉，结婚已三天，代英一直睡在书房，对父母包办婚姻以示抗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士，恽代英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三纲五常，渴求婚姻自主，并以自己的行动向封建礼教宣战。出于对父母的尊重，他违心地与沈葆秀完婚，但坚持不过房，冷落了新婚燕尔的妻子。

其实，沈葆秀并非守旧、传统的女性。她虽“婉柔似室女”，但“豪爽似男儿”，“好读书，通情理，讲道德”，不愿做封建礼教的殉道者。她对代英早有了解，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和为人。在婚后的日子里，她与代英隔房通信，向代英请教诗文。代英也回信向妻子宣传新思想，教她作日记。随着书信的往来，鸿燕的传情，代英对葆秀有了真正的了解，他对妻子萌发的爱是那样的热烈、执着。恽代英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们“以口对口，以心印心”，互相体贴，互相帮助。恽代英鼓励妻子自强自立，葆秀支持丈夫求学和追求真理。他们经常相互勉励：待代英毕业后，过自立生活，“用全力造福社会，造福家庭”。

然而，甜蜜、幸福的日子不到三年，意外发生了。1918 年 2 月 25 日，沈葆秀因难产而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是那样的沉重，悲痛、感伤、泪水都无法使他心绪平静。他在悼念葆秀的挽联上写道：“回忆此三载姻缘，难禁我万行泪，怆然以悲。”深夜，借着如豆的灯光，他在葆秀的遗像上题写了一首哀婉凄切的七言诗：

郎君爱唱女权论，幸福都拼付爱神。常欲寸心如古井，不妨人笑未亡人。横风吹断平生愿，死去已看物序更。我自修身俟夭寿，且将同穴慰卿卿。

他把这墨迹稍干的照片珍藏在日记本里，经常取出观看，无论伏案读书或奋笔著文，都似有葆秀的灵魂在身边，陪伴他度过漫漫的求索之路。

爱妻的早逝使代英悲痛欲绝。在他的意识中，葆秀并没有离他而去，他盼望着冥冥中能与爱妻相遇，魂魄相依。他以书信的方式，在日记中接连写了四封情真意切的信，寄托了对爱妻的哀思和怀念。1918 年 3 月 1 日的信中写道：

葆秀大鉴：

卿爱读吾书札。吾去年往庐山，曾数与卿书，卿心甚悦，岂意今日致卿以书，乃与卿幽明隔世耶！自卿弃吾以去，吾每夜不得卿入梦，窃意卿不致忽然于我如此，吾心中近来不知是何味。⋯⋯吾万不料卿之舍予如是之速，而前日与卿所要约之事，一切尽成虚空也。夫此五浊世界，弃去固何所惜。然卿竟不为我厮守三五年乃至十年，使我至今嗒然茫然，无以为主，此诚非意中事也⋯⋯

昔日相晤，谈时以口对口，以心印心，今日尚思此境得乎？吾今日亦不知卿已何往，吾焚此书亦未知能入卿目否？⋯⋯吾致卿之挽联，现悬于卿灵前，未知能入目否？倘未入目，告我当抄寄一阅。伯文亦有一联，闻大姊、三妹备拟致一联。吾己与强弟言，彼等所拟如无大谬，以少点窜为妙，盖使卿得享受彼等自然之情中所发之自然之文，较高文雅典尤有价值多多也⋯⋯

予已与全叔商议，预备将来合葬。全叔言，可做到。此语谅卿必甚乐闻，予等前言同死，卿固笑吾面漫；吾今日固念念于卿，然不能舍一家之众，并天下待我援手之人而就卿，惟有待天年之至以与卿同穴耳⋯⋯

1918 年 3 月 28 日的信中写道：葆秀大鉴：

汝去我而逝已匝月矣。吾未知汝魂魄有知耶？我无汝尚能勉自排遣，汝

无我又无汝所爱之弟妹，汝何以度日耶？吾昨闻全婶言，血晕之时毫无苦痛，汝幸能无苦痛而去，吾闻之亦心慰。吾无情之人，近来待汝较汝初逝时已略淡漠，汝当冷笑而置之也。惟余可以慰汝者，前与汝言合葬之事，父亲大人已经允许，不续娶之事亦可办到。现与汝卜地落驾山（即现在的武昌珞珈山

——引者），先妣与王氏先祖妣墓地之间，择期本月二十七日发引安葬。呜呼！吾与汝姻缘如是之短，殊令人思之不服。他生之缘，愿无忘之。父亲意欲吾稍缓纳妾，吾意汝生前一杯一箸，犹爱惜不肯轻畀他人，岂以我身汝甘使他人一尝鼎耶？吾之有愧于汝，料汝英灵必能谅原。吾自今以后，惟当更求守身如玉，使此心如古井不波。吾意我若先汝而死，不知汝哀痛何如，或汝以身殉我矣。吾即不能以身殉汝，若更不能为汝守此心，守此身，他日同穴，以何面目向汝耶？⋯⋯

吾惟愿常保此灵明，死后做夫妻，庶几不致再有缺憾如此刻。吾自问，除一种痴情，一种向上心，并此干净身体以外，更无事可以对得住汝。汝爱吾不肯深责吾，吾以此愈不能忘汝矣。汝怀孕十月，不知所受是何滋味，中夜疼痛不能安枕，尚宁默然自己下床料理一切，知我睡眠有定时，早起不欲过晏，终不愿轻易扰吾。呜呼！吾今日思之，愈不能不恸汝。吾不知体贴汝，待汝虽不严，而酷如此，吾惟有于汝去后，本吾良心，不作一负汝之事，不然吾无以自恕矣。吾愿吾他生托身为女子，与汝为妇，亦一尝怀孕分娩之苦，以赎此生之罪。此言出于吾之赤诚，汝必能相信也。

父亲知吾拟每月致汝一函，谓如此恐遭魔祟，此父母爱子之心。余意以

得每月得吾书，或非所愿，汝能魂魄依我，则余之心即汝之心，余之身即汝之身，更不必假尺素之力而情愫始通也。⋯⋯吾言有尽，而意无穷，吾亦不知将来更何时致书于汝，惟于有必要情形时，必不忘致书耳。吾自号“永鳏痴郎”，我亦痴，汝亦痴，即痴于前矣，安容不遂终身痴乎！汝以吾言为然否？

这一封封朴实无华的书信，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赤诚炽热的心。

从此，恽代英自号“永鳏痴郎”。他曾跪在岳父面前，发誓“此弦已断，决不复续”。后来曾有人欲与他作媒，他十分气愤地说：“女子丧夫，须守寡终身，男子丧妻，就可以转眼即忘之，而另结新欢。这是何等的不平等，何等的罪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每逢星期天，他就带着日记本，到葆秀坟头，一边看日记，一边凭吊葆秀。十几年以后，也就是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前夕，他曾回忆起葆秀去世时的心情：“那时候，我的心目中，只有家庭和妻子。她死了，我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带着她的照片，在她的坟头捶胸顿足，流连忘返。我在向她一个人表达我的满腔赤诚，一片痴情。想想看，这是多么狭小的感情啊！从个人说，虽然可笑，但我并不后悔，我是真诚的。”他是真诚的。恽代英和沈葆秀共同生活的三年，正是他在大学刻苦钻研探索真理的时候，虽然受到过安那其主义的影响，思想上有不少浪漫成份，但他还只是一位二十余岁的热血青年，在茫茫黑夜里，怀着满腔爱国的热忱，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上还不成熟。爱妻的早逝，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深深地陷入在绝望和痛苦之中。

但是，他终究并没有陷于一己之痛而不能自拔。他眷念、哀悼亡妻，痛不欲生，但他更想到“天下待我授手之人”，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当时，由恽代英倡导创建的互助社的青年朋友们，担心恽代英过于悲痛而伤了身体，也经常在星期天安排郊游，强迫代英和他们同行，去洪山、卓刀泉以及汉阳的琴台、归元寺，借以消除他内心的积郁。代英在悲痛之余，更为积极领导互助社的活动，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1918 年夏，恽代英毕业后，受聘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即校长），开始了新的生活。恽代英在中大附中任职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历史大转变的伟大时期。他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战斗在日益动荡、雄伟壮观的历史舞台上。他以卓越的才能，犀利的笔锋，救民于水火的热情，脱颖而出。1920 年 2 月，他和林育南等人成立了利群书社，出售进步书刊，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利群毛巾厂。1921 年 1 月，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7 月，与林育南等成立共存社，积极主张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社会。同年底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后，结束共存社，参加共产党。

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实践的教育，恽代英找到了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为实现这个真理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从而投身到更广阔的战场上去。1923 年 8 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团中央局成员之一。同年 10 月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任主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60 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1924 年国民党一大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1925 年参加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 年 1 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为大会中共党团干事之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 3 月，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中国青年》上登载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为全党认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5 月，受党委派，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1927 年新春伊始，恽代英作为武汉中央军事学

代英离开父母时还是一个青年。十年间，他由武汉而宣城，而泸州，而成都，而上海，而广州，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广大革命青年崇敬爱戴的青年运动领袖，如今他又回到了处于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十年间，人世风雨、鞍马劳顿虽然多少抹平了恽代英的内心哀痛，却未减弱他对亡妻无尽的怀念，只是这爱的怀念已经得到了升华，未亡人的思念不再是长饮不涸的苦酒，而成为创造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也就在这十年间，沈葆秀的四妹葆英已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女长大成人，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与恽代英肩并肩地一起战斗了。

当年二姐葆秀出嫁时，四妹年方十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二姐夫十分令人敬爱，并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五四运动中，年仅十四岁的沈葆英被爱国运动所感染，主动给示威的学生队伍送衣食。五四运动后，她在利群书社帮助送报、打杂、做饭，到利群毛巾厂干活，在实际生活中，她懂得了许多一般妇女不懂的事情。恽代英还主动担负了帮助沈家姐妹学习文化的任务。在恽代英的帮助下，1921 年夏天，葆英考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学生们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一向死气沉沉的女师开始沸腾了起来。

在学潮中，葆英与同班同学范明洁结成了好朋友。明洁已是青年团员，但葆英尚不知道她的身份。一次，代英从上海寄来一本刚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这本刊物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葆英，她一口气把它读完后，就放在枕头底下。明洁发现后问道：“这是谁寄给你的？”葆英说是恽代英。明洁很惊奇：“恽代英是我们的领导人，你怎么认识的？”葆英只说她二姐是恽代英的学生，恽代英经常来她家教英文和历史，她也就成了恽代英的学生了。接着，她们交谈了学习《中国青年》的感想。明洁问道：“你最喜欢哪篇文章？”葆英说：“所有的文章我几乎都喜欢。但比较起来，更喜欢恽代英写的《怎样才是好人》这一篇。”范明洁盯着问：“你觉得怎样才是好人呢？”葆英答道：“就是代英说的那三条：好人就是要有操守，有作为，为社会谋福利。就是说能给大家办事。”明洁拍着手说：“对！我们青年人就是要有革命理想。我们将来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你想过没有呢？”“想过，”葆英老实地说，“但也说不清楚。记得代英曾说过，那个社会，不允许人吃人、人压迫人，要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有工做。但我听代英说这些话的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现在看了《中国青年》，渐渐明白了。我觉得好像代英仍在我眼前，对我们姐妹们讲话，那么亲切，那么和气。我也常常想着那个理想社会。”

“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那个社会呢？”范明洁问。葆英说：“我毕业后就去找代英，跟他干革命。”范明洁笑着说：“毕业还早哩！现在应该怎么办？”明洁启发道：“想革命，在武昌也一样，武昌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葆英的急切要求下，明洁介绍她入了团。1925 年，葆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6 年夏，葆英女师毕业后，被分配在省立第一完小教书。

在过去的十年间，恽代英与沈葆英虽人各一方，但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葆英把入团的喜讯写信告诉代英，代英很高兴，鼓励她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代英经常来信，引导和教育葆英如何去“出卖阶级”（就是后来通常说的“背叛本阶级”），到工人群众中去。葆英在工作和思想上碰到疑难的时候，总是写信请教代英。代英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时，曾写信给葆英，问她愿不愿到广州帮他工作。葆英回信说，到广州去，她是很向往的，只是现在离毕业只有一年了，还是毕了业再去吧。代英赞同她的想法。

在十年的密切交往中，葆英积极投身到代英所服膺的革命事业中去；而代英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他需要助手。志同道合使他们的心贴得越来

今代英回来了！这里有他曾经热恋过的亡妻，有他心心相印的革命同志四妹。一天，代英到葆英执教的省立第一完小讲演。演讲以后，校长和许多人

都出来送别，葆英也跟着出来了。代英站在校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对葆英说：“四妹，有点事我想和你谈谈。”旁边的人看到这情况，都会意地走开了。代英接着说：“四妹，今天天气还早，我想到二姐坟上去看看，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葆英点头说：“好。”

两人沿着通往洪山的马路向东走去。出了大东门，不远就是洪山。前面矗立着一块新的高大的墓碑，正面刻着几个红色大字：施洋先生之墓。施洋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曾与恽代英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二七惨案的当晚被捕。在狱中，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数日后，在武汉英勇就义。代英站在施洋墓前，脱下军帽，凝视着墓碑。良久，他惋惜而又有点歉疚地说：“伯高（施洋号）兄是了不起的人。当年，我对他的外表和服装看不惯，同他有距离⋯⋯ 革命使我真正认识了他⋯⋯”他边走边说，很快来到了珞珈山后谷岭。

代英轻步走到他母亲的墓前，脱了军帽，行了三鞠躬。一会儿，又来到了葆秀的墓前。代英深情地鞠了一躬，低声说道：“葆秀，我和四妹来看你了。”

沉吟片刻，代英面对着葆秀的墓穴诉说道：“葆秀，你离开人间已有十年，我为你守义也守了十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今我为你守义，是心甘情愿。这不只是我个人对你的情谊，也是为了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看，给他们一个回答：人间还有真情在！”说到这里，代英的情绪有些激动。

待平静了一会儿，代英继续诉说道：“今天，我已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我党担负着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庄严任务。我需要亲密战友，革命伴侣。四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也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我希望她能和我并肩战斗。你九泉有灵，会同意我的心愿吧！”他的声音发抖了。

突然，代英转过脸来，对葆英多少有些歉疚地低声说：“四妹，原谅我！事先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却在二姐墓前，先道出了我的心愿，你不会怪我吧！你愿不愿意和我结成革命伴侣，也可以对二姐说说。”代英的目光停留在葆英的脸上，饱含着渴求和希望。

一股暖流涌遍沈葆英全身，她一时语塞，无言地站着。是为这墓前求婚的方式感到意外？还是姑娘特有的羞涩而难以启齿？料峭的寒风吹拂着葆英发烫的脸庞。远处，偶而传来几声江轮的汽笛声。周围静极了，姑娘的心里却翻腾开了。她曾暗暗羡慕二姐有这样的好丈夫，自己成长中有这样的好老师。现在，他就站在面前，表达了他的心愿。葆英深情地望着代英饱经风霜的脸，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 年 1 月 16 日，恽代英在武昌得胜桥寓所与沈葆英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没有惊动任何同事，只有亲戚数人在场。当时代英工作很忙，他不愿因为私事影响公务，仍然照常上班。回到家里，父亲说：“葆英已经接来了，快去换了礼服行礼吧！”代英没有依从父亲，他委婉地向老人说明了理由。他照旧穿着军服，斜佩着武装带，和新娘在一对红烛前面行了鞠躬礼，成了亲。代英按照军人纪律，仍回军校去住。很久以后，他的同事们才知道两人结婚的事。

难忘的 1927 年，恽代英和沈葆英在珞珈山后葆秀的坟前，埋葬了悲哀的过去，开始了崭新的战斗生活。

难忘的 1927 年，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武汉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4

场举行的三十万人讨蒋大会。5 月 19 日，发生了夏斗寅叛变，武汉形势岌岌可危。代英闻讯，立即率领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组织独立师，和叶挺等人一起击退夏斗寅部队。多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赤色工农群众，而陈独秀步步退让，恽代英十分愤慨。7 月 15 日，汪精卫叛变了。国共彻底分裂，国民党下令通缉恽代英。难忘的 1927 年，新婚半年的代英和葆英就被迫分别了。7 月下旬的一天，代英穿着便衣，回到家里，对葆英说：“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他歉疚而又坚定地说： “我们匆勿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我深信，许克祥、夏斗寅、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无法绞杀革命。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没有完结！”代英没顾上同家人辞行，趁着夜色，就匆匆地出门去了。此后，他受党的委托，参加了震惊神州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沈葆英在代英走后，找到三姐家，请三姐夫去得胜桥打探消息。恽家已被军队包围，父亲和代英的四弟子强都被捆了起来。葆英在三姐的帮助下，打扮成小伙子模样，躲藏到汉阳的娘舅家。她焦急地盼着代英的音信。一天，三姐来了，带来了代英的信。一封发自江西某县城的信上说：跟老板做生意，老板很高明，一昼夜间赚了一万多，现在做新的生意，要到南边去。后来见到代英时才知道信中的隐语指的是南昌起义的事。“老板”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做生意”是起义，“赚了一万多”是消灭了一万多敌人，“向南去” 是千里行军，向广东进军。每次三姐来看四妹，总带来代英的信。葆英顽强地坚持着，期待着与代英团聚的日子。

冬天来了，代英忙于筹划广州起义，家信少了。过年后不久，就在葆英焦急不安之时，忽然接到代英的一封信。地址看不清楚，信上说：刚刚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倒出去了，但我们不失望。“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风、逆风都会碰到。我们的船可能到一个港口去，要是在那儿停些时等生意，我再写信来。”没几天，代英又来一信，说是老板同意你来帮助我们。信中说：“四妹，我在这儿等一阵，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从上海换海轮，直达香港。”信中还约定了沈葆英在香港投宿的旅馆。收到代英的信后，葆英立即动身，来到了香港，住进了约定的旅馆。第二天下午，代英来了，这对分别多时的恩爱夫妻终于重逢了。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葆英看到丈夫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重逢的喜悦中不免增添了几分忧郁。

香港环境复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时刻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住在一个平民区住宅里。每逢代英在家开会，葆英便在楼下放哨警卫。一天傍晚，同志们正在楼上开重要会议，突然闯进了大批巡捕。葆英不顾巡捕百般威胁，只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那天恽代英恰巧不在家，等巡捕离开后，她赶忙把当作暗号的一串辣椒收起，便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葆英在街上徘徊了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才在街头碰到代英。他使了个眼色，二人没敢讲话，来到了一间屋子里。当葆英谈及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情绪时，代英风趣地说：“你看，又闹孩子脾气了。革命是免不了风险、免不了牺牲的，要经得起考验。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你隐蔽了自己，还算是机智的。”

有一次代英看见葆英坐在房里闷声不乐，低声问道：“葆英，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生活太苦了？”葆英没有叫苦，但心里的确有些郁闷，感到一颗心有时兴奋得像飞到半空，有时又寂寞得像被打入冷宫。代英看出葆英的烦恼，特意请妻子来到了一家咖啡店。

他们找了个稍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要了两杯牛奶咖啡，慢慢地品尝着。

不，我不能离开你。这几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斗争，什么叫生活。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坐牢杀头，我就怕那死气沉沉的生活。”

代英望着进进出出的人群，对妻子说：“是的，我们要过人的生活，就不怕吃苦。你瞧，这里走进走出的人，有的是两口子，有的也可能将要成为两口子。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吃吃喝喝，所谓‘恩爱生活’、‘甜蜜岁月’，所谓‘美满的’、‘幸福的’家庭。而我们，身处异地，天天都担风险。你现在跟着我，担惊受怕，甚至连条被子都没有。你说怎么好？没有钱，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生涯。”

代英接着说：“书呆子，没有生活乐趣；浪荡子，不懂生活乐趣，他们把肉麻当有趣，把占有当幸福。有的人没有灵魂，只能算是行尸走肉；有的人妖里妖气，只能算衣架饭囊。瞧，那个女人多么恶心，多么俗气。好吧，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这有什么！自从有了阶级，本来大家就不同嘛，乐趣也不同嘛！在这个地方，他们纸醉金迷，找到了乐趣。我们观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也找到了理解生活的乐趣。”

葆英被这富有哲理的侃侃而谈吸引了，专注地听着。这对贫穷的夫妻、革命的伴侣，视王侯如粪土，看富贵如浮云。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是富有者，他们有着革命者的幸福观。

在困苦和危险的日子里，代英夫妻相濡以沫，自得其乐。一天，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等电车。葆英先到，左等右等不见代英。过了一会儿，代英突然从电线杆子后面出现了。葆英很奇怪，问道：“怎么一出门就走散了？” 代英笑着说：“不会的，刚刚见了面，怎么能让再分散呢？我刚才在旁边欣赏了你的美，我觉得你穿着旗袍，比起香港那些所谓的美人漂亮多了。”葆英怀孕后，反应很大，常常呕吐，不舒服。代英更为细心地照料妻子。他常弄点好吃的或炒个菜，让葆英一个人吃，给葆英买水果或其它营养品。由于经济拮据，代英自己常常饿着肚子，不让妻子知道。

1928 年秋，党的六大召开不久，代英带着妻子离开香港，来到了上海，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葆英担任机关机要员，抄写药水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从黄埔军校、八一起义到在中宣部工作，周恩来与恽代英已是三次共事，合作很好。邓颖超同志对葆英也十分关心。后来，葆英生了个男孩，取名希仲，是代英父亲取的名，希望孩子长大了作个管仲那样的人。可是邓颖超和同志们却喊他“小乐天”，恩来同志则叫他“小代”，抱着孩子亲热地说：“小代啊，快点长吧！长大了接我们的班啊！”

葆英奶水不足，但又没有钱买奶粉，看着瘦弱啼哭的孩子，不由得落下泪来。代英一面安慰妻子，一面开夜车译书，挣得点稿费给孩子买奶粉。葆英心情很矛盾，她觉得若做好革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她将苦闷的心情告诉代英，代英鼓励她：“目前困难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我们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

沈葆英安排好孩子后，被党派到闸北一个缫丝厂作革命工作，担任一个党支部的书记，工作颇为出色。

恽代英和沈葆英，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地忘我战斗。

战”，而革命形势也正在急速发展。当时党内实际领导人李立三被有利的形势冲昏了头脑，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错误地提出要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号召“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像党内许多同志一样，恽代英对“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予以批评和反对。但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反而撤消了他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职务，让他到沪东区任行委书记，并要他立即搬到闸北去。

1930 年 5 月 1 日，李立三下令工人举行游行罢工。盲目的游行示威失败了，许多同志成了冒险主义的牺牲品。沈葆英看到闷声不响回到家里的代英，知道他也上了街，心里颇为不安。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的人，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人，现在却天天在前沿阵地敌人的鼻尖上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恽代英亲眼看到许多好同志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内心更是痛苦。他激愤地对爱妻说：“四妹，困难，困难啊！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我完全理解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死，我早就看透了。十多年来，我经历了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行军、罢工、地下斗争，多少同志在我眼前倒下了，真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啊！想想这条血染的道路，想想那些熟悉的面孔，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只要还活着，就要把烈士们手中的旗帜继续撑下去。”

代英望着窗外，深情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洪山上凭吊施洋墓的情景吗？他为革命捐躯，曾给我很大的震动！你还记得死在广州的萧楚女吗？我曾要你帮助他找个伴侣，他只活了三十四岁，就被敌人杀害了。他遗憾吗？我相信他是死而无怨的。半年以前，彭湃和杨殷献出了生命。你见过彭湃，多么能干的人啊！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革命的大好局面。但是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上海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梦想现在就占领上海，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在这种时刻，怎么办呢？我是为了尽量减少群众流血牺牲，才挑起这副担子的。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虎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这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宽广博大的大无畏胸襟！

5 月 6 日，不幸终于发生了：恽代英到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捕。一对恩爱的革命伴侣，被反动派无情地拆散了。

恽代英由英国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关在漕河泾监狱。1931 年初，被解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由于他的机智，敌人没有

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只判了他 5 年徒刑。

早春的南京，淅淅沥沥地一直下着细雨。一天，太阳赶走了愁云惨雨。江东门外，莫愁湖畔，葆英匆匆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她带着周恩来同志的口信去探监。想到就要看到分别一年的丈夫，心情十分激动。

葆英走进警戒森严的黑漆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沉沉的暗道，来到了一间小房内等待探望。一会儿，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打破了寂静，葆英的心顿时像被刀扎了一样。她透过小窗口，看到代英被两个看守押了过来：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没有戴眼镜，披着一件黄色的囚衣。她不禁鼻子一酸，差点儿掉出泪来。

代英已经看见了葆英，他很镇静，说：“四妹，你怎么啦？我很好啊！我是被冤枉的。等刑期满了，我们还是能够团聚的。我问你，家里人都好吗？”

葆英明白他问的“家里人”是指党和同志，连忙答道：“好，都很好！”

代英知道伍豪就是恩来同志，他眼睛一亮，忙说：“他回来了，谢谢他！”代英很高兴，接着说：“我在这里很好，同伴们都很照顾我，我每天还在练八段锦呢！将来出去还得做生意活命呢。对家里人说，千万不要惦记我，他们平平安安我就称心满意了。”

葆英把带来的包裹交给他。那里面包着衣服、食品，还有几本旧小说、唐诗宋词等。在书的缝隙里，葆英写了想说的话，讲她和孩子都很好。葆英指着包袱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知道你身体弱，又受了折磨，让我带了些东西来。里面还有一张小毛弟的照片。”

“小毛弟！”代英听说到儿子，十分高兴：“你能把小毛弟带好就行了。他长大了，能够帮助你。他比我有出息。我们贫贱夫妻，家里穷，底子薄，一切都要省吃俭用。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千万不要亏待孩子。我不在家，一切都靠你操持了。你要好好教育小毛弟。”

代英还要说下去，一个看守突然从横道里走出来，大声吼道：“时间到，不许讲了！”又一个看守走上来，推了一下代英，恶狠狠地说：“还等什么？快走！”代英轻蔑地瞪了那个看守一眼，目光又移向了葆英，再次嘱咐道： “费心照顾好小毛弟，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就扭转身，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葆英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探监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一个多月后，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出卖了代英。惊喜若狂的特务找到了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监狱来查证。面临死亡的威胁，高官厚禄的引诱，恽代英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的崇高气节。蒋介石闻讯后，亲下手令、立即就地枪决。4 月 29 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的刑场上壮烈牺牲，时年仅 36 岁。

沈葆英在为恽代英的书信集《来鸿去燕录》作的代序——《致代英》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年，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年啊！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港、粤、沪、宁，监狱刑场，刀光剑影，慷慨悲歌，直至那个血腥的日子，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外，你以你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战斗的十年中悲壮、忠贞、璀璨的一页。你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在匪徒的狂叫和人民的悲愤中获得了永生。”恽代英是不朽的。周恩来于 1950 年 5 月 6 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 19 周年所作题词中写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牺牲后，沈葆英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投入到丈夫未竟的革命斗争中去。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带着希仲回到了武昌老象，把孩子留在代英父亲身边，后来又留在上海子强家，自己四处寻找党。每当她孤独无依、生活无着的时候，总是在心中呼唤着代英的名字，以增添斗争勇气。1938 年，这只离群的孤雁终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党，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当她和邓大姐久别重逢时，拉着大姐的手，禁不住哭了。这些年寻不着党，失群的孤雁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啊！邓大姐说：“这些年辛苦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说：“我们也在到处找你，找不着，以为你也牺牲了。现在回来了，就可以放心了。”

1943 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和儿子在延安相会了。母子见面的那天下午，恩来同志派来了警卫员，牵来一匹马，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处杨家岭。恩来同志抚摸着希仲的头发，爱抚他说：“真像代英！小代，上学了吗？”邓大姐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乐天？长得这样高了。” 恩来同志问希仲：“想爸爸吗？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的，连

留希仲在他窑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希仲回到葆英身边，对妈妈说：“听周伯伯讲过以后，我更想念爸爸了。我要像爸爸那样，也要像周伯伯那样，做个献身革命的好后代！”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恽代英英勇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激励着沈葆英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

——王稼祥与朱仲丽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党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 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后，任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灵。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共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建国后，任中回首任骇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八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 年 1 月 25 日病逝于北京。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1915 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 1904 年在自家的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萧劲光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的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她 15 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32 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21 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1937 年底，朱仲丽带着姐夫萧劲光的儿子永定奔赴延安。她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同志那里知道，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担负着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那么，姐姐也一定还留在延安，不会到前线去。

找到姐姐、姐夫以后，朱仲丽带着母亲做的腊鱼和腊肉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 毛泽东教育她说：“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朱仲丽很快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外科医生。由于她认真负责地为患者治病，并且具有较高的医术，很快就在边区小有名气了。

1938 年 9 月金秋季节，边区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即，延安城收拾得十分整洁。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都陆续来到延安，有的来看病，有的来参观。有一天，朱仲丽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摘除眼皮上的一颗大麦粒肿。剪子、刀子、镊子不停地在她的手中灵巧地飞舞。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等几位首长脸贴着玻璃往里看着，当手术完毕朱仲丽抬起头来，他们都赞赏地向她点点头。

第二天，当贺龙看到朱仲丽时，笑着对她说：“你真有本领，拿着尖利

这是小手术。”从此，大伙都传开了，说延安医院里有位科班毕业的女医生，不但医术非常精湛，而且年轻漂亮。更有人见到她就说：“朱医生，你真厉害，拿着宰牛刀在人眼睛上开刀，一丝不差，手到病除，真不简单哩！”

很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了。从 9 月 29 日开始，到 11 月 6 日结束，开的时间较长。会议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刚刚从莫斯科归来不久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军队领导层加强内部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工作。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会议闭幕的那天，举行了会餐，朱仲丽因经常为代表看病，也应邀出席了会餐。她坐在离中央首长不远的餐桌上，因吃饭的女同志很少，所以她格外引人注目。开始她有点拘束，很少吃菜，也不敢喝酒。随着会餐进入高潮，一些代表先后找她干杯。朱仲丽看到别人爽快地一口干了，她也只好一杯酒喝干。代表们见她能喝酒，就向她开始了轮番进攻，于是只见她一杯杯喝酒，脸颊飞红，更加引人注目了。在那边的首长餐桌上，王稼祥恰好与仲丽的姐夫萧劲光坐在一道，他们注意到了那个年轻漂亮的朱医生，正亲切地交谈，萧劲光热情地向王稼祥介绍了他这个能干的小姨子。会餐结束，毛主席也走过来与仲丽打招呼，朱仲丽很大方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3 岁的朱仲丽人才出众，又是一位工作积极和受到大家信赖的医生，在边区医院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和白求恩大夫一块工作过，因此，成为大家关心和追求的对象。许多人都给朱仲丽介绍对象，其中姐夫萧劲光是最积极的一个，介绍的当然都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朱仲丽心里自有打算，对许多人都持拒绝态度。萧劲光开玩笑地教训她说：“你这个死丫头，太骄傲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的红军干部？”朱仲丽调皮地回道： “你别给我扣帽子。作为医生，我是全心全意为八路军干部、战士服务。告诉你，因为这事分了我的心，开刀、治病出了问题，你可得负责任！”

边区医院的工作十分繁重，朱仲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一天，萧劲光派警卫员叫她请一下午假，到他那儿来一下。朱仲丽以为谁生了病，吃过午饭，带上听诊器和血压表，匆匆忙忙赶到姐夫住的窑洞。刚进窑洞，姐姐就高兴他说：“八妹，你来得好快，我们等着你呢！”姐夫却上上下下打量着她，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那天，朱仲丽穿着带背带的蓝色工人裤和一件有彩色的毛衣。萧劲光满意地催促着：“八妹，快走吧，叫姐姐带你做客去！”“到哪儿去？看病人吗？”朱仲丽问。“你看——”萧劲光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交给仲丽。条子上写道：

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小蒙古马给我。谢谢。此外，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玩玩。

此致

敬礼！

1938 年 9 月×日

看到这张字条，朱仲丽不禁心头突突地跳起来。她虽然没有和王稼祥直接讲过话，但从别人的口中却了解到他的作风和为人，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当时只知道他是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后，于 1938 年 8 月初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萧劲光下命令地说：“你这次非服从我不可！我不亲自带你去⋯⋯噢，叫你姐姐带你去，警卫员带路。他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可不是一般人，你大方点儿，去吧！”朱仲丽既感激姐夫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关心，又感到见到王稼祥该多么难为情。

姐姐一路向仲丽介绍王稼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朱仲丽则一路怀着紧张的心情，暗暗地告诫自己，到了那里千万别脸红。

王稼祥的窑侗紧靠着一座石山，窑洞一半嵌入石头山里，窑洞口朝着桃林和延河，左右有平房，显然那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王稼祥的秘书唐彬出来迎接了朱氏姐妹。她们见到了王稼祥——他身着浅灰色军装，正低头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一绺短发垂下来盖在宽阔的额角。他的神情是刚毅和坚定的，又是凝重而和善的。

看到她们进来，王稼祥急忙站起来表示欢迎，并认真地看着朱仲丽。他们闲谈了一阵子，王稼祥问了一些医院的情况。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最后机要员又拿来了待发的电报稿。看到王稼祥这样，朱仲丽和姐姐只好告辞了。王稼祥抱歉似地站起来，与她们握手告别。

王稼祥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他是家里的独子，父亲王祖承原指望儿子高小毕业后就和自己一块学习经商，但儿子不肯，执意要读中学。父亲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他到芜湖市的教会学校——圣雅各中学学习了。圣雅各中学的教员们非常喜欢王稼祥那种好学、沉静、懂事的性格，其中一位英语教员对王稼祥更是爱之如子。他有意要把自己的女儿玉兰嫁给稼祥。为此事，他亲自登门拜访王祖承。

王祖承见是教员的女儿，家庭本分，加之抱孙心切，便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急切地准备婚事，只待放寒假时，儿子归家办喜事。而这时，一心读书的王稼祥却二直蒙在鼓里，直到放假回家，才知父母已一切准备就绪。无奈，王稼祥就这样勉强地与一个比他大两岁的不识字的姑娘结了婚。结婚后他很快回到学校读书了。

后来，王稼祥因在学校闹学潮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决定到上海去考大学。临行前，玉兰把早已做好的一双鞋和一件长衫给丈夫带上。她知道丈夫并不爱她，但她嫁给他是“父母之命”，因而只能跟他过一辈子。她好不容易盼望稼祥回家欢聚，他却这么快又走了。那时，王稼祥才 18 岁。

此后，王稼祥再也没有机会回家省亲了。玉兰第二年因得产褥热而死亡，留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命先。王稼祥的父母在抗战时期因忧伤和疾病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一个姐姐。

1938 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也有许多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一次毛泽东在开完会以后对他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要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当时很腼腆地回答：“谢谢主席的关心。”又有一次，毛泽东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你今年才三十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说完，两人相对大笑。

个人问题，但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又不是个人问题，必须严肃谨慎。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好感，但他还想更多地了解她的工作和为人。

一次，傅连暲院长约朱仲丽一道去为王稼祥检查肠胃病。治疗完毕，傅院长交待朱仲丽一项任务，说：“王主任的肠胃功能比较弱，你应该每周定时为他检查，监视病情，及时用药”。

得到这个任务，朱仲丽又惊又喜，感到自己与王稼祥靠得更近了。此时，她的心中已对王稼祥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不敢，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

过了一段时间，朱仲丽知道王稼祥的病已经好了，总想去看他，又不敢贸然闯入，心里沉甸甸的。一天下班后到了姐姐家。姐姐突然问：“八妹，你和王主任之间的关系有进展吗？”朱仲丽摇了摇头，姐姐禁不住埋怨她说： “他早就态度明朗，可你还装蒜。要不，他会写那么个条子给你姐夫？我带你去时，没有看出他那高兴样子？只可惜那天坐一会儿就告别了，要不是事情多，他一定会留你多谈的。王主任在党内威信很高，人品难得，你常去不会失你的面子。”

朱仲丽终于下决心去看王稼祥了。那天下午，王稼祥正和后方勤务部部长叶季壮等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会。看到朱仲丽站在窑洞门口不敢进来，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立即向她招手，请她进来，并把她介绍给开会的几位同志。

朱仲丽看到开会的情形，心里有些胆怯，不知是坐下好呢？还是三言两语问问身体情况就走好？王稼祥立刻猜透了她犹豫不决的心理，微笑地说： “朱大夫，你请坐。稍等一等，一会儿就有空儿。”勤务员很快送来了一杯水。那几位开会的同志一听完指示纷纷站起来告别，他们不仅向王稼祥敬礼，又都毕恭毕敬地向朱仲丽敬了礼。朱仲丽“刷”的一下，脸红到脖子上，手足无措地站起来回了礼。她心里明白，这些同志已经对她另眼相看了。

客人走后，王稼祥和朱仲丽开始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最近，奔赴延安来参加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他们历经艰

险，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令人振奋！”王稼祥手中拿着烟斗，只吸了一口， “其中有你们医务界的专家。”

“是的，延安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朱仲丽回答。 “来的越多越好，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

对他们应真诚相见，充分信任他们，放手叫他们工作。” 朱仲丽深深地点头，由衷地拥护他讲的这些话。

“我们党中央对来参加抗日战争的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要信任他们。” 他的一双眼睛很有深意地投向朱仲丽：“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不可能取得全中国的革命胜利。因为，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强国。”

“是的！是的！”朱仲丽认真地回答。她当时觉得自己的政治水平不高，不敢妄加评论，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腹中空空，也谈不出自己的观点。

王稼祥吸一口烟，喝杯茶，又兴奋地谈下去：“我们准备尽最大的努力，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较好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发挥特长，为党培训更多的干部。党向他们开着大门，经过考验，欢迎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入党。”他的口气坚定，表情上充满了信心与热望。

王稼祥说了许多话，一时找不到话题了，朱仲丽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朱仲丽红着脸，低下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下盘围棋吧。你会下吗？”王稼祥分明想多留她一会儿，朱仲丽

“下一盘玩玩吧！”王稼祥说。

朱仲丽终于从窘迫中缓过劲来，说：“我从小就学会了下围棋，但下得不好，输了不要笑我。”

王稼祥马上亲切地说：“我也下不好，我输了，你也不要笑话我。” 听了这话，朱仲丽的拘谨完全没有了。她看到王稼祥把装黑子的棋罐拿

到自己一边，就调皮地说：“我用黑子，你用白子。”说着动手去拿黑子罐，两双手碰在了一起，朱仲丽的脸更红了。王稼祥则微笑着说：“好！黑先白后，让你先下。”把黑子送到朱仲丽的面前。

他们两个开始集中注意力布棋，窑洞里除了棋子的响声，静悄悄的。警卫员在窗外来回走动几次，不敢闯进来干扰。

朱仲丽找到有利的形势开始进攻。王稼祥一子一子地严密防范着，一时难分难解。电话铃不时响起，王稼样拿起听筒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又坐回原处。好容易一局终了，胜负不悬殊，细数子，王稼祥输了两子。

王稼祥没想到朱仲丽的棋艺不错，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来，再下一盘。”这一次朱仲丽输了六子。

两局棋下完，朱仲丽起身告辞了。王稼祥显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他把仲丽送出窑洞，希望她经常来玩。

从此以后，八妹子经常去找王稼祥了。他们在一起听王稼祥谈革命道路，下围棋，打网球。王稼祥的网球打得很好，朱仲丽甘拜下风。在几个月的交往中，朱仲丽比较深刻地了解了王稼祥。他不善于也不喜欢用甜言蜜语来换取女人的欢心，他为人诚恳、稳重、不夸夸其谈。他的品德、为人、性格都令朱仲丽十分敬佩。王稼祥并未向朱仲丽求婚，他仍在这种接触中注意了解她。

有一次，朱仲丽从王稼祥那里回来，碰上了李富春，李富春问她：“八妹子，你上哪儿去啦？从王家坪回来吧？”

朱仲丽狡黠地说：“不是，是回医院去。”

李富春不放过她，快活地说：“那天，我分明看见你和王主任在王家坪打网球，你们一个发球，一个跑着接球，那个快活样子给我看到了，还瞒着我！可不能忘记请我吃喜酒呀！”朱仲丽急忙辩解道：“哪里呀，还谈不到呢！目前只是网球场上的对手。”

李富春终于忍不住问：“怎么还没有准备结婚？你们都认识快一百天了，别人都等不及了，难道你还要什么条件。”

朱仲丽看他着急的样子，就顽皮地说：“要是王主任把手中香烟戒掉，我就答应他。”

这个玩笑，一下子让好多人知道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逗着朱仲丽说：“你好厉害呀！听说你要王主任戒掉烟才和他结婚！”这个“戒烟”的“逸闻”很快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趣谈，而王稼祥也终于没有戒掉烟。直到朱仲丽与王稼祥结婚以后，李富春见到仲丽仍在打趣她说：“八妹，烟没有戒掉，还是和人家结婚了。”

与王稼祥结识以后，朱仲丽特别感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她向组织上提出了入中央党校学习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938 年秋冬之交，朱仲丽就进党校学习了。党校校址离延安较远，全是窑洞。同学们没有课本，只有笔记本，没有教室，在黄土地上席地而坐，以大腿为桌子，抄记者师的讲课内容。一日三餐，由班上值日的同学到伙房去打饭，大家蹲在窑洞里或土坪上，吃得很香。

党校的学员除了学习各种文件，还要到十里以外的山地上开荒，准备来年春天种谷子和栽土豆。自从进了党校，朱仲丽与王稼祥见面的机会减少了，

1939 年的新年到来了，学校放了假，朱仲丽立即欢快地跑去看王稼祥。王稼祥窑洞里的一切，依然如旧，令朱仲丽感到分外亲切。窑洞里烧着

一盆红旺旺的炭火，一切都是暖烘烘的。警卫员和秘书见了她都笑盈盈地向她打招呼，王稼祥一眼看见她显得格外高兴。

朱仲丽一进门，看到总参谋长滕代远和总参作战一局局长郭化若正在与王稼祥一起研究事情，急忙退出身子。

“请你到唐秘书房里稍等片刻，可以吗？”王稼祥微笑着说。“好的，好的。”朱仲丽赶紧答应。

唐秘书随即笑着对她说：“请到我房里坐坐，快了，快谈完了。”他把她引向左侧的窑洞里。

在唐秘书房里，朱仲丽受到热情的接待，唐秘书给她泡了一杯茶，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种特殊的待遇。接着他们俩就聊了起来。

朱仲丽看到桌上的俄文书籍，就对唐秘书说：“听说你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俄文一定好。”当时朱仲丽也想学俄文，因此对精通俄文的人都十分羡慕。

“说得不太好，要说俄文，不论是讲还是写，谁都没有王主任精通。” 唐彬诚恳地说。

唐彬也很忙，朱仲丽刚坐下几分钟，他就一连接了三次电话，通讯员又两次送文件来。朱仲丽觉得自己没事坐在这里很不安，就想告辞回去了。

“朱医生，听说你的工作很辛苦。很多同志都说你医道好呢！”唐秘书一放下电话就赶紧接上话茬，显然生怕她起身告辞。

“不，还差得远！”朱仲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唐秘书又坐了一会儿，看到朱仲丽没有什么话说了，于是急中生智，说： “我的眼睛里总不舒服，常常流泪，也不知什么原因。趁你今天在这儿，给我瞧瞧好吗？”

“让我检查检查。”朱仲丽忙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小心翻开他的眼皮，仔细检查，然后又压他的泪囊。“除掉轻度砂眼外，有明显的慢性泪囊炎。” 朱仲丽仔细告诉他治疗中的注意事项，并让他去医疗所先取一瓶眼药水用。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王稼祥那边仍没有散会的迹象。朱仲丽看看天上的太阳已挂上头顶了，不能再傻等下去了。唐秘书则心里更急，来回走着，放她走也不是，留住她也不是，不知如何办才好。

正在这时，一位勤务员走进来，看了朱仲丽一眼，在唐秘书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便笑着走出去了。

唐秘书也笑开了，轻松地对朱仲丽说：“王主任留你吃中饭。实在对不起，他太忙了，你一定要等着。”

朱仲丽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一阵慰藉，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她仍然不知道，这一天竟是她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那边的会议结束了，唐秘书立刻把朱仲丽带入王稼祥的窑洞，并且随即转身走了。

王稼祥让朱仲丽在火盆的对面坐下。当时延安取暖的炭盆，是在一尺高、一尺半见方的木架子中，嵌入圆形铁盆，盛着燃烧着的木炭。只有中央高级领导人才有这种生活待遇。

朱仲丽把一双手伸到炭火盆上取暖，心里顿时暖洋洋的，眉梢眼角盛满了爱意。王稼祥深深地注视着打扮得新鲜活泼的朱仲丽，拿起烟斗，装好烟丝，吸了一口，缓缓地说：“真好呀，新年来了，一转眼到了 1939 年了。你到党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份真诚的关切和爱护。

于从朱仲丽的口中欢快地蹦了出来。因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她和王稼祥更靠近了一步。

王稼祥喜形于色，眉梢高抬，高兴地说：“啊，好！恭喜你！” 朱仲丽感到心中的暖流在激荡，她说：“我还要继续努力！” “要珍惜在党校这段学习时间。”王稼祥说。

他们小声地谈着，忘记了腹中饥饿。他们谈起了小时候的趣闻，笑语连连，他们都把手伸到了炭火上，目光时时相碰，爱的纽带悄悄地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一时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在互相会心的微笑中。王稼祥终于打破了往日的矜持，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朱仲丽伸在炭盆火上的双手，一股爱的热流渗入仲丽的心窝，他们俩都沉浸在爱的幸福中。

他们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爱情的暖流通过两双手在两人的体内奔涌着，在两双眸子的互相对视中升华着。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样突然紧张地问。第一次求婚来得竟是这样突兀，这样令人狂喜，又是这样的自然。

“为什么这么快？”压抑着满腔的渴望与欣喜，朱仲丽故意反问道，声音中充满了爱情的温柔。

王稼祥的紧张情绪立即松弛下来，他拍拍仲丽的手欣慰地说：“好极了！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尽管他说着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却马上放下了仲丽的手走到办公桌边，急切地一页页翻着台历。当然，没有翻过几页，他就回过头来问朱仲丽：“选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是农历的元宵佳节，我们在这一天结婚好吗？”

仲丽对他热烈的眼光与问话报以含羞的微笑。

王稼祥走近她的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看着她的双目，欢快地说： “你不做声，那就是不反对。”

爱的激流迅速流遍全身，朱仲丽深深地点了点头。“好！我今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

这时，勤务员进来摆小圆桌，桌上摆着饭菜：一碗炒鸡蛋，一碗土豆，一碗菜汤，两碗白米饭。这在延安算是丰盛的午餐了。

午餐过后，勤务员进来收碗筷，临走时向朱仲丽投以心领神会的一笑，显然猜到了他们之间已经作出的决策。

元宵佳节很快就到来了。王稼祥与朱仲丽踏上了结婚的圣坛。这一天，王稼祥让他的厨师老陈准备了两桌饭菜——四菜一汤。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贺喜。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他笑着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王稼祥的婚姻是美满和幸福的。他结束了十多年的单身生活，身边多了一位细心体贴、全心相恋的爱侣。在朱仲丽的精心照料下，王稼祥面孔丰满了，身体壮实了，精神愉快了，他更加生气勃勃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结婚后，朱仲丽想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母亲，但遗憾的是，母亲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而她的女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能如实地把王稼祥的情况告诉她。于是，朱仲丽给妈妈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天天想念您，您老人家身体健康吗？局势如此，使我们不能相见。通信也不方便，向您请安的信也就少了。我们身体很好，您不要悬念。

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是您日夜操心于怀的事。我已于正月十五日结婚了。这个日子是吉祥的团圆日子。他姓王，人很好。你听了一定高兴，

天气寒冷，多加保重。敬叩妈妈。

安康！

八妹子1939 年正月 25 日

谁知这封信引起了母亲的不满，显然，她对女儿对女婿的简单介绍深感不足。朱仲丽很快收到了母亲的信：

八儿入目：

来信收到，知道你身体很好，思想大有进步，令我高你已结了婚，安慰我于千里之外。只是我不知道女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年龄多大？思想意识如何？他系何许人物，你只字不提，如此荒唐，如此大意，将来何能办好大事？望你凡事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草莽从事。

母湘若字 1939 年 3 月×日

后来，直到徐特立从湖南来延安，才告诉仲丽，他已告诉她的母亲关于稼祥的情况。老妈妈十分高兴，喜庆得了一个好女婿。

此后，朱仲丽一直伴随着王稼祥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 35 个春秋，他们一起出使苏联，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中患难情真，相濡以沫。1974 年 1 月 25 日，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长逝。

朱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悲痛欲绝，我的心碎了。我在悲痛中，忘不了与稼祥共同度过的 35

年同志加夫妻的生活，也忘不了他那 50 年的不平凡的战斗经历。稼祥给予我的，是大公无私，是正直和刚毅，是质朴与厚重，是远见卓识的革命情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稼祥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力量，渗透在每时每刻我的生活中，去泛起生命的绿荫，去奏出美妙的旋律。

——彭德怀和他的妻子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湖南湘潭人。1916 年入湘军。1922 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可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2 年初春时节，彭德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彭家围子。

家境依然是那样贫寒。早年母亲去世，彭家欠债累累，除留有二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彭德怀回家时，抵押之地仅赎回及半。大弟在湘潭捻棕绳，二弟在家务农。父亲体弱多病，祖母己 82 高龄。

彭德怀在家务农，年迈的祖母有一桩久积在胸的心事：要彭德怀成亲。说来也不奇怪。彭家上一代是单传，彭德怀是头生子，这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欢乐。15 岁那年，由于受当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易华“打富济贫”传说和清太平天国革命故事的影响，彭德怀参加了饥民闹祟，遭到通缉，离家逃走。其后多年在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如今，好容易返家了，彭德怀已是 24 岁的大小伙子，生活的磨炼，铸就了他健壮的身躯和倔强的性格，当祖母的怎能不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长孙早日成家。

祖母的心愿，引起了他对往日的痛苦回忆——

彭德怀的舅舅家在乌石峰西麓斑竹塘大年冲。儿时，彭德怀就喜欢翻过苍茫翠绿，宛如刀削的乌石峰，到舅舅家去玩。在那里，有他心爱的表妹瑞莲。

彭德怀与瑞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瑞莲家境贫寒。彭德怀的舅舅也很疼爱她，待她甚至比亲女儿还亲。瑞莲对她的表哥——钟伢子（彭德怀的乳名）特别喜欢，钟伢子对瑞莲表妹倍加疼爱。插秧时节，当朝阳从山林间洒下，轻轻沐浴着片片小草时，钟伢子和瑞莲就伴随着山溪流泉，踏着山间弯弯的小径，拎着秧苗，来到田间插秧。收割前的一些日子里，钟伢子少不了要与表妹一道下地锄草，上山砍柴，下塘捉鱼。傍晚，当夕阳刚刚下了地平线，青山绿水变成了金绿色的时候，钟伢子和瑞莲便扛着农具，背着柴草，肩并肩回到家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爱慕之情逐日加深。

彭德怀平时沉默寡言，见人没有多少话说，甚至在自己的舅舅面前，话也很少。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在表妹跟前，他却常常主动打开话匣子，诉说人世间的不平和痛苦，谈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钟伢子讲到高兴之事，瑞莲便跟着格格地笑；钟伢子讲到悲伤之处，瑞莲也随着掉下眼泪。钟伢子与瑞莲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啊！

彭德怀参加闹粜的那年，由于官府的通缉，家乡已经呆不住了，瑞莲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偷偷地哭了多日。彭德怀揣上五叔卖猪仔所得的 800

做了挑堤工。在那里，他拼命干活，为的是多挣点钱，准备以后迎娶瑞莲。但是，他做了两年半工，至 1916 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钱。无情的现实使他得出一个认识：“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积累起来的”，“而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1916 年春节前，堤工要求年关预发工钱，彭德怀参加了，被当局认为是

“不安分子”而遭驱逐。彭德怀回到了舅舅家，回到了瑞莲的身边。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彭德怀和瑞莲的亲事被正式定了下来。血气方刚的彭德怀不愿意重走祖辈男耕女织的老路，更忍受不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压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一次告别表妹，愤而去长沙投军。

阳春三月，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小草已从土里钻了出来，菜田里的蔬菜绿起来了，桃树、杏树红起来了。离家的那夭清晨，瑞莲送钟伢子上路。

他俩肩并肩，走了一程又一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钟伢子先开了口：

“表妹”，他亲切地唤了一声，真挚地说：“我走了，要去找穷人的道理，穷人的出路。这条路很长很长，你能等我吗？”

淳朴、美丽的瑞莲先是埋下头，她咬了咬嘴唇，然后抬起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没有吭声。这当口，她打开小包袱，拿出两双鞋袜，鞋底上绣着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同心结”。

他望望同心结，又望望她那双洋溢着深情的眼睛，一切都明白了。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啊，他俩要分手了。当钟伢子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瑞莲的时候，她仍然站在山头上望着，那双深情的眼睛盯在他的脸上，大声说道：“表哥，你去吧，我不拦你，我永远等着你！”

他报之一笑，旋即迈开大步走了。

他到长沙，投奔了湘军。从此，他虽然天天行军作战，忙于军务，但心里却时刻想念着自己的未婚妻。三年后，他当上了连长，军务更忙，事情更多。尽管如此，瑞莲的身影还是时时在他心中跃动，特别是在梦中，经常闪现着瑞莲亲切的音容笑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打算与瑞莲结婚的 1920 年，噩耗传来，老实巴交的瑞莲爹，被地主逼债含恨身亡。狠毒的地主仍不肯罢休，还要卖瑞莲抵债。瑞莲至死不从，最后跳了崖，命归九泉。彭德怀得此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心肠寸断。他发疯似地跑上一个山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呆呆的，默默的，很久很久没有挪动脚步。他正全力控制着内心的满腔悲愤，他发誓，要把这人间的罪恶和不平彻底铲除！

瑞莲的死，给彭德怀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此后，有朋友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彭德怀回家时，正值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的时节。他和二弟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要到舅舅家去挑回红薯种。到舅舅家去，他心情十分沉重，那里是他心爱的表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留下过多少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但现在剩下的只有痛苦和忧伤。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舅家，时已中午。表兄周云和因参加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妻子小产了，舅妈气死了。孤苦伶仃的舅舅见到钟伢子来了，扑上去抱住外甥，禁不住老泪纵横。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舅舅告诉他，云和是怎样被汤萝铭杀害的；瑞莲的不幸遭遇是如何发生的⋯⋯

当夜，宿在舅舅家。彭德怀望着舅舅那饱经风霜的脸，说：“舅舅，到我家去住吧，家里人多，过日子方便些。”

舅舅坚持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也还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再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

彭德怀告诉舅舅：“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 舅舅点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

早饭后，彭德怀挑着红薯种，依依不舍地告别舅舅，一步几回头。时节又是阳春三月，小草破土冒芽，桃红柳绿。6 年前表妹送哥哥去寻找救穷人的道理，现如今表妹早逝，风物依旧，怎不令人伤悲！彭德怀是个硬汉子，他抹去眼角的泪花，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挺着胸，平衡了肩上的重担，迎着春风昂首向前走去。

彭德怀回家后，与弟弟忙着开荒种地。祖母再次提出了钟伢子的婚事，彭德怀沉思再三，觉得不能让老人失望，只好应允了。但他对祖母说：“人要由自己选。”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

离彭家围子半里远，群山环抱之中，有个楠木冲，住着彭德怀的好友刘玉峰。他俩从小在一起拉排子车，后又同在西林围修堤。刘家贫困，两个妹妹给人作童养媳，受尽折磨，早早离开了人世，家中还有一个细昧了。给彭德怀说媒的人很多，他都不同意。有人提到刘家细妹，彭德怀一口答应了，说：“刘玉峰长得挺好，人也好，他的妹子像他，我不看了！”说是不看，因是终身大事，彭德怀忍不住还是相了一下亲，对刘家细妹是满意的。

1922 年农历三月初七，彭家把媳妇迎进了门。刘细妹才 12 岁，不识字。婚后头一年，彭德怀只把她当小妹妹看，教她识字，读书，鼓励她放了脚，又为她取学名为刘坤模，希望她成为一个思想开通的女性。

1922 年夏天，湖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收学员，从湘军总司令部、各师到湖南各地方镇守使，都纷纷遴选初级军官应考。8 月，彭德怀与黄公略等，一起考入讲武堂。一年后，彭德怀从讲武堂毕业，回到湘军二师三旅六团当一营一连的连长。第二年 4 月，代理一营营长。

彭德怀戎马生涯，颠沛流离，顾不上家，妻子刘坤模留在彭家围子侍奉年老的祖母和病重的父亲。1924 年春至 1925 年春，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彭德怀才把她接出来，送她到湘潭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大革命失败后，彭德怀同妻子住在南县官正街 44 号 2 楼，刘坤模就学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五年级，准备下学期报考中学。1928 年 4 月，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他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军五师一团秘密成立了党委，任党委书记。

在一团开赴平江之前，彭德怀让刘坤模暂回乌石老家。自从彭家的老人去世后，刘坤模通常是在彭德怀驻防时来和他相聚，在部队开拔前回家。这次一团调防，对他们夫妻来说，只是寻常的短别罢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以后在紧急形势下提前举行的暴动，使他们之间音讯断绝。

10 年过去了。其间，彭德怀征战频繁，饮马南北，风餐露宿，顾不上考虑个人问题。

1937 年 12 月，时任由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会议结束之后准备启程回前方的一天，这对离别近 10 年的夫妇终于重逢了。

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刘坤模泣不成声，诉说着离别后的磨难。当时，彭德怀已立下赫赫战功，闻名中外，国人敬仰。刘坤模是闻讯而找到延安来的。

然而，他们未能重圆。1928 年 7 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七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十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他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她没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 年，彭德怀已到“不惑”之年。40 岁的人多半都有几个儿女，而彭德怀却依然是孑然一身。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能不为此着急，也不能不为此给予特别关照。

这年秋天，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活跃、开朗、民主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共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与会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气：彭德怀与浦安修喜结良缘。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 岁的年纪，已经有 3 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

关于彭德怀与浦安修的相识，还有另一说，则更为有趣。介绍人是风度翩翩的陈赓大将。

在为彭总婚事操劳的老战友中，最热心、最积极的要算足智多谋而又诙谐幽默的陈赓。他常说：“总不能让彭总当一辈子和尚呀！”于是，他决定毛遂自荐当个红娘。

陈赓这个红娘当得真巧，他不是直接在两者之间去牵红线，而是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

赛前，他兴冲冲地去找彭老总：“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女子排球赛，你是不是去看看！”

“我没时间。” “关心群众生活嘛，不去，人家会说你架子大。”

陈赓的激将法可真灵验，这一“激”，彭老总果然同意了：“我有么子架子，看就看吧。”

晚饭过后，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听说是女子排球赛，又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彭老总还要亲自来看，因而几乎能去的都去了。

球赛中，陈赓顾不得看精彩的球艺，他的眼睛常常盯在彭老总身上，他是在作一种特殊的悉心观察啊！他发现，彭老总对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队员颇有兴趣，有时甚至为她打了个好球而喝彩。

球赛结束，在陈赓的精心安排下，彭老总接见了队员们，热情鼓励了一番，并亲自送大家出门。

“怎么样啊？”陈赓趁热打铁。“什么怎么样？” “你看哪个女同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

“噢，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入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我是个介绍人嘛。”

陈赓哈哈大笑，彭老总也笑了。经陈赓说合，两人才谈起了恋爱。一天黄昏，他俩来延河边散步。

这时候，绚丽的夕阳，只留下最后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渺茫的西天海角。这一道红艳艳的晚霞，映在延河上，使本来很美的河水更加美丽了。

从延河上吹来的轻风，轻轻地，悄悄地，吹上人面，微微的凉意渗入他俩的心脾。是情人漫步的时候，是倾吐衷肠的日暮。延河畔，彭德怀和浦安修两人正在倾心谈吐。

他俩从西安事变，谈到芦沟桥事变，又从芦沟桥事变，谈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谈到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誓死保卫我锦绣河山⋯⋯不知什么时候，他俩的话锋一转，谈到了自己的身世。彭德怀讲了幼年时期的遭遇，青年时代的坎坷，然后借着皎洁的月色，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浦安修，轻声问道：“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大老粗，能配上你这个大学生吗？”

“不，你首先是人民的大将军。你的英雄业绩，我是十分仰慕的。” “我命苦，你跟我会吃很多苦头的。” “革命总是要吃苦的，我不怕。”

这样的倾吐有多少次，他们谁也记不清。一次次畅谈，一回回交心，像是最佳的粘合剂，把两颗淳朴、真挚的心，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了。

不久，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彭德怀和浦安修举行了婚礼。“新房”的陈设十分简陋：一张粗糙的桌子，几把木制的凳子，一副木板床，两床延安土布做的被子，全部结婚用品就是这些了。然而，简朴的窑洞里，却格外热闹。彭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浦安修的同事和同学，能来的几乎都来了。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 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小小的窑洞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新婚的浦安修也很快去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彭总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战争的生活十分艰苦，彭德杯和浦安修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彭德怀忙于指挥冀南反扫荡作战，浦安修不愿在丈夫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对此，彭德怀很支持，不要求妻子在身边照顾自己。浦安修只有星期六才抽空与彭德怀团聚，每次看到他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一点也不肯有特殊的照顾。

1939 年冬，一个大雪纷飞、寒冷异常的夜晚，彭德怀和浦安修吃过晚饭，围着火炉相向而坐。结婚一年多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们离多聚少，即使是短短的相聚，也没有时间坐下来谈谈知心话。这天，他们忙里偷闲，拉起了家常。

浦安修先开了口：“战斗生活这么艰苦，你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指挥重任，身体不能累垮了，要注意点营养，补补身子。”这些话她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同志们早已劝过彭总，他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谁也没办法，只好转请浦安修劝说。浦安修看着彭德怀那张消瘦的脸，非常心疼，忍不住，终于说出了口。

浦安修话刚出口，马上就有些后悔。她知道，彭德怀是不会听的。果然，他发话了：

“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怎么能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呢？”

他非常激动，脸都涨红了。他看着炉子里闪动的火焰，心情很不平静，又一次向浦安修讲述起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血泪和反抗

的革命者，不仅要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且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与人民一道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彭德怀正是这样去做的。

那天晚上，平时寡言少语的彭德怀说了很多。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妻子，浦安修更加了解了丈夫的为人，对他更增添了一份新的敬意。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困难的阶段。5 月 25 日，日军奔袭合围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机关。总部和北方局连夜突围。太行清漳河畔，小南山村中，彭德怀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情况极其危急。彭德怀从容不迫，鼓励战友们：“台塌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他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回想着分析着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 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牺牲是惨重的。左权在突围中阵亡，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10 余名工作人员牺牲。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一个个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

大家注意到，他没有问到一个人——他的妻子浦安修。她刚刚找到总部，因为过度饥饿疲劳，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部队被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更为感动。战友们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都有人在落泪、抽泣⋯⋯

事后，当彭德怀见到疲惫不堪的妻子时，终于嘘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彭德怀的老婆，可不能叫敌人抓活的呀！”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在一段时间里，抗日军民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没有布做衣，甚至吃粮也成了问题。彭德怀领导抗日军民展开了一场反封锁、反掠夺的经济战。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生活极端艰苦，甚至连衬衣都没有穿的了。

有一天，浦安修左找右找，找不到一块布料，只好拿彭老总的破蚊帐裁剪了两件衬衣，在灰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小油灯结出了朵朵蕊花，通红的火苗在扑扑地跳动。她的心也像蕊花一样在微微跳荡。她想起了彭德怀英勇无畏的英姿，耿直坦荡的胸怀，平易近人的风范，严于律己的作风，艰苦朴素的品德，她觉得他值得爱，她对他爱得更加真切，爱他爱得更加深沉了！她只用了两个晚上，就把两件“蚊帐”衬衣做好了。她把衬衣送给彭德怀，他笑呵呵地穿了一件，另一件送给了警卫员。

解放战争中，彭德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日夜操劳，运筹帷幄，连打胜仗。但他人也更消瘦了，眼皮微肿，周围一圈黑晕。他太疲劳了，浦安修心里深感内疚，觉得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决心留在他身边照料生活。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调她到一野工作。

在彭德怀身边的日日夜夜里，浦安修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为他做可口的饭菜，洗衫浆衣，缝补衣袜。彭德怀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相敬如宾。他俩常一起商讨国事，谈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家里充满了宽松、融洽、和谐的气氛。每当彭德怀的战友来家相访时，他总要郑重地把妻子请出来，和客人见见面。有时有点空闲时间，他还帮妻子做些家务事。他在爱情上，对妻子同样爱得真，爱得深。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彭德怀英勇奋斗，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创立作出

然而，事实并不是都如人愿。

1949 年 12 月，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他们在西安安了一个“家”：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间小房子，一桌一床，两张椅子，再加上两张大地图。

就是如此简陋的家，他们也没能“享受”几天。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他征衣不解，又不得不奉命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战争紧张激烈，彭德怀顾不上给妻子写信。浦安修知道，彭德怀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也不怪他，但她又是多么思念前线的他啊！

正巧有一次机会。1951 年 10 月中旬，浦安修参加“西北工业参观团” 到东北参观。参观即将结束，参观团的领导人习仲勋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彭总吧。”浦安修早就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遭难，自然同意。

在组织的安排下，11 月中旬的一天，浦安修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去朝鲜。北方的冬天来到早，鸭绿江畔的寒流阵阵袭人，浦安修心里却充满了暖意，就要看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了。志愿军司令部接到通知，赶紧向洪学智副司令员报告。洪学智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对此事一定会加以阻止，就悄悄地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来嘱咐说：“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

一进入朝鲜国土，浦安修宛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黑色的夜幕，不断被五光十色的信号弹划破，敌机呼啸，流弹四起。汽车在弹坑累累的公路上急驶，突然一批敌机临空轰炸，司机左转右拐，猛然刹车，浦安修的头撞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车行一夜，天亮之前终于到达了桧仓志愿军司令部。

早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手来到食堂。看到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他感到惊奇，问道：“哟！今天是怎么回事？”

洪学智笑容可掬，道：“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来这吃饭。” 彭德怀更觉奇怪了：“什么客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洪学智又笑了笑说：“你们是大熟人。”

正说着乐，头上扎着白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见了一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笑道：“噢，原来是你！”

洪学智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饭中，浦安修望着彭德怀，久久挂念的心得到了安慰。她告诉他，她是顺道来看看的。

看着头上包着纱布的妻子，彭德怀喜悦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不安。很快，他又从个人的情感中跳脱出来，严肃地对洪学智说：“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有来，司令员的老婆来了，一百万志愿军指战员的家属怎么办！”他又转向浦安修说：“你住两天就回去吧。”

结婚这么多年了，离多合少，好不容易刚刚见面，又催促着尽快离开，浦安修一时觉得颇受委屈，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她不怪他，她理解他，为了伟大祖国的尊严，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在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深沉的爱中，她领受到了其中的一份。这就是一对革命者之间的高尚爱情。她为有这样的好丈夫而自豪！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在彭德怀的一生中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也给人们留

中，他决心结束他 30 多年的军事生涯，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落户。迁家的请求是让妻子浦安修向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提出的。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

浦安修深知，彭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里通外国”同任何外国人合谋在中国搞复辟活动。她心里清楚，所谓“当代吴三桂”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诬蔑不实之词。因此，她毅然陪伴彭德怀到挂甲屯定居。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不久，被安排到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当上了一名特殊学员。党校领导杨献珍具体安排彭德怀的学习事宜。本来，杨献珍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同情态度。很快，杨献珍在接踵而至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撤了职，也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彭德怀把自己的生活日程安排得紧紧的。浦安修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家花园离北师大较远，她还和战争时代一样，只能平时住学校，星期六回家，陪伴彭德怀。

一天，彭德怀重读了《中共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百思不得其解，自己那封信，怎么会使毛泽东这般震怒呢？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之间事情的彭德怀，此时也忍不住向她一吐心曲： “你说说，我和毛主席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 30 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意见，为什么这样算帐，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从庐山风云突变之后，她也深深陷入在悲伤和痛苦之中。从大学时代入党以来，她勤奋为党工作，并不因为是彭德怀的妻子而稍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生活极其俭朴，与彭德怀志同道合。她善良忠诚，对党和毛泽东抱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她答复不了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她只有埋怨彭德怀：“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她的抽泣与埋怨。其实，他内心十分不安。他很感激妻子，和他一起在华北敌后度过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和危险的岁月。彭德怀常对她讲：“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要感谢你。”浦安修总是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怪你呢？那要怪敌人。”

但是，现在她不断埋怨他，使他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该说说？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帐的那些问题，向妻子来说明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在绝对敬爱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精神高度紧张，她知道，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不堪设想。

因此，她只有在家少问少听，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难道那么多领寻同志都错了，就你是对的？”

彭德怀也生了气：“你懂什么？就你怕事！”

不可避免的是，20 年相敬相爱的夫妻出现了争吵，盼了一周的团聚，常常又不欢而散。她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作检讨；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形势忧心不已。

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然而“所有人都可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彭德怀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他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司机鼓起勇气劝他，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6 月中旬，这封长达 8 万余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终于写完，并呈送上去。与彭德怀要洗雪莫须有的罪名的愿望相反，他的“旧帐”升级，“新帐”再添。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重，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

彭德怀夫妇再次忍受着更为巨大的精神压迫和痛苦。彭德怀不愿意妻子受到牵连，浦安修不愿意让彭德怀再多分心惦记她，只是他们各自心中想的谁都没说出口。最后，他们决定“分手”。

老友杨献珍得知此事，坚持反对他们“取此下策”。彭德怀苦笑一下，回答说：“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

正式“分手”的那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亲手切成匀称的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给了浦安修。

浦安修泪如雨下，抓起一半梨来。

杨献珍老眼含泪，急着喊道：“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彭德怀，然后盯着抓在自己手中的那半个梨，狠了狠心，和着泪水吃光了。她哭诉道：“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使劲丢进了字纸篓⋯⋯ “史无前例”的“文革”，一代民族精英、人民的大将军彭德怀又被揪

上了批斗台，遭受到非人的肆意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但无休无止的批斗、谩骂、摧残，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更为严重的伤害。

浦安修的命运同样悲惨。她原是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即便她与彭德怀“分手”，她也是彭德怀的妻子，是“造反派”的大目标。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也不得好好休息。

难忘的是 1967 年 8 月 11 日下午。

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前，骤然间，她从人群中看到一个人，被押在三轮车上，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 7 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了会台，“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由北师大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在一片“打倒”、“脚踏”声中开始了。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以及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 的“罪状”。这场批斗大会，成为他们 30 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待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当时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过对浦安修审讯的记录按语：“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地为彭贼涂脂抹粉。”于是，“专政”便落到了浦安修的身上，造反派怒吼着：“再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8 月 31 日晨 7 点，北京颐和园的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两个小时后，人们发现了她，她静静地

医院，半夜，她清醒过来了，她又回到了这多难的人世。一天后，她又被押回学校管制。北师大批斗会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其后，直到 1974 年 11 月逝世，残酷的“批斗”就没有停止过。他终于走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同志。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他把全部的父爱给予了革命的后代。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平了反。沉冤昭雪，正义伸张。12 月 24 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

彭德怀的老友杨献珍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之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看望杨老，终于说出了当年“分梨”时的心里话：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我吃梨，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他的精神痛苦太深了⋯⋯”

浦安修泣不成声。

彭德怀在天之灵，安息吧！

——刘伯承与汪荣华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1912 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1930 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 年 10 月，秋风阵阵，秋雨绵绵。中国大地上空，一颗巨星陨落，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了！他走了，汪荣华悲痛欲绝！几十年并肩战斗，几十年夫妻精深，化作一篇《送伯承远行》的祭文，遥寄亲人的在天之灵——

伯承，你走了，无论我怎样挽留，你还是走了！

此刻，夜已经很深。窗外，秋风瑟瑟，秋雨潇潇。我独自坐在室内，面对着你的照片，浑身上下感到清冷。我想听你说话，听你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学习，说工作，说儿女们，说你自己想说又认为该说的话⋯⋯可你只是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对于和你的分别，我是习惯的。我们结婚后到达延安不久，你就离开正在抗大学习的我，随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接着，奉命组织援西军。后来，又出任一二九师师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在那战火连绵的年代里，我们总是分别的时日多，相聚的机会少。即使和你在一起，你也是时而下部队，时而到前沿，常常说一声“我走了”，便牵上骡子匆匆而去，短则几天，长则几十天才风尘仆仆地回到住处，一身硝烟，一身汗湿。

1942 年 5 月大“扫荡”前的一天，你骑着马来到我身边，抚摸着我怀中抱着的女儿，缓慢地说：“荣华，这次日军‘扫荡’规模大，很残酷。你还是把孩子托到老乡家，赶快回部队去，不然你和孩子都有危险！”我听你的话这样做了，临行前对你说：“你也要多加小心啊！”你却毫不在乎地笑了： “自打从军时起，我就作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这样反而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你不要担心。”说完骑上马就走了⋯⋯

那时，每一次分别，我都笑着为你送行，笑着对你嘱咐的。你不喜欢流泪。可是这一次你走时我哭了，哭得很厉害。回为你永远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你为之奋斗的党、军队和人民，永远地离开了你热爱的我和儿女们。从今以后，除了你的名字，你的照片，你的业绩，我再也见不到你和蔼的面孔和高大的身躯了！

然而，你的形象，时时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中。这是五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的啊！

那是 1935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经过 20 多夭的苦战，胜利渡过嘉陵江，打乱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取得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但是，张国焘却坚持右倾逃跑路线，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而且借口“坚壁清野”，强令部队和省委机关在撤离时将沿途房屋和资财统统烧毁，搞得群众携儿带女无家可归。

目睹惨状，汪荣华和许多指战员都感到非常气愤。无奈，她只好跟上部队，再次踏上西去的征途。此一去，她不知何处才是归宿？红军的前途在哪里？

突然，喜讯传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就要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6 月的一天，川西小镇杂谷垴街旁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两位高大的红军战士，正在热情握手。它象征着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表达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日夜盼望中央红军到来的心情。人们都在谈论着会师的喜讯。

来了！来了！党中央派出的代表团慰问大家来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代表团的到来。整个山寨都沸腾了。

夹在欢迎队伍中的汪荣华，早就听人说过，中央红军里有个军事家叫刘伯承，他在中央红军后有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水的千钧一发之际，巧妙地从国民党县长手里弄到船只，抢占了渡口，使红军顺利地渡过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曾风趣地赞扬道：“伯承同志，你真是一条龙啊！”代表团由十几人组成，其中有两位最引人注目，一位头发斑白、颇具学

者风度；一位戴着圆框眼镜、富有军人气质。

汪荣华怀着好奇的心情询问身边的参谋陈明义。 “你不认识吗？头发斑白的是林伯渠同志，戴着眼镜的是刘伯承同志。”

陈明义回答道。

汪荣华十分激动，久已闻名的刘伯承突然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她注意观察了起来——

高高的个头，穿着与战士没有什么两佯，显得是那么的平常。但就在这平常的装束中，更透露出一个军人的威武，一个军事家的沉稳。

当刘伯承从汪荣华身边走过时，她以一个战士对具有崇高威望的红军领袖的崇敬和爱戴的心情，特别留心地看着。

这是汪荣华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全部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这时汪荣华因工作需要，已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在刘伯承的身边，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

当部队北上至阿坝地区时，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的路线，竟然打电报给党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几次电催，指出北上才是出路，但张国焘全然不听，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退却。在卓木碉，张国焘公然叛党，宣布成立伪中央，自任主席，并明目张胆地要朱德、刘伯承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朱德、刘伯承严词拒绝，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气急败坏，将刘伯承软禁了起来，并擅自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令其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教员。在斗争激烈时，刘伯承曾被批判了三天三夜，但他始终毫不妥协。经过朱德、刘伯承和指战员的斗争，加上张国焘在敌人进攻面前多次碰壁失利，他不得不被迫解散了伪中央，同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

承了。

时间过去了一年。这期间，刘伯承和汪荣华等同志经常在一起行军。在第二次过草地时，汪荣华掉队了。刘伯承看到她行走困难，要把自己的马让给她骑，汪荣华怀着感激之情谢却了，但她在首长的关怀和鼓舞下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草地的上空，照得一片片水洼闪闪发光。参谋陈明义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兴正以天作被，以草作毯，背靠背地躺着。

突然，小黄转身悄悄地对陈参谋说：“今天，我送了一封特殊的信。” “什么特殊的信呀？你快说说！”陈参谋也侧转身来，好奇地催着小黄

细说。

小黄说：“宿营后，刘总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浓墨，提笔工工整整地写起来。蝇头小字一连写了好几页纸。然后叠好，装进信封里，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一定当面交给汪荣华同志。你说，这是不是一封特殊的信？” 陈参谋接上一句：“那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

“你听我说呀。我立郎跑步送给了汪荣华同志，她拆信看完，脸都红了。” 说到这里，小黄又躺在草地上，再不吱声了。

陈参谋又问：“她回信了没有？”

小黄从鼻孔里哼着说：“没有。”说完，就呼呼入睡了。

陈明义却没有立即入睡。他非常希望汪荣华能尽快地给刘伯承总参谋长一个满意的答复。是呀，张国焘虽然被迫同意北上，但他还在想方设法排斥、打击刘伯承同志。一个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在逆境中同样也需要同志、朋友、亲人的支持和安慰啊！陈明义热切地等待着他俩之间的喜讯，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其实，刘伯承也在默默地等待着汪荣华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茫茫草地终于第二次过完了。8 月的一天，刘伯承提出了到二方面军工作的要求，张国焘勉强同意了。于是，汪荣华随同刘伯承来到了山青水秀的甘肃成县境内。

一天傍晚，彩霞满天。刘伯承的警卫员高兴地来向陈明义报喜讯：“她同意了！他俩正在那边谈心呢！”

曲子镇边的清源河畔，刘伯承和汪荣华正在河边并肩散步。

汪荣华自打接到伯承的求爱信，心情很是复杂。是激动？是幸福？是羞怯？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行军途中，她常听人讲，早年在讨袁作战中，刘伯承右眼负伤，在无麻药的情况下，接受医治，被德国大夫称为“军神”；他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指挥若定，战功卓著；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虚怀若谷，品德高尚。自己与他一年多的接触交往中，汪荣华越发感到刘伯承的诚实质朴，光明磊落。她庆幸如今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和良师，心里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安全感和可靠感。真同他结成终生伴侣，能说不是自己的幸运和幸福吗？

但是，汪荣华也有顾虑。自己仅是一个年仅 19 岁的普通农家女儿，只读

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文比程度不高，参加革命他才 5 年，东西转移，南征北战，打过仗，做过不少革命工作，但与刘伯承比较起来，不论学识和资历就都相差很远了，这能合适吗？

今天，他们第一次约会。汪荣华含着羞，把这些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朗声笑道：“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才出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一些，可以学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

散步时，他们还谈到了和张国焘的斗争。刘伯承说：“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对我是软硬兼施。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硬的时候，他可以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扬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我才不怕他那一套哩！”

汪荣华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深有感触，痛恨张国焘的阴险狠毒，称王称霸。

二人散步归来，汪荣华关切地对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还写那么小的字，多费眼啊！”

刘伯承诚恳而又风趣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你说，能不认真严肃吗？”

说完，朗声大笑了起来，汪荣华一下子红了脸。霞光与河水交相辉映。这对长征途中的革命恋人肩并肩向前走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甜蜜⋯⋯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刘伯承和汪荣华在曲子镇结婚了。

婚礼极为简朴。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没有红烛新房，只是油灯草屋。刘伯承对汪荣华深情地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永远战斗生活在一起，白头到老！”他们在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后结了婚，那幸福是特别不寻常的。

婚后不久，党中央就从陕北来电，要刘伯承去保安，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还特意派一个工兵连和一个骑兵班，朝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向，接应刘伯承。

刘伯承和汪荣华已先干部队上路了，随行的仅有很少几个人，部队在后面跟进。

有一天，突然敌机袭击而来。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扔下一枚炸弹。他们刚刚卧倒，“轰”的一声，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了。汪荣华抖掉身上的泥土，抬起头来，睁大眼睛，寻找刘伯承。透过烟尘，她发现刘伯承身上有血，急忙过去为他包扎伤口，同时叫警卫员赶快去找马和担架。

刘伯承看着汪荣华着急的样子，微笑着安慰道：“莫急嘛！负点伤有啥子要紧！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汪荣华顾不上说话，等包好刘伯承的伤口，才粗粗喘了口气，站了起来。哪知尚未立稳，她马上感觉到腿上一阵刺痛，原来她腿上也挂了花，只顾了刘伯承，自己受了伤却没觉察。

刘伯承心疼地赶忙招呼汪荣华坐下，急切地催促、协助她包扎好伤口。二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四目相视，会心地笑了起来。两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前进，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下来。后来，警卫员找到了马和担架，刘伯承上了担架，汪荣华上了马，大家又继续向前行进。

深秋季节，天气已经很凉了。连续的长途行军，使他们感到十分疲惫，他们仍然坚持着，不肯停息，盼望着早日到达目的地。数日过去了，待到工兵连和骑兵班在会宁东南找到他们的时候，刘伯承和汪荣华已可以自己缓慢步行了。

在中央再次派出的中央警卫团骑兵连的迎接和保护下，刘伯承和汪荣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大家都向这对在万里长征途中结为革命伴侣的新婚夫妇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是枪林弹雨，烽火硝烟，还是风暴雷霆，云遮雾漫，他们同欢乐，共患难。刘伯承健康的时候，他们相互勉励，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新长征的路途中继续并肩前进；当刘伯承生病时，汪荣华则怀着诚挚的感情，煎药喂饭，洗涮更衣。他们可谓“永远战斗在一

她哭了，哭得是那样悲伤。她遵照丈夫要永远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了太行山、大别山、淮海战场、南京和大西南，让他的忠魂与养育他的大地和人民，与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的地方，与长眠在那里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汪荣华欣慰地告诉丈夫──

伯承，你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无法躲避开面对着的这个难以补偿的残酷现实。虽然，你没有像以往无数次分别时那样，对我谆谆地说过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你留给我的是什么，更明白，我在送你远行的悲痛之余，应该多做些什么⋯⋯

安息吧，伯承！

——陈毅和张茜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